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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2: 153 - 16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12.016

Future Scenario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ic Relationships and Innovative Path

  • NIU Shandong , 1, 2, 3 ,
  • LYU Xiao , 2, 3, ※ ,
  • GU Guozhe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Jiangsu, China
  •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169，Liaoning, China
  • 3. The Key Laboratory of Carbon Neutrality and Territory Optimization，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Nanjing 210023，Jiangsu,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2-04

  Revised date: 2024-09-24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1

Fold

Abstract

Based on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c logic and innovative path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an inclusiv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t use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ductive-deductive method to discuss the basic relationship and innovation path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eeds to coordinate five basic relationshi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ivilization form and planning value orient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resource security and planning goal set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planning connotation ite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planning function synerg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ttern and planning paradigm change. 2) The innovation path of a future-oriented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needs to coordinate five innovative paths, including "modernity" and "localization" of value radius, "common divisor" and "common multiple" of the target system, "synchronic" and "diachrony" of the connotation logic, "topology" and "relativity" of the functional attributes, "typific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paradigm features. 3)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grasp three new dire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to meet future trends. The first i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futur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second i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futur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third is the scientific limits of the futur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he expansion of spatial principles in different application scenarios,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future scenarios; basic relationship; innovation path; functional collaboration; change of planning paradigm

Cite this article

NIU Shandong , LYU Xiao , GU Guozheng . Future Scenarios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ic Relationships and Innovative Path[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12) : 153 -16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2.016

国土空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一切生产和存在的源泉，也是自然资源及其生态产品的载体，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托[1]。国土空间规划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先导，其编制与实施的科学性关联着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的协调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民生福祉与共同富裕等。甚至在面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能源与环境危机、全球性大流行病事件、产业合作难题、地区贫困、国家失灵等各类挑战，应对新的变量、目标函数、约束函数、约束条件等复杂变化时，其也呈现出有益于推动人类历史进程和未来发展趋势的重大态势[2]。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联合国《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特别版》①指出，人类面临全球挑战的严重性与日俱增，被评估的140个目标中有半数出现中度或严重偏离预期，超过30%的具体目标与2015年的基准相比毫无进展，这些复杂交织的危机影响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如期实现。同时，“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些新挑战，例如资源环境压力、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投资增速下降等问题，以及数实融合与新质生产力、双碳战略与国土空间治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与共同富裕等机遇，引发供需不匹配和预期不稳定等现象。202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16%②，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8.30%③，二者相差17.86个百分点，未来5~10年是进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80%的关键时期④，人地关系转型势必引致国土空间的形流要素在波动中分化。而且，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城市群经济总量接近全国经济总量的50%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区域经济一体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政策制定，亟需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有效衔接。需要思考的是，在使用政策工具箱进行跨周期或逆周期调节时，应如何推进相关制度创新与体制完善?如何基于超越“制造问题时的同一思维层次”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五大鲜明特征。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复杂独特，以上五大特征与国土空间密切关联，使得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途径。理论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趣、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高度契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和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实践中，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旨在满足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复杂多变的治理需求，包括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治理等。学界愈发关注国土空间规划理论研究与实践领域的剧烈变革，正在引领和塑造未来规划体系的知识形态，并认识到基本关系与核心问题分析对其实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①立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历史演进，从规划逻辑[1]、空间治理[3]、原理规律[2]、概念内涵[4]、理性规划[5]、发展路径[6-7]、现代法治[8]、学科体系[9]研究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创新成果；②围绕规划实施与管理制度的构建过程，在学理思考[10]、评价方法[11-12]、央地关系[13]、分析框架[14-15]、制度变迁[16]、专项规划[17-18]、地方试验[19]研究等形成整体性的实践探索样态；③聚焦发展、安全与治理且服从普遍科学原理，通过范式解析[20]、实践探讨[21-22]、应用迁移[23-24]、学科建设与教育发展[25]研究等形成协同性的“有组织科研”路径。上述研究系统探讨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理论与实践演进的总体逻辑、基本规律与经验启示，彰显出未来导向的核心议题、理论建构和方法创新研究的优先地位，深化了本文对未来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认识和理解。但是，由于学科发展与行业变革之间存在知识迭代窗口和处于内容泛化领域，因而其审视未来“前瞻性”不足的短板也愈发明显[6]，从而导致目前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世界进步潮流的解析和凝练不够充分，需要在关键节点上开展面向未来国土空间体系研究的基础分析。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贯通传统与现代，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历史进程，需基于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与时空均衡，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坐标”，面向未来探寻更加真实、科学、理性的基础支撑，以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战略安排与策略谋划、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守正与创新等一系列重大现实关系。鉴于此，本文既关注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异同，又聚焦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编制及实施创新，据此建构一个连接经验证据与理论概念且扎根中国国情的前瞻性分析框架，试图从宏观层面探讨未来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基本关系和创新路径，为构建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国土空间体系与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参考。

1 理论分析框架

1.1 理论基础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在特定价值遵循下，基于各类资源要素的基本构成、变化特征与互作规律，对未来愿景中国土空间现状与发展格局的组织行为作出“规定性”安排。主要依据内涵演变引导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以及功能安排与范式转型保障国土空间利用的综合效益，进而通过编制实施的迭代优化为国土空间治理提供路径选择[26]。事实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因影响公共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而隐寓着规划理念思潮，例如乌托邦式综合规划、理性过程规划、倡导式规划、新自由主义规划、后现代主义规划等[27-28]。中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先后经历了以“权力集中、统一分配”为核心的蓝图式规划，以“效率优先、点域并进”为主线的愿景式规划，以“增长促转型、全域全要素协同”为脉络的发展型规划，以“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为目标的治理型规划，不同时期的规划体系在理论基础、前沿趋势、技术路线、实践经验、算法模型等方面形成优势经验[29]。从“两规合一”“多规合一”到“国土空间规划”的演进历程，反映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正在实现存在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理性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总体上表现出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制度与技术、内容与模式的协同性。为此，本文借鉴德国著名物理学家Haken提出的协同论[30]，分析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内部之间相互影响与相互合作的关系。基于该理论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视作为动态演进的复杂巨系统，其中，核心要素包括价值、目标、内涵、功能、范式，外部条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因素组合。即在“两规合一”（低级协同）到“多规合一”（高级协同）演化过程中，受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科技革命、文明形态、政治经济形势影响，自组织与他组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推动复合系统越过临界点，形成以“序参量”主导系统演化的协同模式[30]。

1.2 分析框架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价值导向、目标和功能、内涵与范式、技术体系、知识矩阵，以及由此涌现的认识论解构、方法论阐释、实践论发展发生了显著变化[31-3]，表现为4个典型特征[29]：一是凸显战略引领特征，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二是彰显包容性特征，从空间推演的技术工具转向公共治理的政策工具；三是呈现复合性特征，从空间生产主导转向服务全域全要素多元目标；四是展现应用性特征，从空间资源要素组合转向空间格局优化及利用行为组织。需要指出的是，未来设想带有更深邃的问题导向和理论概括，需要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深化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即上述4个特征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演化规律之必然性所具有指向未来的特殊功能。例如，未来时期的规划客体仍是区域、流域、城乡、镇村等不同尺度的空间单元，但其多元主体的异质性价值诉求与空间客体的统一性现实需求，则会基于级联关系映射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核心要素层面，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理想空间与物质环境的组织协调，公共治理与社会功能的供需匹配，以及要素空间生产场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韧性连接等，最终投影到特定地域内又将形成鲜明的空间导向[34-35]。为此，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过去、现在、未来的链接为纵向维度（历史发展阶段），以其自身演化在人类历史和当代世界发展中所处位置的观照为横向维度（时代条件），根据上述已存在的协同关系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确定性推理，结合规划史萃取的内在逻辑与当下总体环境作基本关系分析，据此对未来拟将发生的关键环节做出合理判断（图1）。主要研究进路为：以发展道路为分析主轴，从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进程考察规划价值的逻辑起点，为拓展其价值半径提供载体；以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为分析次轴，从能源资源安全的绿色转型考察规划目标的领域迁移，为构筑其目标体系提供参考；以多学科交叉为分析节点，从科技革命的创新应用考察规划内涵的现实意义，为建构其内涵逻辑提供依据；以信息结构为分析线索，从气候变化的总体态势考察规划功能的应用拓展，为描摹其功能属性提供途径；以知识关联为分析工具，从政治经济格局的博弈演变考察规划范式的响应适应，为刻画其范式特征提供支撑。在此基础上，以“资源要素特征—国土空间现状规律—国土空间利用行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综合效益—国土空间未来状态”的时空交互作为整体脉络，通过理念、制度与技术的差距联系对规划事件和空间现象做出综合判断。因此，本文基于协同理论和该分析框架，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外界环境的依存关系，以及受此影响后其内部发展演化的双重视角出发，尝试在未来语境下探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可能的创新方式。
图1 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概念分析框架

Fig.1 Conceptu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futur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2 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基本关系

2.1 人类文明形态与规划价值导向

根据辩证唯物史观，物质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知识体系建构与制度政策演进的支撑，借鉴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是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以理性逻辑和空间治理超越感性认知并回归现实的深厚基础[1]。人类文明形态的世界现代化潮流产生，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经济形态转变的产物，伴随着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政策创新和制度变迁，不同文明形态被认为是不同发展道路选择的结果（图1）。国土空间是文明形态的重要载体，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则成为以上发展道路的承载路径，如何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国土空间品质为文明传承提供虚实结合的载体是世界各国致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受制于人类信息整合机制、先验知识分析和价值逻辑能力的有限理性，公众的规划思维认知及其建设方式，与物理空间的演化规律并非总是完全同步，例如数字孪生空间与现实交通链路、淘宝村与直播基地，以及“外卖工厂”“进淄赶烤”“尔滨出圈”等业务化问题。而且公众的精神领域受乌托邦思想影响，通过规划建设、技术治理与政策赋能等方式将相关理念符号化为理想空间，逐渐演化为一种常规选择。对中国而言，中华文明极具代表性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价值观念①，以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形式，融入到当代人生产生活的精神世界。归结起来，不同时期的自然世界与人文活动在虚实互动中产生了新变化，推动原有空间形态演变为新空间格局，例如，近年来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黄河流域、雄安新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大战略区域的生产力布局和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发生变化，人口大规模向经济发展优势区集聚。据此，本文提出思考问题Ⅰ：这种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反映的规划价值导向是什么?

2.2 能源资源安全与规划目标集合

能源资源安全是人类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维系着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是国家竞争的关键要素。从经济发展来看，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公认的关切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与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福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在空间流动上，这一要素通过国家和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促进人类对能源资源的占有使用以提升生存和发展能力，但同时也对其他地区的能源资源安全格局形成正/负向的远程耦合效应。尤其是，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和全球能源资源体系发生深刻变革，国际社会因气候变化的合作博弈引致能源资源活动约束趋紧，为中国能源资源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实际上，近期的能源资源开发利用、能源资源消费水平、能源资源储备结构等变化情况，充分反映出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态势与产业结构的深刻变迁。中国立足自身能源资源禀赋，既能加强能源资源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也可以推动能源资源绿色低碳转型，正确处理好当前和长远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和减排关系，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特别是在空间层面上，国家旨在实现不同种类能源资源的多渠道供应、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建立公平公正与均衡普惠的治理体系，为能源资源要素引导成果公平分配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尽管这种方式有利于将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转化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但是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协同联动，亟需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来深化物质空间环境的系统性规划支撑。据此，本文提出思考问题Ⅱ：在这种局面下，未来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目标集合将会产生哪些变化?

2.3 科技革命与规划内涵迭代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普遍证明，时代重大变化一般是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系统性变革结果，科技革命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重塑了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它既深化了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空间治理方式，又通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催生出社会福利与民生福祉的高需求。其中，在第一次科技革命浪潮中，美国、英国、日本等依靠全球技术巨轮，推动国家科技创新形成大国竞争优势，并将外部环境的技术机遇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如今，以元宇宙（Metaverse）和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为代表的数字时代，掀起一场全时空、全周期、全方位、总体性的科技革命，在重构全球科技创新版图的同时，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方式。特别是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先进制造业、能源资源、空间规划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前沿技术与颠覆性技术，不同学科、技术工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交叉融合，推动了各行各业的知识更新和内涵迭代（图2）。在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云计算（Cloud）、大数据（Big data）、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移动互联网（Mobile Internet）、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 Chain）、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等“云大物移智链边”新兴科技成果，如何推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实现数字化转型；同时，基于多源数据、深度学习、智能感知、复杂建模、智慧分析、场景搭建、应用案例、人机互动、信息共享、规划编制、动态纠偏等模拟实验，如何完善“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的规划成果体系，覆盖陆海空的智慧规划、智慧建设、智慧治理、智慧国土映射的规划思维和治理逻辑，又将如何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家安全”“美丽中国”“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东数西算”等协同?据此，本文提出思考问题Ⅲ：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未来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内涵迭代又将何去何从?
图2 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基础逻辑

Fig.2 Basic logic of the futur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2.4 气候变化与规划功能协同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气候变化2023》（AR6 Synthesis Report：Climate Change 2023）显示①，2011—2020年全球平均温度相比1850—1900年升高1.09℃，2001—2020年相较工业化之前增加0.99℃，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生存威胁正在潜移默化地重塑着空间格局，亟待探寻可以有效破解未来时期可持续发展更高阶段若干问题的决策框架和治理机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多重灾害风险交织并发带来的随机性、概率性和不确定性挑战的政策工具，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于降低安全风险、促进区域协调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长期实施过程中，部分地区为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和完成晋升锦标赛目标，采取了不科学或不规范的编制实施行为，误导了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对国土空间规划的整体认识，使得公众陷入从偏误的“规划思维和认知”到对规划本身的“供需失衡和预期转弱”这一不良循环。为此，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若干功能应在保障社会稳定、护航经济发展、推动战略实现的三重目标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促进各级各类规划传导机制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塑造现实平衡点，为重要城市群、生态功能区、粮食主产区、陆海统筹区以及典型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益参考。而且，在应对频繁加剧的暴雨、火灾、山洪、干旱等自然灾害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或将融入到相关虚拟现实技术与可视化计算模型中，在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表现出多样性、冗余性、鲁棒性、连通性、可恢复性、智慧性、适应性/韧性等特征[17]。据此，本文提出思考问题Ⅳ：未来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如何实现功能升级与转型协同?

2.5 政治经济格局与规划范式变革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地缘政治格局、国际力量分布、国际权力体系均呈现出加速转型态势，西方发达国家整体性衰落和新兴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平行发展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变化莫测的国际关系矛盾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途命运推向新的“十字路口”，“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受此影响，“陆权论”②的“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控制大陆心脏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等经典论述被重新提及。一方面，部分国家发展和地区冲突存在着复合型矛盾，双重秩序重塑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全球性大流行病发生以来，逆全球化和全球化等多元政治力量复杂交织，在大国关系竞合分化的驱动下，形成了基于价值需求和利益诉求的政治联盟。上述这些问题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等核心议题造成不确定性影响，而这其中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互动强度及其频率，则会影响空间演化机制与整体态势研判的准确性。总体来看，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一种新旧秩序交替和多元分化的过渡时期，突出体现为超越国家边界的跨国跨区域要素互联互通、数实空间地域互动和组织机制扁平一体的合作博弈新形式，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呼唤全球空间治理观念的转型升级和区域空间治理实践的创新突破。对此，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图谱的全球治理体系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稳定国际秩序的“新钥匙”。据此，本文提出思考问题Ⅴ：这种变化又将如何引导未来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范式变革?

3 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创新路径

3.1 价值半径的“现代性”与“本土化”

针对前述问题Ⅰ：空间再生产的本质是多元资源要素在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中，基于政治经济活动、社会关系和公共利益等底层逻辑，进行循环往复和动态交互的总体过程。其中，价值的生产是物质空间、社会空间、虚拟空间的基础，一定的规划价值预设决定其特定的任务安排、组织结构、执行形式、内容互馈、成果共享等。从这一意义而言，亟需解析一系列相关研究议题，即如何利用现有学术观点或行业见解推动理论建构?如何在已实施的规划相关法规政策及其技术标准中萃取实践旨归?如何基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优秀基因传承创新的核心要义建立完整的规划学科体系?申言之，借鉴相关理论（人地关系、资源环境承载力理论、地域功能理论、行星边界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指导该价值体系，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确定的“价值半径”拓展至目标范围、具体内涵、现实功能、范式构造等方面（图3）。譬如，已在全球形成广泛共识的MDGs、SDGs、爱知计划、半球方案、新自然框架、NbS等，不仅具有可持续发展内涵的通识性，还能够充分彰显本国的可持续价值导向以凝聚社会共识，也可以在推进价值体系转化为目标集合的过程中，合理确定各层级目标实施的调整范围。
图3 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创新路径

Fig.3 Innovative path for futur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价值半径”是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认知理念、系统空间、表现形式、公共利益、实践活动、代际公平等，“由表及里”地凝练为“形神兼备”的知识内核。但是，价值导向与空间要素资源的属性相关，价值预设存在的前提是必须贯穿于规划决策到空间优化的全周期全过程，需要统筹各个阶段的任务安排与重点内容。为此，在探索“价值半径”之初，需要率先解决异质性价值偏好、复合性价值需求、复杂性价值判断导致的价值排序和利益权衡问题[16]。因此，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价值半径既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以发挥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等引导作用，也要彰显基础支撑和前沿引领，以实现特定目标与嵌入相关场景的应用价值。由此不难看出，“自上而下”的价值统领决定其价值半径的“现代性”，“自下而上”的价值融贯塑造了价值半径的“本土化”。总的来说，“现代性”是在贯通历史使命和新时代责任的背景下，持续推动规划问题域的新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等知识形态和知识体系同步增长的基础单元；“本土化”是指以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能够为规划领域的人民立场、人民愿望、人民创造、人民智慧，提供正当性、合法性、权威性与可行性的可通约性连接。

3.2 目标体系的“公约数”与“公倍数”

针对前述问题Ⅱ：基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和目标需求，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生命健康、气候变化等优先领域，目前的规划活动搭建了全球场景、区域场景、跨区域场景、生态场景、未来场景、市场化场景、行政调控场景等，不同场域涉及多元利益相关者，不同主体之间的目标遵循势必相互影响和相互形塑。其主要表现为在长期规划实践中，上述部分目标已发展成为控制物质空间、社会空间、虚拟空间等形态特征（性状特质）的载体，储存着指导国土空间格局演化与建设的关键信息[6]。将此类“目标体系”视作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坐标原点，融贯前述价值预设蕴含的学理思维和技术方法，有利于推动相关目标在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中有序落实。但是，规划域不同目标之间的新旧交替，并非必然表征事物发展的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以“胡焕庸线”为例，它不仅是中国重要的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分界线，也是重要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国家主体功能区与国家生态功能区的分界线、新型城镇化主体区与非主体区的分界线，甚至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分界线，将为数字时代生产力发展新向度背景下重大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空间一体化提供“标尺”。因此，需要一分为二地继续探寻该目标体系的终极旨归。
发人深思的是，空间资源要素整合联动的不可替代性与不可再生性决定了空间格局的层次性，并且在同一空间内部表现出的因果/非因果关系转换值得关注，其物质空间、社会空间、虚拟空间所对应的人、资源、环境、生态、自然等，包含着高维的线性关系、亚线性关系、超线性关系。而且，一旦规划目标之间产生“割裂”，会直接导致相关资源要素的功能和价值的实践效用损失。如果在编制实施之前不对二者对应的目标集合进行科学考量，那么就意味着必须要在后期监督管理过程中作出权衡取舍。对此，借鉴数理思维求解该难题，对于任意两个或多个自然数而言，同时求解其最小公约数与最大公倍数容易陷入抗解问题，一般只需要寻找“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就可以解决相关问题。可见，内生组织的目标集合取决于其目标体系的“公约数”，而外部结构的目标集合则依赖于其目标体系的“公倍数”。总之，“公约数”是在宏观、中观与微观视域下，能够同时影响规划、建设、管理的各个环节，在传导实践、空间优化、公共治理等不同场域的动态性局部知识与全景式理论谱系之间形成的系统边界；“公倍数”是在非均质性的空间内生组织与等级秩序性的外部规划体系的协调联动过程中，用以平衡长周期战略规划、短周期规划行为、行政事权关系之间交互作用，所产生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权力与利益、事物存在与知识演化、客观事实与主观概率等“确定↔偶然”关系的临界状态。

3.3 内涵逻辑的“共时性”与“历时性”

针对前述问题Ⅲ：正如“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意涵所指，理解规划体系价值和目标的归属定位、探究规划体系内涵逻辑的演进规律是一项复杂的接续工作。规划的内涵逻辑作为承载其价值半径和目标体系的载体基础，包含着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经济利益、社会文化、政治目的等复杂关系时空交互的总体。为此，规划内涵逻辑解析需要重新回溯到科技革命浪潮中的人、技术、资本、资源、环境、生态、空间等共同搭建的各种情境，将其从经济—社会—生态的复合关系中剥离出来，着重对其生成环境、演化轨迹、表达形式等展开综合分析（图4）。一方面，基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揭示规划运行客观规律反映的知识边界和内容体系；另一方面，基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阐释规划实施在嵌入国家空间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之后形成的规律性周期及规则体系。因而在规划编制之初需要系统审视上述内涵逻辑的2个维度与4种类型，而且固化这种双维内涵体系将有助于深化规划内涵所承载的价值判断和目标排序等关系，为后续的规划功能拓展和范式塑造提供指导思路。
图4 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4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futur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上述双维内涵的结构性耦合促使其规划价值和规划目标能够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图4）。值得注意的是，如何确保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内涵逻辑能够长期指导国土空间格局、利用规划、开发战略、环境保护等领域，对此，可以借鉴“共时”与“历时”概念在规划领域的迁移应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内涵的“共时性”是指特定时期内该规划系统内部所有要素之间作用关系的总和，其“历时性”是指整体性的规划系统向前发展（历史、当下、未来）的总体状况，即共时领域聚焦规划问题域的横向研究，历时领域关注规划问题域的纵向研究。例如，空间特征的地域扩散性可以被初步归纳为共时性问题，时间秩序的历史继承性则视作历时性问题。总的来说，规划内涵逻辑的现实意义在于“共时”，而终极旨归则在于“历时”，质言之，在相同的规划语境内可以揭示其内涵的具体承载，在不同的规划语境之间能够解析其内涵演绎的共相问题。在此基础上，规划的内涵逻辑基本形成“矩阵式结构”，包括一横一纵两个方面。其中，横向是知识边界和内容体系，纵向是生命周期和规则体系。

3.4 功能属性的“拓扑性”与“相对性”

针对前述问题Ⅳ：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看，规划思维及其方式方法始终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规划体系蕴含的多重功能已然形成一个连续自洽和动态关联的整体。即规划体系的功能属性主要在人类文明追求永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以重塑，突出表现为规划功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内在一致性，同时各类功能形态和空间效益也为规划体系基本范畴贯彻人类文明形态的核心价值提供了实践载体。然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一个动态交互的复杂系统，不仅需要解决极端天气事件、水土资源协调、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自然世界的问题，还要处理好土地可持续利用、城乡结构优化、空间权益保障、地缘政治安全等人文世界的问题。值得警醒的是，上述两类问题的产生并非单一独立的，而是常常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并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链条。一旦规划应对措施只注重空间再生产过程而忽略其空间功能协同，或者既不充分考虑当下和长远的代际公平的空间可持续问题，也不审视局部和整体的生态系统平衡问题，则必然导致更严重的危害，例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玛雅文明、哈巴拉文明的衰败历程，以及楼兰古国和庞贝古城等历史悲剧[3]。
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来看，不同场景下规划决策的差异造成其功能性质的不同，而规划范式变革的不可预测性取决于决策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即总量、时间、空间、生态、规则等随机流转（有序/无序）的总体状态成为决策效率的直接体现（图2）。比如，不同规划情境下其功能形态存在一定差异，全球场景中规划体系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功能”，跨区域场景中规划体系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保障作用”，区域场景中规划体系对地区崛起的“引导功能”，生态场景中规划体系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功能”，未来场景中规划体系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统领功能”，市场化场景中规划体系对产业空间冲突治理的“调谐功能”，行政调控场景中规划体系对空间品质治理的“统筹功能”等，上述各类功能存在差异但又统一于规划体系的整体。总之，规划功能属性的“拓扑性”是在不同规划情境中，相关规划体系因其功能结构间的动态关联而保持功能协同效应不变的内在性质；“相对性”是指已发生“拓扑变换”的规划功能，所产生的空间效益存在普遍差异的外在形式。即规划体系的功能形态表现出特定的“拓扑性”，与之相关的空间效益则具有一定的“相对性”，而且功能形态的“拓扑性”是其空间效益“相对性”存在的基础，“相对性”的多元表达则成为“拓扑性”的重要补充。

3.5 范式特征的“类型化”与“规范化”

针对前述问题Ⅴ：从全球视野来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基本范式与世界各国政治需求和经济利益相挂钩，其范式特征表现出从宏观区域到微观地方的全方位与多层次时空耦合。这表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规划范式特征演变，不仅仅是简单地呈现类型样态、结构序列、空间基因、设计比例、技术更新、标准统一等内容复制或更迭升级的机械式变化，更重要的是多元规划情境中的价值半径、目标体系、内涵逻辑、功能属性之间长期互动，形成了能够继承延续和传播扩散的规划范式特征。一方面，在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大数据语境下，规划体系中数据要素的多元化和广泛性改变了虚拟空间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之间的耦合关系与互动方式。另一方面，规划领域研究尺度的精细化和决策过程的精明化，带来的需求识别、数据可视化、结构塑造、场域配适、空间表达、智慧监测、定制服务等，逐渐泛化了规划体系的范式特征。由此，规划体系的范式变革受到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共同影响，既要揭示其变化规律需要检视牵引范式变革的理论基础，也要明晰规划体系为满足现实需求的演进过程。
然而，规划体系的传导涉及多主体协作、跨部门合作、公私边界、政策体系和技术协同等复杂性问题，刻画规划范式的演变特征需要首先识别出具有特定支配地位和约束能力的价值评判标准与目标任务安排，然后提取可以阐释和支撑上述价值目标的内涵演绎与功能性质，最终厘清政府部门、社会公众、理论界、行业领域共同理解和熟练掌握的统一性规划范式构造。因此，借鉴法学领域的研究方法——类型化思维和规范化思维，对未来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范式特征展开反思和重构，前者强调对规范性、应用性、理论性和实务性的融合分析，后者关注理论超越和现实回归的辩证统一。基于二者互动在规划实施和抽象原理之间探索新路径，有助于实现规划体系的整体性与单个规划情境应用性的均衡。总之，规划范式特征的“类型化”是围绕规划体系内涵逻辑与功能属性的良性循环，对其基本范式进行大小、多少、上下、高低、强弱、先后等特征适配的性质；而“规范化”是面向规划体系价值半径与目标体系的理性回归，对其基本范式中可能存在的实践矛盾与技术冲突等，展开范畴澄清、概念验证、循证决策和敏捷治理等特征塑造的性质。

4 结论和讨论

4.1 结论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①。本文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宏观视角以及规划价值、目标、内涵、功能、范式的微观视角出发，提炼和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特有逻辑。立足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未来设想，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历史经验，统筹好基本国情与重大战略的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人民需求与规划价值的关系、要素流动与规划目标的关系、知识生产与规划内涵的关系、治理模式与规划功能的关系、应用场景与规划范式的关系，促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由指令性与引导性转向战略性、指导性、方向性、前瞻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未来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领域的研究亟需关注以下3个方面：①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研究的理论建构。②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实践探索。③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科学限度、主客关系、空间原理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应用拓展、技术革新和理念转变等。

4.2 讨论

中国式现代化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国家所需、规划所能、研究所向”是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探索发展新方向、寻找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的支撑和底气。例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①是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蓬勃发展的现实缩影，业已成为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的真实写照。特别是，该规划涵盖的原理本质、设计原则、方法体系、智慧建设、成效评价与空间治理等具有启示意义。为此，坚持“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和合共生、向善而行”理念，秉承“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原则，从应对挑战、智慧感知、学习适应、制度变革、机制赋能、组织韧性、前后统筹、上下贯通、左右衔接等方面，形成泛在协同的系统研判体系、情境模拟体系、监测预警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因此，期冀更多学者从山川湖泽变迁、地理环境演化、地区文化交流、国家建设和学科发展中，认知、探索和促进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并通过规划思想和实践创新锚固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和美人居环境，最终形成“能用、管用、好用”的规划成果。此外，面向未来的思考通常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而且这种概念和系统的分析蕴含了大量由简单向复杂的内容深化，本文思辨深入不足且困顿有余，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尚值繁荣期，期待和更多的研究力量共同致力于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一种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规划叙事，从而丰富和拓展后发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规划形态和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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