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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1 , Vol. 41 >Issue 12: 142 - 148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12.015

Spatial Organization Network Evolu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Guangdong Province：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irected Weighted Network

  • WANG Bo , 1, 2, 3 ,
  • LEI Yaqin 1 ,
  • YI Danran 4 ,
  • XUE Desheng , 2, 3,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 2.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Zhuhai 519000，Guangdong，China
  • 3.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 4.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ondon WC2A 2AE，United Kingdom

Received date: 2021-06-01

  Revised date: 2021-11-10

  Online published: 2025-03-31

Fold

Abstract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network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 in Guangdo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directed flows between parent and subsidiary companies recognized from the 3rd (2013) and 4th (2018) National Economic Census. Specifically,on the basis of a classification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relationships representing institutional and market force respectively,this study demonstrates and compare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network evolution of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enterprises during the period 2013-2018.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erm of the evolution of overall network structure,it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on the network density of bot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enterprises,but it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ir outdegree centrality and indegree centrality. 2) In term of the evolution of network spatial pattern,organization network of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enterprise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 of two centers which are Shenzhen and Guangzhou. Network of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show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one center,one belt and one zone. Network of state-owned service enterprises concentrates in the central area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3)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 still dominate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network of both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enterprises,the market for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network of state-owned service enterprise,while its influence on that of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ecomes weak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Key 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ervice industry; vertical relation; horizontal relation;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network;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Pearl River Delta

Cite this article

WANG Bo , LEI Yaqin , YI Danran , XUE Desheng . Spatial Organization Network Evolu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Guangdong Province：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Directed Weighted Network[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12) : 142 -14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12.015

作为城市的“第二本质”[1]，城市间的“流”关系一直是城市地理与区域研究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1⇓-3]。自1970年代，在新国际劳动分工背景下，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等广泛联系[2⇓-4]。以Friedman的“世界城市”[5-6]、Sassen的“全球城市”[7]为代表，学者们从资本、技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等视角研究世界城市等级体系[5⇓⇓-8]。1980年代，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交织影响下，城市的发展越发依赖与其他城市的联系。Castells提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9]，强调实体空间中各种“流”的集聚与扩散[9]，推动城市体系由基于地方社会经济属性的等级化模式转向基于“流”的网络化模式[10]。在不同空间尺度上，通过垂直和水平联系构建的多层级城市网络逐渐成为城市体系研究的主流范式[11⇓⇓⇓⇓⇓⇓⇓-19]。依据网络类型，可将城市网络划分为信息通讯与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航空[12]、铁路[13]、航运[14]和社交网络平台互动[15-16]等）、企业网络[11,17⇓⇓⇓⇓-22]、政治网络（非政府组织[23]等）、文化网络（创新合作[24]）等。
企业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被认为是塑造城市网络的重要行动者[11,17⇓⇓⇓⇓-22,25]。其中，企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可以视作城市间一对一的映射关系[8,26]。总体来看，当前的企业空间组织网络分析大多基于无向加权网络，虽易于计算，但忽视城市间控制—支配关系的不对称性[3,27]。企业总部（母公司）与分支机构（子公司）间的上下级组织联系，反映城市控制力和吸引力的方向性[3,27]。基于此，综合“流向”与“流量”的有向加权网络分析有助于更好探究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对称性问题[3,27⇓⇓-30]。在研究内容上，当前的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研究大多关注单一时间截面的特征[17,19]，较少研究动态演化过程[18,20]。同时，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研究多从不同行业类型展开。其中，对金融、法律服务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19]的研究较多，近年来拓展到物流行业[21]、文化创意产业[22]等行业。少数学者也开始关注到不同所有制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差异[31⇓-33]，但较少研究关注国有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演化特征以及国有企业内不同行业间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在控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4]。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共同发展与演化，孕育多样化的企业组织网络[32]。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区位选择受制度因素影响明显，在空间组织上呈现出对行政等级秩序的路径依赖，表现为：上下级企业所在城市常存在对应的行政等级上下级垂直关系[31]。相反，在市场作用下，企业的空间组织主要考虑市场的作用，突破行政等级秩序的路径依赖，表现为：上下级企业所在城市并非绝对的行政等级上下级垂直关系[3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制定了“四项改革”“十项试点”和《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等系列方案，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之路。其中，特别提到国有企业要分门别类地推进市场化，逐步退出竞争性（服务类）企业，加强对关系国家命脉的重点制造业（如能源、基础设施等） 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必要探究制度与市场双重作用下的国有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其差异，以更好理解市场化改革对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影响。
广东省国有经济起步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覆盖产业类型多样，是推动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35-36]。同时，广东省国有企业近年来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贯彻落实“进退结合、多元结合”战略[37]，并在广东省“双转移”战略（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广东省国有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演化能较好地反映市场和制度因素的综合作用。基于此，本文以广东省为例，采用第三次、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通过挖掘国有企业母公司和子公司上下级组织联系，构建有向加权的国有企业空间组织网络，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2013—2018年广东省国有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化特征及其差异。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中心城区（下文简称“市区”）与所辖郊县（①本文重在探究制度与市场双重作用下的国有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所辖具体区县间的联系并不作为研究内容，因此将所辖郊县作为1个整体的空间单元。）为空间单元（共42个空间单元），依据企业间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上下级组织联系，探究国有企业空间组织网络。通过爬虫程序，获取2013年第三次经济普查、2018年第四次经济普查广东省“四上”国有企业②（②“四上企业”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统计系统的专用称谓。“四上企业”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这四类规模以上企业的统称。）数据（包括：企业名称、行业代码、注册时间、地理位置、所归属上级法人单位详细名称等）。首先，依据“所归属上级法人单位详细名称”分别识别2013和2018年广东省国有企业母公司与子公司上下级组织联系各1 799条（其中，制造业企业联系449条、服务业企业联系1 350条）和2 777条（其中，制造业企业联系634条、服务业企业联系2 143条）。其次，根据“地理位置”识别企业所在空间单元，在保留企业上下级组织联系方向的基础上将联系数量作为权重，构建广东省国有企业空间组织的有向加权网络。
借鉴刘可文等[31]的研究，本文依据母公司和子公司上下级组织联系方向，区分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图1）。其中，按照省会城市—地级市、市区—郊县行政等级秩序，定义垂直联系包括：①广州市区/郊县→地级市市区/郊县（称为“省级行政联系”）；②地级市市区→所辖郊县（称为“市级行政联系”）。定义反映市场联系，突破行政等级秩序的水平联系包括：①跨地级市市区之间；②跨地级市郊县之间；③跨地级市市区与郊县之间；④逆垂直联系（地级市市区/郊县→广州市区/郊县、地级市所辖郊县→地级市市区）。笼统来说，逆垂直联系反映了对行政等级体系的打破，可以归类到水平联系。本文采纳的垂直和水平联系划分体系，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制度和市场因素的复杂机制，但该简化的分类框架为分析制度与市场双重作用下的国有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提供便利。
图1 国有企业上下级组织联系划分体系

Fig.1 The classification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flows based on the parent-subsidiary organization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1.2 研究指标

社会网络分析是企业组织网络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11,31]，本文运用国有企业母公司与子公司上下级组织联系，分别构建广东省国有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空间组织的有向加权网络，探究网络整体结构及其空间格局特征。

1.2.1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网络空间的重要属性[19]，用于表征网络中节点间联系的疏密程度，网络密度越大，则区域内国有企业母公司与子公司上下级组织联系越紧密。计算公式如下：
θ = L / d d - 1
式中： θ为网络密度；L表示市区/郊县间母子企业联系的数量；d表示企业网络中节点的个数。网络密度越大，则国有企业空间组织网络中节点间的联系越紧密，反之则越疏散。

1.2.2 度中心性与中心势

度中心性用以衡量网络空间中节点的重要程度[18]，节点的度中心性越高，其在网络空间中的影响力越大。在有向网络中，节点的度中心性进一步划分为出度中心性（联系的起点）与入度中心性 （联系的终点）[30]，出度中心性越大，表明节点的资源流出越多，即控制力越强；入度中心性越大，表明节点的资源流入越多，即吸引力越强。
C n i = ∑ j X i j
式中： C n i为市区/郊县 i的入度/出度中心性； X i j为市区/郊县 i与市区/郊县 j企业间联系流的数量之和。
为便于不同年份、类型网络间的比较，将入度/出度中心性进行标准化，公式如下：
C * n i = C n i / d - 1
式中： C * n i为市区/郊县i标准化后的入度/出度中心性；d为企业网络节点的个数， d - 1为该网络中空间单元最大可能的企业联系数。
中心势用以衡量企业网络空间组织结构的均衡程度[31]。中心势越大，则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节点，结构越不均衡。与度中心性相似，有向网络中的中心势分为入度中心势与出度中心势，计算公式如下：
C = ∑ i = 1 d C n i m a x - C n i / d - 1 d - 2
式中：C为入度/出度中心势；分子表示国有企业空间组织网络中入度/出度中心性最大值与其他节点入度/出度中心性差值的总和；分母表示差值总和中可能的最大值。

2 广东省国有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化特征

2.1 网络整体结构演化特征及差异

2.1.1 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

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的网络密度增加，出度中心势提高，入度中心势下降（表1）。具体来看，网络中的节点数目由39增至40，增幅较小。而节点间联系数目由163增至230，实现41.10%的增长，节点间联系日益紧密，推动网络密度增加。同时，网络的出度中心势由0.727增至0.858，入度中心势由0.244明显下降至0.081，说明网络的控制力结构趋于集中，吸引力结构向均衡的态势推进。
表1 广东省国有企业网络密度与出入度中心势

Tab.1 Density and central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企业类型 网络指标 2013 2018
制造业企业网络 网络密度 0.122 0.154
出度中心势 0.727 0.858
入度中心势 0.244 0.081
服务业企业网络 网络密度 0.219 0.629
出度中心势 0.797 0.675
入度中心势 0.140 0.179

2.1.2 国有服务业企业网络

与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相比，国有服务业企业网络在节点及联系数目、出入度中心势方面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表1）。网络中节点数目由38下降至17，下降幅度达55.26%，节点间联系数目由308下降至171，下降幅度达44.48%。相较联系数目，节点数目下降幅度更大，这使得网络密度呈增加态势，表明节点间的联系趋于强化。同时，网络的出度中心势由0.797下降至0.675，入度中心势由0.140增至0.179，表明网络的控制力结构趋于均衡，而吸引力结构趋于集中。2013—2018年广东省国有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网络整体结构的演化差异，一定程度反映广东省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积极稳妥贯彻“进退结合、多元结合”战略，在加强控制重点制造业的同时，推进服务业的逐步退出。

2.2 网络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差异

基于各市区/郊县的度中心性值及其之间的国有企业上下级组织联系数目，在ArcGIS中可视化2013、2018年广东省国有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网络的空间格局，分析其演化特征及差异。其中，运用各市区/郊县出度与入度中心性的差值（下文简称为“出入度中心性差值”）反映其对资源控制、吸引的能力，将差值为正的地区划分为流出型地区，差值为负的地区划分为流入型地区。并且，使用Jenks自然断点法将流出/流入型地区层级划分为3级，将地区企业间的联系划分为5级（一级为最高级别）。

2.2.1 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

如图2所示，2013—2018年，广东省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由广州单中心向广深双中心的空间格局演化，由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北部生态发展区构成的“一核一带一区”空间布局开始显现。同时，依随行政等级秩序的垂直联系在网络中始终占据主导作用，制度因素的作用持续强化。
图2 广东省国有制造业企业组织网络演变

注：图件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9）3333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3同。

Fig.2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network of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2013年，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为广州单中心格局。广州市区的出入度中心性差值以明显优势在37个市区/郊县中居于首位。同时，广州占据全部2对前3级联系（广州市区→广州郊县，广州市区→深圳市区）。表2显示，行政垂直联系在网络全部163对联系中占比高达70.55%（其中，省级行政联系占比为47.85%，市级行政联系占比为22.70%），远高于市场水平联系的20.86%（其中，逆垂直联系占比为8.59%），说明制度因素对塑造网络空间格局发挥着主导作用，且以省级行政联系为主。总体来看，制造业企业网络以珠三角核心区为核心，广州、深圳和佛山等城市作为典型的流出型地区，向东与汕头、汕尾、揭阳，向西与湛江、茂名，向北与韶关、梅州、云浮、清远建立了以资源输出为主要形式的联系网络。
表2 广东省国有企业垂直联系与水平联系占比变化/%

Tab.2 Changes in proportion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linkag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企业类型 联系类型 2013 2018
制造业企业网络 垂直联系 省级行政联系 70.55 47.85 73.05 37.40
市级行政联系 22.70 35.65
水平联系 （逆垂直联系） 29.45 （8.59） 26.95 （10.43）
服务业企业网络 垂直联系 省级行政联系 73.05 59.09 61.40 59.65
市级行政联系 13.96 1.75
水平联系 （逆垂直联系） 26.95 （17.53） 38.60 （22.22）
2018年，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向广州、深圳的双中心格局演化，表现为深圳市区的出入度中心性差值明显提高，仅次于广州市区，居于第2名，且与其他市区/郊县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3对前3级联系中，广州占据2对（广州市区→广州郊县，广州市区→深圳市区），深圳占据1对（深圳市区→深圳郊县）。表2显示，行政垂直联系在网络全部230对联系中占比进一步提高至73.05%（其中，省级行政联系占比下降至37.40%，市级行政联系占比提高至35.65%），而市场水平联系占比则下降至16.52% （其中，逆垂直联系提高至10.43%），说明制度因素对塑造网络空间格局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强化。但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控制力呈现出由省级行政中心广州向各市级行政中心下移的趋势。总体来看，制造业企业网络“一核一带一区”的布局开始显现，表现为：珠三角核心区的广州、深圳、佛山等流出型地区一方面将其联系范围拓展至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的汕尾郊县、茂名郊县和北部生态发展区的云浮市区；另一方面，珠三角核心区与东翼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增强，从而形成与东西两翼较为均衡的联系布局，并且与北部生态发展区特别是韶关的联系增强明显。
总体来看，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空间格局的演化，与广东省政府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提出“双转移”战略以来的一系列促进全省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相一致。同时，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空间格局的演化，也体现珠三角核心区与粤东西北从单向“对口扶贫”步入以发展经济为主导的有效“对口帮扶”新阶段[38]。2013年，《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提出建立珠三角核心区对口帮扶粤东西北地区机制（以产业园区等形式）。截至2017年已在粤东西北建立87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为国有企业制造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2016年《广东省促进粤东西北地区产业园区提质增效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更加明确了国有企业在产业转移“提质增效”中的要求，明确省属国有企业新投资项目和搬迁基地均需优先考虑粤东西北地区的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因此，广东省国有企业在产业转移中被赋予的重要角色也进一步说明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中，对落实和推动政府政策和决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9]。

2.2.2 国有服务业企业网络

如图3所示，2013—2018年，广东省国有服务业企业网络向广深双中心的格局进一步深化，珠三角核心区集聚更加明显。同时，虽然依随行政等级秩序的垂直联系在网络中仍然占据主导作用，但市场因素影响得到加强。
图3 广东省国有服务业企业组织网络演变

Fig.3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network of state-owned service enterprises

2013年，国有服务业企业网络已呈现出广州、深圳双中心格局。广州市区与深圳市区的出入度中心性差值在38个市区/郊县居于前2名。在前3级联系方面，广州占据8对前3级联系中的7对（如广州市区→深圳市区、广州郊县→深圳市区），深圳占据1对（深圳市区→深圳郊县）。表2显示，行政垂直联系在网络全部308对联系中占比高达73.05%（其中，省级行政联系占比达59.09%，市级行政联系占比达13.96%），远高于市场水平联系占比的26.86%（其中，逆垂直联系占比为17.53%）。这说明在2013年，与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相似，制度因素对国有服务业企业网络格局也发挥着主导作用，行政控制力强。总体来看，服务业企业网络以珠三角地区为网络的主要流出型地区，同时与沿海经济带东西两翼及北部生态发展区的所有城市均存在一定联系。
2018年，国有服务业企业网络向广州、深圳双中心格局持续演化。广州市区与深圳市区的出入度中心性差值在17个市区/郊县仍处于前2名，且与其他市区/郊县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在5对前3级联系中，广州占据3对（如广州市区→佛山市区、广州市区→广州郊县），深圳占据2对（深圳市区→深圳郊县、深圳郊县→深圳市区）。表2显示，行政垂直联系在全部171对联系中占比下降至61.40%（其中，省级行政联系占比略微提高至59.65%，市级行政联系明显下降至1.75%），而市场水平联系占比提高至38.60%（其中，逆垂直联系提高至22.22%），说明制度因素对塑造网络空间格局的主导作用减弱，市场力量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时，与制造业企业网络不同，服务业企业网络中的行政控制力呈现出由各市级行政中心向省级行政中心广州集聚的趋势。
总体来看，国有服务业企业网络整体向珠三角核心区 （特别是广州和深圳2个中心城市） 收缩的态势明显，网络联系主要集聚于珠三角核心区内的广州、深圳、珠海等流出型地区与东莞、肇庆、佛山、中山之间。这也进一步说明，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中，在有效退出竞争性服务业的同时，剩余的竞争性服务业企业按照市场化要求运作，重点布局在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发展核心和引擎区域。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13年第三次经济普查和2018年第四次经济普查广东省“四上”国有企业数据，以市区/郊县为空间单元，根据国有企业上下级组织联系构建有向加权网络，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2013—2018年广东省国有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化特征及其差异。同时，依据母公司和子公司上下级组织联系方向区分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以探究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中制度 （行政等级）与市场因素对国有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化的作用。研究发现：
①在网络整体结构演化方面，国有制造业网络和服务业企业网络的网络密度均呈增加态势，城市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制造业企业网络的出度中心势提高，入度中心势下降；服务业企业网络的出度中心势下降，入度中心势提高。这一方面体现广东省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积极稳妥贯彻“进退结合、多元结合”战略（加强控制重点制造业，推进服务业的逐步退出），另一方面反映广东省“双转移”战略和“对口帮扶”政策的贯彻。已有研究也证实，“双转移”战略和“对口帮扶”政策推动了广东省制造业产业空间重组[38-39]。
②在网络空间格局演化方面，国有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网络均呈现出向广深双中心格局演化的趋势，这与“广深双核心”的大部分已有城市网络研究结论一致[24]。但是，本研究发现相较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服务业企业网络向珠三角核心区集聚更加明显。在对长三角不同所有制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化研究中，也发现制造业企业网络趋于均衡、服务业企业网络趋于集中[31]。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中，执行政府政策和决策 （制度因素）、尊重市场化集聚经济等规律 （市场因素） 对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化影响的普适性。依随行政等级秩序的垂直联系在国有制造业企业网络中始终占据主导作用，制度因素的作用持续强化，行政控制力呈现出由省级行政中心广州向各市级行政中心下移的趋势。相反，虽然依随行政等级秩序的垂直联系在国有服务业企业网络中仍然占据主导作用，但市场因素开始扮演愈加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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