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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2: 228 - 23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12.023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asant Household Activity in Traditional Village：A Case Study of Changlian Village in Zhejiang Province

  • JIANG Ling ,
  • CHEN Zhiwen , ※ ,
  • JI Xuepeng
Expand
  •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Zhejia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18

  Revised date: 2024-11-04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1

Fold

Abstrac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promotion of endogenous vitality in rural areas and the active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building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illage organism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 of entropy increase, this study takes peasants in village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utilizes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s an indicator to characterize peasant household activity.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easant household activity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employs geographical detectors to reveal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peasant household activ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11)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villages is influenced by transportation arteries, peasant households with high-level activity a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villages.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tivity zones are obvious, and there are "subsidence areas" of peasant households' activity between different activity zone. The subsidence areas of peasant households' activity is highly coupled with traditional buildings, indicating that the activation utilization rate of traditional buildings is still not high. The existence of "active solitary peak" in the village indicates that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the village is obvious. The absence of ancestral hall activity indicates that the structure of consanguineous village is disintegrating, the function ancestral hall is declining in terms of "keeping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same clan", and its bond function is declining. 3) Multigenerational cohabitation model has been replaced by core family structures, peasant households with high-level and low-level activity were clustered and peasant households with intermediate-level activity were dispersed. 4) Economic factor is dominant driver for peasant household activity, while other factors indirectly influence it. Meanwhi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 entropy reduc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guaranteeing energy supply, enhancing openness and strengthening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are effective ways to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village organism; cell activity; peasant househol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digital village

Cite this article

JIANG Ling , CHEN Zhiwen , JI Xuepeng .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asant Household Activity in Traditional Village：A Case Study of Changlian Village in Zhejiang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12) : 228 -23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2.023

传统村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有机体[1]。在中国，传统村落经历了农耕社会漫长且有生命力的有机生长与演变过程，而在当代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则持续面临着迅速失活乃至消亡的境况[2]。据统计，2010—2020年，我国自然村数量从360万个骤跌至270万个。为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改善，2012年以来有关部门先后公布了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计8155个。但是，目前传统村落仍面临着诸多棘手问题与严峻挑战：一方面，表现为老龄化、空心化、贫困化等一般“乡村病”[3-4]；另一方面，表现为建筑实体破损、传统文化衰微以及村落格局无序等特殊“传统村落病”[5-6]。从生命有机体的视角来看，传统村落的以上“病症”指向的是村落有机体活性丧失引起的“功能失活”问题；从封闭系统的角度来看，指向的则是村落系统熵增导致的“空间失序”问题。因此，针对当前中国传统村落“失活”“失序”等关键问题，对其活性的解构、表征、诊断及分析，是传统建筑活化利用与乡村活力持续提升的科学依据，亦是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2012年9月，“传统村落”由“古村落”更名而来，其名称或概念的变化体现了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理念的嬗变，得到了地理、旅游、建筑、社会、文化等学科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传统村落的研究主题涉及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7-12]、村落“失活”及活态性评价[13-18]、传统建筑与修缮重构[19-21]、文化景观与景观基因[22-24]、旅游开发与村落保护[25-27]等方面，总体呈现范畴延展、内容细分、应用增强的研究特点[28]。其中，围绕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的研究较多，涉及全国[7-8]、地区[9-10]及省域[11-12]等多个尺度，揭示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等因素作用；研究方法则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为典型特征。同时，针对传统村落“失活”现象，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活态性”概念，相关学者以乡村为基本单元，聚焦传统村落活态性的概念内涵、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类型比较及活化路径等方面[13-18]。此外，国内外学者还尝试将生物学的细胞概念引入建筑学领域，认为建筑就是生命细胞，并且具有生物体的相关属性，用以支撑并引导建筑设计[29-32]。此后，张锷等提出“建筑活性”概念，即“建筑对人及社会的这种影响能力”[33]；陈志文等将生物学细胞概念引入村落空间，较早地将建筑细胞与村落有机体一起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村落有机体理论”[1]，该理论认为村落是由最早的一个单细胞（户）开始发育的，细胞经过不断分裂逐渐形成村落有机体。
综上可知，现有研究虽成果丰硕、主题多元、方法多样，为本文提供了大量有益借鉴，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大多为基于村落地理位置的宏观尺度研究，缺少微观尺度的异质性探讨，尤其是对村落内部活性方面的研究；②传统村落活态性研究数量有限且难以揭示村落内部活性的空间差异及作用机制；③“村落有机体理论”为微观视角下探究传统村落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但目前尚缺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浙江省丽水市长濂村为例，基于村落有机体理论与熵增定律，以单个农户的活性为切入点，诊断整个村落农户活性的空间分异，并从空间分层异质性的视角揭示其空间分异机制。本文将对村落的活性研究延伸到对农户的活性研究，是对“村落有机体理论”的深化和拓展，既可为乡村空间活化利用提供新的诊断方法，也可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空间指引。

1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1.1 理论基础

1.1.1 村落有机体理论

陈志文等对我国传统村落的生长内在逻辑做了研究，首次提出村落有机体理论[1]：村落有机体由“物质空间”和“社会”两大系统构成。“户”作为村落生命有机体的基本单位，是构成村落有机体的“细胞”；“人”则是居住在“细胞”空间中的细胞核，携带着遗传基因，对村落有机体的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细胞是村落有机体最基本的形态；村落有机体的生长演化遵循“细胞—组织—器官—有机体”的生命结构；基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中的“经济、政治、思想、血缘、伦理”五大关系，认为村落有机体社会系统具有经济、政治、思想、血缘、伦理五大调节村落社会矛盾、维持村落有机体健康发展的功能器官。为便于阅读和理解，本文将村落有机体“细胞”仍以“农户”表述；类比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政治器官”表现为“政治治理”功能，对应“政治建设”，以“政治治理”表述；“经济器官”表现为“经济生产”功能，对应“经济建设”，以“经济生产”表述；“思想器官”“伦理器官”表现为“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功能，对应“文化建设”，以“文化教育”表述；“血缘器官”表现为“社会人口繁衍与和谐”功能，对应“社会建设”，以“人口衍生”表述；“物质空间”表现为“人居环境”功能，对应“生态文明建设”，以“人居环境”表述。

1.1.2 熵增定律

熵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物理学，其物理意义是体系混乱程度的度量。熵增定律表明，在自然过程中，一个孤立系统的总混乱度（即“熵”）不会减小；一个孤立系统不可能向低熵的状态发展，而是趋于无序。熵增定律告诉人们，世间万物依靠“熵减”维持生命的延续。村落有机体的农户亦然，依靠“熵减”保持生命活力。村落有机体作为一个系统，若没有能量流动，缺乏对外沟通，个体农户将衰亡，进而导致整个有机体熵增，村落走向失活、失序的状态。因此，唯有实现村落的熵减，才能保护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而实现熵减，首先要保障能量供给，即主动做功，始终保持对农户能量的增加；其次要开放耗散结构系统，即加强农户与外界的联系，剔除系统内累赘的部分，吸收外部对系统有利的部分；最后要使农户更加智能，即获取更多信息以减少能量耗散。因此，熵增定律对于研究村落有机体农户的活性及其生命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 概念界定

1.2.1 细胞活性

细胞活性是指村落有机体中单个细胞（户）的活力性状，活性的大小代表细胞的生存能力和生存状况。具体而言，建筑空间是“人”的载体，细胞活性则是建筑空间与人的生活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构成村落有机体最小的细胞单位（户）的生存状态的综合反映；而单个细胞的活力性状及其空间分异，则构成并反映了村落有机体整体的生命状态。

1.2.2 细胞活力因子

细胞活力因子属于生物学概念，是构造和生理的基本单位。细胞活力因子能直达细胞核，为各种组织细胞发挥正常生理功能提供能量，进而增强细胞活性。根据熵增定律及细胞活力因子的作用机理，提高“细胞”活性需要3个条件，即提供能量、开放系统、获取信息，而实现“熵减”的根本目的是获取能量，只是获取能量的方式有所不同。因此，本文认为基于3个不同的获取能量的条件产生的影响细胞活性的因素，就是“活力因子”。
村落作为一个开放耗散结构系统，以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与外界系统开展交流交换。根据相关研究[34]，发现用电量与经济活力因子之间一般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实现熵减的3个条件大多离不开电能的支持，用电在能量供给中占主要地位。因此，本文选用主要活力因子——用电量作为农户（细胞）活性的表征以作近似研究。

2 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

2.1 活性表征与指标选用

村落有机体的有序生长，需要在具备足够的人力前提下，有经济收入作为发展的基础，有一定的物质空间满足人的生活生产需要，且良好的村落建设离不开建设者一定水平的认知与相对适宜的生态环境。在村落系统不断对抗熵增的过程中，经济收入作为一种能量供给驱动村落农户保持活性，活动人口在农户空间内外的流动促进系统开放，人们借助设施提升认知、在敞开的空间中活动交往则是信息获取的具体途径。因此，本文根据理论构建，选用用电量这一指标来表征农户（细胞）活性。为了排除节假日对建筑用电量的影响，研究的具体指标为2022年的全年用电量。

2.2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构筑“点—线—面”梯度渐进的分析思路，分别运用平均中心与标准差椭圆、活性等值线、泰森多边形及空间自相关的分析方法，对传统村落农户活性的空间方向特征、空间趋势特征及空间关联特征进行集成分析；采用地理探测器，探讨传统村落农户活性的空间分异驱动机制。

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域概况

长濂村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云峰街道，地处松阳、遂昌、武义、金华、龙游五县交界处，龙丽高速公路出口处。长濂村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类型，山地垂直气候差异明显。全村共411户，1073人，耕地面积615 hm2，村域面积约7 km2。长濂村兼具山区与水乡的特色，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村南部的马鞍山缓坡处有长濂文化旅游区，以建于明万历年间的鞍山书院为特色。此外，长濂村还是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以及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两山”理论的诞生地、“千万工程”实践基地，对其传统村落的活性研究无疑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3.2 数据来源

遵循均衡性、随机性、代表性等原则，在长濂村内选取311个农户（细胞）作为样本点（图1）。课题组于2023年7月通过实地踏勘、入户调查、问卷发放等形式获取数据，内容包括家庭年收入、房屋总面积、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家庭常住人口、男性占比、家庭劳动人口、绿地面积等8项基本信息。2022年各户的用电量数据来源于县供电公司。从整体上看，样本点分布相对均匀，样本数量占村落建筑总数的79%。
图1 样本点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ample points in Changlian Village

4 结果与分析

4.1 农户活性空间分异特征

4.1.1 空间方向特征

①在传统村落集聚分布的基础上，村落空间发展方向受到交通要道的牵引。样本点的分布总体呈东北—西南向，长半轴大致与村落北侧主干道庄梧线及濂溪平行。椭圆的长半轴表示样本点的分布方向，短半轴表示样本点的分布范围，长短半轴比值为3.29，扁率较大，说明农户分布具有明显的方向特征，体现出村落发展方向受到交通主干道的牵引。短半轴较短，说明农户呈现出较强向心力，传统血缘村落集聚分布特征明显。
②高活性的农户大多分布在村落外围，村落呈现出典型的空心化现象。赋权重后农户活性的标准差椭圆相较于农户原始位置的标准差椭圆沿着西北方向产生了小幅度偏移。农户活性标准差椭圆长短半轴比为3.38倍，呈小幅升值，说明高活性（高用电量）的农户主要集聚分布在村庄主干道庄梧线附近，反映出交通要道对村落生产力要素流动产生重要影响。在城市化浪潮中，农村生产力要素流向城市，村落中生产力要素则流向村落外围，村庄空心化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4.1.2 农户活性空间分异特征

样本点在平面空间中具有确定的平面坐标（X，Y），假设农户活性值（用电量）为Z，则样本点具备了三维坐标（X，Y，Z）属性。利用地形图测绘技术，可以勾画出村落样本点活性等高线（等值线），村落农户活性高低，可由活性等高线（等值线）图直观表达出来。设等高距为1000 kW·h，1000、5000为计曲线，其余为首曲线，按照内插法，形成农户活性地形图（图2a），具体特征如下：
图2 村落农户活性的平面与立体分布

Fig.2 Planar and stereoscopic distribution of peasant household activity in Changlian Village

①传统村落内农户活性存在较为明显的分区特征，区与区之间存在农户活性的“塌陷区”。由图2a可知，以等值线1000 kW·h为界限，明显形成了4个用电量在1000 kW·h以上的高值区，而在4个高值区之间，则形成了农户活性“塌陷区”。
②活性塌陷区与传统建筑高度耦合，说明当今传统村落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古建筑修复与保护，但传统建筑的活化利用率仍不高。塌陷区主要分布在村落西南侧村庄外围地带及以宗祠为中心的村落中心区，宗祠周边主要为传统建筑拆建地带。由此可见，传统建筑普遍活性较低，说明使用效率不高。虽然长濂村为国家级传统村落、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古建筑修复与保护，但最终修复的传统建筑利用效率低下。如何活化利用传统建筑，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成为当今传统村落普遍面临的问题。
③与活性塌陷相反的是，村落中同样存在“活性孤峰”景观，说明村落中社会阶层分化明显。与塌陷区相对应的是，在高值区，少数农户的活性是一般农户的5倍之多，出现了“活性孤峰”，说明这些少数农户的户主生活水平较高，是村中的“富裕人家”，村中贫富分化明显。从建筑外形也可以看出，“活性孤峰”呈现出别墅式的乡村景观，说明村落中社会阶层分化明显。
④宗祠活性的缺失，标志着血缘村落结构正在瓦解，宗祠所彰显的“睦族”功能降低，血缘凝聚力降低，纽带功能衰退。郑氏宗祠临近村落的几何中心，宗祠附近的农户活性表现为低活性与一般活性，说明在现代化、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宗祠所彰显的传统“睦族”功能渐渐在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眼中褪色，以血缘为纽带的紧密型村落社会结构正逐渐向离散的原子化结构发展，传统伦理道德文化逐渐失色。
由图2b可知，三维农户活性地形模型更为直观地反映出农户活性的空间分异状况。其中，活性最高的农户与活性最低的农户海拔相差悬殊（用电量存在较大差异），活性塌陷区有如湛蓝的海水平面，低洼而沉寂，反映出村落中户与户之间生活水平存在明显差距，社会分层明显。

4.1.3 空间关联特征

泰森多边形又叫冯洛诺伊图（Voronoi Diagram），是对空间平面的一种剖分。本文根据样本农户用电量的最低值、最高值以及集中区间，使用手动分类法将用电量分为5级，设置农户活性状态依次为失活、低活性、一般活性、较高活性、高活性，其用电量区间分别为0、（0，1000]、（1000，3000]、（3000，5000]、（5000，9756]，农户的活性分布如图3a（图例中数字表示各活性状态的农户数）所示，具体特征如下：
图3 村落农户活性的空间与聚类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luster distribution of peasant household activity in Changlian Village

①长濂村作为一个传统村落，其多代同居模式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核心小家庭的原子化居住模式；家庭中祭祀功能高度退化，原有祭祀空间失活，祭祀活动断代。样本中失活农户共计48户，占总量的15.43%，失活农户主要分布在村落外围西南侧及宗祠周边，在外围呈现集中分布，在村落中心区则体现零散分布。村落中心区的宗祠周边，因农户拆旧建新，遗留的传统建筑多被弃用失活。
②活性两级（高活性、低活性）的农户呈集聚分布，中间活性的农户呈分散分布。高活性区主要分布在村落北侧主干道沿线，是富裕家庭集中迁居的结果；失活、低活性农户主要分布于村落外围及中心区，进一步印证了传统村落空心化状态。
根据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在满足1%显著性检验水平下，全局莫兰指数为0.20，说明该村农户的空间聚集特征明显；标准差的z值得分为8.06，说明随机产生这种聚类模式的可能性小于1%，反向说明长濂村聚类分布具有其内在规律。
由农户活性的聚类分布可知（图3b，图例中数字表示各集聚类型的农户数），研究区域内大部分农户活性呈现非显著性，非显著性聚类方式的农户占据总量的69.45%，体现在活性的中间段，高—低、高—中、中—低这样的集聚呈现随机、分散分布；而活性两级，高—高、低—低，则呈现集聚分布特征（“高”指高活性、较高活性，“低”指低活性、失活，“中”指一般活性）。这种现象也说明富裕和贫困在农村中呈现明显的外部效应，体现出农村社会的分层和社会隔离现象在传统村落中的产生与蔓延。

4.2 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村落有机体理论，村落有机体是在“物质空间”与“社会”两大系统相互协调、作用下实现健康发展的[1]。对应五位一体，两大系统所包含的“五大功能”其内涵及其建筑空间表现形式见表1。由此可见，影响农户活性的因子也来源于“经济生产、政治治理、文化教育、人口衍生（血缘）、人居环境”五大功能。由于本文的研究区域较小，因此不考虑地形因素对农户活性的影响。
表1 村落有机体五大功能内涵及其建筑空间表现形式

Tab.1 The connotation of five functions of village organism and its architectural space expression form

功能 内涵 建筑空间形式
经济生产 是对有机体生产、使用、处理、分配一切物资这一整体动态过程的总体协调，是有机体经济行为中各种生产力要素的集合，是与生活空间并存的能量生产、存储、交换、分配的功能空间 耕地、园地、作坊
政治治理 是指在被人民、文化、语言、地理区别出来的领土空间中，控制、治理该社会的功能，其表现形式是行使控制权力的组织机构及其象征控制权力的建筑空间形态 祠堂、会议室、厅堂、会客厅
文化教育 是人们脱离蒙昧，接受教化，提高人们对客观世界和社会的认知，提升道德水平，从而提高人们生存竞争力的教育、文化设施 祠堂、学校、书房、娱乐、游憩
人口衍生（血缘） 是保持村落有机体年轻态及调节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功能，其最大的功能是“血脉延续”“睦族”，在血缘村落中以宗祠的形式表现出来 堂、卧房
人居环境 营造的生态良好的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景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空间、周边环境
根据村落有机体理论，经济生产影响因子用“家庭收入水平”表征，政治治理用“住宅面积”（村落局部空间话语权及控制权）表征，文化教育用“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最高受教育程度”2个活力因子表征，人口衍生（血缘）用“家庭常住人口数量”“家庭男性占比”“家庭劳动人口”3个活力因子表征，人居环境用“绿地面积”这一活力因子来具体衡量。
根据五大功能各个活力因子的统计特征，村落内各个农户的经济生产、政治治理、人居环境的功能性差异较大，各个农户文化教育与人口衍生（血缘）发挥的功能性差异较小（表2）。从经济生产来看，202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26万元，而长濂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51万元，反映出长濂村在城镇化进程中较好把握住了村落经济活性；从政治治理来看，村落农户的人均住房面积（61.46 m2）高于我国农村人均住房面积（37.09 m2），具有较高空间活性，说明农户在村落局部空间的控制权、话语权较高，侧面说明村落治理相对民主；从文化教育来看，村落农户的平均思想活性未达到我国九年义务教育标准，村落整体文化水平偏低；从人口衍生（血缘）来看，村内男女比例较均衡，主要年龄层次为劳动人口，村落发展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源潜能；从人居环境来看，各个农户所拥有的绿地面积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表2 选定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elected variables

维度 变量（单位）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指标描述
经济生产 家庭年收入（万元） 1.80 240.00 15.36 22.99 一个家庭中所有家庭成员的年收入总和
政治治理 房屋总面积（m2） 63.00 660.00 268.56 71.82 每层住宅的面积总和
文化教育 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年） 3.33 14.00 7.96 1.99 一个家庭中所有家庭成员接受小学及以上教育的平均年数
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年） 5.00 16.00 11.40 2.82 一个家庭中最高学历的成员所接受小学及以上教育的总年数
人口衍生（血缘） 家庭常住人口（人） 1.00 10.00 4.37 1.61 家庭中大多时间在住宅内生活的人数
男性占比（%） 20.00 100.00 53.00 12.00 家庭常住人口中男性的占比
家庭劳动人口（人） 0.00 6.00 2.81 1.25 家庭常住人口中劳动力的人数
人居环境 绿地面积（m2） 0.00 6338.60 651.14 1174.11 住宅建筑所在的泰森多边形中拥有的绿地空间总和
如图4所示，本文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各个活力因子数据分为5级，其中空白表示数据缺失的部分，且与农户活性地形图的失活、低活部分基本对应，进一步佐证了这些农户活性的塌陷。失活农户的存在，一方面是因无人居住且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而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另一方面是户主因生活、工作等需要，长期定居县城，使得村内住宅处于闲置状态。
图4 各活力因子的泰森多边形分级

Fig.4 Tyson polygon grading for each activity factor

4.2.1 单一影响因子探测

本文使用SPSS软件对长濂村农户活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进行皮尔逊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各个活力因子相关性分别为：家庭年收入（0.665）、房屋总面积（0.574）、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0.160）、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0.443）、家庭常住人口（0.560）、男性占比（-0.128）、家庭劳动人口（0.420）、绿地面积（0.009）。其中家庭年收入、房屋总面积、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家庭常住人口、家庭劳动人口5项活力因子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且相关系数均为正值，即与长濂村农户活性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根据因子探测结果（表3），发现家庭年收入、房屋总面积、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家庭常住人口、家庭劳动人口5项活力因子的决定力q统计值对应的统计检验p值小于0.05，说明探测结果有效。各个活力因子探测器q值按解释力大小排列分别为：家庭年收入（0.539）>家庭常住人口（0.367）>房屋总面积（0.306）>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0.250）>家庭劳动人口（0.240）>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0.097）>男性占比（0.048）>绿地面积（0.009）。单一影响因子探测结果显示，经济生产的功能发挥对农户活性影响最大，解释力最强，说明家庭经济收入直接影响村落农户活性；人作为细胞核，是细胞活性的来源，人口衍生（血缘）的功能发挥对于农户活性而言具有基础性作用，且家庭常住人口与劳动人口在空间上对应关系较明显，反映出村落发展具有较稳定的人力储备；人居环境中的绿地面积虽然对农户活性的解释力较低，但它是村落生态空间的重要彰显，体现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的生态理念。
表3 各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Tab.3 Results of geographic detection for factors

家庭年收入 房屋总面积 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 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 家庭常住人口 男性占比 家庭劳动人口 绿地面积
q值 0.539 0.306 0.097 0.250 0.367 0.048 0.240 0.009
p值 0.000 0.010 0.159 0.000 0.000 0.904 0.005 0.996

4.2.2 交互影响因子探测

根据交互影响因子探测结果（表4），发现解释力较大的4个交互驱动因子分别是家庭年收入∩家庭常住人口（q=0.646）、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人口（q=0.642）、家庭年收入∩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q=0.618）、家庭年收入∩房屋总面积（q=0.615）。其中，家庭年收入和家庭常住人口的交互作用最强，表明长濂村农户活性的空间分异主要受经济生产与人口衍生（血缘）的双重影响；文化教育方面，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劳动力消费水平，反映出经济生产与文化教育的相互关系。根据若q（A∩B）>max[q（A），q（B）]则说明双因子增强的规则[35]，各个活力因子之间的两两交互均呈双因子增强关系，说明对长濂村农户活性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而言，各个活力因子并非单独起作用，而是与其他因子共同作用，反映出长濂村农户活性空间分异影响机制的复杂性。基于这一结果，发现经济生产与其他功能的活力因子在交互作用下对农户活性均具有较高解释力（q值均大于0.5）。因此，要想提升村落活性，就需要加强经济生产与其他功能的相互配合，在留住乡村人口的基础上，提高村民收入，盘活建筑空间，提升村民文化素养，协调好人地关系。
表4 交互影响因子探测结果

Tab.4 Results of geographic detection for interaction factors

家庭年收入 房屋总面积 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 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 家庭常住人口 男性占比 家庭劳动人口
房屋总面积 0.615*
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 0.618* 0.496*
家庭最高受教育年限 0.591* 0.516* 0.399*
家庭常住人口 0.646* 0.608* 0.480* 0.460*
男性占比 0.571* 0.395* 0.191* 0.316* 0.395*
家庭劳动人口 0.642* 0.560* 0.362* 0.409* 0.431* 0.296*
绿地面积 0.583* 0.402* 0.203* 0.355* 0.419* 0.124* 0.355*

注：交互因子探测结果（q值）加*为双因子增强。

4.2.3 影响机理分析

村落细胞的生长是一个不断对抗熵增的过程：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人口活动程度的提升，所有空间的扩展，居民对细胞的支配性提高，细胞实现熵减（图5）。由此可见，传统村落的健康发展是各大功能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户活性空间分异格局的形成亦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
图5 传统村落农户活性空间分异的影响机理

Fig.5 Impact mechanism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peasant household activity in traditional village

从经济生产来看，本地经济收入对村落农户活性的增加具有直接影响，直接影响着村落农户活性空间分布格局；虽然部分家庭经济收入很高，但多以外地工作为主，未必对长时间的村落活性有贡献。从政治治理来看，住宅是农户存在的物质基础，老屋翻新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政治治理的唤醒和重新参与，通过住宅空间的再利用驱动传统村落农户活性的整体提升。从文化教育来看，人的认知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消费水平，从而间接影响村落农户活性分布格局。从人口衍生（血缘）来看，人作为细胞核赋予了细胞活性的基因，是影响传统村落农户活性空间分异的基础，决定着农户（细胞）的存亡；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为了生活而到城镇定居，为减少人口流失，有必要通过引导支持乡村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加强乡村科技创新等方式，留住本地人口，吸引人才入驻。从人居环境来看，在经济活性较高的村落，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人的感官具有较大吸引力，有利于村民留在村内长期发展，从而间接影响村落农户活性分布格局。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传统村落长濂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农户活性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如下：①在传统村落农户集聚分布的基础上，村落空间发展方向受到交通要道的牵引；高活性的农户大多分布在村落外围，村落呈现出典型的空心化现象。②空间分异上，活性分区特征明显，区与区之间存在农户活性的“塌陷区”；活性塌陷区与传统建筑高度耦合，说明当今传统村落虽然进行了大量的古建筑修复与保护，但传统建筑的活化利用率仍不高；与活性塌陷相反，村落中同样存在“活性孤峰”景观，说明村落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宗祠活性的缺失，标志着血缘村落结构正在瓦解，宗祠所彰显的“睦族”功能降低，血缘凝聚力降低，纽带功能衰退。③空间关联上，多代同居模式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核心小家庭的原子化居住模式，家庭中祭祀功能高度退化，原有祭祀空间失活，祭祀活动断代；活性两级（高活性、低活性）的农户呈集聚分布，中间活性的农户呈分散分布。④长濂村农户活性的空间分异受到经济生产、政治治理、文化教育、社会人口、人居环境多重功能作用的影响，经济因素直接影响村落农户活性的空间分布格局，是农户活性的主导因素，其他要素则间接影响农户活性。

5.2 讨论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①村落的生产发展明显受到城市化和现代交通的牵引，要想加强村落内部与外围甚至外界的联系，应在完善村落内部交通的同时，加强村落内部建设，提高建筑利用率；②充分重视传统村落有机更新在乡村振兴中的引导作用，要在重视传统建筑保护的同时，加强对传统建筑的活化利用；③在振兴乡村的同时，还应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重视血缘关系对民族凝聚力的影响，加强传统村落睦族功能对邻里和谐、共同发展的引导，在物质空间得以重构的同时，非物质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也应同步跟上；④发展经济是恢复农户活性的最有效手段，因而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一村一品的产业品牌，恢复、提升农户造血功能，要在提升经济的同时，加强人才引进，扩大村落开放，提高村落数字化建设水平，以实现乡村的伟大振兴。
长濂村作为传统村落，是历史文化记录与传承的重要载体，但也易受快速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因此，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理论上，本文在村落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从对村落整体的研究进一步延伸到对村落农户活性的研究，是对村落有机体理论的深化与拓展；方法上，以单个农户活性为切入点，通过构筑“点—线—面”梯度渐进的分析思路，探索出村落有机体农户活性的定量研究方法，通过个体研究（农户活性）来总结整体规律（有机体活性）；实践上，以传统村落长濂村为例，对传统村落的农户活性进行分析，能够为其他传统村落农户活性的研究提供可行经验与样板，其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本文只是对传统村落空间活化利用的一次积极探索，且仅使用用电量作为农户活性的表征，实证方面稍显薄弱；同时，获取的完整数据点有限，也未能从时间尺度进行农户活性演变分析。因此，活性表征的多样性与时空的多维度演变是后续深入研究的方向，如何量化并解释五大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此外，将村落农户活性研究与农村社会空间重组及居住形态变迁研究相结合，也能够以地理学方法为支撑，从经济与管理领域为乡村空心化的治理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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