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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12: 205 - 21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12.022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ourism Response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 LIU Jin , 1, 2 ,
  • LENG Zhiming , ※ ,
  • LIU Jianping 3 ,
  • XIAO Huijun 2 ,
  • YIN Yicheng 4 ,
  • CHEN Yong 2
Expand
  • 1. Business School，Jishou University，Jishou 416000，Hunan，China
  • 2. College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Industry，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Yongzhou 425199，Hunan，China
  • 3. Business School，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0，Hunan，China
  • 4.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2-26

  Revised date: 2021-09-27

  Online published: 2025-03-31

Fold

Abstract

Th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s are the essenc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ulture,with obvious local characteristics,which can 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 degree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the region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GIS,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ina,analyzes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clustering region and provincia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in order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ourism,and provides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economy.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National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NIAHS) in China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it has the most differences in Zhejiang Province,followed by Sichuan,Hunan,Yunnan,Jiangsu,Jiangxi and Shandong. 2)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 in China presents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which is higher in the south than in the north. 3) The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in China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distribution and mainly distributed in southern provinces before 2015 which are mainly Zhejiang,Jiangsu,Jiangxi,Hunan,Yunnan and Sichuan. 4)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s and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farming culture; tourism response;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 national cultural park;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Cite this article

LIU Jin , LENG Zhiming , LIU Jianping , XIAO Huijun , YIN Yicheng , CHEN Yong .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ourism Response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12) : 205 -21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12.022

200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项目，旨在促进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区域发展建设。200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启动第一批GIAHS保护试点工作。我国积极响应并迅速行动，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功入选全球首批GIAHS保护试点项目。经过十余年的宣传、推广和执行，GIAHS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正是源于GIAHS项目的执行。2012年，我国率先开展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ational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NIAHS）发掘和保护工作，制定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对农业文化遗产管理机制和发展路径进行了有益探索。2013年5月，农业部认定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等19个传统农业系统为我国首批NIAHS项目。2015年8月，农业部发布第2283号公告，《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正式实施。2016年，我国建立了GIAHS预备名单，从而形成了China-NIAHS—中国GIAHS预备名单—GIAHS的完整体系。同年，“农业文化遗产普查”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我国由此开启了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热潮。2018年，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宣传推介成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中最为热门活动之一。2021年，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特色减贫模式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
随着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发展方式正悄然发生变化，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对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可恢复生态系统和传承高价值传统知识和文化活动具有重要作用[1]。发掘和保护好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农村环境改善、乡村旅游发展、农业科技开发等方面都有示范性和带动性作用。深入把握农业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规律，科学规划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对加快推进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保护性旅游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文献回顾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006—2020年的文献数据，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等方法，力图较为系统地梳理当前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现状、前沿和热点问题。截至2020年12月31日，以“农业文化遗产”为篇名在CNKI共检索到1 189篇相关论文。其中学术期刊论文906篇，研究生学位论文47篇。从发文时间上看，研究呈现逐步上升趋势。2006—2011年，仅有143篇相关文献。2012年之后相关研究文献数达1 046篇，占全部研究文献比例的87.97%。其中2014年出现第一个研究高峰，文献总量131篇；2016年达到峰值147篇，此后发文量趋于平稳态势（图1）。
图1 2006—2020年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研究文献趋势

Fig.1 Trend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0

随着农业文化遗产关注度逐步提升，旅游发展成为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有效手段，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闵庆文等全面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初步设计了基于城市近郊、知名旅游线路或风景名胜区的三种旅游开发模式[2]。常旭等较早提出生态旅游是有效进行农业文化遗产地开发与保护的最佳选择[3]。孙业红等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本质上是一种遗产旅游形式，旅游开发时需要特别注意其脆弱性、敏感性和复合性等特征[4]。王德刚等研究发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以产业融合为手段、以发展旅游为主导方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5]。张爱平等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实践中需充分重视对传统农业生计的影响，积极发挥旅游在保障传统生计、提升生计输出等方面的正向作用[6]。王付等则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文化结构及其旅游功能的交互影响，促进了人与农业文化遗产的协同进化[7]。王英等提出建立和完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体系对深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独特价值[8]。李江敏等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活化最根本立足点在于游客体验[9]。
可以看出，当前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主要呈现为三个阶段：前期研究（2006—2011年），发文量仅143篇，主要从旅游、文化、资源科学、农业基础科学及法律机制等方面对农业文化遗产开展研究[10⇓⇓-13]。中期研究（2012—2016年），发文量515篇，主要集中在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功能、动态保护、本土价值、可持续发展价值、旅游开发模式及经济影响等方面[14⇓⇓-17]。近期研究（2017—2020年），发文量532篇，主要集中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度、生计方式、利益联结机制和学科体系建设等方面，较为明显体现出定量化研究的趋势[18⇓-20]。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有关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基于资源科学、旅游开发或文化价值等方面，研究的空间尺度大多局限为个案或区县等中微观层面，缺乏从宏观层面对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而涉及到可持续性发展体制机制、动态保护范式等方面研究也稍显薄弱，并未形成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鉴于此，本文对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梳理，依据其成因和现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空间密度分析刻画GIAHS和NIAHS的空间分布状况和集散特征，并运用空间数据探测等方法辨识影响其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以期为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空间布局的优化和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根据《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等相关文件规定，本研究中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包括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GIAHS项目和我国农业农村部认定NIAHS项目。本文以2013年5月9日《农业部关于公布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2014年5月29日《农业部关于公布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2015年10月10日《农业部关于公布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2017年7月3日《农业部关于公布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2019年12月31日《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公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 http://www.moa.gov.cn/）公布的有关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为依据，整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http://www.fao.org/giahs/zh/）的相关资料，获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15项（其中1项涉及4个省级行政区），国家级118项（含全球级），共计133项。研究采用ArcGIS空间分析、EXCEL等统计数据分析手段，主要包括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省域空间分布分析、密度分析等。信息采集和空间分析的工作底图是2019年中国地图出版社的《中国地图》，数据入库及空间分析通过ArcGIS完成。基础底图的图层信息包含行政区划层（包含面状、线状、点状数据）。

2.2 研究方法

①数据统计分析。运用EXCEL分析软件对CNKI数据库农业文化遗产的相关文献进行数理统计分析。通过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官方网站上查询GIAHS项目名录和NIAHS项目名录等相关资料，统计并整理出我国全球级和国家级两类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名称、地域分布和认定时间顺序等。由于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涉及面广、系统性强，较难将单一农业文化遗产划分为特定类型，此次研究中不做类型阶梯分布分析。
②空间密度分析。GIS空间密度分析法是在概率论中估计未知的密度函数，主要检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密度分析方法。根据输入的样本数据计算表征区域内数据集聚程度，从而产生一个连续的密度表面，核密度值越高，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请地的分布密度越大[21]。本研究借助ArcGIS平台，对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采用核函数密度分析法进行密度分析实现对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形态的分析。
③空间数据探查。本研究采用的工作底图的图层信息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空间信息均为矢量数据，运用矢量数据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分析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格局，包括全国范围分布状况、省域范围分布格局、不同批次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状况等。

3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

3.1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及聚集区

3.1.1 核密度分析

以我国GIAHS和NIAHS申请地作为点状数据，利用ArcGIS中的“平均最近邻”方法分别计算GIAHS和NIAHS最近邻指数。通过“核密度估计”分析，形成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区域核密度分布图2。
图2 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的核密度分布

Fig.2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GIAHS&NIAHS in China

①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区域分布层面呈相对均匀分布状态，仅形成了1个密集区和1个带状区域。其中密集区分布在杭州湾附近的杭州市、绍兴市，为浙东丘陵山地和浙北平原的交错带。1个带状区域，即以中低山及丘陵形成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密集地，以福建尤溪联合梯田和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为主要代表。云南、江西两省均有2个GIAHS项目，但从地理上来看尚未形成密集带。
②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地势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所处第一阶梯的青海、西藏没有项目入选。而在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所在区域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其中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区域（如浙江、江苏、江西）数量较为集中而形成极核区；四川盆地、云南高原山地平均分布且数量较多而形成高度密集区。相对于黄土高原地区的陕西、甘肃，山西省NIAHS项目明显偏少；另外黑龙江、吉林、湖北、河南、广东四省NIAHS项目也普遍偏少。这说明部分省份对农业文化遗产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即这些区域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潜力较大。

3.1.2 行政省域空间分布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建设运动正式启动，旅游将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发展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其数量多寡和等级高低很大程度上将成为旅游消费者的重要决策依据。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已经成为旅游目的地核心吸引力的一个衡量指标。可以说，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数量的集聚既体现其在城市空间中的空间分布意义又体现集聚经济意义[22]。本文运用ArcGIS软件，对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数量未统计）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NIAHS）进行数据分析，分别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省域空间分布状况图（图3）。我国省级行政区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根据我国GIAHS和NIAHS分布现状，全球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项及以上的，确定为GIAHS项目富集区，仅含1项的为GIAHS项目一般区，其他则为匮乏区；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5项及以上的，确定为NIAHS项目富集区，3~5项之间的为NIAHS项目一般区，低于3项的则为匮乏区。GIAHS项目分布上，浙江、福建、云南、湖南、江西等省级行政区属于全球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富集区；江苏、河北、山东、甘肃、贵州、内蒙古、陕西、广西等省份为全球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般区；而四川、安徽、辽宁、新疆、广东、河南、吉林、宁夏、重庆、北京、海南、黑龙江、湖北、天津、山西、上海、青海、西藏等省份为全球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匮乏区。NIAHS项目分布上，浙江、四川、湖南、云南、江苏、江西、河北和山东等省份属于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富集区；安徽、福建、甘肃、广西、贵州、辽宁、内蒙古、陕西、新疆、广东、河南、吉林、宁夏和重庆等省份为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般区；而北京、海南、黑龙江、湖北、天津、山西、上海、青海、西藏等省份为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匮乏区。此外，我国GIAHS和NIAHS在部分省际交界处呈现出线性分布状态，京津冀省际交界带、苏浙沪省际交界带、浙皖赣省际交界带和武陵山片区的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十分密集，晋南豫北省际交界处以及川渝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数量较为密集。
图3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省域空间分布

Fig.3 Provinci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s in China

3.2 GIAHS和NIAHS项目多批次分布特征

我国农业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作为世界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我国国土面积的广阔性和民族生计的多样性造就了多元文化与生态环境共存，在世界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农业文化遗产。目前，我国拥有世界最多的GIAHS项目，在8个批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中斩获15项；同时我国也是全球第一个开展NIAHS项目的国家，累计开展的5个批次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认定NIAHS项目118个。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我国8批次NIAHS、5批次GIAHS项目在空间分布上不尽相同。
①我国GIAHS项目分布主要存在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和处于山地和丘陵的少数民族地区数量占据明显优势，如浙江3项、福建2项、云南2项和江西2项。2010—2012年以民族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为主，如云南红河哈尼稻作系统、普洱茶园和茶文化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和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等；2013—2017年则以沿海发达城市的农业文化遗产为主；如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福建福州茉莉花和茶文化系统、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等。
②我国第一、二批NIAHS项目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沿海发达城市，以2005—2012年已入选GIAHS项目和2013年后GIAHS备选项目为主。
③我国第三、四、五批NIAHS项目主要分布在以黄河水系、长江水系、珠江水系、松花江水系沿线平原或盆地为主，如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等地。此外，武陵山脉沿线区域入选相对较多；所处第三阶梯沿海地区入选集聚度明显。

3.3 农业文化遗产分布特征成因分析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我国农业起源多元化，除了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稻作农业和以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外，还存在以种植块茎类农作物为特点的华南地区原始农业[23]。农业文化遗产正是各族劳动人民在多元化的农业发展中、在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区域内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的结果，凝聚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智慧结晶。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核密度分布、省际分布和时序空间分布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异性，都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关系。从区域分布来看，传统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占据主体地位，从北方到南方各个省市对这类农业文化遗产挖掘较为充分，形成了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和中国南方稻作梯田系统的GIAHS项目群以及以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农业系统、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湖南新晃侗藏红米种植系统、云南广南八宝稻作生态系统、云南剑川稻麦复种系统等30余个为代表NIAHS项目群。我国历史上战乱频繁，尤其是衣冠南渡后北方中原地区居民迫于生计大量迁徙南方，人口的流动加速了南方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南方农耕文化的发展。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含江西崇义、福建尤溪、湖南新化、广西龙胜等梯田）便是最好的实证。此外，复杂的地貌环境、气候变化、动植物生长等因素也决定了区域农业文化遗产的丰度。农业文化遗产就高度聚集在水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和文化多元的民族地区，在江浙沿海一带形成了极核区，在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区形成了高度密集区。
图4 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资源时序空间格局

Fig.4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of GIAHS & NIAHS in China

文化与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伴随农业经济发展形成的核心地域，那些农耕文化底蕴较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文化遗产意识相对要强，农业文化遗产的分布集聚性明显。如浙江在GIAHS和NIAHS项目上都占据全国第一，江苏、山东、福建等省份也相对较多。另一方面，随着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形成的核心地域，那些农耕文化底蕴较强，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区域，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也较为突出，农业文化遗产的分布集聚性也比较明显。如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和新疆的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数量都在4项以上。广东、河南、吉林、宁夏、重庆、北京、海南、黑龙江、湖北、天津、山西、上海、青海、西藏等省级行政区为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匮乏区。究其原因，北京、天津、宁夏、海南、重庆、上海陆地面积较小，而青海、西藏地处第一阶梯，受限于自然环境，没有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入选；山西、黑龙江、吉林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受传统经济思维禁锢，产业转型升级中疏于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列入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目较少。广东、河南、湖北三省在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上投入不足，保护意识有所欠缺或认识不足，也导致列入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目较少。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时序格局分布，从侧面反映了农耕文明的演进历程与经济社会发展是同步的。农耕发展一般受限于水源，南稻北粟构成了我国农耕文明的基本格局。于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就成为我国农耕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其流经省份GIAHS项目和NIAHS项目数量众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完成南移。GIAHS项目大部分都集聚在南方地区如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和云南。NIAHS项目总量排前六的省份也均为南方地区，如浙江12项，四川8项，湖南7项，云南7项、江苏6项和江西6项。

4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分布与旅游发展的相关性

前文分析了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NIAHS）的行政省域分布及时序空间分布特征等方面，详细梳理了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禀赋情况，可以发现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富集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迅猛。为了揭示其中的关联性，本文以2019年我国省级行政区的旅游相关数据为基础，结合GIAHS和NIAHS的省域空间分布，对纳入统计范畴的28个省级行政区2019年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游客人数和A级景区等数据（表1）与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SPSS回归分析（表2），得出：Sig.=0<0.05。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与相关旅游因素之间系数检验显著，说明自变量（GIAHS、NIAHS数量）能够科学预测其他因变量（旅游收入、人数等）的变异。我国GIAHS数量与国内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等回归分析中，R2分别为0.987和0.99；NIAHS项目分析上，R2分别为0.948和0.946。这些数据表明回归方程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高，双方拟合度高。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GIAHS和NIAHS）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NIAHS）与国际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等回归分析中，显示R2均在0.87以上，表明回归方程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较高。进一步说明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对于入境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是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宝贵遗产资源。因此，在开拓入境旅游市场时要加大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国际宣传力度，充分展示农业遗产文化独特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资源优势，进一步吸引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游客，真正提升我国入境旅游品质，从而推动我国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
表1 2019年我国各省市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旅游相关数据

Tab.1 Data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s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2019)

省区
名称		 旅游总
收入
（亿元）		 国内旅
游人数
（万人次）		 国内旅
游收入
（亿元）		 入境游
客人数
（万人次）		 入境旅游
外汇收入
（万美元）		 全球级
农业文化遗产数量（项）		 国家级
农业文化遗产数量（项）
安徽 8 525.60 82 000.00 8 291.50 655.80 339 000 0 4
北京 6 224.60 31 800.00 5 866.20 376.90 519 000 0 2
福建 8 101.21 52 697.08 7 393.00 958.20 1 024 300 2 4
甘肃 2 676.60 37 000.00 2 676.00 19.82 5 905 1 4
广东 15 155.70 49 400.00 13 700.00 3 771.38 2 050 200 0 3
广西 10 241.44 87 000.00 9 998.82 623.96 351 100 1 4
贵州 12 318.86 113 365.00 12 296.03 161.31 34 503 1 4
海南 1 057.80 8 167.61 991.81 143.59 97 237 0 2
河北 9 313.40 78 000.00 9 248.70 187.90 94 000 1 5
河南 9 603.01 89 803.00 9 5170 351.47 130 401 0 3
黑龙江 2 683.80 21 554.50 2 640.20 110.70 66 061 0 2
湖北 6 927.38 60 143.70 6 743.99 450.02 265 416 0 2
湖南 9 762.00 82 687.20 9 613.37 476.00 225 087 1 7
吉林 4 920.38 24 696.43 4 877.89 136.58 61 500 0 3
江苏 1 4321.60 88 000.00 13 902.20 399.50 474 000 1 6
江西 9 654.12 79 078.30 9 596.70 197.20 87 000 2 6
辽宁 6 222.80 63 875.60 6 102.70 294.10 174 000 0 4
内蒙古 4 651.50 19 316.70 4 558.50 195.80 134 000 1 4
宁夏 340.03 3 998.45 335.56 12.57 6 477.73 0 3
山东 11 087.30 93 405.08 10 862.03 404.22 341 314 1 5
山西 8026.90 83 390.00 7 999.35 76.22 40 995 0 1
陕西 7 211.59 70 248.78 6 978.87 465.72 336 800 1 4
四川 1 1594.32 75 100.00 11 454.50 414.78 202 000 0 8
天津 4 313.27 24 479.00 4 235.22 189.77 118 254 0 2
新疆 3 632.60 21 120.76 3 593.50 178.780 58 600 0 4
云南 11 035.20 79 977.80 10 679.51 1 484.90 508 621 2 7
浙江 10 911.00 72 000.00 10 726.70 467.10 267 000 3 12
重庆 5 739.07 65 296.69 5 564.61 411.34 252 500 0 3

注：1.资料来源于2019年各省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和2020年各省市统计年鉴及文旅厅官网数据的整理。2.港澳台数据未纳入统计；剔除了没有NIAHS项目的上海、青海和西藏等3个省级行政区。此外，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包括江西、福建、湖南和广西，统计四省GIAHS项目时分别增加1个。

表2 全国各省市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旅游回归分析

Tab.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NIAHS and tourism in Chinese provinces

类型 旅游
总收入		 国内
旅游人数		 国内
旅游收入		 入境
游客人数		 入境旅游
外汇收入		 旅游
资源丰度
NIAHS Sig. 0 0 0 0 0 0
R2 0.990 0.987 0.990 0.915 0.922 0.989
GIAHS Sig. 0 0 0 0 0 0
R2 0.949 0.948 0.946 0.874 0.886 0.945
可以发现，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农业文化遗产富集的区域在旅游开发中具有独特的战略优势，有效开发或综合利用后可以成为星级乡村旅游区（点）、重点乡村旅游村（镇）、旅游休闲度假区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对于丰富国内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具有战略意义。依托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开拓旅游市场已成为新时代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ArcGIS空间密度分析、空间数据探测等方法对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时序格局分布等特征进行研究，并尝试探讨省级行政区GIAHS和NIAHS数量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
①我国NIAHS项目空间分布差异化特征明显。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类型多样且挖掘较为充分；晋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后备资源优势明显；山西、黑龙江、吉林、广东、河南、湖北等省份在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上投入不足，保护意识有所欠缺或认识不足，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需进一步保护和挖掘。
②我国GIAHS项目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空间格局。而我国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在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所在省域层面呈集聚型分布特征，形成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和带状区域的主要分布现状。
③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GIAHS和NIAHS）在时序分布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无论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5年以前的批次主要以南方省份为主，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云南和四川等6个省份。2016年之后批次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其分布地域变化明显。
④纳入统计分析的28个省级行政区GIAHS和NIAHS项目分布与旅游产业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农业文化遗产富集区如浙江、四川等，其旅游业发展速度较快，发展质量更高；农业文化遗产匮乏区如山西、吉林等，其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有待提升。

5.2 政策启示

由于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启动时间不长，目前GIAHS和NIAHS项目总样本相对较少，代表性有所欠缺，部分省份可能还存在人为干扰等因素，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偶然性。但从整体上看，此次分析结论还是具有一定学术意义和政策咨询价值。
①建议编制农业文化遗产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科学划定功能分区，实施差异化保护管理。保护意识偏弱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如山西、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建议由县级以上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强化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如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建议进一步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积极探索农耕文化研学、农业遗产旅游等多元化活化利用模式，提升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社会关注度。
②建议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资金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科学统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经济属性和公益属性。中央财政资金应逐步向农业文化遗产较为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如四川、湖南、云南和江西等省份倾斜。鼓励有条件的省份如浙江、江苏等省份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多元化投融资试点。
③建议公益属性较强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依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运营进行科学开发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其重要意义在于传统技术智慧的发掘、区域生态功能的恢复和民族文化的保护，这一点与国家文化公园设定目标不谋而合。“十四五”规划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四大国家文化公园，涉及省份与农业文化遗产地重合度高。积极统筹好农业文化遗产地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运营，可以有效提升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发展韧性。
④建议开展省际跨区域合作，探索线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试点。目前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很大一部分在省域边界上呈现线状分布，较为突出的有京津冀省际交界区、苏浙沪省际交界区、浙皖赣省际交界区和武陵山区等。政府部门通过开展线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建设试点，适度开发特色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线路，实现跨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无缝连接，必将有效带动跨省交界区域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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