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显“总领性”作用的国家，如阿塞拜疆、尼日尔、捷克、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等，其实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国家制定完整持续且内容详尽的计划指导智慧乡村发展。以阿塞拜疆、尼日尔、捷克为例，这些国家在智慧乡村实践中，会制定由不同阶段性计划组成的完整计划，且各阶段的内容安排十分详尽，能够保障智慧乡村项目实施的连贯性。二是国家明确智慧乡村发展重点与各级政府的职责。以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为例，这些国家在发展智慧乡村时，会明确智慧乡村的发展重点及各级政府人员的职责，从而保障智慧乡村整体和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

凸显“中介性”作用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波兰、葡萄牙、韩国等，其实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国家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新型伙伴关系。以欧盟国家中的德国、法国、波兰最为突出，这些国家在发展智慧乡村时，其他主体会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有效联结，共同建设智慧乡村，最大限度地发挥集成效益。二是国家转介需求给专业主体开发智慧方案。以葡萄牙、韩国为例，这些国家在发展智慧乡村时，国家会采用典型的“需求采纳”发展模式，针对乡村不断变化的需求，国家会将需求“介绍”给专业的企业及研究机构等，由它们改进现有的活动和进程以及战略、项目和服务。

通过国际智慧乡村建设的实际情况，发现国家在智慧乡村发展中的主要作用不尽相同。从国家背景来看，凸显“总领性”作用的多为发展中国家，而凸显“中介性”作用的多为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拥有相对发达的经济体系、先进的科技和工业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等，相反，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包括贫困、落后的基础设施、低素质的劳动力等。因此，主要通过比较经济与社会等因素的差异性，探讨对智慧乡村发展过程中国家作用的影响。

从多国智慧乡村发展的实例来看，“总领性”作用或“中介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都会促进智慧乡村建设的发展。其中“总领性”作用有利于明确智慧乡村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引领和推动智慧乡村发展。“中介性”作用有利于促进智慧乡村建设的创新发展，为其注入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但是“总领性”作用或“中介性”作用自身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总领性”作用明显的国家，由于未激活其他社会主体的深度参与，其智慧乡村的部分项目往往不够深入，或会存在敷衍式执行现象。而“中介性”作用明显的国家，由于缺乏较为明确的发展重点与任务要求，其智慧乡村的部分项目呈现梗阻或停滞化，并存在资源浪费现象。

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总体凸显“总领性”国家作用的特征，“中介性”国家作用相对缺乏。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且东、中、西部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总领性”作用与“中介性”作用可能在不同地区的数字乡村 ^①

① 结论与启示部分是针对中国现实情况所提出的建议。因此，此部分使用中国政策原文——数字乡村，而不是智慧乡村。

建设过程中凸显。因此，为了实现我国数字乡村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完善国家的“总领性”作用，提升国家的“中介性”作用，构建两者并存的作用体系，实现数字乡村发展的全面性与均衡性。

完善“总领性”作用，推进数字乡村发展，我国可从以下方面进行：①细化当前的数字乡村发展规划设计。自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统筹发展数字乡村，将其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以来，到目前新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部署了包括乡村网络文化、数字治理、智慧农业提升等八大重点任务。这一系列的整体规划虽然初步明确了数字乡村的重点工作，为数字乡村建设实践提供规划指导，但是数字乡村内容广泛且复杂，涉及与农村居民密切相关的多个维度。因此，一方面，国家应当制定更加细致的数字乡村发展细则与标准，通过收集与乡村发展相关的数据，分析并确定乡村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明确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各地区需综合考虑当地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监管和保障机制等多方面因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特色且全面化的发展策略，并将策略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②构建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与发展程度的双重评估体系。已有相关学者尝试构建数字乡村发展程度指标，从而为数字乡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照标准，而有关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的指标相对缺乏。我国不同乡村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为实现乡村向数字乡村的全面转型，应在发展数字乡村前对乡村进行发展就绪度评估，从而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制定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具体而言，首先，应确定能够全面反映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的指标类别，并在每个指标类别下，确定具体的指标维度，如在经济类别下，可包括就业率、人均收入、产业结构等；在社会类别下可包括教育水平、医疗服务、社会安全等。其次，在每个指标维度下，确定具体的指标项，并为每个指标项分配适当的权重，以反映其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性。最后，进行数据收集和测量，并根据评估结果持续改进，以提高乡村发展就绪度指标的准确性和实用性。三是加强数字乡村发展中相关人员的责任。首先，各地区应制定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任务铺排表，明确发展标准、主要任务、责任单位、完成时限等，确保每个人员清楚自己在数字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和任务，针对性地履行责任。其次，需建立激励机制，通过设定明确的绩效指标和评估标准，激励相关人员积极履行责任，并对其绩效进行评估和奖惩。再次，为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支持，以提升他们在数字乡村发展中的专业能力和技能，培训可以包括数字技术应用、项目管理、沟通协作等方面。最后，应建立激励机制及评估机制，通过奖金、晋升、荣誉表彰等方式，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定期进行绩效评估、项目评估或考核，及时发现问题并改进，确保数字乡村建设的顺利推进。

提升“中介性”作用，推进数字乡村发展，我国可从以下方面进行：①打造多主体共建数字乡村的发展模式。当前越来越多的主体加入数字治理之中，我国基本形成了“政府+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的多元治理模式。但就数字乡村而言，在主体协同、部门联动、区域协调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村民之间、村民与政府、政府与企业等之间存在信息鸿沟。国家应充当数字乡村建设的“中介”，首先，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制定共同目标，确保各方利益和期望得到充分考虑，形成共识，为合作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动力。其次，明确分工合作及共享资源，根据各方专长和资源优势，合理分配任务，形成协同效应以及共享各方的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力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数字乡村发展的成本。最后，需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共同承担风险，减轻各方压力，增强合作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实现共赢。②为数字乡村建设中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发展提供更多支持。首先，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确保法律和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为社会主体提供稳定的环境和发展空间，并提供充分的信息透明和公开，让社会主体更好地了解自身权益和责任，从而更好地行使自主性。其次，建立参与机制，包括公众听证会、社会咨询、社会评估等，社会主体可以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参与数字乡村决策过程。并为社会主体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促进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在数字乡村发展中的应用和推广，如组织展销会、开展营销活动等方式，扩大社会主体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最后，建立激励机制，通过奖励优秀表现、创新成果等方式，激发社会主体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不断引导各类社会资金、技术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为公众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实现社会力量与乡村现实问题的有序对接。③积极培育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新型社会力量。首先，可为社会成员提供数字技术教育和培训，特别是针对年轻人和新一代的培训。通过开展课程、工作坊、培训项目等方式，帮助他们掌握数字技术的知识和技能，激发他们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兴趣和参与意愿。其次，创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为有创新创业意愿的社会力量提供支持和机会。包括建立孵化器、加速器、创业基地等创新创业平台，提供创业培训、导师指导、资金支持等资源，鼓励新的社会力量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并由政府设立专门的创新资金，为新的社会力量提供资金支持。再次，重视与高校、科研机构、创新企业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合作研究、技术转移、创新合作等方式，吸引这部分社会力量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创新和技术的应用。最后，通过宣传和推广活动，提高社会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认知和关注度。包括展示成功案例、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发布宣传材料等方式，吸引新的社会力量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扩大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