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 Identification of Village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Its Revitalization Countermeasures:Take Fenghuang County,Hunan as an Example

  • ZENG Can , 1 ,
  • LI Bohua , ,
  • LI Cuifei 2 ,
  • LEI Xiangyi 3 ,
  • DOU Yind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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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Scienc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 2. College of Geography & Tourism,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Hengyang 421002,Hunan,China
  • 3. Hunan Architectural Design Institute Co.,Ltd,Changsha 410000,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6-16

  Revised date: 2021-10-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3-31

Abstract

A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village planning within the county (city) region,the type identification of village development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and its revitalization. The village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is inadequate and unbalanced,so 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classify the development types of villages in order to better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is paper,a model for identifying the type of village development is constructed,and 261 villages in Fenghuang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 are identif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he types of villages are divided into five classifications and eight forms. 2) The villages are mainly the gathering-upgrading type and the renovation type. 3) The villages of Fenghuang County are mainly at the levels of low restriction,low and medium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e low development potential leads to that the gathering-upgrading villages show flaky-shape distribution and near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road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in Fenghuang County an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illage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lanning priorities and revitalization measures for various villages,accurately promotes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planning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ite this article

ZENG Can , LI Bohua , LI Cuifei , LEI Xiangyi , DOU Yindi . Type Identification of Village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Its Revitalization Countermeasures:Take Fenghuang County,Hunan as an Exampl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12) : 167 -17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12.018

乡村是农耕文明的载体,是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1],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差距明显,农业和乡村的价值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从根本上调整城乡关系,解决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地域、产业、就业、社会等发生了显著变化[3],科学识别村庄发展类型、充分了解村庄发展潜力及限制条件,进而明确各类村庄的规划与具体措施,有利于跳脱出传统乡镇为单元的村庄布局规划思维,从县域层面统筹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4-5]。我国乡村地域类型复杂多样,从社会经济来看,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等,欠发达地区“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特征明显,该地区的农村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6]。乡村振兴并不是对现存所有村庄振兴,而是有的放矢进行扶持发展,根据不同村庄的主导类型和限制因素进行分类施策,将有限的财力、物力资源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才能更具有针对性地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7]。因此,推进欠发达地区的村庄类型识别有利于准确定位村庄发展方向,是精准扶贫的关键所在。
国外对乡村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相对起步较早,如美国的“新城镇建设”、日本的“农村振兴运动”、韩国的“新村运动”等,主要集中在乡村发展的主体、理论、要素等方面[8-10]。乡村振兴,规划先行,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认识、具体实施路径、关键点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与讨论[11-12]。村庄分类是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基础工作,学术界对村庄类型划分做了相关探究,在识别体系方面:有从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四方面分级分类识别,划分出5种主导类型[13];也有按“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并结合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14];还有通过建立村庄分类模型,从村庄特色、村民生存、发展建设、城村联系、村庄功能五个维度进行村庄类型识别[15]。在国家明确村庄划分类型之前,有通过乡村发展潜力评估结果和地缘特征划分村庄类型[16];也有从乡村发展潜力评估结果叠加三类空间(生态、农业、城镇)划分[17],还有从规划建设[18]、经济发展水平[19]等方面进行村庄分类。在研究地域方面:从区域的角度(苏北[20]、苏中[21]、西北[13])探讨乡村格局特征与类型划分;从农牧交错带[22]、都市近郊区[23]等特殊地域空间识别村庄发展类型,助力乡村空间重构和乡村振兴规划。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有综合指数法[24]、力学平衡法[25]、地理加权回归[26]、K-均值聚类法[27]等。在实践层面:地方政府就村庄分类开展了较多工作,湖南、江苏、广东、福建等部分省级政府出台了有关村庄分类与布局的指导意见,济南、云阳、广州等部分市县级政府已按照现有标准对其县域内的村庄分类进行了初步探索。
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为村庄发展类型划分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为村庄规划编制与建设提供了指引。但仍存在不足,国家政策层面对于如何进行村庄分类,缺乏较为明确的说明或标准;已有的分类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及最新文件的要求不尽一致。大多数研究均是以某一地区为案例,我国农村千差万别,极为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村庄发展起点不一样,不能采用统一的分类方法和标准。基于此,本文根据国家有关规划、文件要求,结合已有理论研究成果和分类方案,并以湖南欠发达地区的凤凰县为例进行村庄发展类型识别并提出相应规划对策,助力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湖南欠发达地区村庄精准脱贫与振兴。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湘西地区是典型的“老、少、边、山、库、穷”地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先行先试地区,是湖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省开发重点地区和扶贫攻坚主战场。凤凰县位于湘西南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全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县,下辖13个镇、4个乡,261个行政村,20个社区(图1),其中社区因纳入城镇开发边界,不在村庄类型识别范围内。近年来,借助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的政策与优势,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制定出台了《凤凰县2018年乡村旅游脱贫工程实施方案》《凤凰县乡村旅游脱贫扶持奖励办法》,做好旅游与农业融合发展工作,使部分村庄实现了脱贫,凤凰县作为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对其村庄类型进行科学把脉,有利于精准治理与规划,缓解区域贫困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图1 调研点区位

Fig.1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sites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收集了凤凰县遥感影像图,2019年湖南省路网数据,2019年凤凰县双评价、生态保护红线、现状建设用地、模拟城镇开发边界等矢量数据;凤凰县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村庄名录等文字数据;凤凰县各村2019年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数、经济收入等社会经济数据。其中矢量数据、文字数据均由凤凰县自然资源局规划信息中心提供,社会经济数据均来源于2019年各村庄实地调查数据。在本文的村庄发展类型初判因子与修正因子中,社会经济数据主要包括人口规模J2(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经济发展水平J3(村民人均年收入)、公共服务设施覆盖水平J5(主要公共设施)。J2、J3、J5数据获取分两种情况进行,对调研时已编村庄规划的97个村庄或正在编制的139个村庄,根据乡镇提供的规划成果或通过乡镇对接相关编制单位获得;对于暂未开始编制规划的25个村庄,人口规模J2(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公共服务设施覆盖水平J5(主要公共设施)通过村支两委访谈与实地考察获取,经济发展水平J3(村民人均年收入)结合村支两委访谈与问卷分析综合获得,其中,问卷数量分别以每村户籍人口30%发放,户籍人口30%的问卷发放量是湖南省村庄规划编制中村民调研问卷发放的下限,需要说明的是J3只是村庄调研问卷中的一项指标,村民人均年收入J3以每村有效问卷中家庭人均年收入的累积相加/每村有效问卷数获得。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借助ArcGIS10.5软件,对各类数据进行空间展示,并利用其空间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点距离分析等功能分析交通距离、公共服务设施覆盖等内容。

2 村庄发展类型识别体系

2.1 村庄发展类型理论分析

“点—轴”理论[28]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29]等认为乡村地域系统具有地域性、动态性,不同区域差异巨大,且随时间发生演化和转型,呈现出散点分布(低效均衡发展)、极化发展、集聚发展以及城乡交互融合发展等不同阶段。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明显,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在同一时期呈现(图2)。刘彦随提出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和极化发展战略,构建乡村振兴多级目标体系,从空间层面出发,科学识别乡村发展类型,从而确定乡村振兴极,并根据村庄发展条件与规模提出振兴对策[2]。当前,乡村建设与振兴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乡村转型的主题之一,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中央五部委制定的《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的意见》中要求明确村庄分类,科学制定国土空间规划,特别是“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根据村庄的发展现状、资源禀赋等按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对村庄进行分类[30]。在结合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特征及乡村振兴要求分类施策的基础上,总结出村庄发展的五种类型模式,即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型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基础整治类。
图2 村庄类型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关系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types and the evolution of rural regional system

①集聚提升类村庄。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农业资源及地理区位优势明显的村庄开始极化发展,该部分村庄对周边村庄的辐射带动和服务水平越渐增强。随着节点村庄规模继续扩大,逐渐形成具有一定集聚规模的中心村与特色村。
②搬迁撤并类村庄。随着优势村庄极化与集聚发展,因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而造成人口大量流失需要统筹搬迁,或因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整体搬迁撤并的村庄。
③城郊融合类村庄。指位于城镇周边或城镇扩展区域,对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区域进行村庄规划。该类村庄通勤便利,城乡功能联系密切,可有效利用城镇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但在管理属性上仍为农村。
④特色保护类村庄。该类型村庄存在乡村地域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散点均衡阶段村庄生产力水平低,因与城镇空间联系较少,保留了大量生态环境优美、特色资源丰富、具有较高历史与文化价值的村庄;在乡村极化与集聚发展阶段,因部分特色村庄资源优势明显而迅速发展、集聚,进而形成乡域中特色节点型村庄;特色节点型村庄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因所处区位靠近城镇,或部分用地纳入城镇开发边界,开始进入城乡交互融合发展阶段。
⑤基础整治类村庄。该类型村庄生产力水平低,作为传统农业生产区域,村庄与城镇主要是生产、消费、社会之间的联系,基本处于散点均衡阶段。

2.2 识别思路与村庄发展类型确定

村庄规划作为乡村振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村庄发展类型识别是统筹县域(市域)范围内村庄规划的前提与基础。本文通过建立村庄发展类型识别指标体系,综合考虑科学性、可获得性和易操作性的原则,通过是否列为各类保护名录、是否适合生存发展、是否位于城镇周边或发展方向上、是否具有发展优势等四个步骤,依次进行村庄类型初步划分。初步识别的村庄类型虽满足该类型村庄的划分标准,但村庄的发展往往受综合条件影响,而凤凰县是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科技水平还不发达的区域,其综合条件较发达地区同类型村庄相对较弱,因此将结合基层乡镇领导干部反馈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对现状发展潜力与限制因素进行再分析。基于各村庄发展潜力和限制发展分级评判,每个村庄分别对应一种发展潜力情形和一种限制发展情形,通过自由组合有九种形式,对村庄进行二次评价。结合初步分类与二次评价,最终确定村庄振兴发展类型为特色发展、保护整治、融合发展、城郊整治、提升带动、集聚整治、搬迁撤并、基础整治等8种(图3)。
图3 村庄分类识别模型

Fig.3 Classification and recognition model of villages

2.3 村庄发展类型初判因子选取

根据国家战略要求和研究区需求,将村庄类型初步分为特色保护、集聚提升、城郊融合、搬迁撤并、基础整治等五类,同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划分的标准[30-32]提取划分指标(表1),需要说明的是,基础整治类是前四类无法划定的剩余村庄,因此不做具体指标划定。
表1 不同类型村庄划分标准及指标提取

Tab.1 Standard and index extrac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类型 划分标准 指标提取 计算方法及指标说明
特色保护类
(T)
具有丰富的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需要保护或开发的村庄 保护资源情况T1 是否被列为历史文化名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村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等村庄保护名录的村庄。是否为拥有3A级以上景区的村庄
搬迁撤并类
(B)
因重大项目建设需搬迁的村,如高速高铁建设等 重大建设项目影响B1 通过GIS将重大建设项目与建设用地相交获得
因位于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等需要搬迁的村 生态红线占比B2 生态红线面积/村域总面积;大于80%
自然灾害多发、生存环境恶劣,受严重安全威胁需搬迁的村 建设适宜性B3 通过GIS将双评价不适宜建设区与建设用地相交获得;大于60%
城郊融合类
(C)
位于城镇未来拓展方向上、与城镇开发边界相交 与城镇开发边界关系C1 通过GIS将城镇开发边界与村界相交获得;大于50%
靠近城镇开发边界 村庄到城镇中心距离C2 通过GIS计算获得;距县中心5 km或市中心10 km以内
承接城镇外溢功能,共享城镇设施 县城公共服务设施覆盖范围C3 通过GIS按照县城各类设施的服务半径建立缓冲区(小学500 m、中学1 000 m、医院1 000 m)
集聚提升类
(J)
人口、用地规模大 建设用地规模J1,人口规模J2 村庄建设用地总量;10 hm2以上
总人口数量;1 500人以上
经济产业基础好 经济发展水平J3 村民年人均收入;5 000元以上
区位条件好,交通便利 村庄到交通干道距离J4 通过GIS计算满足国道5 km或省道3 km以内覆盖村域60%以上的村庄
公共服务设施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覆盖水平J5 村部、幼儿园、小学、村卫生室(所)、活动场地、敬老院等村庄公共服务设施数量4项及以上
国家相关试点村 国家试点情况J6 是否被列为国家相关试点村
基础整治类
(Z)
以上四类村庄之外的村庄 - -

2.4 村庄发展类型修正

村庄的发展潜力是村庄后续发展的基本动力,体现了各村在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优劣情况,大多受人口、用地、经济、交通条件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限制发展因素是村庄建设发展的制约条件,影响村民生产生活的安全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及村庄建设用地的选择。本文通过对村庄发展综合潜力与限制因素进行模糊评价来对村庄类型进行修正,以完善村庄类型的识别。

2.4.1 村庄发展潜力指标选取与赋值

本文选取现状人口、用地、经济、公共服务设施、交通等5个维度构建村庄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其中人口要素评价人口集聚程度与村落空心化程度,用地要素主要评估国土开发强度,经济要素则选取村民年收入,公共服务设施分析其完善程度,交通要素则选取其各级道路覆盖范围。先根据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确定各维度指标权重,其次基于县域内各指标现状确定其区间值,①从人口数量上看,凤凰县超过六成(65.9%)的村庄户籍总人口数介于1 000~2 000人,三成(27.97%)左右的村庄总人口低于1 000人,约6%的村庄总人口超过2 000人。因此人口集聚选取0~1 000人、1 000~2 000人、2 000人及以上3个等级。②王良健等在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测度中将流出人口比重[(户籍人口-居住本地且户口在本地人口数)/户籍人口]纳入综合测度指标,权重为0.57,并根据测算结果将空心化程度分为改善、低增长、中高增长、高增长4种类型[33]。本文村庄人口空心化程度指标亦采用流出人口比重K,将区间分为四个等级,根据凤凰县人口流动情况,K值为负数的村约46个,为人口空心改善型;K值在50%以上的约36个村,属于人口空心高增长;K值为25%~50%的中高增长型的村庄约14个,其余165个村K值为0~25%。③一般而言,村庄人均建设用地最大值为150 m2/人,按村庄最大人口2 000人计算,村庄建设用地最大约30 hm2。目前凤凰县只有6个村庄建设用地大于30 hm2,66.54%的村庄介于10~20 hm2,三成左右村庄建设用地小于10 hm2。通过计算凤凰县国土开发强度(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村域面积比值D),近七成村庄D值在3%以下,25%的村庄D值介于3%~5%,14个村庄D值高于5%,根据《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30年全国国土开发强度控制在4.62%。因此选取0~3%、3%~5%、5%以上3个区间值作为国土开发强度的等级。④经济指标(村民人均年收入),从凤凰县全域来看,村民人均年收入约为5 463元,65.52%的村庄村民人均年收入介于4 000~7 000元,在全县人均年收入上下浮动1 500元左右,人均年收入高于10 000元的村落仅5个,因此将经济因素分为0~4 000元、4 000~7 000元、7 000~10 000元、10 000元以上4个等级。最后再根据李克特量表法进行区间赋值(表2)。将总分>75的村庄划分为高潜力区,总分60~75的为中等潜力区,总分<60的为低潜力区。
表2 村庄综合发展潜力评价体系

Tab.2 Evaluation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potential of village development

维度 指标(权重) 计算方法及指标说明 等级 区间阈值 赋值
人口 人口集聚(15分) 村庄户籍人口(人) 人口集聚度低 0~1 000人 5分
人口集聚度中等 1 000~2 000人 10分
人口集聚度高 >2 000人 15分
空心化程度(15分) (户籍人口-居住本地且户口在本地人口数)/户籍人口(%) 重度空心化 ≥50% 4分
中度空心化 25%~50% 8分
轻度空心化 0~25% 12分
非空心化 ≥0 15分
用地 国土开发强度(15分) 村庄建设用地/村域面积(%) 低强度开发 0~3% 5分
中强度开发 3%~5% 10分
高强度开发 >5% 15分
经济 村民收入(20分) 村民人均年收入(元) 收入较低 0~4 000元 8分
收入中等 4 000~7 000元 12分
收入较高 7 000~10 000元 16分
收入高 >10 000元 20分
公共服务设施 设施完善度(15分) 村内公共服务设施数量(项) 不完善 1项或0项 5分
基本完善 2项或3项 10分
较为完善 ≥4项 15分
交通 道路覆盖范围类型(20分) 村庄位于各级道路覆盖范围 国道5 km覆盖范围 / 20分
省道3 km覆盖范围 / 15分
三级道路800 m覆盖范围 / 10分
其他 / 5分

2.4.2 限制发展因子选取与赋值

本文从生态环境和灾害防治两方面进行限制发展分析,其中,生态环境采用生态红线面积/村域面积比值S,将S≤80%的区域进行分级赋分;灾害防治采用灾害分区防治区划数据,具体从地质构造、地形坡度、海拔高程、水系发育情况及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进行评价。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子和各要素的权值(表3),利用GIS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进行数据空间叠加与统计。总得分越高则表示村庄受限制发展越严重。将得分>65划分为高限制发展区,55~65为中限制发展区,<55为低限制发展区。
表3 村庄限制发展因素评价体系

Tab.3 Evaluation system of limiting factors

分项指标 量化指标 等级 区间 赋值
生态红线
(40分)
生态红线面积/村域面积(%) 无冲突或轻度冲突 0<S≤10 10分
冲突一般 10<S≤30 20分
冲突较严重 30<S≤60 30分
冲突严重 60<S≤80 40分
灾害防治
(60分)
村庄灾害覆盖类型 灾害严重 70%~100%重要防治区覆盖,或重要防护区与次要防治区覆盖度100% 60分
灾害较严重 20%~70%为重要防治区覆盖+一般防治区,或50%以上为次要防治区+一般防治区 45分
灾害一般 50%以下为次要防治区+一般防治区,或20%以下为重点防治区+一般防治区 30分
灾害较轻 100%为一般防治区 15分

3 识别结果分析

3.1 凤凰县村庄发展类型初判

①凤凰县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较为丰富,通过查阅相关保护名录,老洞村等21个入选前五批传统村落,椿木坪村等2个入选省级特色景观旅游名村,永兴村等3个入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除去重复名单,共有24个特色保护类村庄。②凤凰县暂不涉及影响村庄建设的重大项目,也无影响村庄建设的重大自然灾害,虽存在部分滑坡区,但位于区域内的居民早已搬迁。因此本次仅从B2、B3两方面判定是否适合生存发展。通过GIS将生态红线与村界叠加、双评价中不适宜建设区与现状建设用地相叠加,初步筛选12个搬迁撤并类村庄。③城郊融合类识别包含C1、C2、C3三个指标,筸子坪镇与吉首市区相邻,因此将吉首市中心到各村的距离纳入指标。由于城镇开发边界方案尚未确定,此次研究采用的城镇开发边界数据为模拟城镇开发边界数据(经过县国土部门及乡镇领导第一次修改数据)。由于吉首市中心对外的辐射力较凤凰城大,因此选取距离凤凰县中心5 km以内、距离吉首市10 km以内的村庄为距离城市中心近的村庄。综合以上,初步筛选出30个村庄为城郊融合类村庄。④集聚提升型村庄识别指标包含J1、J2、J3、J4、J5、J6等六个方面。具体为:由多个村合并而成,用地人口规模大,总人口1 500人以上,建设用地在10 hm2以上,人口密度为2.2以上的村;经济产业基础好,一产有优势或二三产较强,经济收入为年收入5 000元以上的村;区位条件好,交通非常便利,满足国道5km或省道3 km以内覆盖村域60%以上的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的村;国家省相关试点的村。综合以上,将满足J6或J1~J5中任意两项的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初步筛选出113个集聚提升类村庄。⑤剩余无保护需求、不接近城区、无撤并搬迁影响及搬迁意愿、无明显发展优势的村庄则列为基础整治类,初步筛选出82个村庄。根据上述分析,得到凤凰县村庄发展类型的初步识别结果(图4)。
图4 村庄发展类型初判结果

Fig.4 Preliminary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village classification

3.2 凤凰县村庄发展类型修正

3.2.1 综合发展潜力分析

凤凰县总体发展潜力低:①高潜力区11个村,主要位于城区及交通干道周围,受凤凰城区及吉首市区的辐射影响,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特别是竿子坪镇部分靠近吉首市的村庄被划入为湘西经开区,对其经济发展有政策支持,同时高铁站的建设对周边村庄的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②中潜力区86个村,主要集中于“人”字形国道、高速公路两侧,凤凰县无独立机场,高铁站还在建设当中,因此“人”字形国道、高速公路是凤凰县对内对外交通的重要部分,部分村庄会沿路形成集市等经济交易场所,会对周边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③低潜力区164个村,多位于西北部和南部交通较差区域,由于地形地势的影响,西北部和南部地区道路较少且路网盘曲,导致与周边区域的人口及经济流动较少,村庄发展较为滞后。

3.2.2 限制发展因素分析

凤凰县总体发展限制较低:①高限制区23个村,主要位于东部和南部,此区域灾害防治方面对居民生产、生活、安全有重要影响,凤凰古城周围由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也将其定为灾害重要防治区;②中限制区44个村,主要位于东南部边界区域,受生态保护红线制约,对村庄建设发展限制较大。③低限制区194个村,多位于中部地区,此区域的限制较少,有利于村庄后续建设发展。

3.3 综合情况判定

凤凰县全域属于低潜力低限制的村庄数量最多,达113个,占比43.30%,其次为中潜力低限制的村庄73个,占27.97%,高潜力中限制村庄为无。具体修正如下:①由于高限制发展区的发展局限性较大,将位于该区的铁桥村、万隆村等11个村由集聚提升类修正为集聚整治型村庄;塘坳村等2个特色保护类修正为保护整治型;杜田村等2个城郊融合类修正为城郊整治型。②属于低潜力中限制、中潜力中限制区,且乡镇诉求为基础整治类的村庄,尊重其村庄发展意愿,将坪里村、官寨村等6个村由集聚提升类修正为集聚整治型,高塘村等6个特色保护类修正为保护整治型。最终确定融合发展型28个、城郊整治型2个、提升带动型96个、集聚整治型17个、特色发展型16个、保护整治型8个、搬迁撤并型12个、基础整治型82个(图5)。
图5 村庄发展类型修正结果

Fig.5 Revised result of village development type

4 规划重点与振兴策略

针对凤凰县“五类八型”村庄类型,结合自然环境特征和村庄发展现状,提出各类型村庄相应的规划重点和振兴措施,以期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类分步骤推动村庄发展与振兴。

4.1 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策略

①特色发展型村庄。属于特色保护类村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风景旅游、红色文化资源。在规划过程中应以历史文化保护、产业活化为重点,深入挖掘文化与特色要素,统筹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关系,增强特色保护和空间品质规划设计。凤凰县土家族、苗族文化底蕴丰富,还需注重少数民族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发展方面重点依托当地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特色文化旅游(如三江镇2020年评选为湖南省第二批特色文旅小镇),丰富乡村业态。②保护整治型村庄。该类型村庄虽因被评为传统村落或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划入特色保护类,但其或因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等,发展潜力较低;或因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如50%以上用地划入生态保护红线),需限制村庄大规模建设发展。规划应加强村庄生活、生产配套设施的完善,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加强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重点实施保护修复、土地综合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程,严格管控,落实产业准入条件。

4.2 城郊融合类村庄振兴策略

①融合发展型村庄。该类型村庄应以统筹城乡基建布局和优化乡村用地结构为重点。综合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和村庄自身发展需要,考虑承接城镇外溢功能的基础上,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利用并依托周边城区基础设施条件,以交通为纽带,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机制。②城郊整治型村庄。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减少村庄的盲目外扩,加大内部空间的整治力度,引导乡村就地城镇化。凤凰县城镇化水平较低,应紧跟城镇发展趋势,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找准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发展定位与方向,增强城乡间联系,推进城乡统一规划,尽量保持乡村特色景观,实现乡村就地城镇化。

4.3 集聚提升类村庄振兴策略

①提升带动型村庄。该类型村庄对周边村庄有一定辐射带动作用,应以产业振兴、人口回流、用地优化和环境整治为重点。在原有规模基础上通过有序推进改造提升,激活产业、优化环境提升村庄辐射带动与服务水平。实施“增减挂钩”政策,适度引导居民点集中建设,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补齐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促进农村土地高效利用;对耕地及园地面积占比大、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村庄,开展污染土地修复治理,引导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工矿废弃地适度复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实现整治常态化、长效化。②集聚整治型村庄。该类村庄虽具有一定产业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但或因重大项目建设,或因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而整体发展受限。凤凰县乡村经济收入水平和发展条件普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山地较多,适宜建设的区域较少,对较为偏远、自然灾害频发或因重大项目建设需搬迁村庄(居民点)进行拆除,保留或扩大村庄集中居住点,通过公共服务提升来形成新的中心点。

4.4 撤并搬迁类村庄振兴策略

该类型村庄应以建设管控为重点。应严格控制新建、扩建等建设行为,重点突出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进行危房改造、安全防灾、道路整治等可能危害居民安全方面的整治,统筹解决村民生计、生态保护等问题。因此对该类村庄应科学选址居民安置点,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保障村民基本的建房需求与生产生活功能。

4.5 基础整治类村庄振兴策略

该类型村庄重点在于完善基础建设和满足村民建房需求。维持原有的乡村风貌,对村内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开展整治和完善工作,确保村民的基础生产生活。由于基础整治类村庄基本没有较为突出的发展条件及特色,因此在考虑村庄建设用地布局的时候应尽量将建设用地集中布置,集中布置的方向考虑结合周边集聚提升类、特色保护类村庄共同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村庄发展类型识别作为统筹县域(市域)范围内村庄规划的前提与基础,对后续村庄发展与振兴有着重要影响,欠发达地区村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为更好地精准扶贫,尤为需要科学把脉村庄发展类型。本文通过构建村庄发展类型初步识别与修正模型,以湘西地区凤凰县为例,对261个村庄进行类型识别,识别结果符合当地实际。结果表明:①村庄类型可分为五类八型。②凤凰县县域层面以集聚提升类与基础整治类村庄为主,占比75.48%;同时全域以低发展潜力低限制、中等发展潜力低限制型村庄为主,占比71.27%。整体发展潜力较低使得基础整治类村庄占比增大,集聚提升类村庄虽占比大,但集中在国道、省道等交通干道附近呈片区式分布。③针对凤凰县村庄发展类型,结合湘西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和村庄发展现状,提出各类村庄相应的规划重点和振兴措施:特色保护类村庄应以历史文化保护和产业活化为重点;集聚提升类村庄应以产业振兴、人口回流、用地优化和环境整治为重点;城郊融合类村庄应以统筹城乡基建布局和优化乡村用地结构为重点;搬迁撤并类村庄以建设管控为重点;基础整治类村庄应以完善基础建设和满足村民建房需求为重点。

5.2 讨论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有较大的区域差异,城乡发展潜力和限制因素也存在差异。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突出,它们普遍地理区位差,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技术和人才严重匮乏,观念陈旧保守,竞争意识不强。鉴于村庄发展现状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在具体识别时仍需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指标类型和赋值的调整。作为湖南省精准扶贫典型代表,凤凰县扶贫初见成效,但也面临发展动力不足,空间发展不平衡,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不够,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产业结构还需优化等问题。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要跳脱出传统乡镇为单元的村庄布局规划思维,从县域层面落实村庄分类和布局,确定各村庄类型、建设用地规模指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可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引导人口向乡镇所在地、产业发展向集聚区集中,引导设施优先向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村庄配置。因此本文所涉及的指标不一定对所有地区适用,未来可以增加其他区域的研究,进一步完善村庄分类方法,推动村庄规划转型,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地域系统理论强调从空间层面科学识别乡村类型,从而寻找乡村振兴极[2],以点带面,促进城乡融合。欠发达地区是一种区域的概念,空间发展不平衡,更应从区域空间角度出发,以县域、镇域、乡域等各级经济中心为源,依托线状基础设施,引导人口、产业向区域增长极集聚,使不同强度的经济中心沿交通线向不发达区域纵深地发展推移。通过不同地域之间资源要素的跳跃式配置,加速近期重点发展村庄逐级传递扩散,根据村庄类型进行精准扶持发展,形成特色村、重点村和中心村、一般村,分类推进乡村发展。县域层面村庄类型的科学识别是乡村发展的第一步,欠发达地区精准脱贫,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从区域角度重构空间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从区域角度构建城乡治理体系,从区域范围内探讨空间功能嵌套及空间调整和产业配套等问题。
[1]
Li Yurui, Fan Pengcan, Liu Yansui. What makes better village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of China? Evidence from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typical villages[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9,83:111-124.

[2]
刘彦随. 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637-650.

DOI

[3]
刘彦随, 严镔, 王艳飞. 新时期中国城乡发展的主要问题与转型对策[J]. 经济地理, 2016, 36(7):1-8.

[4]
贺雪峰.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3):19-26,152.

[5]
黄祖辉. 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4):2-12.

[6]
刘彦随, 李进涛.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J]. 地理学报, 2017, 72(1):161-173.

DOI

[7]
刘彦随, 周扬, 刘继来. 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1(3):269-278.

[8]
Johnson T G.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finance:Key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9, 71(5):1324-1326.

[9]
Kawate T.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form of rur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rural Japan[J]. Journal of Rural Problems, 2005, 40(4):393-402.

[10]
Bai Xuemei, Shi Peijun, Liu Yansui. Realizing China's urban dream[J]. Nature, 2014,509:158-160.

[11]
李高峰, 郝润梅, 吴晓光.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村庄规划编制类型划分[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20(3):1-10.

[12]
郭晓鸣, 张克俊, 虞洪, 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认识与道路选择[J]. 农村经济, 2018(1):11-20.

[13]
文琦, 郑殿元.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J]. 地理研究, 2019, 38(3):509-521.

DOI

[14]
乔陆印.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1340-1348.

DOI

[15]
李裕瑞, 卜长利, 曹智, 等. 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村庄分类方法与实证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2):243-256.

DOI

[16]
杨秀, 余龄敏, 赵秀峰,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潜力评估、分类与规划引导[J]. 规划师, 2019, 35(19):62-67.

[17]
罗怡.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村庄发展评价及建设规划分类研究[D].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18.

[18]
史秋洁, 刘涛, 曹广忠. 面向规划建设的村庄分类指标体系研究[J]. 人文地理, 2017, 32(6):121-128.

[19]
崔明, 覃志豪, 唐冲, 等. 我国新农村建设类型划分与模式研究[J]. 城市规划, 2006(12):27-32.

[20]
朱彬, 马晓冬. 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与类型划分[J]. 人文地理, 2011, 26(4):66-72.

[21]
单勇兵, 马晓冬, 仇方道. 苏中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及类型划分[J]. 地理科学, 2012, 32(11):1340-1347.

DOI

[22]
璩路路, 李裕瑞, 李琳娜, 等. 农牧交错带乡村空间发展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39(10):153-161.

[23]
李义龙, 廖和平, 李涛, 等. 都市近郊区乡村性评价及精准脱贫模式研究:以重庆市渝北区138个行政村为例[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0(8):56-66.

[24]
孟欢欢, 李同昇, 于正松, 等. 安徽省乡村发展类型及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J]. 经济地理, 2013, 33(2):144-148.

[25]
周华, 王炳君. 江苏省乡村性及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9):48-55.

[26]
王艳飞, 刘彦随, 李玉恒, 等. 乡村转型发展格局与驱动机制的区域性分析[J]. 经济地理, 2016, 36(5):135-142.

[27]
郭艳军, 刘彦随, 李裕瑞. 农村内生式发展机理与实证分析:以北京市顺义区北郎中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2, 32(9):114-125.

[28]
陆大道. 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J]. 地理科学, 2002, 22(1):1-6.

[29]
吴传钧. 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 经济地理, 1991, 11(3):1-6.

[3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N]. 人民日报,2018-09-27(01).

[31]
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R]. 2019-01-04.

[32]
湘自然资办. 关于加快做好县域村庄分类和布局工作的通知[R]. 2019-11-06.

[33]
王良健, 陈坤秋, 李宁慧. 中国县域农村人口空心化程度的测度及时空分异特征[J]. 人口学刊, 2017, 39(5):14-24.

Out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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