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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11: 95 - 10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11.010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Hunan Provi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Urbanization：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the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7

  • LI Qin , 1 ,
  • XIE Zhi 2 ,
  • ZHANG Zihan 3 ,
  • ZHOU Yuxiao 4
Expand
  • 1. Law School，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 2.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Loudi 417000，Hunan，China
  • 3. School of Economic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Changsha 410004，Hunan，China
  • 4.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2-06

  Revised date: 2024-10-28

  Online published: 2024-12-18

Fold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the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7, 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s of global Moran index,trend surface analysis,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stud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Hunan Province. It's found that: 1) The overall level of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Hunan Province's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s not high,and those who have the willingness to become citizens are less than 1/3.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Hunan Province is randomly distributed in county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trends,th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with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generally shows an uneven spatial distribution which is higher in the east of Hunan Province than that in the south of Hunan Province.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with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shows an inverted "U" curve that rises from the north which is lower i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Hunan Province and higher in middle of Hunan Province. 3)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Hunan Province is affected by personal factors,family factors,economic factors,social factors,and land factors. Among them,gender,age,education,marital status,family income,the nature of the current housing,social identity,and ownership of contracted land and residential land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the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the future,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Hunan Province at or above the county level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when formulating the incentive policy of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Key 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floating population;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Hunan Province

Cite this article

LI Qin , XIE Zhi , ZHANG Zihan , ZHOU Yuxiao .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Hunan Provinc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Urbanization：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the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7[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11) : 95 -10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1.010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我国的重要战略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也明确了县城是我国当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城镇化”与“市民化”结合，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结合其他具体文件，加快促进有意愿、有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市民化是我国当前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政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本质上属于劳动力流动，国外关于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研究由来已久。1950年代开始，国外先后产生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1-3]、“推拉理论”[4]、“托达罗模型”[5]、“人力资本理论”[6]等诸多以经济因素为考量重点的经典劳动力迁移理论。1990年代以后，考量因素更加多元。如Stark等提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将研究对象从个人发展为家庭，得出经济因素不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动力[7]；Snel等提出社会文化融合理论，强调外出者参与流入地的社会活动、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以及当地身份认同等因素的重要性，认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程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回流[8]；Tombe等将各地区人口迁移成本的异质性纳入模型，测算出了中国省份间的迁移成本矩阵[9]；Busso等对巴西高城镇化水平下的“农村—城镇劳动力流动”进行研究，得出城市越大、制造业专业化程度越高，与农村的距离越近，农村的农业专业化程度越高，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可能性越大[10]；Selod等以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城乡迁移为研究对象，得出中国、越南的户籍制度，埃塞俄比亚的居住证明等制度性障碍对劳动力城乡迁移构成重要限制[11]。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从农村农业生产领域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且处于持续增长态势，特别是2003年以来，在相关政策的激励下，农业人口转移进入快速稳定增长期[12]。伴随中国农业人口转移的发展，国内学者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断深化，其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梳理现有文献，学者们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年龄、受教育程度[13]、人力资本[14]等个体因素，家庭支持[15]、家庭化迁移[16]等家庭因素，工作稳定性和满意度[17]、工作时间[18]、住房[19-20]等经济因素，社会心理[21]、身份认同[22]、社会流动性[23]等社会因素，户籍制度[24]、住房制度[25]、社会保障制度[26-27]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在研究尺度上，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呈现出不同特点，因而学者们从全国范围、省域范围、城市群、特定区域[28]、单个城市视角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关于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缺乏系统完善的研究[29]。新时代的现代化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30]，此外，县域公共服务设施及就业机会、劳动力素质等都是影响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因素[31]。
国内外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丰富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支撑。不过，国外相关研究缺乏对中国现实国情和具体问题的关切，不能直接用于解决中国问题；而国内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虽已取得丰富成果，但由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正处在加速推进中，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速增质成为当下面临的新问题。
不同省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和政策存在差异，现阶段应着眼于具体省份进行更细致有针对性的研究。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强调，“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湖南省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湖南省各县应有针对性地就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制定“一县一策”实施方案。基于此，本文以湖南省各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以期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湖南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的完善提出建议，助力湖南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中部地区示范先行，为其他省份提供经验。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可以测度变量值与相邻空间上的值是否相关联，并测算研究变量在空间上相关性的强弱。莫兰指数早在1970年代就被国外学者[32]用于检验空间相关性，直至今日仍被广泛运用[33-34]。空间相关性分析具体包括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可以测度整个空间的聚集情况，全局莫兰指数计算公式为：
I = n ∑ i = 1 n ∑ j = 1 n W i j X i - X ¯ X j - X ¯ ∑ i = 1 n ∑ j = 1 n W i j ∑ i = 1 n X i - X ¯ 2
式中：i和j为研究的基本空间单元；Wij为空间权重，本文中采用距离空间权重。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可以测度某区域与附近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关联程度。由于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全局莫兰指数I<0，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呈空间离散特征，故未再进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

1.1.2 趋势面分析

趋势面分析方法常用于分析空间离散数据，以确定空间数据的分布规律和发展趋向。通过趋势面分析，可以基于已有的历史数据对未来的地理现象发展进行预测。本文运用趋势面分析方法测度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空间格局的分异趋势，计算公式为：
Z i ( X i , Y i ) = F i ( X i , Y i ) + ε i
式中： Z i ( X i , Y i )为i市市民化意愿比值； X i和 Y i为平面的空间坐标； F i ( X i , Y i )为趋势拟合值，反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地区变化趋势； ε i为残差值，反映各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局部变化情况。

1.1.3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因变量只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即愿意市民化和不愿意市民化，故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该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l o g i t ( P ) = l n P 1 - P = β 0 + β 1 X 1 + β 2 X 2 + ⋯ + β n x n
P = e β 0 + β 1 X 1 + β 2 X 2 + ⋯ + β n x n 1 + e β 0 + β 1 X 1 + β 2 X 2 + ⋯ + β n x n
式中：P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概率；x为方案选择属性的值；β0为截距；βi为对应选择属性所带来的效用估计；P/（1-P）为几率比，表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等于该事件发生的概率除以该事件不发生的概率，是二元Logistic系数的指数，亦称作exp（B），反映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愿意市民化的可能性。在给定参照条件的情况下，exp（B）>1，表明该分类变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增强；exp（B）=1，表明意愿保持不变；exp（B）<1，表明意愿减弱。

1.2 数据来源及变量设置

1.2.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国家卫健委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① ，该数据调查机构权威、调查覆盖面广、调查样本量高、调查方法科学，被广泛采用[35-36]。本文从该调查数据中选取流入地为湖南省、户籍性质为农业户口、从事非农产业的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对象，去除奇异值和排除核心数据缺失情况，得到有效样本量3940个，涉及51个县域（表2）。
表2 实证检验结果

Tab.2 Empirical test results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exp（B） exp（B） exp（B） exp（B） exp（B）
性别（对照组：男） 女 1.336***（0.000） 1.316***（0.000） 1.263***（0.000） 1.239***（0.001） 1.261***（0.001）
年龄（对照组：16~30岁） 31~45岁 1.574***（0.000） 1.226**（0.035） 1.133（0.221） 1.071（0.507） 1.052（0.621）
46~60岁 1.511***（0.000） 1.217*（0.063） 1.076（0.298） 0.977（0.814） 0.923（0.837）
61岁及以上 1.512（0.112） 1.219（0.361） 0.848 0.792（0.954） 0.759（0.504）
受教育程度
（对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1.138（0.145） 1.148（0.200） 1.088（0.484） 1.077（0.565） 1.095（0.476）
高中/中专 1.561***（0.000） 1.621***（0.000） 1.426***（0.009） 1.364**（0.023） 1.386**（0.018）
大学专科及以上 2.398***（0.000） 2.698***（0.000） 1.996***（0.000） 1.850***（0.000） 1.901***（0.000）
婚姻状况（对照组：未婚） 已婚 1.677***（0.000） 1.259（0.106） 1.200（0.237） 1.217（0.192）
同住家庭人口数 1.100***（0.003） 1.011（0.643） 1.002（0.787） 0.994（0.925）
月平均收入
（对照组：0~3000元）		 3001~6000元 1.112（0.633） 1.142（0.465） 1.133（0.494）
6001~9000元 1.265（0.180） 1.320*（0.098） 1.312（0.102）
9001元及以上 1.483**（0.015） 1.596***（0.003） 1.594***（0.003）
住房类型
（对照组：低租金或免费住房）		 租房 1.422***（0.000） 1.375***（0.001） 1.378***（0.001）
自有住房 6.170***（0.000） 5.549***（0.000） 5.556***（0.000）
职业类别
（对照组：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0.900（0.131） 0.841*（0.058） 0.864*（0.085）
产业工人 0.627**（0.021） 0.658**（0.039） 0.665**（0.044）
无固定职业及其他 0.960（0.252） 0.896（0.155） 0.920（0.196）
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
（对照组：未参加或不清楚）		 参加 0.819（0.273） 0.810（0.261）
目前在本地是否有困难（对照组：没有） 有 1.297**（0.001） 1.273***（0.002）
是否同意“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这个说法（对照组：不同意） 同意 2.574***（0.000） 2.518***（0.000）
是否有承包地（对照组：没有或不清楚） 有 1.422***（0.000）
是否有宅基地（对照组：没有或不清楚） 有 0.765**（0.007）
常量 0.209*** 0.113*** 0.109*** 0.654*** 0.663***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2 0.0150 0.0238 0.1115 0.1318 0.1349
N 3940 3940 3940 3940 3940

注：exp（B）表示几率比；括号内为参照组；***、**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p值。

1.2.2 变量选取及设置

本文在对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时，借鉴丁悦、郭卓等的研究[37-38]，选择“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作为因变量。根据问卷问题“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如果被调查者选择“十年以上及定居”选项，则认为其有市民化意愿，选择其他选项则认为没有市民化意愿，以此构建二元变量。对于自变量，本文借鉴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39-41]，将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土地因素。其中，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一般而言，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与个人因素有关，进而会影响其在流入地的市民化意愿；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和同住家庭成员人数，反映了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结构及其稳定性，可能对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地市民化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经济因素包括月平均收入、住房性质和职业类型，经济因素通常是影响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重要拉动因素，同理也应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社会因素体现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地城市所享有的社会保障、社会认同感和自我认同感，能够反映出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地位，较高的社会地位应能增强其市民化意愿，反之则会降低其意愿；土地因素包括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老家是否有承包地和是否有宅基地，已有文献研究表明[42]，土地因素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市民化意愿亦有影响。
表1 变量说明

Tab.1 Variable description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因变量 Y市民化意愿 0=无意愿，1=有意愿
自变量 个人因素 X1性别 0=男，1=女
X2年龄 1=16~30岁，2=31~45岁，3=46~60岁，4=61岁及以上
X3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4=大学专科及以上
家庭因素 X4婚姻状况 0=未婚，1=已婚
X5同住家庭人口数 人数
经济因素 X6月平均收入 1=0~3000元，2=3001~6000元，3=6001~9000元，4=9001元及以上
X7住房类型 1=低租金或免费住房，2=租房，3=自有住房
X8职业类别 1=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2=商业服务业人员，3=产业工人，4=无固定职业及其他
社会因素 X9是否参加社会医疗保险 0=未参加或不清楚，1=参加
X10目前在本地是否有困难 0=没有，1=有
X11是否同意“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这个说法 0=不同意，1=同意
土地因素 X12老家是否有承包地 0=没有或不清楚，1=有
X13老家是否有宅基地 0=没有或不清楚，1=有

2 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空间分布特征

2.1 总体特征

湖南省共有122个县、市辖区、县级市（文中简称县域），但该抽样数据显示流入湖南省各县域的农业转移人口仅分布在51个县域。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占比较低，有市民化意愿的占比仅为30.86%。流入地市民化意愿存在明显地域差异，以总体市民化意愿占比为界，在冷水滩区（53.85%）、吉首市（53.13%）、双清区（48.48%）、苏仙区（46.77%）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较高，而在桂阳县（12.12%）、津市市（11.76%）、望城区（11.76%）、凤凰县（3.45%）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较低。鉴于岳阳楼区、平江县、临湘市被抽样人数不足10人，由此计算出来的市民化意愿占比难具代表性，故不计算这3个县域的市民化意愿比。其余48个县域中，各市（州）的市辖区普遍为意愿较高的地区。流入地呈明显集聚区的为长株潭城市群，共有16个县域；其余地区的流入县域相对分散，主要集中在市辖区。

2.2 空间聚集度

为确切掌握湖南省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空间集聚情况，本文将48个县域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占比代入全局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中，得出全局莫兰指数为-0.028（p值为0.447，未通过显著性检验），Z（I）=-0.021>-1.65（图1）。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占比在空间上不存在自相关性。该结果与本次抽样数据覆盖的48个县域在地理分布上存在随机性的情况相符合。
图1 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莫兰散点图

Fig.1 Moran scatter chart of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in Hunan Province

2.3 趋势面分析

2.3.1 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数空间趋势分析

对湖南省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样本数据进行空间趋势分析，将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人数的散点图投影到XZ平面和YZ平面上，根据二阶多项式评估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人数拟合程度（图2a）。其中，X的正方向为正东方向，负方向为正西方向；Y的正方向为正北方向，负方向为正南方向。从图2a可看出，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最佳拟合线都为曲线，表明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人数在特定方向上存在着某种空间趋势。即在东西方向上，曲线自西向东逐渐升高，说明自西向东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人数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在南北方向上，倒“U”型曲线从北向南先升高后降低，北部点要高于南部点，说明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人数在空间上呈南北低，中部高的分布情况。总体来看，东部人数较多，南部人数较少。
图2 湖南省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数及农业转移人口占比趋势线

Fig.2 Trend lines for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 with the citizenization willingness in Hunan Province

2.3.2 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占比空间趋势分析

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占比是指农业转移人口中有市民化意愿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值。对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占比进行空间趋势分析（图2b），发现自西向东的曲线大致呈现逐渐降低趋势，说明自西向东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在逐步降低；自北向南则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曲线，说明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呈现出南北低，中部高的空间分布态势。

3 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检验个体、家庭、经济、社会和土地等因素对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作用效果，使用Stata 17统计软件进行估计。在模型设置上，模型1的解释变量为个人特征，分析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指标对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并在模型1的基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方法，依次追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土地因素中的解释变量（模型2~模型5），共建立5个Logistic回归模型。表2中5个模型综合检验的p值均通过了总体模型显著性检验，所有的回归系数不同时为0，这表明建立的模型是有意义的。此外，5个模型的伪决定系数（Pseudo R²）依次逐渐增大，普通标准误与稳健标准误非常接近，说明模型设定没有问题，并且模型的解释力在不断增强。

3.1 个人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模型1反映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在性别方面，以男性作为对照组，女性的市民化意愿（exp(B)=1.336）高于男性。可能是因为男性在劳动力市场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选择空间，男性也更易流动到其他城市寻找机遇，这几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男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相对较低。从年龄层面来看，61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农业转移人口未通过显著性检验。16~30岁年龄段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最低，这可能是因为该年龄段农业转移人口刚步入社会，工作相对不稳定，缺乏物质和经济保障，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压力较大，导致其市民化意愿较低。31~45岁组的农业转移人口事业正处在上升阶段，发展相对稳定，因此市民化意愿较强。46~60岁组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市民化的几率为16~30岁年龄段的1.5倍，原因可能是子女随行入学或工作，在流入地城市能够稳定和便捷生活产生的拉力更大。受教育程度与市民化意愿正相关，初中学历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是小学和初中的学历相对较低，该学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找工作有一定难度，或者工作内容、环境不佳，无法在城市舒适生活。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exp(B)=2.398）远高于其他学历的农业转移人口，这是因为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竞争中，高学历农业转移人口往往处于优势地位，能够快速地找到工作并融入城市。

3.2 家庭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因素：婚姻状况和同住家庭人口数。结果显示，已婚人士市民化意愿是未婚人士的1.677倍，表明已婚人士婚姻状况相对稳定，更想在城市打拼，为家人提供优质的生活。同住家庭人口数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同住家庭人口数每增加1人，农业转移人口愿意市民化的几率就变为原来的1.1倍，表明在流入地同住家庭人口数越多，农业转移人口更愿意市民化。

3.3 经济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因素：月平均收入、住房类型、职业类别。以月平均收入小于3000元的农业转移人口作为对照组，当月平均收入在9001元及以上时，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收入水平越高，其市民化意愿越强。这可能是因为城市生活成本要高于农村，普通收入水平只能勉强在城市立足，只有当收入水平足够高时，才有可能产生市民化意愿。住房类型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在流入地拥有住房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最强烈（exp(B)=6.170），在流入地租房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为低租金或免费住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近1.4倍（exp(B)=1.422）。住房类型的不同，意味着住房支出金额的不同。在流入地能够租房或者拥有自有住房，说明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拥有住房能够增加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归属感，市民化意愿更强。职业类型变量中，仅“产业工人”持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照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身为产业工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相对较弱（exp(B)=0.627）。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相对更强、收入更多、职业更稳定、职业满足感更强，城市居留的拉力更大，因而市民化意愿更强。

3.4 社会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因素。除社会医疗保险变量外，其余变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其中，认同自己是本地人身份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市民化的可能性是不认同者的2.6倍（exp(B)=2.574）。对自己本地人身份的认同，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对在流入地城市工作生活形成较强的归属感，在心理上认同并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流入地城市市民。这种“主动融入”的心理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提升。

3.5 土地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土地因素。是否拥有承包地变量和是否拥有宅基地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拥有承包地的农业转移人口在流入地愿意市民化的可能性是没有承包地的农业转移人口的1.4倍（exp(B)=1.422），该数据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拥有承包土地，其市民化意愿更为强烈。这可能是因为拥有承包地的农业转移人口基于承包地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源渠道，收入相对更高，这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条件，进而提升了其市民化意愿。在农村拥有宅基地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市民化的可能性是没有宅基地的农业转移人口的0.8倍（exp(B)=0.765），可见拥有宅基地的农业转移人口相对不倾向于市民化。这可能是由于福利性的农村宅基地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老家提供了稳定和宽敞的居住环境，当其在城市的居所相对较差时，巨大的城乡住房条件差异使得其市民化意愿降低。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深入分析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对湖南省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趋势及空间相关性等特征进行了探究，并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①当前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水平总体不高，有市民化意愿者不足1/3。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数呈现出东部多、南部少的空间格局；有市民化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占比自北向南表现为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曲线，呈现出南北低、中部高的空间分布态势。从空间集聚度来看，湖南省县域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在空间上呈随机分布。
②个人、家庭、经济、社会和土地因素对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其中，个人及家庭因素中，女性的市民化意愿高于男性；各年龄段中31~45岁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最强；受教育程度与市民化意愿正相关，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最强，明显高于低学历者；农业转移人口同住家庭人口数每增加1人，其市民化意愿相应增长。经济因素中，高收入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住房类型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在流入地拥有住房者市民化意愿最强烈；职业类别中，身为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略高于产业工人。社会因素中，认同自己是本地人身份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比不认同者强。土地因素中，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影响截然相反，拥有承包地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较高，而拥有宅基地者市民化意愿较低。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就湖南省如何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加快县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提出如下建议：
①增进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机会和能力，提升其家庭收入水平。湖南省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宜实施差异化、精准化政策，增强当地农业转移人口创业就业意识，增加创业就业机会，提升创业就业能力，以助其适应经济转型和市场需求变化；搭建农业转移人口创业就业平台，提供优质的创业就业指导和服务，增加农业转移人口创业就业机会；重视农业转移人口教育问题，对其提升自身学历及职业技能的行为予以补贴。对学历较低人群，人社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技能培训、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及失业人员培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创业就业能力。
②优化购房政策，助力农业转移人口解决居住及子女入托入学问题。购置住房已成为流动人口扎根城镇的主要标志。对于一些房地产市场饱和的县城，可在行政区域内征集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为刚需农业转移人群提供优质房源。此外，流动人口更看重的是当地的教育资源。目前，“买房迁户”是获得县城优质中小学教育入学资格的较优方案。地方政府宜将教育资源与房产进行制度性挂钩，通过序列等级精准分配县域教育资源，切实解决携带家庭成员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子女入托入学问题，使农业转移人口的后代能够读好书、多读书，减少家庭教育向前发展的障碍，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
③对于湖南省中西部后发县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须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尽快补齐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提供优质的供水、供电、交通等基础服务，提升县城经济社会效益，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环境和服务质量，增加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认同感，为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聚人气”。鼓励具有一定城市工作经验、资本和技能的“带资型”“适应型”农业转移人口向县域集聚，以县城和重点镇为依托，带动湖南省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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