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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2: 165 - 17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12.017

Logical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Productiv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Gannan Plateau Driven by Rural Spatial Commercialization

  • YIN Junfeng , 1, 2 ,
  • YE Sijing 1, 2 ,
  • SONG Changqing , 1, 2, ※ ,
  • GAO Peichao 1, 2
Expand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Resource Ec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China
  • 2. Center for GeoData and Analysis，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25

  Revised date: 2024-08-15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1

Fold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spatial commercialization (RS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ramework of rural productiv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RPSR) and its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various stages of RSC in Gannan Plateau. Taking Anguo Village in Gannan Plateau as a typical case village, it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ypical development model of rural spatial element commercialization participating in the rural productive spa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RSC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resources of rural space are developed, utilized and operated in a market-oriented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main forces with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al forces as the key points, and thus transformed into commodities of economic value for consumption. It emphasizes the ability to transform and shape rural space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power, capital and society. 2) The spatial form of rural economy in Gannan Plateau has roughly experienced from “mixed economy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and extensive economy with high dependency and low level” to “ecological economy with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hen to “intensive economy with coexistence of diversified economic modes”. The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show a spatial pattern from “point-like distribution and loose connection” to “core agglomeration and peripheral dispersion” and then to “multi-point support, axis linkage and multiple coordination”. 3) RSC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the RPSR of Anguo Village, which gradually evolves into an understandable, perceptible and income-generating economic value space under the dual impetus of the capital appreciation of rural regional sp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 consumption. With the deep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branches, and villagers, the spatial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 changes from a single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to the coexistence of diversified industrial economy, it revitalizes the value of rural spatial resources, and promotes the drastic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oductive space of Anguo Village.

Key words： rural spatial commercialization; rural productive space;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resource value; multiple collabor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logic

Cite this article

YIN Junfeng , YE Sijing , SONG Changqing , GAO Peichao . Logical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Productiv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Gannan Plateau Driven by Rural Spatial Commercial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12) : 165 -17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2.017

近年来，乡村地域经历着不同广度与深度的要素融合、结构调整与功能转变历程，不断涌现出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兴事物，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空间格局[1]。当乡村研究被置于“后乡村”发展语境时，乡村发展结构复杂化、诉求多元化、功能差异化等驱使乡村发展路径多样化特性逐渐凸显[2]。同时，由于城乡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多重因素的重组及交互作用加深，乡村空间格局的重构进程进一步加快[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以及后生产主义思想快速蔓延等所带来的多元效应逐渐延伸至乡村地域，乡村各类资源逐渐趋向于“商品”消费，逐步体现出空间资源的商品属性且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商品化倾向[4]。这一商品化过程使得原本单一的农牧业生产生活空间开始向融合休闲旅游、康养服务等功能在内的多类型生产生活空间转变，折射出乡村空间商品化引发的衍生性消费经济的丰富与拓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及市场运作逻辑延伸到最偏远乡村的背景下，乡村地域受到政府权力与工商资本的双重驱动致使空间各类资源趋于“商品化”运作[5]，多元行为主体对乡村空间资源的改造、利用、经营程度不断加大，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的广度与效度随之加深。因此，推动乡村生产空间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现生产空间价值和使用价值最大化，对促进乡村全面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受地域分异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异质性影响，乡村空间商品化程度在时空上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与形成机制[4]。为此，深入剖析乡村空间商品化作用机理及与乡村生产空间重构反馈机制显得极为重要，地理环境、产业结构、贫困问题及城市化进程等因素影响下的高原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研究更具有紧迫性与重要性。因此，系统归纳和总结甘南高原典型乡村发展的“甘南模式”，重新审视乡村空间商品化驱动高原乡村生产空间重构发展的作用机理，有助于为全球高原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范式。
乡村空间商品化作为西方乡村复兴发展进程中的核心经济策略，特别强调对其内在运作机制的深入剖析与理解[6]。19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乡村研究逐渐由“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转变[7]，开始注重强调乡村除农业生产功能以外的其他诸如生态涵养、文化传承、休闲观光等功能利用的重要性。这种转变充分刻画出发达国家乡村发展历史变迁进程，反映出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下乡村空间资源商品化发展的演变进程。近年来，国内乡村地理学者对西方乡村空间商品化理论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本土化拓展，重点关注国外乡村空间商品化理论对中国乡村发展的启示与借鉴意义，聚焦在乡村消费主义或城市工商资本下乡等因素引发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包括乡村空间商品化的基本概念与理论逻辑[8-9]、格局特征与发展模式[4]、演变过程与驱动机制[6]，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乡村建设治理体制重构[10]、乡村社会组织结构重组[11]、乡村视觉景观催化[12]、乡村消费空间生产[13]、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创新[14-15]等方面研究。从研究尺度上看，主要集中关注于全国[9]或省域[4]的宏观尺度和具体乡村或传统村落[12]的特定尺度分析。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包括空间自相关分析[4]、行动者网络理论[16]、核密度估计[17]、案例研究法[18]等方法。目前，学界针对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核心方面：一是深入剖析乡村生产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变过程，揭示其背后的驱动力和影响因素[19]；二是探讨乡村数字化、土地资本化等举措对乡村经济和产业的空间重塑机理，剖析要素参与对生产空间重构的影响机制[20-21]；三是积极探寻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为实现乡村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22]。综合来看，系列研究不仅丰富了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的理论体系，也拓展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但是，当前针对乡村空间商品化驱动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对于青藏高原人地矛盾关系突出的甘南高原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研究更为缺乏。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以及甘南州“一十百千万”工程稳步推动等政策支持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驱动背景下，甘南高原乡村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了不断跃迁。然而，脆弱生态环境、薄弱基础设施、单一产业结构等仍使甘南乡村生产活动缺乏动力，难以应对市场发展的快速变化，面临着生产转型发展的冲击与挑战。当下，有效挖掘乡村空间的各类资源并驱使其商品化过程是推动甘南高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其如何实现空间商品化并与各相关要素紧密结合以推动乡村生产空间重构发展，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乡村振兴战略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经济活力由城市向乡村的深度拓展，乡村空间商品化作为该战略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深刻嵌入乡村振兴每一阶段和具体实践中[23]。因此，乡村空间商品化演化过程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程度同样值得挖掘。
基于此，本文从乡村空间商品化视角切入，在剖析乡村生产空间重构分析框架基础上，系统分析甘南高原乡村空间商品化各阶段中生产空间重构的历程与特征。同时，以安果村为典型案例地，详细探讨乡村空间要素商品化过程具体参与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的形成机制与典型发展模式。研究数据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从《甘南州志》、地方政府官方网站、携程网站等获取；二是结合实地调研走访，观察了解安果村利益相关者在参与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过程中的态度和行为，主要与村委会、游客和村民等进行深度交流访谈，获得安果村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分析总结安果村生产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

1 乡村空间商品化驱动下的乡村生产空间重构作用机理

1.1 乡村空间商品化的科学内涵

康德空间哲学指出，空间是一个无限广阔且连续的三维容器，所有物体和事件都存在于其中[24]。哈特向在The Nature of Geography中沿用此观点并提出地理学者应通过空间来分析和描述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从而对地理环境进行全面、综合的理解[25]。鉴于研究视角的多元性，当前乡村空间的划分研究也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一般地，基于空间的性质与功能可以将乡村空间划分为包括乡村聚落空间、生态空间、基础设施空间、公共活动空间等物质性空间和包括乡村产业经济空间、社会组织空间、乡土文化空间等非物质性空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乡村空间正经历着复杂且剧烈的转型变革，核心特征便在于日益显著的商品化趋势。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乡村空间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基地，而是逐渐转变为集休闲、旅游、文化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空间。当这种空间资源被赋予商品属性，并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进行交换与流通时，多元主体开始运用市场化经济手段不断盘活、整合乡村地域各类空间资源，持续提高乡村空间利用效率并逐步激发与创新乡村潜在经济价值，进而推动乡村空间资源朝商品化方向发展。
不同学者对乡村空间商品化概念存在不同理解，形成了多元化的理论阐释与解读。Woods认为是乡村各类“商品”向市场开放，通过多种方式实现“销售”乡村资源的目的[26]。David Harvey提出了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理论，认为资本通过空间生产将乡村空间转化为商品，从而实现了乡村空间商品化[27]。在此基础上，Neil Brenner等认为资本流动推动了乡村空间的商品化，使得乡村地区逐渐转变为消费和娱乐空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兴起，乡村地区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地吸引了大量城市游客[28]。John Urry认为城市游客的消费行为改变了乡村地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从而推动了乡村空间商品化[29]。国外乡村社会实践与发展理论认知的提升为我国乡村空间商品化研究提出前瞻性的理论指引，为“重构”中国乡村、“商品化”乡村空间提供了依据，国内学者开始展开深入研究与探索。如胡晓亮等认为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空间本身逐渐成为“商品”被“销售”，进而获取一定利润的动态过程[6]；樊立惠等认为乡村空间商品化是一个将乡村空间纳入市场经济体系中进行开发、利用和交易等使其具有商品属性的社会经济过程[9]。纵观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历程，后生产主义、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生产理论、行动者网络及生态现代化等相关理论贯穿其中，诸多乡村转型发展理论契合关联，不断丰富拓展、更新创新商品化发展理论。总体来说，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对乡村空间商品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为理解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本质和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乡村空间商品化的理解主要可以从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视角、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视角以及内外互动的经济供需视角进行解释。首先，政治经济视角下的乡村空间商品化认为是资本逐利本性驱动的结果，即乡村空间商品化被视为是政府推动的资本流动和投资的直接结果。资本为追求利润开始寻找包括乡村地区在内的新投资领域，当资本进入乡村地域后乡村空间功能和价值逐渐被改变，促使乡村由原本具有的生产功能开始转向具有消费功能，从而实现乡村空间商品化。其次，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乡村空间商品化认为是城市居民消费偏向的改变结果。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居民对于休闲、旅游、体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逐渐增加并开始向乡村地区延伸。城市居民消费偏好的变化使乡村不再是单一的农产品生产地，而是成为集休闲、旅游、体验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消费空间。最后，经济供需视角下的乡村空间商品化认为是市场供需关系在乡村地域的具体体现。随着城乡发展差距的逐渐缩小和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乡村地区开始具备满足城市消费需求的能力，同时城市居民对乡村休闲、旅游、体验等消费需求的增加也推动了乡村空间功能的转变，促进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不同主体力量之间的博弈、冲突等构成驱动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的核心动力，结合上述阐述视角，可以将其分为政府力、市场力及社会力3种（图1）。
图1 乡村空间商品化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spatial commercialization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乡村空间商品化是：以乡村地域土地为物质载体、以充盈且饱满的乡村空间为容器，通过以政府力、市场力及社会力为要点的三元主体力量在主动力和被动力作用下相互影响、协同发展，将乡村空间物质资源与非物质资源在市场化环境中进行开发、利用和经营等活动，从而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进行消费的过程。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强调的是在权力、资本、社会多重主体互动作用下对乡村生产空间的改造与塑造能力，是乡村地域空间内部要素碰撞与外部发展需求共同作用下乡村空间各类资源通过自由流动和共享形式促使乡村生产空间格局塑造与重构的动态变化过程，目的在于提高乡村地域空间利用效率和经济社会效益。

1.2 乡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的内在逻辑

受城镇化、工业化及经济全球化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与扰动影响，乡村地域系统正经历激进式发展，乡村空间结构优化与重组进程开始不断加快[30]。广大乡村地域要素的动态调整、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功能的持续演变为乡村可持续发展带来多重问题和挑战，亟需行为主体适时作出响应与调整[31]。乡村空间重构即为响应乡村内部要素的动态变动以及外部环境调控的变化，行为主体对乡村物质和非物质空间进行优化调整及尺度重组的动态性、适应性过程[32]。其目标是实现乡村空间形态的重塑和地域空间格局的优化，促进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功能提升；实质是行为主体采取政策、经济、社会等手段，通过干预空间资源配置来优化乡村物质与非物质空间的动态过程。
国外对乡村空间重构的认识相对较早，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芒福德的区域整体发展理论、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等均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此后，城乡互动理论、空间生产理论、乡村转型理论、后现代乡村地理学等理论思想的涌现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推动了乡村发展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创新。国内学者在深入研究乡村地域空间格局转型演变与社会经济形态演化基础上，近年来逐步构建起以“乡村地域系统”为核心的“乡村空间重构”理念，并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丰富与拓展[3]。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以乡村空间为载体，作用于乡村地域复杂系统，其内部要素耦合与结构状况等决定着乡村地域的功能属性和强度，并影响着地域功能演化的方向与趋势。因此，在深入剖析乡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生产空间重构内在逻辑关系时需要聚焦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上的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交互作用，构建起研究乡村空间转型重构的理论分析框架[33]。基于此，本文认为乡村生产空间重构是由乡村土地、人口、产业、文化、制度等多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构成具有活力的乡村地域系统，为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环境变化，行为主体通过干预空间资源配置不断进行要素、结构和功能的重新组织和优化，从而实现乡村生产空间转型与重构。
城镇化进程加快促使城市地域各类生产要素加速流向乡村地域，推动乡村不断涌现出新产业、新业态。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模式、路径的进一步丰富与拓展，将引起乡村生产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乡村地域发展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如资本逐利本性驱动、城市居民消费偏向、市场供需关系体现等不断引发乡村产业结构模式更迭及空间消费功能显现，空间再生产以市场化方式推动乡村空间再开发，乡村地域多功能逐渐实现。乡村空间行为主体评估挖掘乡村空间资源，促使原本被忽视的自然风光、传统文化等不断适应新的市场发展需求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业产品，提升着乡村空间资源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不同行为主体基于不同价值取向与发展需求进入乡村地域，吸引外部资本和专业化人才等以资本、土地、技术等各种形式有效参与到乡村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经营等市场化行为中，不断将乡村空间资源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乡村产业结构逐渐向多元化方向转变调整，乡村空间资源商品价值进一步释放。由此看出，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是伴随着城乡之间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与扩散的动态变化过程[9]，通常会引发乡村地域生产空间剧烈变化，促使乡村空间快速发生重构。这一过程，乡村生产空间开始由传统农业生产向具有休闲旅游、农事体验、文化感知等多元化消费空间转型，核心特征在于强调向非物质性空间消费转变。综上，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驱动乡村空间资源具有商品属性并追求空间价值，在地域差异性、要素复杂性、过程多样性以及空间不均衡性的乡村空间商品化特征下，乡村空间商品化营销方式、推进手段等会随着商品空间价值的不断提升而调整，从而驱使空间资源商品价值动态变化，乡村生产空间不断发生重构（图2）。
图2 乡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的内在逻辑关系

Fig.2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spatial commercialization and rural productiv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2 甘南高原乡村生产空间重构演变阶段与特征

近年来，甘南高原乡村生产空间在乡村空间商品化驱动下呈现出显著的转型与重构态势，并在不同时段不同经济社会背景下表现出差异化的路径与特征（图3）。
图3 甘南高原乡村生产空间发展的演变与特征

Fig.3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roductive space in Gannan Plateau

2.1 单一经济导向的乡村空间商品化阶段（1949年—1990年代中后期）

新中国成立前，乡村地域长期处于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基本形成“靠天吃饭、靠天养畜”的农牧业空间单一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农业耕作粗放、生产工具原始以及自然灾害抵御能力差等显著特点。新中国成立后，甘南高原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农牧业仍作为该地区支柱产业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于甘南高原历史上长期处于部落制社会和宗教领袖管理之下，未形成固定的区域区划。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稳定，政府在民族地区实行特殊的行政区划和管理制度。在甘南高原这一政策体现为较为简化的行政区划，乡村级别的行政划分并不明显。加之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牧业生产方式和交通通信条件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行政划分的细化和完善，造成甘南高原乡村地域生产活动发展并不突出。总体上，甘南高原乡村发展长期处于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阶段，主要依赖传统的农牧业生产活动，呈现出典型的以游牧业为主导特征的分散式生产模式。受自然条件、文化观念和农牧民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甘南高原产业结构单一，生产方式粗放，乡村经济发展滞后，主要以发展乡村农牧产业的单一商品化形式实现乡村生产发展，具有规模小、层次低、效益差、产业链短等特点。这种单一经济导向的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不仅难以抵御市场风险，也不利于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综上，这一时期甘南高原乡村经济发展形态体现为农牧业混合经济以及高依附、低层次的粗放型经济，空间形态则呈现出以农户家庭为单位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自由扩张特征，形成“点状分布、松散联系”的乡村生产空间发展格局。

2.2 生态经济转型的乡村空间商品化阶段（1990年代中后期—2015年）

1990年代中后期，受高原牧区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多元化等的影响，尤其是地方政府开始实施“牧民集中定居工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政策后，甘南高原经历了系列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世代逐水草而居的藏区牧民跃下马背开始定居生活，呈现出从牧场分散居住的游牧生活方式向牧业村落及小型城镇集中定居的新兴生活方式转变趋势，政府引导式集中定居与牧民自发式进城定居两类方式为高原乡村生产空间的活化与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增长点。从游牧散居到集中定居的过程改变的不只是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对甘南高原生产空间格局的再重塑化过程。定居方式的改变促使甘南高原乡村劳动力自由流动与消费空间转移。一方面，高原生态环境逐渐改善使生态空间逐步作为“商品”的消费程度加深，推动乡村生产空间生态化发展；另一方面，县城集中定居、乡镇集中定居、公路沿线集中定居、半农半牧区集中定居等方式不断推进甘南城镇化进程，围绕定居点布局如餐饮业、畜牧业深加工等相关产业促进产业链的形成和延伸，重塑了乡村生产空间格局。因此，这一时期甘南高原乡村经济发展形态体现为城镇化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的生态型经济发展，空间形态则呈现“社区化聚居与生态化分散”特征，形成“核心集聚、外围分散”的乡村生产空间发展格局。

2.3 多元化协同发展的乡村空间商品化阶段（2015年至今）

自2015年开始，甘南政府以“环境革命”为突破口，积极倡导并实施“全域无垃圾”发展目标，极大地改善了甘南高原生态环境质量，并以此为契机开展“五无甘南”建设行动，系列举措为高原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夯实了重要环境基础。同时，依托于甘南高原旅游市场的不断开发与拓展，在市场化环境中地域独特景观功能伴随着空间商品化过程由生产性功能主导向消费性功能主导转变，促使甘南高原乡村生产空间快速重构。2017年以来，甘南以生态环境为基底，大力发展高原农牧村经济，建设了以“生态人居、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为核心的四大工程，积极评选和命名众多国家级、省级生态乡镇和生态村。在甘南生态化导向建设背景下，高原乡村不仅持续展现出其独特的空间消费性功能，而且这一功能正积极推动高原乡村生产空间向商品化方向发展。截至2022年底，甘南累计投资198.5亿元，成功建设了2121个生态文明小康村①。同时，在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当地政府合理引导、巧工能匠政策激励下，地方政府、涉农企业、村集体及农牧民等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到高原生态旅游发展中，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高原品牌化建设、农牧产品深加工、电子商务平台、合作社集体经济建设等推动乡村生产空间重构进入繁荣期。另外，在高原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上甘南也逐步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按照“一村一品”“一家一特”“龙头企业+农户+基地+合作组织”的特色产业发展模式，牧区重点发展牦牛藏羊、奶牛养殖、牛羊育肥等特色产业，位于旅游景区和公路沿线的农牧民则依托地理优势发展“农家乐”“牧家乐”，在多元力量合作博弈下乡村生产空间价值不断提升，生产空间重构路径逐渐多样。因此，这一时期甘南高原乡村经济发展形态体现为多元化经济方式并存的集约型经济，空间则呈现出以产业集聚、功能分区、生态宜居为特征的形态，形成“多点支撑、轴线联动、多元协同”的乡村生产空间发展格局。

3 甘南高原典型村庄生产空间重构的机制与模式

3.1 典型村庄概况

安果村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阿木去乎镇，坐落于草原腹地和213国道交汇处，距离夏河机场大约2 km，有“空港门户”之称。该村平均海拔3170 m，草原面积广阔，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型高原村庄。村庄52户村民皆为藏族，世代以放牧为生。截至2022年，安果村村内主干道和巷道硬化率达到100%，自来水入户率100%，绿化率达90%以上，村庄改造（危房、水厕、棚圈）实现全覆盖。作为草原环抱、风光秀丽、风情浓郁的甘南高原文化旅游标杆村之一，安果村近年来积极运用白塔、柴垛、青稞架等地域特色要素，坚持在生态保护本底基础上发展特色旅游产业，推动建设具有藏式民宿、村庄记忆馆、帐篷酒店、九色花溪等草原风情旅游点，打造安果民俗民情村、九色花溪景观带、阿米贡洪景区等特色景区，再现了韵味独特、宜居和谐的高原村庄，实现安果村特色资源禀赋与乡村和谐共融发展的美丽面貌。目前，安果村已呈现出多元产业发展态势，其发展过程经历了显著的空间重构过程，特色产业驱动模式也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与自下而上的农户需求中不断响应与更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本文选择安果村作为甘南高原乡村生产空间重构典型乡村，探究乡村空间商品化驱动下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的过程和机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3.2 安果村发展历程

2015年以前，安果村主要是以高寒民族地区传统种植业、畜牧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式生产生活方式，其整个村庄布局凌乱、人畜混居、环境脏乱、经济落后，形成牧户家庭式分散经营模式。2015年，在环境革命推动、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五无甘南”创建的有利契机以及夏河县和阿木去乎镇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受产业转型和文旅融合的驱使，安果村积极改善村庄发展面貌和开发地域特色旅游资源，开始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业。此后，安果村大力进行村庄危房改造、村道硬化、通水改厕和村庄风貌修复，在当地政府蹲点指导下充分发挥村庄地理区位、旅游资源、传统文化等自身特色优势，不断建设安果生态文明与环境革命升级样板村，打造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标杆村。通过历时两年多的村庄建设和改造提升，依托于生态环境的乡村旅游业开始引领安果村村庄发展。
安果村在样板村建设完成后，针对当地村民发展意识相对落后、“造血”式自主发展难以实现等情况，当地政府结合村庄发展实际引入第三方旅游运营公司进行村庄开发运营、对外招商和管理维护。2018年，安果村与甘南九色香巴拉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进行村庄整体开发运营，村民以房入股、以地入股、以劳入股，每年获得股权利润分红。2019年，在旅游公司对安果村村庄产业项目开发尚未正式开业运营的情况下，全村综合收入就已达到60万元，村民每户保底分红达到1万余元。此后，安果村整合各类可使用发展资金6100余万元打造安果民宿村、九色花溪业态区、观星营地、阿米贡洪帐篷城等为一体的阿米贡洪综合性度假景区。2019年，随着甘南州“一十百千万”项目的实施，安果村按照吃、住、行、购、娱5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造，对照民俗村、观景台、九色花溪公园、购物中心、主题餐厅、帐篷酒店六大功能板块进行全产业链培育，实现农牧民群众收益和企业效益最大化。当年安果村全村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6800元以上，户均旅游产业年收入9800元左右。随着旅游配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安果村文旅特色品牌不断强化。2021年，安果村成功吸引游客超过1.2万人次，中央和省州、涉藏州县各类观摩活动100余场次，为农牧户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全村村民通过旅游业发展年均分红超过1万元，全村经济发展综合收入也达100余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安果村有10%的劳动力从事旅游业且旅游收入占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22%，充分展现出旅游业对安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安果村村民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农牧业生产转向高原特色旅游业或“农牧业—高原旅游业”兼业经营，农户将闲置土地、草场以及部分房屋等在旅游开发公司帮助下发展农（牧）家乐、藏式民宿等，不断丰富拓展着乡村空间商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表1）。第三方旅游运营公司引进后，全村52户村民与旅游公司签订了草场流转协议，流转草场约300亩，每户每年分红约1万元，用以打造草原深处生态文明与游牧文化深度融合的藏式旅游小村。同时，当地52户原住家庭将自用且符合居住条件的158间藏家房屋改造成具有藏式风情的民宿，将自家藏式庭院建设形成3星级农家乐餐饮服务地，不断推进现代化理念与草原特质有机融合，利用藏式民居民俗旅游潮流带动村庄农牧户增收。随着生态旅游产业的规模扩大，旅游开发公司已累计向安果村村民发放分红230多万元，吸纳约50名村民就地就业。此外，安果村积极借助电子商务、网络直播、网红打卡等新兴方式，加速开发以藏族文化、草原风光、生态畜牧为特色的复合型文旅产品，吸引过境游向体验游、深度游转变，努力提高高原文旅产业附加值。2020年，安果村积极承办湖南卫视“极限挑战”和“女儿们的恋爱”等栏目现场拍摄工作，以及“寻梦甘南•梵音世界”等推广活动，大力宣传生态价值和文化内涵，提高安果村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
表1 安果村不同类型商品及乡村空间商品化维度

Tab.1 Different types of commodities in Anguo Village and its dimensions of rural spatial commercialization

商品化维度 具体描述
土地与草场 ◆村民以地入股，每年获得股权利润分红。安果村流转草场约300亩，每户每年分红约1万元
◆建设旅游基础设施、露营基地等
民宿旅游空间 ◆村民将自用且符合住宿经营标准的158间藏家房屋提供给公司经营管理，每年获得股权利润分红
◆安果村精品民宿，阿米贡洪牧场星空民宿（141间客房，价格由300元/日~800元/日不等）、夏河阿米贡洪牧场民宿（17间客房，价格由700元/日~3200元/日不等。其中，旺季牧场行政套房价格可达5600元/日、牧场总统套房可达6800元/日）
◆体验藏式田园生活为主
农牧特色产品 ◆摆摊出售高原特色农牧产品
◆品牌化营销当地藏产品
◆52户藏族原住家庭建设形成3星级农家乐餐饮服务
自然独特风景 ◆旅游业发展年均分红超过1万元，全村经济发展综合收入达到100余万元
◆承办湖南卫视“极限挑战”“女儿们的恋爱”等栏目现场拍摄工作
◆承接中央和省州、涉藏州县各类观摩活动100余场次
藏式文化习俗 ◆体验藏式文化为主（如安果文化民俗村）
◆领悟藏族文化（如骑马、射箭、摔跤）
◆体验藏族服饰与餐饮
旅游公司依托安果村阿米贡洪牧场打造以“深度体验草原游牧文化”为主题的阿米贡洪牧场酒店，可纵览阿米贡洪神山全景，提供私享管家服务与特色文化藏餐，成为酒店设施与牧场生态完美结合的野奢型帐篷度假酒店。目前已发展成为安果村乡村旅游的特色旗舰品牌，当地村民也积极参与酒店日常运营过程，共同建设安果村乡村旅游品牌影响力。随着乡村旅游发展以及过境游客的体验式入驻，安果村增添了面向游客兴趣的多类功能活动，如遗产消费（如藏式民宿、藏式特色餐饮、藏手工艺等）、休闲消费（如咖啡、酒吧、摄影等）、风情消费（如赛马、摔跤、射箭、藏服旅拍等）。安果村乡村发展已呈现出特色旅游蓬勃兴起、生态文化提质增效、人居环境优美和谐、集体经济初具规模的村庄发展景象，逐步形成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旅游服务、人文居住等多功能于一体，富有高寒民族地区特色的高原旅游型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在乡村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探索出以多元和谐、乡村休闲为发展理念，以“生态畜牧＋特色旅游”为模式的高原乡村发展特色路径。在安果村整个旅游乡村建设打造过程中，当地政府和建设团队全程参与践行“驻村陪伴式”乡村规划建设理念，注重发挥村民主体自发参与式作用，形成“建设单位设计—施工队伍承包—设计队伍指导—村组长斡旋协调—匠人规范施工—普通村民参与”的六级建设体系，其始终坚持立足高原地域特色并注重彰显藏乡风土风情，建设错落有致的特色藏寨、风情浓郁的精品民宿、独特优美的草原旅游等地域名片，通过填充村庄与游客之间的“有机融合物”，丰富在地活动的“有效填充物”等手段，不断动态打造安果村旅游发展经济新形态。

3.3 乡村空间商品化驱动下安果村生产空间重构机制

在政府调控、企业投资、游客消费以及农户参与等行为力量相互交织作用下，安果村逐渐发展成为政府、资本与市场适时进行空间生产价值深度挖掘、游客寻求特色地域旅游消费体验以及农户弘扬传承藏式文化符号的空间流动场所。在乡村地域空间资本增值与符号消费转变的双重推动下，安果村逐渐演变为一个可理解、可感知、可创收的生产价值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开辟旅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通过政策支持、规划设计、招商引资等方式更为直接地进入乡村地域参与安果村村庄发展。在安果村物质空间商品化基础上，衍生出其他诸多非物质空间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包括藏式文化感知空间、藏式风情休闲娱乐空间以及藏式创意产业空间等。商品特质集中表现为具有高原独特风情的田园牧歌乡村性，即由藏式传统民居改造的精品民宿中感悟藏式风情和实现藏居居住体验，品尝高原特色有机健康食物，在高原藏式风情村庄中体验别样乡村生活方式。同时，安果村自身空间内部多要素不断进行市场化互动，通过挖掘、开发、改造及经营逐渐演化出新的发展面貌，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倾向的旅游市场消费导向的生产空间。乡村旅游开发将乡村物质与非物质空间纳入到市场体系中，使得乡村具体有形的物品交换走向整个乡村的形象和符号消费。当地淳朴藏民对传统村落的地方依赖以及民众对高原原生态景观的迷恋增强了生态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对维系高原本土消费和藏式风情景观的商品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旅游市场消费导向催生的乡村经济业态在重构过程中伴随着其他空间要素的博弈与形塑，驱动安果村生产空间重构发生剧烈变化。
安果村在开启生态文明小康村、环境革命升级样板村、“一十百千万”工程旅游标杆村建设项目后，以地方政府主导的乡村规划项目建设和以资本介入为代表的旅游开发公司不断加快安果村乡村建设进程。当地政府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推行的乡村藏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模式为安果村的发展框定了方向，市场环境有效介入的高原乡村地域为安果村空间商品化提供了载体。政府力与市场力在安果村乡村空间资源商品化中起到主导作用，引导本土消费需求和外部消费需求并存下的社会力共同提升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的速度和效益。政府力的推动与市场力的介入使得乡村生产空间互动主体呈现以政府、村集体、村民、企业、游客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不断干预商品化，社会主体的利益驱使与群体分化引起高原乡村生产空间不断发生解体和重构（图4）。
图4 安果村空间商品化驱动乡村生产空间重构机制

Fig.4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rural spatial commercialization driving rural production space in Anguo Village

安果村在生产空间重构过程中，逐步形成“政府扶持+企业带动+支部引领+村民参与”的多元参与、协同发展的生产空间发展模式，实现了多方空间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推动了安果村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模式下，当地政府通过提供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等方式，为安果村的生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中，企业带动是安果村生产发展的关键动力，甘南九色香巴拉旅游文化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投资、建设和运营等市场行为为安果村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带来先进管理经验、市场资源，带动安果村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安果村支部扮演着参与者、协调者和推动者角色发挥引领作用，负责具体实施村庄发展规划并协调各方资源，确保安果村生产空间发展的有序性和高效性。安果村农户则通过各类参股方式积极参与到村庄的生产建设活动中，提高了农户村庄建设的参与度和归属感，激发了农户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安果村在乡村空间商品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政府扶持为保障，企业带动为核心，支部引领为基石，村民参股为动力的高原乡村独特发展模式，有效推动了安果村的生产空间重构进程。总体而言，旅游发展使得参与安果村发展的多元主体都有所获益，当地政府增加了税收和提升了政绩，第三方旅游开发商获得了持续利润回报，安果村农户获得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乡村整体生态景观得到美化，多方参与、协同发展的高原乡村模式有效整合了各方资源并形成发展合力，不断充实完善以旅游新业态为核心的乡村生产空间重构过程。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从乡村空间商品化视角切入，在剖析乡村生产空间重构分析框架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甘南高原乡村空间商品化各阶段中生产空间重构的历程与特征。同时，以安果村为典型案例地，详细探讨了乡村空间要素商品化过程具体参与乡村生产空间重构的形成机制与典型发展模式。主要结论如下：
①乡村空间商品化是以乡村地域土地为物质载体、以充盈且饱满的乡村空间为容器，通过以政府力、市场力及社会力为要点的三元主体力量在主动力和被动力作用下相互影响、协同发展，将乡村空间物质资源与非物质资源在市场化环境中进行开发、利用和经营等活动，从而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进行消费的过程。强调的是在权力、资本、社会多重主体互动作用下对乡村生产空间的改造与塑造能力，是乡村地域空间内部要素碰撞与外部发展需求共同作用下乡村空间各类资源通过自由流动和共享形式促使乡村生产空间格局塑造与重构的动态变化过程，目的在于提高乡村地域空间利用效率和经济社会效益。
②1949年至1990年代中后期，甘南乡村经济发展形态体现为农牧业混合经济以及高依附、低层次的粗放型经济，空间形态则呈现出以农户家庭为单位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自由扩张特征，形成“点状分布、松散联系”的乡村生产空间发展格局。1990年代中后期至2015年，甘南乡村经济发展形态体现为城镇化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的生态型经济发展，空间形态则呈现“社区化聚居与生态化分散”特征，形成“核心集聚、外围分散”的乡村生产空间发展格局。2015年以后，甘南乡村经济发展形态体现为多元化经济方式并存的集约型经济，空间形态则呈现出以产业集聚、功能分区、生态宜居为特征，形成“多点支撑、轴线联动、多元协同”的乡村生产空间发展格局。
③空间商品化是安果村生产空间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在乡村地域空间资本增值与符号消费转变的双重推动下逐渐演变为可理解、可感知、可创收的生产价值空间，空间资源价值重新活化，逐渐由单一经济导向的生产空间转为多元化协同发展的生产空间。在村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政府扶持+企业带动+支部引领+村民参与”的多元参与、协同发展的生产空间发展模式，旅游发展使得参与安果村发展的多元主体都有所获益，且不断充实完善以旅游新业态为核心的生产空间重构过程。

4.2 讨论与展望

以往研究中，学者采用农地资本化视角强调土地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化对乡村生产空间的重构影响[21]，也有学者采用旅游驱动视角强调旅游业发展对乡村生产空间结构改变的推动作用[34]。相较而言，乡村空间商品化视角更加强调空间作为商品的开发、营销和价值实现，其动态过程不仅受到乡村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等内部要素影响，还受到周边邻近地区及更广泛地域网络的作用驱动。因此，本文从乡村空间商品化视角探讨安果村生产空间的重构过程中更加强调由“内部驱动”模式到“内外联动”模式的转变。本文研究结果对于指导甘南高原乡村生产空间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为其他高原地区乡村发展提供借鉴经验和模式。从具体乡村来看，黄龙村[21]、西溪南村[23]、后圩村[34]等中国乡村案例普遍呈现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被动适应生产空间重构特征，而安果村基于其独特的“乡村性”特征，并未盲目追随外部发展形态，而是主动式进行生产空间的重构，并在此过程中实施了“保护型商品化”策略，避免原生性乡村失真与消失。但需要说明的是，安果村只是甘南高原乡村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代表，其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以及对乡村生产空间的重构作用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安果村作为传统藏式村落和藏式风情地近年来迅速被商品化成为多元行为主体的消费对象，但外来力量在乡村生产空间重构过程中事务话语权不断提升，引导乡村发展朝向功利化方向演进[23]，使得外来力量与当地农户在乡村空间开发、运营、保护等方面存在矛盾与斗争，正在或将成为当前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点议题。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良性耦合发展是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与时代选择[35]，以乡村空间商品化驱动乡村生产空间重构转型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有利于推动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发展。此外，本文也强调在推动乡村生产空间重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乡村空间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进行商品化发展，避免“一刀切”式的开发模式。乡村空间资源具有的复合属性与多重价值使得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空间商品化方向与趋势呈现出不同的深度、效度与广度，多元行为主体不断促使乡村空间资源发展突破其原有的价值体系，这一过程不可避免会造成空间资源开发、利用、改造过程的浪费。因此，在乡村建设中需要深刻把握“问题—切题—破题”过程，根植于地理环境本底因地制宜巧妙地寻找空间资源再开发、再利用的着力点，不断创新空间资源“再生”思维，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避免资源浪费。此外，如何让当地村民在乡村空间商品化过程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并获得更多实质性利益也是需要深入考虑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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