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ath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 YANG Liguo , 1, 2 ,
  • NING Wangfen 1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Hengyang 421002,Hunan, China
  • 2. Coope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Digita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wns,Hengyang 421002,Hu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26

  Revised date: 2024-10-11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1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summar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from a 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by taking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as an empirical case. It's found that: 1)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experienced the iterative upgrade of digitization,digitalization,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driv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2) The structure of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has the features of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The deep structure of synchrony i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constitut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ower subject's domination of digital knowledge, which is externally characterized by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digital rules, digital space,and digital practice. The deep structure of diachrony presents the dynamic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ulture-tourism digital combination, digital interaction and digital symbiosis. 3)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model of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ormative rules for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space for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the driving path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or digital intelligence and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are effective guarantee,important carrier and key driving force to realize the deep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in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and practical path of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t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enriching the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Chinese villages.

Cite this article

YANG Liguo , NING Wangfen . The Path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12) : 218 -22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2.022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金融服务、医疗教育、农业生产和旅游服务等各个行业都受到数字智能技术的显著影响,经历着全面深刻的数智化转型[1]。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发挥数字智能技术在文化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施文旅产业数字化战略,以数字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实现文旅更广、更高、更深层次水平的融合发展[2]。在此背景下,数字智能技术逐渐渗入传统村落的文旅融合场域,影响着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方向和模式,成为推动传统村落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2]
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的活态遗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具有重要的生态、历史、文化和旅游价值,其保护和发展受到社会各界密切关注[3]。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旅游发展规划指导下,大量实践研究表明,文化旅游已成为促进传统村落经济发展,推动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途径[4]。传统文化是传统村落的根和魂,是实现传统村落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核心[3-4]。如何在传统村落旅游中充分挖掘和开发传统文化价值,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传承,提升游客的文化体验,是现阶段传统村落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议题。随着新兴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智技术成为地理学进行思维决策和实践生产的重要工具[5],通过应用GIS、数字模型和计算机分析等数智技术可以监测传统村落的景观异变[6],测评传统村落文旅融合耦合度和协调度[7],提升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传播和传承力度[8]。数智技术创新了传统村落文化的记录、展示和传承的方式,为传统村落的文旅融合注入了新的活力。
目前学界主要关注于数智技术对文化保护[9]、旅游产业升级和产业测度[10]等方面,对数智技术如何影响文旅融合的探索较少,特别是从传统村落微观尺度解构数智驱动文旅融合发展的相关研究更显不足。在此背景下,本文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通过理论文献梳理和实践经验总结,揭示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模型;同时基于该模型,以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总结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路径,以期丰富数智化背景下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相关理论研究,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参考的理论指导。

1 研究回顾

1.1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思潮兴起于1950年代,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最先提出,后经列维—斯特劳斯、皮亚杰和吉登斯等学者不断丰富完善,已成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地理学等学科领域重要的研究方法[11]。1980年代,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被称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三大思想流派,对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2]。结构主义主张从整体性的视角去理解和分析事物,认为任何地理现象是由各种相互联系的地理要素(部分)构成,内部的要素组成了一个多元紧密的关系网络,由统一的结构和模式进行运作和支配[13]。结构主义具有制约性和能动性,可以从特定时期的共时性和历史变迁的历时性结构2个方面考察[14]。皮亚杰总结了结构主义的3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整性,认为结构主义是一个具有动态转换规律的体系[13]。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是构成并支配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具体事物和行为的规则整体,同时也指现象的表面秩序,是深层规则的外在呈现[15]。因此结构具有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分,表层结构是可被观察和归纳的外部关系,能够反映和影响深层结构,而深层结构是事物现象内部的关系,又能够影响表层结构秩序,在动态平衡中进行结构的自我调整[16-17]。吉登斯对结构主义的界定指出了新的思路,权力是行动者行动的基础,权力对规则和资源的不同支配和整合会形成不同的结构[12],而实践是结构运作的重要动力,人类的行动在日常实践中被结构化,而结构的特征在人类行动者的实践作用中形成[18]。基于结构主义视角,学者们探索了城市制度逻辑[19]、文化认同机制[20]、经济组织和地方关系形成[21]等科学命题。结构主义的整体格局视角增强了地方文化的符号化,重塑了对地方性的认识,结构主义下的地方性成为构建地方记忆和情感的重要部分[22-23],有助于地方文化的传播、传承和文化旅游的发展。

1.2 数智化

最早在计量革命时期,地理学家就运用数字技术进行地图绘制、数据分析和计算机数据模拟等[24],后来逐渐扩展到城市建设和管理[25]、社会文化[26]和乡村空间[27]等方面,主要侧重数字技术的生产赋能和变革。传统的数字技术主要是将各种物体、文本和声音等转化为一系列数字点或样本集合离散形式表达的数据,包括数字图像、数字音频和数字模型等[28]。而随着科技的创新发展和人们对日益美好生活的需要,单纯的技术赋能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和人们美好生活的需求,强调更精细化、更个性化和更智能化的数字技术应用,实现全面数智化[29]。2015年,北京大学“知本财团”课题组提出“数智化”一词,次年朴圭博士提出了“数字智能”(Data Quotient,DQ)的概念,将其解释为数字智能化和智慧数字化[30]。数字化是对观察到的信息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化,对大量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处理,而数智化强调在数字化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将信息重新组织分析,得到新的知识并解决具体的问题和预测性的困难,数字化是数智化的前提和基础,数智化是数字化的提升和运用[28]。在数智技术的全面推进下,旅游4.0、智慧旅游和数智文旅等概念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数智文旅产业获得蓬勃发展[31-32]。数智文旅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原则,综合运用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提供高效化、精准化和高质量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提高了旅游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游客的旅游体验[2]。目前,数智技术已深刻改变了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产业体系、社会文化和关系网络等要素,探究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多元影响及其复杂关系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议题。

1.3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

16世纪壮游(Grand Tour)时期,旅游者的关注重点逐渐转向旅游地的历史文化、人文内涵和文化体验等内容,“文化旅游”成为旅游发展的新潮流[33]。国内从1980年代开始关注文化和旅游的关系,对文化旅游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34]。随着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的发展,传统村落的文化和旅游日益联系紧密,相互促进,逐渐融合[35-36]。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发展重塑了政府、村民和游客等相关利益主体的社会角色,在旅游主体和客体的互动中构建出新的旅游关系网络[37],传统村落居民的文化感知、文化认同和地方情感在文旅融合的快速发展中由“封闭稳定”走向“流动变化”[3,6]。传统村落的农林文化、传统节日和民俗等特色文化资源都是旅游发展核心吸引物,在各种社会资本和数智技术的作用下,文化和旅游要素相互渗透、交叉、重叠,趋向文旅深度融合发展[7,38]。随着传统村落文化旅游的发展,文旅从表层形式走向内在价值的融合,有关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内涵和结构的话题受到学者的关注[39]。从整体来看,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经历了从文旅相互结合,交互发展、共生演化的过程,具有持续演进、复杂嬗变的动态特征。从生物共生的角度,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在融合主体、融合界面和融合价值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一个协同进化的共生体[34]。总的来说,探索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内涵层次、互动关系和理论逻辑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也是推进传统村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2 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理论模型

2.1 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分析

20世纪下半叶,以计算机技术成为数据收集与处理的新手段为开端,数智技术主要经历了从数码化、数字化到数智化的迭代升级过程[40]。在传统村落的文旅融合场域,数智技术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过程:首先是传统村落文旅资源实现数码化采集,通过近景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图文扫描、音视频采集及多模态系统等技术,将各种传统建筑、河流、道路等物质环境和民俗记忆等非物质文化进行数字观察和记录,再运用计算机将这些分散的数码化信息进行统一归纳、存储和传输[41]。随后,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增强了文化旅游的传播与开发,运用3DMAX、Maya、CityEngine、SketchUp等三维建模软件和技术构建出传统村落的数字虚拟场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和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AR)可以提供多样化的数字文旅产品和虚拟体验服务[42-43]。最后,赋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ies,ETs)、物联网和元宇宙等创新性数智技术获得普及和应用,使文化旅游中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发生数智化重组,传统村落文旅融合进入数智化发展阶段,文旅行动者可以依靠数智技术精确的算法和强大的算力,高效配置文旅资源、平衡文旅供需和催生文旅新业态,对外界冲击和市场变化及时作出反应和调整,趋向文旅产业的高效化、精细化、智能化和融合化发展。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具有历时性特征,表现为传统村落文旅数码化结合、文旅数字化交互和文旅数智化共生的演进历程(表1)。
表1 数智技术在传统村落文化旅游中的发展及应用

Tab.1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cultural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发展历程 技术特征 核心形态 连接方式 应用案例
数码化 近景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图文扫描、音视频采集及多模态系统等 数码保护与存储 树状连接 张谷英村景观基因的数码化采集[44]
数字化 三维建模技术、计算机仿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和多媒体技术 数字传播与开发 网络状连接 中田村传统村民屋顶的数字建模[41]
数智化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3R技术的综合应用、数智管理平台、元宇宙及数字孪生等技术 数智管理与服务 开放式连接 西江苗寨的文旅智慧化管理平台[45]
在全球信息化、网络化和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下,数智技术已逐步成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中坚力量。从横向视角分析,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共时性结构具有深层和表层2个维度,结构内的文旅行动者以数智技术赋能的权力为基础,有机整合为动态平衡的权力关系,构成了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深层内核。拥有数智技术的行动者主导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数智化发展,表征为数智技术作用下的规则、空间和实践。行动者对数智技术知识的认知理解,是行动的内在因素,行动者通过对自我知识的反思和相互反思,形成相应的身份和连接关系的结构规则,规则对结构的平衡稳定具有制约作用[17]。规则和实践在文旅空间中运作,文旅空间是行动者实践的产物,是文旅行动者权力实施的介质,空间中充满着各种文旅行动规则[19]。实践具有灵活性和动态性,文旅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在身份规则和文旅空间中被结构化,身份、空间和实践所构建的表层驱动结构又在深层权力关系的结构中进行再生产[17]

2.2 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模型

共时性和历时性是结构主义研究中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2个层面[46]。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结构既具历时性又具共时性特征,呈现动态演进的层级驱动结构。随着数智技术的迭代升级和文旅融合的发展,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呈现出文旅数码化结合、文旅数字化交互和文旅数智化共生的历时性结构,具有连续性、动态性和自我调整性。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表层深层结构关系和吉登斯的权力思想,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以数智技术作用下的权力关系为深层结构,权力关系在数智规则、数智空间和数智实践3个维度的表层秩序是深层精神的外在表征,构成了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共时性结构。基于此,本文从历时性和共时性2个方面揭示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理论结构模型。
首先,结构是矛盾关系的综合体,权力赋予行动者沟通和联结相互关系的能力,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支配权[47]。知识是行动者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目标,资源决定行动目标的实现过程和方式,知识作为一种权利资源存在,将构成特定场域内的权力关系[19]。在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中,数智技术是传统村落文旅融合数智化的核心知识,作为权力资源赋予场域内文旅行动者对数智知识的支配权力。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行动者主要包括以地方政府和村委为代表的政治行动者、以文旅企业和商户为代表的市场行动者和以村民和游客为代表的社会行动者,三者对数智知识掌握、转化和运用程度的差异决定了其权力的大小、性质和行使方式,并在数智知识的交流和互动中构成了复杂的权力关系,影响着一定时期实现传统村落文旅融合数智化的方式和过程。因此,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深层结构是由政治力、市场力和社会力以数智技术知识作为权力资源建构起来的权力关系体(图1)。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深层结构决定和影响着表层结构,表征在数智规则、数智空间和数智实践3个维度及其关系。具体来说,①传统村落文旅行动者在行使对数智技术的支配权时,构建了特定的数智身份,并遵循一定的数智身份规则运作。身份规则是传统村落文旅行动者进行文旅实践活动的潜在、非具决定性内在因素,对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内部要素具有制约作用,规定了其数智文旅的实践内容。②数智空间是社会性的产物,承载传统村落数智文旅规则的运作和实践生产,同时被数智规则和实践活动塑造,具有规则性和实践性,具体表现在数智技术作用下虚实融合的文旅空间。③数智实践是实现传统村落文旅融合数智化的行动内容,界定了数智文旅空间性质并在空间中进行实践生产,数智实践能够实现文旅行动者身份的社会意义,又受到数智规则的约束,具体数智实践内容包括数智文旅资源、产品、产业的生产协作和消费互动等。构成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表层结构的数智身份、数智空间和数智实践是彼此联结、相互作用、交织依存的整体,是数智技术赋能文旅权力关系的表征,也是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3个基本维度。
图1 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共时性结构模型

Fig.1 Synchronic structural model of 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其次,结构中的资源是动态变化的,能够根据整体内部的联系或对立的需要,进行要素流动、关系转换和自我调整,具有能动性和历时性特征[47]。一方面,数智技术在不断地进行创新升级,追求更智能化、精细化的应用;另一方面,传统村落文旅融合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体系,内部文旅行动主体和文旅要素发生有规律的流动变化。因此,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呈现一定的历时性动态演化特征,具体表征为传统村落文旅的数码化结合、数字化交互、数智化共生3个层次(图2)。数智技术具有高投入、专业性和高安全隐秘性等特点,而政府和村委等政治行动者在财政资金、数据资源掌控的先天优势和管理权,使其成为传统村落文旅数码化结合阶段的主导者。政治行动者基于文化保护、公共利益导向,进行文化旅游资源的采集、记录与存储,成为该阶段文旅数码化生产者。在政治行动者主导的传统村落数码文旅资源库和平台,市场行动者主要参与数码文旅资源的生产和传播,社会行动者开始关注和消费数码文旅资源,形成了一个进行文旅数码资源交流、互动和消费的虚拟空间。随着技术的升级发展和传统村落文旅发展需求,越来越多的文旅资源要素需要进行数字化的生产、展示与传播,市场行动者拥有的经济、人才和信息等资本为传统村落文旅数字化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成为传统村落文旅数字化交互阶段的主导力量。政治行动者转变为传统村落文旅发展的支持者、协调者和监管者,社会行动者通过数字媒介成为文旅发展的参与者和消费者。各种数字技术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场域的普及和应用,加强了传统村落文旅行动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使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发生交互和重叠,虚拟空间的信息影响着现实空间的发展,现实空间的活动反馈于虚拟空间数据中。随着传统村落文旅融合从数字化迈向数智化,其场域内的政治力、市场力和社会力逐渐形成了动态稳定、协同互动的权力关系体,文旅行动者共同参与传统村落数智文旅产业组织、管理与创新,具有传统村落文旅数智化的生产者、参与者、监督者等多重身份。数智技术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场域内实现广泛化普及、精细化应用,使文旅虚拟和现实空间相互融合,文旅行动者在现实空间进行实践活动,又在虚拟空间实现交流互动。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是权力关系组成的稳定共时性系统,也是动态演化、流动嬗变的历时性体系。
图2 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历时性结构模型

Fig.2 Diachronic structural model of 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3 地方实践: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路径

3.1 案例地概况与数据获取

西江千户苗寨(也称“西江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州”)雷山县境内,寨内拥有1400余户、6000余人,其中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9.5%,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苗族村寨聚居地[45]。村寨四面环山,千余户苗族吊脚楼随地形高低错落分布,白水河缓缓穿寨而过,孕育了独特的苗族文化景观和丰厚的苗族文化底蕴,被誉为“苗族文化的露天博物馆”“中国文化旅游新地标”“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等[48]。自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开发以来,雷山县政府、村委会、文旅企业、游客和村民等多元主体相互协作,坚持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并重,传统传承与科技创新并存,推动着西江千户苗寨文旅融合的数智化转型(图3)。
图3 西江千户苗寨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等研究方法,全面收集和整理了西江千户苗寨的文化旅游发展历程、数智技术对西江千户苗寨文旅发展的影响、数智技术在文化旅游产品产业中的具体应用等内容。研究前期,收集和整理了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西江千户苗寨官网和《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西江千户苗寨的实践观察》等文本资料,全面了解西江千户苗寨的文旅发展历程。继而研究团队于2024年4月份前往西江千户苗寨进行了为期5天的田野考察,一方面选择了20余位西江千户苗寨文旅参与者进行半结构式的访谈,了解数智技术在村寨文旅产业中的应用情况、对文旅发展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式观察对西江千户苗寨的文化景观、数智文旅产品和数智文旅项目进行了记录和体验。最后,将文本信息和考察资料相互验证,保证此次研究数据的科学性。

3.2 西江苗寨实践路径选择与分析

3.2.1 构建规范性数智文旅规则是驱动传统村落文旅数智化的有效保障

数智文旅规则是文旅多元主体进行数智文旅实践中所构建的行动准则,能够规范和制约数智文旅空间和实践活动,是传统村落文旅融合数智化的根本保障。2008年,贵州省旅游发展大会在西江千户苗寨举办,全面开启了苗寨文旅融合的数智化进程。黔东南州政府、雷山县政府和西江苗寨村委基于村寨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制定了一系列文化保护和旅游发展政策,包括《西江保护与发展战略》《西江管理体制》和《西江世界遗产问题研究》等。根据相关政策规划和要求,政府和村委利用GIS、卫星遥感和摄影测量等设施和技术,对苗寨内15项国家级、6项省级、100余项地方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进行数智信息采集、记录和整理,建立了西江苗寨文化遗产数据库。2011年,国有独资的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公司调整内部经营管理模式,将子公司放权给市场资本,积极与省内外文旅企业展开合作,促进苗寨文旅资源的市场化,西江苗寨转向以文旅企业和商户为主导的数字化发展。同时,西江苗寨的文化旅游总公司专门成立质量监管部门,通过智能监控和检测设备全程监控文旅产品生产,外部通过旅游数据平台收集游客反馈信息,2008—2019年累计提升和整改了500余个文旅产品质量和服务问题。除此之外,西江苗寨的文旅企业累计培训2000余数智文旅服务人员,为村民提供相关岗位3300余个,积极履行提升苗寨整体数智文旅知识水平、文旅服务质量和推进村落脱贫攻坚工作的经济和社会责任。据西江苗寨文旅企业统计,90%的村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数智文旅的开发中,85%的游客通过网站、手机媒体和网络直播等方式了解到西江苗寨,并在线上完成购买门票、预订酒店和餐饮等文旅服务,还会在相关媒体积极反馈评价。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给西江苗寨旅游业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推动了苗寨文旅融合数智化的快速转型。雷山县政府和村委积极贯彻《贵州省大数据战略行动2019年工作要点》,加速推进西江苗寨智慧景区建设,建设网络交易安全管理平台,保障线上文旅交易消费安全。文旅企业重视创新型、创意型数智文旅产品的开发与设计,推动线上线下消费一体化。互联网、网络媒体和平台的普及,使大众游客和村民每年在西江苗寨线上文旅管理平台提供的反馈和建议达上千条。在西江苗寨文旅融合数智化发展中,雷山县政府和村委从初期的主导者逐渐转变为协作者和监管者,文旅企业和商户逐步上升为生产者和创新主力军,游客和村民的地位稳步上升,从边缘观察者转向数智文旅的参与者、传播者和监督者(图4)。
图4 数智驱动西江苗寨文旅融合的路径

Fig.4 Path of 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3.2.2 搭建综合性数智文旅空间是驱动传统村落文旅数智化的重要载体

西江苗寨的数智文旅空间承载着文旅行动者的身份规则运作和实践活动,主要包括数智文旅的物质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3个部分。前期,各级政府和村委主要致力于搭建并完善西江苗寨文化遗产数据库,实现了文旅资源的线上信息传输、高效管理及广泛共享,通过CCTV-13、贵州电视台及各大网络媒体平台的推广,苗族文化得到了有力宣传,从而初步构建了西江苗寨数智文旅空间的发展框架。在西江苗寨文旅数字化阶段,各级政府和文旅企业携手合作,完成了西江苗寨数智文旅空间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文旅经济体系完善。在西江苗寨景区内,建设了2个综合性游客服务中心、25个周界报警设备、10个地质灾害监测设备和负氧离子监控设备、100余个人脸识别摄像头和Wifi网络设备,实现寨内管理可视化、运行智能化。雷山县政府还建设了“通村村”线上农村出行服务平台,在西江苗寨主干道安置智能摄像头,实时采集车辆人员信息、GPS定位和道路安全隐患预警等,打造高效、智能的交通物流体系。携程、同程、美团、去哪儿等各大OTA商入驻西江苗寨,500余家苗寨的文旅企业和商户实现电子商务渠道连接和合作,推广苗族特色的网红文旅产品,发挥O2O电商运营模式优势。随着西江苗寨文旅数智化的发展,5G通信和互联网在苗寨内实现全覆盖,文旅企业的管理和沟通、游客的文旅交易行为、村民的交流活动都直接或间接通过数智设备和网络实现互动,从线下延伸至线上分散化、多节点和共享化的文旅社会网络空间。

3.2.3 发展创新性数智文旅产业是驱动传统村落文旅数智化的关键动力

数智文旅产业发展与创新是西江苗寨文旅融合数智化的关键经济动力,是文旅行动者内化数智知识,运用数智技术支配权的实践体现。2008年,由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雷山县政府投资建设的西江苗族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随后阿幼民族博物馆、“李玉福”农家画馆和鼓藏文化博物馆等20多家民营性家庭博物馆成立,基本将苗族农业、服饰、民俗和历史文化遗产收录,并以电子图片、音视频和三维数据等形式归档整理,是西江苗寨数智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资源库。在市场资本的主导下,西江苗寨的文旅产品和服务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和升级,100多家酒店和民宿配置了智能的服务设施,50多家餐饮和旅拍店开通了线上预约、购买服务,出现了融入苗族文化的明信片、茶杯和背包等由计算机设计的文创产品。2020年,西江苗寨文旅产业发展重心从数字化生产向数智化创新转移,先后建设了3家综合性的数智文旅主题店,售卖AR明信片、AR集章册和冰箱贴等数智文创产品,以及“西江万花筒”烟花秀和“飞越贵州”5D环幕观影等虚拟文化体验项目。数智技术催生了西江苗寨的文旅新业态的发展,由造型灯光、全息投影技术打造的“苗寨千家灯火夜景”,刺激了集聚夜观、夜演、夜购等一体的夜经济发展。数码相机、无人机摄影和计算机图片处理技术日益智能化、精细化,促进了苗寨旅拍产业链的完善和升级。网易游戏公司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和计算机图形技术在《逆水寒》游戏中,构建出西江苗寨的虚拟文化场景,在游戏娱乐中感受苗族文化魅力。2022年,雷山县政府和连偶(重庆)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打造“西江幻地”元宇宙文旅项目,创新性地运用3R技术,实现了苗寨实景与虚拟景象的深度融合,为游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交互式、沉浸式文旅体验。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在数智技术快速发展普及的新时代,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权力关系、空间形态和实践内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数智技术已成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重要力量和关键手段。本文揭示了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并以西江苗寨为实证案例,总结出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实践路径,对推进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数智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主要结论如下:
①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场域内,数智技术经历了数码化、数字化和数智化的迭代发展,主要体现在传统村落文旅的数码保护存储、数字传播与开发、数智管理与服务等方面。从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横向视角,数智技术赋予了文旅行动者数智知识的支配权,文旅行动者在虚实结合的数智文旅空间,遵循数智身份规则,进行一系列文旅数智实践活动。
②基于结构主义理论,揭示了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理论模型。数智技术是传统村落文旅融合数智化的核心知识,不同行动权力主体通过对核心知识的支配,交织形成动态稳定的权力关系,构成了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深层结构。表层秩序呈现于数智身份、数智空间和数智实践3个方面,其中身份规则具有空间性和实践性,又对数智空间和实践产生制约作用,数智空间在规则约束和实践生产中被塑造;而数智实践则是身份规则下的实践,在数智空间中产生并成为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③根据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理论模型,结合西江苗寨的文旅数智化历程,发现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实践路径可从“规则—空间—实践”3个维度着手,通过构建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主体的身份职责与规范,有效保障西江苗寨文旅融合的规范运行;搭建的数智文旅物质、经济和社会空间,是西江苗寨文旅融合数智规则和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通过集成数智文旅资源、生产数智文旅产品、发展数智文旅产业,能够激发西江苗寨文旅融合数智化的创新动力。

4.2 讨论

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涉及信息科学、遥感学、地理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等学科,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因此对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发展需要更多综合性知识和多元文化视角的探索,进一步深入关注数智化背景下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演化阶段、发展模式和融合逻辑等理论和实践问题。
数智技术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数智信息安全隐患、技术鸿沟的存在,以及数智知识水平的普遍不足,仍然是大多数传统村落在推进文旅融合数智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和严峻挑战,亟需构建全方位的数智安全保障体系,加大数智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加强数智知识普及和技术培训,同时推进跨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探索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最优实践路径,以实现可持续性、数智包容性的文旅融合发展。此外,本文主要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智驱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的结构,以西江苗寨为例探索了其实践路径,但不同传统村落的数智基础条件和文旅融合程度具有差异,需要结合村落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差异化、创新性的实践路径。总体而言,本文研究将有利于推动传统村落文旅的深度融合,推进中国乡村旅游的数智化转型研究。
[1]
辛宇, 林耿, 林元城. 数字技术力量下的乡村重构[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7):1300-1311.

DOI

[2]
黄震方, 张子昂, 李涛, 等. 数字赋能文旅深度融合的理论逻辑与研究框架[J]. 旅游科学, 2024, 38(1):1-16.

[3]
杨立国, 胡雅丽. 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与传承——以通道侗族自治县皇都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10):208-215.

DOI

[4]
Jiang M.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take Chaohu Sangua Commune as an example[J]. Frontier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2(6):33-37.

[5]
Arribas Bel D, Reades J. Geography and computers:Past,present,and future[J]. Geography Compass, 2018, 12(10):e12403. doi:10.1111/gec3.12403.

[6]
刘沛林, 李雪静, 杨立国, 等. 文旅融合视角下传统村落景观数字化监测预警模式[J]. 经济地理, 2022, 42(9):193-200.

DOI

[7]
唐承财, 刘亚茹, 万紫微, 等.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路径[J]. 地理学报, 2023, 78(4):980-996.

DOI

[8]
张朝枝, 朱敏敏. 文化和旅游融合: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路径[J]. 旅游学刊, 2020, 35(3):62-71.

[9]
王敏, 马纯莉, 朱竑. “互联网+”时代下的乡村地方品牌建构——以从化市良口镇三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1):115-122.

[10]
张新成, 高楠, 王琳艳, 等. 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成效评估研究综述:关系辨识、理论发展与体系重构[J]. 旅游科学, 2023, 37(4):19-36.

[11]
Hawkes T.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2]
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3]
皮亚杰. 结构主义[M]. 倪连生,王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4]
龚晓斌. 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理论的跨学科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 33(1):23-25.

[15]
高宣扬. 结构主义[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16]
于涛方. 结构主义地理学——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J]. 人文地理, 2000, 15(1):66-69.

[17]
周怡. 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J]. 社会学研究, 2000(3):55-66.

[18]
郭忠华. 转换与支配:吉登斯权力思想的诠释[J]. 学海, 2004(3):48-54.

[19]
刘天宝. 结构主义视角下中国城市单位制的形成逻辑[J]. 人文地理, 2012, 27(1):34-38.

[20]
梁越. 结构主义视角下遗产认同的形成路径及动力机制研究——以永顺老司城为例[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20.

[21]
周尚意, 杨鸿雁, 孔翔. 地方性形成机制的结构主义与人文主义分析——以798和m50两个艺术区在城市地方性塑造中的作用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9):1566-1576.

[22]
刘宏芳, 明庆忠, 韩剑磊. 结构主义视角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建构动力机制解析——以石林大糯黑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18, 33(4):146-152.

[23]
杨阳, 房艳刚, 梁璐. 人文地理方法论视角下的乡村聚落景观流派进展及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43(1):163-178.

DOI

[24]
Hägerstrand T. The computer and the geographer[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67, 42:1-19.

[25]
Kuecker G D, Hartley K. How smart cities became the urban norm:Power and knowledge in New Songdo Cit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20, 110(2):516-524.

[26]
Beel D, Wallace C. Gathering together:Social capital,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value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a digital age[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20, 21(5):697-717.

[27]
杨忍, 林元城. 论乡村数字化与乡村空间转型[J]. 地理学报, 2023, 78(2):456-473.

DOI

[28]
高远. 业务数智化:从数字化到数智化的体系化解决方案[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3.

[29]
杜传忠. 数智技术驱动数实融合的演进历程、国际经验与实践路径[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8(6):119-131.

DOI

[30]
杨颖, 郭晶. “数智化”赋能革命老区特种旅游应用途径及发展策略[J]. 社会科学家, 2022(12):58-64.

[31]
张凌云, 黎巎, 刘敏. 智慧旅游的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J]. 旅游学刊, 2012, 27(5):66-73.

[32]
Zhou C.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mode of intelligent rural tourism under digital background[J]. Informatica, 2019, 43(3):337-341.

[33]
徐翠蓉, 赵玉宗, 高洁. 国内外文旅融合研究进展与启示:一个文献综述[J]. 旅游学刊, 2020, 35(8):94-104.

[34]
杨立国, 宁旺芬. 共生视角下古镇文旅融合的演化过程与机制——以阳朔镇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4, 40(5):770-779.

[35]
张朝枝. 文化与旅游何以融合:基于身份认同的视角[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12):162-166.

[36]
傅才武. 论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内在逻辑[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73(2):89-100.

[37]
Zhang Y, Zheng Q, Tang C, et al.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structuring model of the agro-cultural heritage site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J]. Heliyon, 2024, 10(9):e30227. doi:10.1016/j.heliyon.2024.e30227.

[38]
Król K, Hernik J. Digital folklore of rural tourism in poland[J]. Sustainability, 2022, 14(3):1165.

[39]
王秀伟. 从交互到共生:文旅融合的结构维度、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5):29-36.

[40]
施德俊. 式与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战略五阶段[J]. 清华管理评论, 2019(Z1):104-115.

[41]
刘沛林. 历史文化村镇数字化保护:理论、方法与应用[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42]
Blackman T. Virtual reality and videogames immersion,presence,and the performative spatiality of ‘being there’ in virtual worlds[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24, 25(3):404-422.

[43]
Kusumastuti H, Pranita D, Viendyasari M, et al. Leveraging local value in a post-smart tourism village to encourage sustainable tourism[J]. Sustainability, 2024, 873(16):2-26.

[44]
刘沛林, 刘颖超, 杨立国, 等.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数字化传播及其旅游价值提升——以张谷英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12):232-240.

DOI

[45]
李天翼. 西江模式——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十年发展报告(2008-2018)[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46]
张庆熊. 语言与结构主义方法论:从索绪尔出发的考察[J]. 社会科学, 2020(5):111-122.

[47]
傅春晖. 话语权力关系的社会学诠释[J]. 求索, 2007(5):79-80.

[48]
吴育标, 冯国荣. 西江千户苗寨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Outl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