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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1 , Vol. 41 >Issue 12: 233 - 23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12.025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

  • HUANG Huijie ,
  • MIAO Hong , ※ ,
  • LI Shuang ,
  • WANG Yun
Expand
  •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00，Ningxia，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5-16

  Revised date: 2021-11-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3-31

Fold

Abstract

Taking 314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 as the study samples,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 by using the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the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traditional village spatial pattern is 0.364, which accords with the condensed distribution model. The overall Moran index of traditional village spatial pattern in northwest China is 0.878, which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high-density gathering area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northwest China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ree distribution areas: the junction of Qinghai Province and Gansu Province, the north and the east of Shaanxi Provinc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 is influenced by natural geography and human societ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alysis,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northwest China; traditional villages; spatial pattern; tourist resources; minority settlements; tourism development

Cite this article

HUANG Huijie , MIAO Hong , LI Shuang , WANG Yun .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12) : 233 -23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12.025

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物质形体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科学及人文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传统村落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旅游、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2]。传统村落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对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寻找新的经济生长点，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进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传统文化重建，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3]。西北地区在传统意义上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舞台，开发历史悠久，孕育了大量的传统村落[4]。传统村落作为文化振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空间格局及成因，摸清传统村落资源，鼓励有条件的传统村落发展乡村旅游，有助于促进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
传统村落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邓运元等从景观基因视角对湖南省古村镇文化特质与价值进行了分析[5]；佟玉权采用GIS方法对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异进行了探讨[6]；李伯华等对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7]；冯亚芬等对广东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8]；魏绪英对江西省传统村落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9]；马勇等通过GWR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可达性进行了探究[10]；胡最等对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的空间形态与结构特征进行了研究[11]；陈君子等嘉陵江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及成因进行了分析[12]；刘天曌等对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进行了研究[13]。从开发为主时的社区参与[14]、游客感知[15]、旅游相关利益主体[16]，到修复保护时的保护模式[17]、旅游影响[18]、村落更新[19]，成果颇为丰富。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大量的村庄和聚落面临着历史丧失和文化遗失等巨大问题和同质化、商业化带来的潜在风险。许多学者从乡村旅游和旅游资源空间的角度来探索传统村落的空间演化与旅游开发及活化等多种相关问题[20⇓⇓⇓⇓⇓⇓⇓⇓⇓-30]。
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从1960年代起就开始了研究，国外从宏观视角的区位理论、中心地理论、旅游地理系统模型等理论方法来分析旅游市场的消费导向和旅游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依据，探讨旅游资源空间结构演化理论与模型，对旅游资源空间布局与空间联系开展实证分析。国内学者一般从不同尺度运用各种计量方法来分析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如采用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Voronoi多边形变异系数以及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黄河三峡景区、武陵山区、黄河源区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23,25,27]；利用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城市旅游资源吸引力的空间结构特征[28-29]和利用旅游资源诅咒系数及ESDA分析中国旅游资源诅咒的时空分异特征[30]。
传统村落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其空间格局的散布特征和影响机制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西北地区传统村落本身在现存数量上就存在一定的劣势，加上自然生态环境恶劣，社会经济条件差，其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急迫性。加强西北地区传统村落的研究既是对其生存现状的一种思考，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传统村落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鉴于此，本文将西北地区的传统村落作为探究对象，借助ArcGIS和Google Earth等分析软件研究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空间模式、关联及密度特征和影响机制，以便为西北地区的空间格局分异特征、地区间旅游经济协作、乡村旅游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科学依据。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区域概况

中国西北地区位于73°E~111°E，31°N~48°N之间，作为中国四大地理区域之一，西北地区涵盖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陕西5个省级行政区。该地区地处我国陆地版图的西北地带，主要位于黄土高原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秦岭以北。西北地区的地形地貌呈现多种形态，因为其中包括山脉、盆地和高原。5个省的面积总和为3 11.69万km2，占到了我国土地的30%，其人口约为1亿人，约占全国的7%。作为丝绸之路的起始端，西北地区与许多邻国进行贸易，是连接非洲、亚洲和欧洲古代大陆的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大型区域，也是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之处。多种文化习俗的融合以及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导致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出现。西北地区的传统村落，多以河川水资源、土地资源为基础，在水土资源集中地区，形成规模匹配的大型集村式传统村落。内部又出现人口稠密，人均土地减少的趋势。剩余劳动力转而从事副业、二三产业劳动，加工业、商业贸易多样化发展，形成特色产业、民俗，历史悠久，传承不衰。

1.2 数据来源

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传统村落名单和中国传统村落网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http://www.chuantongcunluo.com/index.php/Home/gjml/gjml/wid/585.html），本文以西北五省区314个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其中陕西113个，甘肃54个，青海123个，宁夏6个，新疆18个。借助高德地图坐标拾取器获得上述村落的地理坐标，使用ArcGIS进行可视化处理，并添加属性。其他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的1∶400万基础地图数据库。将以上数据统一坐标，建立西北地区传统村落要素数据库，以便绘制相关图件和后续研究。

1.3 研究方法

1.3.1 最邻近指数分析

使用最接近的指标来确定传统村落的空间集中或分散趋势[5]。
R = D a D b = 1 n ∑ i = 1 n r 1 S i · 1 2 n / A
式中：n是样本点数量； D a为村落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 D b为村落理论最邻近距离；n为样本个数； r 1 S i为区域内任一点 S i到其最邻近点的距离；A为区域面积。如果R<1则意味着样本集中分布；R=1时，样本分布随机；R>1表示样本分布均匀；R=0意味着完全聚集[27-28]。

1.3.2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估算方法是一种非参数手段，用于估算差异化地理位置一组点的潜在密度，其密度与事件发生的概率关联，两者呈正相关，即越密集事件发生的概率就越高，当位于某一阈值水平的中心位置时，其密度为0[10]。
λ ̑ h S = ∑ i = 1 n 3 π h 4 1 - S - S i 2 h 2 2
式中： λ ̑ h S为核密度； S为待预测传统村落位置；h为带宽； S i是第i个传统村落位于临界值范围之内的地方；n是位于临界值范围之内的传统村落数目。

1.3.3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全局莫兰指数判断传统村落在空间上的相关性特征[9]，以局域关联指数Getis-Ord Gi*了解研究对象对应的热点区、冷点区相关空间分异情况[12]。

2 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分析

2.1 空间分布类型

运用ArcGIS中的Average Nearest Neighbor工具计算出西北地区341个传统村落的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为21.056 km，理论最邻近距离为57.759 km，西北传统村落附近的指数为0.364，Z分数为-21.531，测试的置信区间为99%。上述结论和借助ArcGIS产生的西北地区传统村落泰森多边形表明，西北地区传统村落的地理分布表现为凝聚态势，显著性较强（图1）。
图1 西北地区传统村落泰森多边形分布

Fig.1 Tyson polygon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

2.2 空间分布均衡特征

根据前文公式，结合软件ArcGIS中Spatial Statistics Tools的Spatial Autocorrelation工具对西北地区传统村落分布的相关性进行测算，结果表明，西北部传统村庄的Moran's I=0.878>0，且Z得分为1.721，通过显著性检验，西北地区各市州的传统村落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而非完全随机分布。这表明各个市州的传统村落在空间上是集聚分布的趋势，西北地区地域广阔、历史上人口稀少，主要集中分布在邻近河流、交通要道、城镇。对各市州传统村庄的分析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它们分为四类：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和冷点地区（图2）。热点区有青海省的西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定西市、天水市，占西北地区总面积的8.319%；次热点区有青海省的海东市，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兰州市、武威市、金昌市、白银市、平凉市、陇南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卫市、固原市和陕西省的榆林市，占西北地区总面积的6.708%；次冷点区有青海省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张掖市、庆阳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陕西省的延安市、铜川市、咸阳市、渭南市、西安市、宝鸡市、汉中市、商洛市、安康市，占西北地区总面积的25.201%；其余市州为冷点区，包括新疆全区和甘肃省的嘉峪关市和酒泉市，占西北地区总面积的59.771%。整体来看，西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以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为主，面积占比接近85%，热点区和次热点区面积占比较小，各个分区分布较集中，但发展极不均衡，主要是因为人口稀少，地域广阔，生态环境恶劣，传承保留下来的传统村落很少，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区都是冷点区。
图2 西北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研究热点

Fig.2 Hot spot o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

2.3 空间密度特征

在ArcGIS中，对西北地区的传统村落进行核密度分析，得到西北地区传统村落密度分布图（图3），其空间分布密度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且差异显著。第一个高密度区位于青海省与甘肃省的交界处，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五市（州）的交界区是全区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分布密度在27.81~48.06个/km2之间。第二个高密度区位于陕西省北部，以榆林市为中心，向延安市方向辐射，大多分布于黄土高原的腹地之上，密度值在12.99~27.21个/km2之间。第三个高密度区位于陕西省东部，以渭南市为核心，向铜川、咸阳和西安方向扩散，位于渭河平原，密度值在5.88~12.99个/km2之间。
图3 西北地区传统村落分布密度图

Fig.3 Density map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

3 西北地区传统村落的影响因素

3.1 自然地理因素

3.1.1 地形地貌

海拔高度影响到该地区的水温和土壤性质，高度差异化的地区的水温和土壤性质各不相同，这关系到村落的结构和耕作方式。
在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中获得西北地区的DEM数据，运用ArcGIS进行影像处理，获得高程后与西北地区传统村落进行耦合（图4）。结果表明，西北地区的大部分传统村落位于山谷、平原和低地，传统村落数量往往随着海拔高度上升而下降。而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差异显著。高山有冰川冻土，高原有森林草原，发源河流滋养绿洲。整体环境山脉连亘、荒漠连绵，地广人稀，人类聚落主要集中在内陆河冲积、洪积绿洲平原，黄土塬坡，外流河河谷盆地，河套平原，高原草甸和荒漠湖泊地区。区内局部地区从高山山脉到盆地绿洲，垂直变化可达5 000 m以上，垂直分异十分清晰，农牧交错、斑块破碎。西北地区的河谷盆地、绿洲平原、黄土塬坪、川道地区等水土资源集中地区，农业经济繁荣发展，人口稠密，形成规模匹配的大型集村式传统村落；土地破碎，坡耕、旱作山区一般只能形成散村式传统村落。该地区的气候良好，自然灾害数量少，农业环境良好，有利于传统村落的演变。图4还显示，西北五省的地形主要是山区、高原和盆地，地形复杂，多戈壁荒漠，传统村落往往处在地势变化大而复杂的地区，闭关自守，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因而更容易保留。
图4 西北地区传统村落与海拔、水文耦合

Fig.4 Coupling of altitude and hydrolog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

3.1.2 河流水系

人类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河流的关系密不可分，一个地区的河流分布情况直接影响了聚落的分布情况，而在传统文化中，古建筑大多依山傍水，河流作为重要的运输要道和文化走廊，直接影响着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与态势。西北地区地处内陆，但水系发达，内流河众多，主要的河流包括伊犁河、额尔齐斯河、渭河以及长江和黄河的上游。由图4可知，中国西北传统村落通常都处在河谷中，地形平且土壤条件好，植被茂密，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以看出，青海、甘肃和陕西的传统村落大多集中在河边，并沿河散布；新疆传统村落大多处在绿洲，少见沿河分布，这是其特定地形的作用。顺着江河分布的传统村落，其农业环境较好，因而获得了更好的存续和发展的机会。

3.1.3 气候条件

传统村落的景观布局和物质保存在一定程度上受气候条件影响。西北地区地处内陆，远离海洋，气候十分干旱，降水和气温成为影响聚落分布的重要因素。将西北传统村落与西北地区2015年气温和降水栅格数据进行叠加耦合，可以看出，传统村落主要位于气温和雨量合适的地带（图5、图6）。低气温地区主要是山区，植被覆盖，使人们难以生存和生产，传统村落也不太常见；适合居住的气温较高地区，农业发展便利，通常是传统村落中最常见的地区；在气温较高的地区，经济活动增加，城市化速度加快，传统村落分布不太广。大多数传统村落集中在东南部，该区域雨量充沛，植被繁茂，生态优美。与干燥的沙漠、戈壁地区相比，生活环境适合村庄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减少风沙的侵害有助于维持村落的存续与发展。
图5 西北地区降水量与传统村落耦合

Fig.5 Coupling of precipitation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图6 西北地区气温与传统村落耦合

Fig.6 Distribution of temperature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

3.2 人文社会因素

3.2.1 交通条件

西北地区多山地和戈壁荒漠地貌，地势高，气候较为恶劣，相比于国内东南部等经济发达地区，交通区位条件较为落后。本文将西北地区各市州路网的密度作为衡量交通发展程度的指标，并将其与西北地区传统村落数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两者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0.67）。同时将西北地区传统村落与公路进行耦合，并作缓冲区分析（图7）。结果显示，仅有不到20%的传统村落分布在主要公路两侧20 km以内，由此看出，传统村落分布较多的地区，由于地势险峻和复杂，交通运输条件相对落后，对外联络少，不太容易受到外部文化作用，因此文化环境得以维持。就算在该地区迅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农村旅游和民间文化得到了促进，偏远地区的部分传统村落基于交通限制而不太发达，传统村落景观和民间文化在滞后的交通状况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图7 西北地区公路网络与传统村落耦合

Fig.7 Distribution of highway network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

3.2.2 城市中心

传统村落分布也受到了地理位置影响，距离行政中心的远近决定了城市化对其作用的大小，距离远作用小，更加适合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借助ArcGIS，对西北地区行政中心的缓冲地带进行评估，以获得关于传统村落与相邻最近的中心城市的关联。从图8中可以看出，在30 km半径范围内的缓冲地区，找不到传统村落的踪影。一般而言，由于传统村落远离城市中心，受其影响弱，城市化程度低，因此很容易保存传统村落的地貌景观和文化，却对其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困难。
图8 西北地区行政中心与传统村落耦合

Fig.8 Coupling of northwest territories administrative center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3.2.3 历史文化

西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是中原文化西去，西域、西方文化东来，藏蒙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西北地区内部既有相对独立的中原文化、藏蒙文化、穆斯林文化的文化亚区，又有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过渡区。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平定右匈奴，华夏文明开始对西域诸国，乃至中亚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丝绸之路通商，西方、西亚、南亚的宗教、文化、艺术接踵而来。西北文化区佛教、伊斯兰教文化传播传承，并本土化发展，保留了大量宗教遗迹和文化景观。隋唐之后，西北文化区民族变迁频繁，农耕衰退，吐蕃、突厥、鲜卑、契丹、西夏、蒙古等游牧民族繁衍生息，游牧文化繁荣强盛。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一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地方政权风云变幻的地区。但中原文化影响始终存在，并持续发展。明代开发河西走廊，沿长城至嘉峪关，大量移民垦殖，中原文化再次在西北地区开始了持续六百年的文化发展和扩散。传统的西北部游牧文化区的农业经济规模逐渐超过畜牧经济，并形成了稳定的传统农业和中原文化亚区。
清初时期，平定准噶尔蒙古、大小和卓叛乱以后，蒙古族统治退出新疆和青藏高原，新疆地区伊斯兰文化发展，藏传佛教神权政治统治藏区。清末民初，河湟谷地、宁夏平原回族兴起，以“大分散、小聚居”形式与其它民族杂居。新中国成立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大型村落剩余劳动力密集，人均土地少，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高。村落留守居民中老人、妇女、儿童居多。散村边缘地区居民搬迁欲望强烈，许多居民举家搬迁到就近大型村落，或进城务工改变家庭生计。基本形成西北地区各民族分布格局与现状。这为西北地区传统村落的产生与保存提供了条件，也对其景观特征和文化传承产生了重要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运用最邻近指数、变异系数、核密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GIS空间分析和数理分析方法，研究了西北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①西北地区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散布在广阔地域上，密度低，且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传统村落分布热点区有青海省的西宁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定西市、天水市，其余部分主要由次冷点地区和冷点地区组成。②西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结构分异特征明显，高密度区主要集中于三个区域：青海省与甘肃省的交界处，该区域属于单核心的集中分布区；陕西省北部，该区域属于单核心的不均衡分布区；陕西省东部，该区域属于传统村落密度较高的均衡分布区。③西北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是由于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因素的相互影响而形成的。

4.2 西北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建议

①加大古村落调查认定工作。西北地区传统村落地域和民族特色显著，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有些已经荒废甚至消失。文物考古部门可以加大勘查，发现、复原传统村落遗址，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地，进行保护与旅游开发。对现有村落具有较高保护传承价值的，可以认定为传统村落，并对原貌、文化进行整理保护。
②加大宣传力度，提升保护意识。广泛宣传保存和发展传统村落的好处，为村民提供参与机会，分享利益，强调所有权和分享利益。调动村民的思想，尽可能保留新房屋的传统外观，防止任意改动和改建旧建筑物，为传统村落提取文化资源并宣传其特有的文化品牌，促进其发展，以增强文化氛围。通过各种纸媒和新媒体如门户网站、微博、抖音及快手短视频等渠道，加强保护传统村落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和立法的宣传，并发布保护传统村落的先进范例，努力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达到保护传统村落及其发展的目标。
③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发展传统的乡村旅游的框架内，传统的住宅、外观、文化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都必须得到保护。未经有关部门充分论证和审批，不能就无法修复的历史遗存进行改动，如住房、道路、桥梁等。通过创造以人为主导的财富观念和发展新的农村旅游模式，将食品、住房、旅行、游泳和娱乐等旅游要素结合起来，辅助年轻人和回乡经营者开展创新创业。
④抓住机遇，协同整合各方资源，进行适度旅游开发，以提高百姓收入。对传统村落结合其原有特色，以旅游为龙头，发展“一村一品”，着力扶持地理标志产品，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扩大生产链，促进商业销售，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高产品附加值。让当地村民参与劳动，发展娱乐性农业和农村旅游，支持建立旅游单元，如旅游模式区、舒适村庄、绿色农业园区、娱乐农场，开发“高档”水果、采摘农活体验、公路自行车赛等。借助“旅游+山水田园+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特色餐饮”“旅游+民族风情+民俗体验+特色农业”“旅游+特色风情小镇+非遗传承+特色民宿”等手段，发展休闲农业和农村旅游，将旅游纳入其他行业，发展村落的传统旅游资源，并为当地村民创造收入。
⑤借助互联网技术，发展传统村落的“智慧旅游”，开设网站、微信公众号及短视频账号等，把美丽的风景、丰富的历史文化搬上互联网，发展网络智慧旅游，宣传推介西北地区传统村落，吸引广大游客与网民关注。线上线下相结合、文化与市场相结合，推介传统村落实地体验游，推介旅游农产品，发展经济，提高农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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