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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1: 113 - 12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11.012

Influence Mechanism of Overseas Returnee Talents 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Evolution

  • JIANG Haining , 1 ,
  • ZHANG Jun 2 ,
  • ZHENG Shuting 1 ,
  • LYU Guoqin , 3, ※ ,
  • DUAN Jian 1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Zhejiang，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Jiangsu，China
  • 3. School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Chifeng University，Chifeng 024000，Inner Mongolia，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11

  Revised date: 2024-11-20

  Online published: 2024-12-18

Fold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overseas returned tal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verifies and expands the case of Suzhou biomedic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rocess of overseas returned talent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itial embedment stage,deepening embedment stage,overall impact stage and decline stage,which successively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int embedment,linear expansion,plane expansion and scale decline. The positive promoting rol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capital first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while the role of domestic relationship capital changes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2) Overseas returnee talents of technology and local enterprises mainly rely on domestic relationship capita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while overseas returnee talents who belong to management type,management-technology type and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 type rely more on the coordination and linkage of dual relationship capital. 3)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capital of overseas returnee talents includes technology network and market network,and promotes th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by building external "weak relationship". The domestic relationship capital of overseas returnee talents includes institutional network and business network, and promotes the utilization innovation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l "strong relationship". 4) The dual relationship capital of overseas returnee talents has complementary effect and positive circular cumulative causal relationship, and promotes the mor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rough reputation mechanism,diffusion effect, preferential link mechanism and emergence mut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overseas returnee talen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relational capital; influencing mechanism; embeddedness and rootness; technology network; business network

Cite this article

JIANG Haining , ZHANG Jun , ZHENG Shuting , LYU Guoqin , DUAN Jian . Influence Mechanism of Overseas Returnee Talents 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Evolu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11) : 113 -12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1.012

产业集群演化及其驱动机制是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可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两方面。其中，企业网络机制研究从Marshall提出的“产业区”到Porter提出的“产业集群”均强调其内部机制研究，包括规模经济、技术扩散、比较优势等[1]。而外部机制研究在21世纪后才引起重视，并关注地方与全球联结的研究，如Bathelt等提出全球集群网络和跨境知识管道的理论框架[2]，以Yeung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学派提出了区域跨本地网络概念[3]，吴頔提出“跨界者—集群全球化—集群演化”的新范式[4]，这些学者均将FDI及跨国公司或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分工置于核心地位，强调产业集群外部联系相关主体之间的地位对等，但无法解释海外归国人才要素如何作用于产业集群的相关议题。
海外归国人才是指在国外深造或工作多年的回国者，他们通常拥有国际、国内双重关系资本与人力资本优势[5]。随着全球化进程推进以及众多海外人才母国对外开放度、科技投入、人才待遇等“拉力”的持续提升[6]，海外人才回流现象大量显现，这已成为国际技术转移的载体和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7]。不可否认，海外归国人才不仅带来了大量先进技术、经验与理念，更推动了母国高新科技、金融、教育等的快速发展。正因如此，近年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主要涉及海外归国人才回流动因[6]、回流区位选择[8]、创新创业空间载体[9]及其对国际贸易[10]、对外直接投资[11]等方面的影响研究，而专门探讨“海外归国人才”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路径及效应的文献仍很少。海外归国人才可分为管理型、知识型以及两者兼具的人才类型，是推动产业集群生成主体中的关键子集[12]。首先，海外归国人才通过跨界网络资源获取[13]和地方嵌入[14]直接实现自身承载的知识、技术和信息向集群内的转移、扩散，并在集聚规模效应下提升投入产出效率、放大空间溢出效应[15]，推动集群创新升级。其次，海外归国人才的竞争协作所带来的网络关联、竞争激励会催生出专业化分工和企业结网行动，推动产业集群组织结构发展[16]。此外，在理想条件下，海外归国人才集聚对产业集群发展的正向推动作用会不断加强[17]，但制度环境差、流动性弱等[17]问题会使其产生负向效应。
尽管如此，现有研究仍存在如下不足：①海外归国人才不断取代资本、土地以及一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而成为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对海外归国人才凭借自身优势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路径阐释依然模糊且缺少案例支撑。②经济地理学者多将海外归国人才作为全球管道或跨国技术社区的重要“成员”之一，将其与资金、技术、跨国企业等作为一个整体论述，缺少将其作为能动个体作用发挥的独特性叙事。③现有海外归国人才研究多来自于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主要借助国家[10,16]、行业[15]、企业[7]等单一尺度数据展开分析，忽视了不同关系空间尺度的差异与联系探讨。Granovetter的关系理论[18]认为强关系容易发展信任，便于隐性知识互动，而弱关系容易充当“信息桥”，增强信息异质性。海外归国人才恰好兼具这两种性质的关系空间，如何发挥二者的协同优势推动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这一问题尚待解答。
综上可知，海外归国人才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过程实际上是以海外归国人才为中心的多主体、多要素、跨尺度的关系空间发展过程，并呈现动态阶段性特征。因此，本文集成关系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在构建海外归国人才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机理框架的基础上，以苏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例，重点围绕海外归国人才不同关系尺度下的关系资本、关系根植性如何影响产业集群发展，以及该过程存在的阶段性演化特征等科学问题展开讨论，这不仅有助于丰富产业集群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交互影响理论及相应的案例库，而且可以为政府制定海外归国人才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1 理论框架构建

本文借鉴关系经济地理学思想，围绕关系资本、关系根植性、关系尺度3个内容分析海外归国人才通过权力、关系的空间配置对产业集群的影响机理。关系经济地理学多应用于地理过程的跨地方性和多尺度性分析，但难以刻画长期演化路径[19]。因此，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遗传—选择—变异”理论[20]，提出海外归国人才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动态影响需考虑3方面力量，包括：①关系邻近、制度影响下的遗传力量；②外部环境影响下由企业主导的选择力量；③海外归国人才及关联主体创新行为主导的变异力量。从结果端看，产业集群受海外归国人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组织结构发展、创新升级两方面，其中组织结构发展分为企业孵化、企业进退、差异化增长、企业集散、企业结网5个维度，创新升级分为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4个维度。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分析框架（图1）。
图1 海外归国人才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关系空间演化

Fig.1 Spatial evolution of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promoted by overseas returnee talents

①初步嵌入阶段。当海外归国人才的更高级人力资本和差异化关系资本能在产业集群内发挥作用，同时回流符合自身发展意愿时，海外人才嵌入产业集群的现象便会产生。海外归国人才起初呈“点”状嵌入集群关系空间，在集群内的关系根植性弱。为快速克服对市场与制度认知缺陷，海外归国人才偏向与政府、学研机构等正式官方机构建立关系[21]。国内制度资本在此阶段为海外归国人才融入集群、识别创新机会提供必要的“土壤”环境，政府制度支持力度、企业重视程度对海外归国人才在集群内的关系资本初步累积起关键引导作用。由于基本不具备网络权力，此时海外归国人才对集群关系空间的影响十分有限：一是在创新升级方面，海外归国人才仅在少数企业推进了效应有限的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及少量利用式创新。二是在组织结构发展方面，海外归国人才在就业、创业过程中直接推动企业孵化或外来企业的进入，并主要与官方机构、少量企业初步发展了正式的公平交易关系[22]，但由于与其他组织机构的连通度、密切度较弱，集群组织结构受海外归国人才的影响较小。
②深化根植阶段。随着实践行动的持续推进，海外归国人才在集群内由“点”状嵌入向“线”状嵌入转变，凭借师生、同学、同事、商业等多种关系链接深化正式制度关系之外的关系空间[23]。基于合作信任以及竞争力提升的需求，企业选择主动拓展与海外归国人才的合作内容，海外归国人才也会积极帮助企业构建与全球技术领先组织的联系管道，特别是以论坛、沙龙、展览会等为代表的临时性集群被认为是隐性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24]。在该阶段，分别由企业、海外归国人才主导的关系选择、学习创新机制开始影响集群关系空间：一是在组织结构方面，集群全球联系的嵌入有效提升集群核心关系网络密度，间接使海外归国人才所在组织机构获得“结构洞”权力。由海外归国人才引入的跨国公司、创业公司以及集群衍生企业提升了产业集群规模。二是在创新升级方面，海外归国人才的深度介入增加了集群内不相关知识的组合类型，间接促成高成本、颠覆性的探索式创新，帮助企业突破路径锁定、提升创新能级、获取技术权力，持续深化过程升级与产品升级，并开始尝试进入价值更高的生产环节和新行业。与此同时，在核心企业示范作用影响下，邻近的跟随型企业也开始涌现，但创新着力点仍集中于低附加值环节[7]。
③全面影响阶段。海外归国人才的行动能反向提升集群的“制度厚度”和集聚趋势，且在集群内实现了关系空间的“面”状拓展，影响力触及边缘企业：一是在创新升级方面，不同能级企业参与创新升级的类型明显分化。海外归国人才支持核心企业拥有关键技术、占据高附加值的战略性生产环节[25]，并推进影响力更强的功能升级、链的升级，需要大量资源投入、创新性较强的探索式创新持续涌现。非核心跟随企业主要推进的是过程升级与产品升级，其中部分企业会与核心企业展开生产与创新的分工协作，海外归国人才作为“转译者”帮助企业破除技术认知壁垒；其他一些企业则是与核心企业发展领域存在差异且处于初步发展时期的边缘企业，海外归国人才在其中的作用发挥受限。二是在组织结构方面，集群内外的弱关系与强关系实现联动，企业、政府支持海外归国人才扩展“全球管道”，而海外归国人才在本地的技术扩散、转移反向依赖于集群的制度环境支撑，以推动集群生成更加复杂的纵横向产业链联系和创新联系。此外，企业的差异化增长加剧了集群不对称的权力关系[26]，少数企业由于技术力量薄弱、缺少资金投入，在优胜劣汰的影响下被迫退出集群。
④衰退弱化阶段。海外归国人才对产业集群的影响可能走向衰退，其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海外归国人才维系的集群外部联系受到影响。一方面，疫情、贸易战、金融危机等全球性不确定事件冲击会削弱海外归国人才的国际“关系资本”，阻碍企业的创新进程；另一方面，危机要素可以沿着海外归国人才构建的外部通道传导至集群内部，甚至产生放大的灾害传递，核心企业依靠强大实力能维持对外关系通道和集群内合作关系，而边缘企业则难以维持生产与创新活动，甚至被迫切断对外合作关系。二是海外归国人才的集群内部关系影响力被削弱。从选择力量看，少数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依托海外归国人才发展成为集群领导企业后，会竭力维持先发优势，垄断价值链升级的外部结网与关键技术[27]，促使集群网络的向心趋势增加且传输效率、通达性水平持续下降，间接导致海外归国人才的集群影响力弱化，明显的技术层级特征导致生产链可能对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有利，但会阻碍包括技术升级在内的功能升级[26]。从遗传力量看，若缺少适当的政策引导，以信任和承诺为基础的集群制度环境会逐渐显现“负锁定”，过度强调信用的生产协作体系容易“闭关自守”，新进入的海外归国人才及与之相关的外部资源会被视作“扰动项”而非“支持项”[28]，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形成各自的合作组团会带来海外归国人才的低效活动，甚至倒逼处于关键网络位置的海外归国人才退出集群，负向影响企业的创新和转型决策。

2 案例选取与数据来源

2.1 案例选取

为力求资料详实、可靠，本研究团队一行4人于2023年12月4日—12月8日，走访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通过深度访谈获取第一手调研资料，并在后期多次远程回访进行资料补充，进而对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佐证。案例选取理由如下：①生物医药行业人才驱动特征明显，特别是海外高端管理、研发人才向本土的迁徙对促进创新创业、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可视为海外归国人才研究的典型案例。②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苏州工业园区聚焦了新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及新型疗法三大重点领域，创新型龙头企业数量、人才规模、获批生物创新药临床批件数量、生物大分子药物总产能、企业融资总额5项指标均占全国20%以上，产业竞争力、人才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一[29]，产业集群不会因突发或偶然事件发生改变，稳定性强。③作为高技术型产业集群，苏州工业园区不仅吸引了百特、礼来、百济神州等200多家全球知名医药企业落户，也涌现了吉玛基因、昂凯等众多由海外归国人才创办或其衍生企业，国际人才和技术流动比较普遍，契合海外归国人才嵌入并引发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主题。

2.2 数据获取与处理过程

本文的数据获取与处理过程遵循以下原则：①样本选择力求全面和准确。样本案例企业涵盖初创民营企业、知名跨国企业、政府运作平台、知名民营企业4种类型，访谈对象的留学国别范围涉及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韩国，既涵盖一线技术人员，也包含高层管理人员，且精通生物医药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方面的知识；②严格围绕“海外归国人才关系资本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主题构建开放式访谈问题框架，包括企业发展历程、留学归国人才专业背景与就业经历、回国动机及区位选择、海外链接的构成与缘由、创新合作模式及其效果等方面，每次访谈时间在1.5~2.0 h，在征求同意的情况下录音，访谈结束后第一时间记录调研心得、现场感受，并在后期反复多次远程回访确认；③除诸如“啊、嗯”等语气助词被舍弃外，将访谈录音逐句摘录、整理，并利用多渠道资源搜集相关信息；④对访谈和文本资料进行整理，提取关键描述性文本作为案例叙述之用。本文对访谈的海外归国人才及其所在公司信息进行了匿名化处理（表1），并采用专家评估法和前后测法保证研究的信效度。
表1 样本的基本特征

Tab.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访谈对象 年龄（岁） 籍贯 性别 留学国家及学位 入职时间 从事行业
AK01 27 江苏苏州 女 澳大利亚硕士 2021 肿瘤基因检测产品研发
AK02 28 青海西宁 女 韩国硕士 2021 肿瘤基因检测产品研发
AK03 34 山东聊城 男 美国博士 2021 肿瘤基因检测产品研发
BT01 47 台湾高雄 男 美国博士 2013 医疗器材测试
BT02 40 江苏苏州 女 美国博士 2013 医疗器材测试
BT03 47 江苏常州 男 英国博士 2011 药品包装容器安全性评价
BB01 32 江苏苏州 男 澳大利亚博士 2022 企业服务与对接
XD01 33 北京 女 美国博士 2020 生物医药研发
XD02 35 山东济南 女 德国博士 2020 生物医药研发

3 案例剖析与理论框架印证

3.1 海外归国人才关系资本的尺度类型划分

海外归国人才兼具全球化和本土化特征，其重要优势是可以通过国际、国内关系网络获取“资源”，这也是其获得价值实现、个人发展的关键凭借。
国际尺度下的关系网络包括技术网络和市场网络[30]。其中，技术网络是指与海外学研机构、创新企业等构建的关系网络，以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为主，这种网络可保证海外人才不断获得国际信息和技术。市场网络是指海外人才回国后与海外客户、供应商等建立的关系网络，与商业运营有关，可推动海外市场开拓和国际化经营。
国内尺度下的关系网络包括制度网络和商业网络。其中，制度网络是指与国内政府、医院、高校等官方机构建立的架桥式关系网络，偏向于在制度性的、正式的交互环境时所产生的关系资本，是海外归国人才行动获取市场合法性的关键[21]。商业网络是指与国内其他行为主体所建立的黏结式关系，更偏向于在非正式的、密切的交互网络中找到的关系资本，具体表现为基于国内亲缘、业缘、志缘、地缘关系“牵线搭桥”所建立的密切合作网络[23]。
表2反映的是访谈对象的国际、国内关系资本构成，对照理论框架可判断他们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
表2 访谈对象的国际、国内关系资本构成

Tab.2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ocial capital composi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访谈对象 国际关系资本 国内关系资本 所处阶段
技术网络 市场网络 制度网络 商业网络
AK01 学研关系 业缘关系 深化根植阶段
AK02 学研关系 亲缘、业缘关系 深化根植阶段
AK03 企业关系 政府、医院、学研关系 志缘、地缘关系 全面影响阶段
BT01 企业关系 政府关系 业缘关系 初步嵌入阶段
BT02 企业关系 政府关系 初步嵌入阶段
BT03 企业关系 供应商关系 政府关系 业缘关系 全面影响阶段
BB01 政府、学研关系 供应商关系 政府、学研关系 志缘、地缘关系 深化根植阶段
XD01 业缘关系 初步嵌入阶段
XD02 学研关系 业缘、地缘关系 初步嵌入阶段
AK01、AK02为一线研发人才，发挥作用的关系资本集中在国内，包括企业内与同事研发合作与技术共享、对园区内企业的技术支持，以及时常与亲属、同学围绕技术问题展开非正式交流。国际关系资本表现在获取母校数据库、原海外课题组实时网盘数据的信息网络支持。二者在维系跨国联系的同时，也拓展了集群内部关系空间，处于深化根植阶段。
AK03属管理兼技术型人才。在国内，他推动企业与集群多家企业展开上下游生产合作；作为高校兼职导师，他推动企业与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与多家医院开展临床试验合作；就企业诉求与政府机构频繁互动。在国际上，他时常向以前在原海外企业共事的同事就最新研发方向、热门技术领域、企业战略等进行交流与咨询。综合来看，AK03在产业集群内的关系空间已实现面状拓展，同时维系着有效的海外联系，属于全面影响阶段。
BT01、BT02属于技术人才，国内关系资本表现为经常就原料进口标准、产品上市标准与政府机关人员互动交流。其中，BT01还会与国内多家厂商就产品性能测试等问题进行沟通与合作。国际关系资本发挥作用偏弱，表现为定期与跨国母公司交流企业生产信息。综合来看，二者的国内、国际关系网络发展程度均较低，属于初步嵌入阶段。
BT03属管理兼技术型人才，主导着企业经营战略。在国内，BT03推动企业与中国药监局、众多三甲医院建立了产品推广、应用、供应的合作关系，他推广的一些产品甚至产生了一定的行业影响，并与园区多家企业建立供应链关系。在国际上，作为分公司代表与美国的母公司同事展开技术交流，访问母公司的国际数据库寻求技术解决方案；同时，受国际贸易战影响，他主导将源自美国的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综合来看，BT03处于全面影响阶段。
BB01属于管理型人才，作为政府机构平台工作人员，他与政府、学研机构有密切联系，在为企业做配套服务的过程中与海外人才及集群企业建立了深厚合作关系。同时，利用校友会的关系网、新加坡科技局与苏州的合作项目、举办国际会议的契机等为集群主体构建外部通道牵线搭桥。BB01在国内、国际均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处于深化根植阶段。
XD01、XD02为一线研发人员，二者发挥作用的关系空间集中在国内，处于初步嵌入阶段，主要是与企业内员工建立了广泛的研发合作关系。除此之外，XD02还负责将企业低端的生产环节外包给园区邻近企业，同时与高校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
总体来看，访谈对象的关系资本涉及知识、信息、供应链的互动，并受到国家政治关系的影响，国际、国内关系表现出相互嵌入的特征。处于不同职位、不同组织机构的海外归国人才发挥主要作用的关系空间尺度也有所不同：①对于技术型海外归国人才而言，国内关系资本的作用更强；对于管理型、管理兼技术型海外归国人才而言，更强调国际、国内关系资本的协调联动。②对于本土企业海外归国人才而言，国内关系资本的作用为主要；对于跨国组织的海外归国人才而言，国际、国内关系资产的协调联动对其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③复合型人才对产业集群的影响维度、范围明显更丰富、更广泛。

3.2 海外归国人才国际关系资本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3.2.1 海外归国人才国际关系资本对产业集群组织结构发展的影响

海外归国人才获取国际关系资本的能力是其回流嵌入集群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技术网络而言，海外归国人才不仅会将自身掌握的技术知识信息直接带入集群企业，而且还会持续开展全球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获取、传递、更新集群内稀缺发展资源，加强与集群内其他行为主体的合作[16]，进而催生出集群内部行为主体能级的分异，促使产业集群组织的结构分布式、柔性化特征愈发明显。这在实地访谈中也有充分体现。
AK01：“研发团队大部分是海归，共事过程中会互相交换专业意见……研发成功后要出一系列文件，之后进行落实，先是公司内部生产，然后打包给其他企业……园区内同行业企业侧重的领域不同，一旦上市还要去医院进行临床测试，和他们合作是很有必要的。”
XD02：“我们最开始依靠俞总研发的PD-1发展起来……现在作为国内龙头，一定是比肩国际大药企去做创新的，也会尝试对接海外市场……繁琐的、重复的生产环节会外包给其他企业，也会和园区、外地机构合作研发，只要是有感兴趣的东西，我们都乐意合作。”
就市场网络而言，海外归国人才具备嵌入海外市场的信息优势及与国际先进生产组织建立的社会关系优势。一方面，海外归国人才作为国内外信息中介向集群内部高效率传递海外市场信息[31]，催生出与国际、国内消费者需求匹配的生产活动，推动企业开拓国内市场，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参与国际市场份额竞争。另一方面，海外归国人才自身的积极运作也会使海外先进生产主体向集群内投入订单、资金乃至生产组织、研发机构等，并通过功能链条辐射带动集群内部企业结网的密集化，产业价值链的各环节间联系不断增强[32]。实地访谈结果也印证了上述内容。
AK03：“肿瘤早筛在国外比较流行，但在国内发展不太理想……目前还没有相应的行业政策和产品出来，普通人也没有形成肿瘤筛查的概念……我们判断是在未来有一个大市场前提下，先把海外的概念做成产品，建设国内生产线，然后根据应用场景一步步迭代。”
BT03：“百特在进入中国的时候，为了开拓市场向药监局宣传了很多新理念，试图把新产品、新行规搬到中国……本土工作包括供应链本地化、对接审计基本由海归完成……受限价政策影响，必须不断改进技术降成本，还要保证安全性……除了采购、生产到销售是自己做以外，质量检测环节会选择外包……目前在国内陆续建了5家工厂，彼此之间主要是技术性联系。”
BB01：“我的母校悉尼大学在苏州设立了一个中心，校友圈里特别是海归、海外华人想回国创业或计划与科研院所合作的，自然会选择通过中心和苏州接洽。”

3.2.2 海外归国人才国际关系资本对产业集群创新升级的影响

国际尺度关系资本优势使海外归国人才能够增强外源性学习网络，这种网络以松散弱联结为主，利于承载非重复、非冗余的新颖知识[33]。因为弱关系两端的行动者往往处在不同“派系”，具有异质性，有助于推动颠覆性的探索式创新。通过弱关系获取的创新资源是推动集群多样化集聚的关键，可促成集群内外联动的良性循环。正如访谈资料所述：
AK01：“我们研发部在召开分享会的时候，可能会将国外一些老师曾经分享给我们的资料（如PPT）分享给公司部门的人，因为有些国外导师、技术人员的想法可能跟国内的人不一样，这可能会为我们的研发工作提供很大帮助。”
BT03：“我们虽然只是跨国企业的分部，但在国内处于此行业的领先地位……美国对技术和安全的认识比中国要高很多，和那边的同事交流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的生产受益于美国技术的同时，在国内则扮演知识溢出的角色。”

3.3 海外归国人才国内关系资本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3.3.1 海外归国人才国内关系资本对产业集群组织结构发展的影响

就制度网络而言，海外归国人才嵌入集群初期，为克服市场和制度缺陷，需要主动与本地政府、高校等正式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政府服务和政策加强对接，以便获得本土化运营便利[21]。同时，海外归国人才在集群内发展稳定后，正式的制度安排也会激励海外归国人才扩大企业组织规模、发展产业集群内部网络关系、提升生产效率与综合竞争力。这在访谈过程中也有所体现：
AK03：“我们本身就是高校背景，做项目、做教育、去开会均和高校有一些联系，这也给企业的孵化和发展提供了便利……政府层面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在官方合作中积累的人脉，另一个就是正常的官方交流……一些合作诉求得到的官方回应也是很有效的。”
BB01：“一些团队式孵化企业在海外都待了二三十年，国内很多的社会关系再次建立存在一定障碍。我们作为政府委托的载体，可以帮他们去搭建各种联系……比如明确创业定位、核心专利以及合作对象之后，我们会动用自己的资源全方位地帮扶他们寻找合作方。”
就商业网络而言，高端稀缺的人力资本优势结合国内亲缘、业缘、志缘、地缘关系的“牵线搭桥”能够帮助海外归国人才构建与上下游企业以及客户之间的密切合作网络[23]，提高海外归国人才的地方根植性，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契机。实地访谈结果也支持了上述结论：
AK03：“产业园里有很多共同投资人，有的是老板之间私交比较好，有的是所做产品比较相近，所以偶尔会尝试一起做点新的东西……在外面开会的时候也会间接地相互介绍省外的上下游合作企业，或者同行，这种人脉对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很必要的。”
AK01：“我的一个同学回国后做销售工作，因为彼此很熟悉，我们的产品和他会经常对接……研发出来的产品卖出去后，买方客户也有可能会打电话寻求更多的技术合作。”

3.3.2 海外归国人才国内关系资本对产业集群创新升级的影响

借助国内关系资本，海外归国人才强化内源性学习网络，以紧密的强关系为主，强关系两端的行动者往往十分信任和了解，表现出累积的、频繁的互惠特征，减少了机会主义现象，这对信息的有效扩散十分有利，有助于推进风险低、能够快速实现收益的利用式创新。海外归国人才在建立了稳固的集群关系网络后，通过共享、匹配、学习机制，以及表现为员工流动、创新合作等形式的结网行动进一步推动技术扩散[33]，驱动集群内企业突破原有经营模式、不断进行开放式学习，为探索性组织学习创造机会。正如访谈记录所示：
AK01：“我姐姐也在类似的企业就职，也是做肿瘤药研发相关的，我有一些不明白的研发难题就会去请教她，但是她可能也不知道，还会去帮我问她的同事，然后再告诉我。”
AK02：“上家公司从找供应商到技术支持再到联系厂家的一整条线程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目前到了这家公司，这些“联系”依然可以用上，具体自己可以联系厂家询问怎么做，技术上的问题也可以找以前的同事帮忙。”

3.4 海外归国人才双重关系资本交互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国际关系资本弱关系的缺陷是容易破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国内关系资本强关系的缺陷体现在容易带来同质化和封闭化。因此，海外归国人才要在集群内部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就必须充分对接强关系带来的高质量系统性资源，维持相当数量的弱关系，保留较大范围的异质性信息搜寻空间，实现弱关系、强关系的优势互补。此外，海外归国人才的国际、国内关系资本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存在着自我特征不断强化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并衍生出以下多种关键机制（图2）。
图2 海外归国人才双重关系资本交互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Fig.2 Influence of the dual relationship capital interaction of overseas returnee tal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①声誉机制。声誉机制包括行业声誉和社交声誉。其中，行业声誉是通过在特定行业领域中深耕，结合专业技能和经验所建立广为人知的声誉和口碑，而社交声誉则是借助社交网络关系所能获得的强大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34]。能够发挥声誉机制的海外归国人才是链接集群内外关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劳动力、土地、资本等投入要素快速集聚并发挥乘数效应的关键驱动力。正如访谈资料所示：
BB01：“张某某当年向省政府提议苏州发展生物医药的条件很好，后来省里才慢慢重视苏州，因为张某某在学界与政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当年沃森（DNA之父）来园区考察之后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做学术会议，随后冷泉港亚洲学术中心建成，这其中也有一些关键人物参与，如季某某（沃森的同事）在邀请沃森的时候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的伯父作为苏州本地人也有牵线……冷泉港每年会举办一系列的学术会议，处于科研最前沿的学术大咖也常被邀请过来，包括跟他们有联系的外国友人、海外华人学者等。”
②择优链接与扩散机制。海外归国人才兼具双重关系资本的优势使其充当“技术守门员”角色，赋予其占据集群网络结构洞的能力，在将新颖资源转译、扩散至集群内部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中介角色，集群内企业受择优链接机制影响主动与其加强对接，进一步推动知识技术的传播与扩散。在稳固外部异质性资源链接和获取集群内部关联后，海外归国人才会进一步促使其所在组织机构获得集群网络权力，推进集群跨国技术网络、市场网络发展，并增强国际技术网络的集群本土适应性。这在访谈内容中也有所体现：
XD01：“俞总早年在美国制药企业搞了很多年研发，积累了很多专利和人脉，后来回国后自立门户，研发了很多价格低于进口药的新药，打出了知名度……在俞总影响下，我们公司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很多知名的国内外的制药企业都和我们建立了研发合作关系，还有一些医院、学校也和我们一起做联培项目……现在我们不仅在国内上市药物，还尝试打开海外市场。”
③涌现突变机制。海外归国人才汲取来自全球的高价值“知识血液”，使产业集群与全球生产网络之间保持开放的知识互动[35]，这不可避免地对集群创新生态系统的原有发展路径造成冲击，推动集群主体在创新理念上打破路径依赖，在产品创新上持续发力，一旦集群内部涌现出全球领先的理论和方法，则意味着整个集群生态体系都可能得到系统性优化。以苏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例，在海外归国人才团队自主研发的创新药中，信迪利单抗、卡瑞利珠单抗、泽布替尼等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镑新药；朗润、飞依诺、康众等海外归国人才创立企业的高端医疗器械产品成功进入国外市场；本土医药企业艾博生物mRNA、艾棣维欣DNA两款核酸疫苗入选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疫苗攻关任务。上述新药、新产品的涌现，为生物医药产业创造了良好的成长发育环境，而这背后均有海外归国人才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与推动。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围绕关系资本、关系根植性和关系尺度3个内容，结合“遗传—选择—变异”理论，构建海外归国人才通过权力、关系的空间配置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分析框架，并以苏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例进行印证和拓展。主要结论如下：①在理论方面，海外归国人才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分为初步嵌入、深化根植、全面影响、衰退弱化4个阶段，相应的集群关系空间表现出点状嵌入、线状拓展、面状拓展、规模性衰退的特征，国际尺度关系资本的正向推动作用先升后降，国内尺度关系资本的作用由积极走向消极。②实证分析发现：一是技术型、本土企业海外归国人才主要依靠国内关系资本，管理型、管理兼技术型、跨国组织的海外归国人才更强调双重关系资本的联动。二是海外归国人才国际关系资本借助技术网络、市场网络构建集群外部弱关系，吸引外源性技术、市场信息及与之关联的物质资本进入集群，着重解决的是探索式创新问题。海外归国人才国内关系资本利用制度网络、商业网络获取政策对接便利，构建与多元主体的密切合作关系，推动产业集群组织结构发展及知识扩散、互动与吸收，更易推动集群利用式创新。三是海外归国人才双重关系资本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和正向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并通过声誉机制、扩散效应、择优链接机制、涌现突变机制推动产业集群更高效发展。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①仅选择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为案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导产业知识基础的差异会带来产业集群对外源性异质资源需求的差异，未来可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产业集群海外归国人才关系空间作用的相对差异，提升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②本研究仅选择生物医药企业9位海外归国人才作为典型代表，未来可进一步搜集分行业、分层次、分阶段的海外归国人才更多样本，结合多样化案例的深入访谈，开展更全面的机制分析与模拟。③本文针对海外归国人才的影响研究仅局限在积极一面，而海外归国人才带来的集群网络结构脆弱性增强、集群非均衡化发展等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些也是未来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重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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