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luation,Pattern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 BAO Haijun ,
  • ZHONG Wenyu , ,
  • XU Kexi ,
  • CHEN She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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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Design,Hangzhou City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5,Zhejia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6-16

  Revised date: 2023-11-21

  Online published: 2024-12-18

Abstract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y taking county as the carrier and constructing the spatial patter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cluding three aspects: development,sharing and sustainability. It takes Zhejiang Province,which is a demonstration zon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arry out the spatiotemporal evaluation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plan of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he multi-level strategy of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It's found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the level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and its three aspects are both improved in Zhejiang Province. Among them, it has big gap in terms of the level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level of sharing,the gap has narrowed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the wave shape of sustainability level has changed from unimodal distribution to multi-polar differentiation. 2) The level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s high in the north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low in the south of Zhejiang Province. Comparing with other regions in Zhejiang Province,there is still a big gap in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26 counties in mountainous areas, which is the short boar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zone in Zhejiang Province. 3) There is an obvious disequilibrium line. In order to solve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itu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disequilibrium line,it is suggested to build the main axis of suppor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Cixi-Qingyuan line,and build the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wo lines, four districts and four cores" based on the Lin'an-Xiangshan line and Cixi-Qingyuan line,so as to to provide spat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monstration zones for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Cite this article

BAO Haijun , ZHONG Wenyu , XU Kexi , CHEN Shengjie . Evaluation,Pattern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11) : 33 -4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1.004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间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不平衡问题突出,城乡差距已成为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首要原因[1]。而县域是我国基本行政单元,包含了城镇与农村,是城市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互动点,故可将县域作为弥补城乡发展鸿沟、实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同时,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间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均有所不同,从县域尺度出发研究共同富裕有助于在辨析各地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识别发展模式,并因地制宜细化共同富裕实施路径和措施,以实现我国整体共同富裕水平跨越式提升。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提出要将浙江省打造成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2021年6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确定到2025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形成阶段性标志性成果;此后,分别于2021年7月、2022年6月和2023年5月公布了三批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且多数试点以县域为单元展开。因此,适时掌握浙江省各县域共同富裕的发展现状、优势与困境并优化其发展格局,对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顺利落地,进而促进我国整体共同富裕发展至关重要。
近年来,学界对共同富裕这一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同富裕的理论演进与内涵阐释、测度与评价、机制与路径等方面。①尽管“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在1950年代才被毛泽东提出,但人类社会早已萌生对共同富裕愿景的追求,对于共同富裕的内涵认知由单纯强调物质的单维富裕深化为物质和精神并重的二维共富论,再拓展至囊括政治[2]、经济[3]、社会[4]、生态[4-5]、文化[6]等多个领域的多维共富论[7]。②随着共同富裕的内涵逐渐清晰,共同富裕测度与评价研究开始成为学界关注的又一焦点。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以复合指标为主。其中多数学者基于对共同富裕内涵的解析,从总体富裕程度[7-8]和发展成果共享[9-10]两个维度出发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部分学者在发展和共享两个评价维度的基础上丰富和创新共同富裕评价指标,如在指标体系中纳入可持续性[4]、弱势群体保障[11]、文化发展[5]、生态环境[5]等评价维度。研究尺度上,目前共同富裕测度与评价研究多基于全国[12]、省域[13-14]、市域[15]等较大尺度展开。此外,由于各地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差异,空间格局分析成为共同富裕评价研究的新视角,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如仲崇阳等在测度省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基尼系数分析空间异质性[16];郭卫军等使用泰尔指数、局部莫兰指数等方法解析共同富裕时空演变及区域差异[17]。③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做好,再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18]。围绕这一观点,共同富裕机制与路径研究主要从提高生产力以实现“发展”和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以实现“共享”两方面入手。具体路径:一是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总量质量双提升,具体措施包括增强自主创新能力[19-20]、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等;二是体制机制完善与创新,包括完善收入分配制度[21-22]、构建区域共享的协调发展机制[2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24]等;三是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具体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5]、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3]等。此外,部分学者还从共同富裕具有空间性这一特征出发,聚焦国土空间领域,提出构建与人口承载量相匹配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6]、优化国土空间规划[26-27]等。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虽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并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县域是城乡社会的连接点,也是探索各地区共同富裕差异化路径的重要切入点,已有研究多基于较大尺度展开,鲜有研究聚焦县域等较小尺度的共同富裕发展;②共同富裕具有空间性,已有研究在评价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分析共同富裕发展的空间格局,方法多局限于定量分析层面,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评价结果与国土空间规划等政策工具的有效衔接,以更好地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决策参考还有待深入思考。基于此,本文沿着“评价现状—优化格局—提出策略”的脉络,构建囊括“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熵值法、核密度估计与热点分析等方法剖析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发展格局,提出发展策略。

1 理论分析与指标体系

1.1 共同富裕内涵辨析与评价维度

“共同富裕”思想自古以来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有田同耕”等思想中均蕴含着共同富裕的理念。然而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与发展任务有所不同,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共同富裕实践形态。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出发,将我国共同富裕建设归纳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的发展优先时期(1949—1999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恢复国民经济是彼时面临最紧迫的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共同富裕思想也围绕着“发展”这一原则,如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②缩小区域、城乡差距时期(2000—2011年)。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在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区域、城乡、群体差距拉大等负面效应。进入新世纪,统筹区域、城乡发展,并缩小群体差距成为党中央工作的新发力点。2000年,“西部大开发”开始实施,以协调地区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并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以缩小群体间收入差距。党的十六大、党的十七大报告先后提出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战略,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新机制以促进城乡协同发展。这一时期共同富裕的实践已由单纯强调发展延伸至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即如何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成果共享。
③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位一体时期(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等重要论断的相继提出,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时,保障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稳定运行,实现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的诉求。新时期共同富裕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强调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不断缩小区域、城乡、群体差距,并不断完善政治、制度、生态等各项建设,以满足人民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至此,囊括“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维内涵的共同富裕发展导向形成。
综上可知,共同富裕的建设重心经历了“高速增长—缩小差距—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同时,结合我国共同富裕建设重心演进、相关政策文件及已有研究对共同富裕内涵的阐释,本文认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创共享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过程,最终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是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其中,发展性是共同富裕的显性表达,共享性是共同富裕的精神内核,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1.2 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对共同富裕的内涵解析,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出发构建区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和数据可获取性的原则选取指标(表1)。
表1 区域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oinal common prosperity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权重 指标性质
发展性 物质富裕 人均GDP增长量 0.038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051 +
精神富足 教育事业费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0.027 +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0.050 +
生活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19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33 +
城镇化率 0.106 +
共享性 区域差距与
城乡差距
县域产出差异 0.021 适度指标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0.002 -
文化教育 普通小学师生比 0.017 +
普通中学师生比 0.015 +
医疗健康 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0.075 +
每千人拥有执业医师数 0.072 +
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0.065 +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 0.032 +
公共服务 人均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0.040 +
基础设施 道路密度 0.030 +
可持续性 污染排放 单位GDP废水排放量 0.008 -
单位GDP废气排放量 0.011 -
环境保护 PM2.5平均浓度 0.023 -
创新驱动 创新产出水平 0.062 +
开放程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 0.080 +
利用外资强度 0.077 +
财政收入 财政自给度 0.046 +

注:指标性质栏的“+”“-”分别表示该项指标为正向和负向指标。

首先,发展性是共同富裕的显性表达,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愿景是让人民共创共享丰硕的物质和精神财富[6],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因此,本文从物质富裕[28]、精神富裕和生活水平3个方面出发评价区域发展性水平。其次,共享性是共同富裕的精神内核,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本文从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文化教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基础设施6个方面评价区域共享性水平。再次,可持续性是促进社会经济得以长远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从污染排放、环境保护、创新驱动、开放程度和财政收入5个方面出发评价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

2 研究区、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下辖1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37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和33个县,是我国经济活力最高的省份之一,2021年GDP为73516亿元,稳居全国第4位;人均GDP为113032元,位于全国第6位 。作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浙江省1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收入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其在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并取得卓越成效,省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及城乡居民收入比均为全国最低的省份之一。然而,浙江省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尚存在一些短板,仍有一定的提升潜力。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2013—2022年的《浙江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及各县(市、区)地方统计年鉴与公报,少量数据缺失使用空间插值法或邻近年份数据补齐。鉴于2012—2021年浙江省县级行政区划经历了调整,为确保各研究单元的可比性,同时与国家和浙江省统计年鉴的口径保持一致,以浙江省2021年的行政区划为准,合并或调整2012—2020年的部分县域单元;并将各地级及以上城市下辖的县(市、区)(以下简称县域)作为独立评价单元,最终确定64个县域评价单元,包括11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和33个县。

2.3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全局熵值法、核密度估计和热点分析。首先,构建包括“县域—时间—指标”的时序立体数据,在指标权重确定时引入全局熵值法,以动态分析2012—2021年浙江省各县域的共同富裕水平,具体计算过程参见相关文献[29],计算所得共同富裕理论取值范围为[0,0.1]。其次,运用核密度估计的连续密度曲线刻画共同富裕分布态势,分析共同富裕水平动态演进[30]。最后,借助热点分析的Getis-ORD Gi*指数观察共同富裕水平空间集聚情况[31]

3 评价结果与分析

3.1 总体评价结果

核密度估计结果描述了2012—2021年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动态演进过程(图1)。首先,核密度中心表征着变量数据分布的中心趋势。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共享性水平和可持续性水平密度函数中心均向右移动,其中发展性水平密度函数中心向右移动趋势较为明显,表明浙江省发展性水平在研究期内有明显跃迁。其次,波峰形态反映变量数据分布的极化特征和集中程度。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和共享性水平呈“单峰”分布形态,波峰高度逐渐上升,表明研究期内各县域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和共享性水平差距均有所扩大;发展性水平波峰为持续的“三峰”分布形态,波峰高度有所下降,说明研究期内各县域发展性水平差距呈缩小趋势;可持续性水平波峰形态由“单峰”向多极分化演变。
图1 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核密度分布

Fig.1 Kernel density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 Zhejiang Province

3.2 时空格局分析

运用ArcGIS将2012、2016和2021年共同富裕综合评价结果可视化,以分析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的时空格局演变(图2)。由图2可知,2012—2021年浙江省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均有所上升,且呈现高值区逐渐向周围扩散的态势。具体来看:
图2 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变化

Fig.2 Evolution of level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①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综合水平空间格局较为稳定,整体呈现北高南低的阶梯状特征,浙北地区共同富裕水平普遍较高,“台州市辖区—温州市辖区”是共同富裕综合水平的次高值带(图2a)。其中,研究期内山区26县共同富裕水平与浙江省其他县域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在共同富裕综合水平排名末10位中,山区26县域均占据8席,表明山区26县域是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短板所在,也证实了浙江省着力推动山区26县“一县一策”“一县一业”,帮助其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所在。
②发展性水平与共同富裕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即呈现北高南低的阶梯状特征,位于中部的义乌市和位于东南沿海的温州市辖区也具有较高的发展性水平(图2b)。研究期内发展性水平相对高值区由浙北地区逐渐向南延伸,形成“桐庐县—建德市—衢州市辖区”及“义乌市—金华市辖区”2条共同富裕综合水平较高值带,为缩小浙江中部、浙西南地区与浙北地区的差距奠定了基础。2012和2016年,排名末10位的县域均为山区26县域;2016—2021年,松阳县发展性水平有显著提升,不再位于发展性水平末10位行列。
③共享性水平整体上也呈现北高南低的阶梯状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除杭州市辖区和宁波市辖区2012—2021年共享性水平保持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显著性优势外,浙北地区其他县域共享性水平显著优势明显减弱(图2c)。同时,温州市辖区、义乌市等部分发展性水平较高的县域在共享性水平上有所欠缺,表明这些县域的发展性与共享性水平未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未来应缩小区域与城乡差距、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不断完善文化教育、医疗健康、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共享性水平。
④可持续性水平正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转型(图2d)。2012年,浙江省各县域可持续性水平差距较小,但整体水平较低,均位于0.05~0.09之间,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2016—2021年,义乌市、常山县等新的可持续性水平高值点开始出现,然而在新的可持续性水平高值点出现的同时,宁波市辖区和景宁县等部分县域的可持续性水平高值优势正在减弱的现象不容忽视。

3.3 热点分析

根据Getis-Ord Gi*指数统计量将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划分为99%置信水平冷点区、95%置信水平冷点区、90%置信水平冷点区、无显著性区、90%置信水平热点区、95%置信水平热点区和99%置信水平热点区7类[32]。2021年浙江省共同富裕水平冷热点,综合水平、发展性水平和可持续性水平均存在明显的冷热点。从热点区来看,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及各维度水平热点区均集中分布于浙北地区,其中杭州市辖区及位于其北侧的德清县为99%置信水平的共同富裕综合水平热点区,桐乡市与宁波市辖区连线呈现一条95%置信水平的综合水平热点带;99%置信水平的发展性热点区集中在以嘉兴市辖区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共享性水平有两块热点集聚分布区,一是杭州市辖区及其周边地区,二是宁波市辖区和余姚市。可持续性水平热点区空间分布与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基本一致。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发展性水平和可持续性水平冷点区均在南部山区呈“团状”形态分布。

4 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空间格局

4.1 共同富裕发展轴线基本设想及其特征

综合2012—2021年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评价结果,发现无论从哪个年份、何种维度来看,杭州市辖区最西端的临安区到象山县连线以北均具有较高水平,而其南侧共同富裕水平明显滞后。将临安区到象山县两地相连,形成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非均衡线——临象线,自西向东依次经过临安区、富阳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宁海县和象山县。其北侧共同富裕水平较高,而南侧水平偏低(图3),两侧非均衡现象在2012—2021年持续存在,且对于发展性和可持续性2个维度来说,两侧发展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图3 临象线两侧共同富裕水平动态对比

Fig.3 Dynamic comparison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n two sides of Lin'an-Xiangshan line

临象线北半壁和南半壁面积分别占全省的45.31%和54.69%,然而两侧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却有较大差距。以2021年数据为例,人口方面,北半壁以45.31%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省56.82%的人口,而南半壁54.69%的土地面积仅承载43.18%的人口。南北半壁经济方面的差距较人口差距更为显著,北半壁45.31%的土地面积上产生的GDP占全省的69.28%,而南半壁54.69%的土地面积上所产生的GDP仅为30.72%。同时,南北半壁共同富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图4),北半壁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和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水平均值分别为0.36、0.15、0.13、0.09;南半壁得分均值分别为0.28、0.09、0.11和0.08。临象线两侧共同富裕发展不均衡首先是由于自然地理原因。浙江省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北部地区地形以平原为主,而南部地区以山地为主。受地形限制,浙南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地区间经济交流与协作受阻,制约制造业、物流业等交通依赖度较高的传统产业发展。此外,由于信息基础设施不健全,浙南地区难以接收浙北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信息技术辐射,致使数字技术等新型产业发展也相对滞后。地理与区位条件造成的社会经济发展本底差距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进一步拉大,导致浙北和浙南地区形成共同富裕发展鸿沟。面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需构建支撑区域均衡发展的轴线[33]
图4 2021年临象线两侧共同富裕水平对比

Fig.4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n two sides of Lin'an-Xiangshan line in 2021

通过计算,慈溪市和庆元县两地的连线(以下称为慈庆线)两侧发展水平较为均衡,可将其作为破解临象线两侧发展不均衡和实现共同富裕整体水平跨越式提升的渐进线。慈庆线自东北向西南依次经过慈溪市、余姚市、上虞区、嵊州市、东阳市、永康市、缙云县、莲都区、云和县、景宁县和庆元县。西北半壁和东南半壁面积分别占全省总面积的54.82%和45.18%,2021年常住人口占比分别为50.92%和49.08%,GDP占比分别为53.82%和46.18%。同时,东北半壁和西南半壁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均呈现均衡态势(图5),东北半壁共同富裕水平和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水平均值分别为0.33、0.13、0.12、0.09;西南半壁得分均值分别为0.31、0.11、0.11、0.09。慈庆线是推动浙江省共同富裕突破临象线,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整体水平跨越式提升的渐进线,同时也是浙江省共同富裕水平渐变线、山海协作连接线和数字经济虚拟辐射线,对于缩小区域差距、深化山海协作、加强创新驱动等方面具有战略性作用。
图5 2021年慈庆线两侧共同富裕水平对比

Fig.5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n two sides of Cixi-Qingyuan line in 2021

4.2 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前文评价结果也表明浙江省各区域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差异,难以同步实现共同富裕。为实现浙江省整体共同富裕水平跨越式提升,一方面需将浙江省划分为不同区域,同一区域内的县域应具备相似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及共同富裕建设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差异化的共同富裕发展策略;另一方面,需培育引领各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以点带面”逐步带动区域发展。
《浙江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构建了“一湾双核、四极多群”的城镇空间总体格局。其中,“一湾”指环杭州湾环现代化都市连绵区;“双核”为杭州市、宁波市—舟山市;“四极”分别为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金华市—义乌市四大都市区;“多群”为以设区市为中心的城镇群。结合共同富裕评价结果对浙江省城镇空间总体格局进行进一步优化:①以共同富裕均衡发展线和非均衡发展线为界线,将浙江省划分为4个区域。②根据共同富裕空间格局发现浙江省有4个共同富裕发展核心。基于此形成两线链接、四区联动、四核支撑的“两线四区四核”共同富裕发展格局(图6)。其中,“两线”为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非均衡线——临象线,以及支撑共同富裕均衡发展,破解临象线的均衡线——慈庆线;“四区”为先行带动区、优化升级区、整体提升区和潜力发展区;“四核”分别为位于浙北地区的杭嘉湖平原地区、宁波沿海地区、浙东南沿海地区和义乌市。这一格局与“一湾双核、四极多群”的城镇空间总体格局能够实现有效衔接。一方面,共同富裕发展“四核”与浙江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城镇空间“四极”大致重合;另一方面,浙江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将余姚市—慈溪市与设市区并列规划为区域中心城市,而余姚市和慈溪市均为所构建的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均衡线——慈庆线上的重要节点,其中慈溪市为慈庆线北部端点。通过慈庆线建设及“四区”“四核”差异化发展有助于在筑牢浙江省城镇空间总体格局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水平跨越式提升。
图6 浙江省共同富裕格局优化

Fig.6 Optimization of the patter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5 推进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策略

本文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出发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以浙江省为研究区,测算各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并开展时空格局分析。研究发现:①2012—2021年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均有所提升。②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呈北高南低的阶梯状特征;山区26县共同富裕水平与浙江省其他区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③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存在一条明显的非均衡线,即临象线。为破解临象线两侧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构筑支撑区域均衡发展的主轴线——慈庆线。在此基础上优化发展格局并提出多层次的共同富裕推进策略。

5.1 “四核”引领,促进发展性水平提升

在构建的“四核”中,杭嘉湖平原地区在省内拥有领先的共同富裕水平,且其集中连片程度较高,对全省辐射带动作用较强,为省级共同富裕核心;宁波沿海地区、浙东南沿海地区和义乌市为区域共同富裕核心,分别带动各区域共同富裕发展。具体来说:①杭嘉湖平原拥有良好的共同富裕发展基础,应逐步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富裕发展,并不断拓宽其辐射范围。由于数字经济能够突破自然、交通等条件限制,实现信息、知识、技术等要素的“跨山海”流动,未来可以“数智”为引领推进各领域改革创新,加快“数字+产业”“数字+公服”“数字+旅游”等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中心城市群,带动全省共同富裕水平跨越式提升。②为衔接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中对宁波市—舟山市打造“港城联动的国际海洋中心城市”的目标定位,宁波沿海地区公共服务应从城镇公共服务功能和对外贸易公共服务功能两方面重点优化,积极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改革,并加强智慧港口、数字港航等服务平台建设,以助推区域深度参与国际国内合作。③共同富裕整体提升区内各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作为整体提升区的核心,浙东南沿海地区应致力于区域资源有效整合与配置,以逐步缩小区域差距。④义乌市是浙江中部共同富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但相比浙北地区,其共同富裕发展相对滞后。可进一步增强义乌市的发展优势,将义乌市培育成潜力发展区增长极,依托义乌市“先富”逐步带动区域“共富”。

5.2 “两线”建设,促进共享性水平提升

首先,需完善均衡线沿线地区交通建设,促进要素流动。受地形限制,浙南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浙江省整体国道乡镇覆盖率为60%,而山区26县这一指标仅为49%;同时,在地形阻隔下,各地区间产业与经济合作受限,难以形成集聚经济。自然地理原因造成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和合作受限导致浙南地区要素流动不畅,进而阻碍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为缩小浙南与浙北地区的发展差距,使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突破临象线,以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打通慈庆线沿线路网,辅以智慧交通、智慧物流建设,实现各要素的有序、高效流动。其次,优化均衡线沿线地区产业布局,打破技术壁垒。慈庆线沿线各县域支柱产业多为制造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未来应推动沿线各县域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型。再次,加强均衡线沿线地区试点建设,打造共富示范带。在浙江省先后公布的第一、二批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地区名单中,慈庆线沿线地区试点总共仅3项。未来,可沿慈庆线铺开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形成一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带,并根据不同区域共同富裕发展现状设定试点类型。

5.3 “四区”差异化发展,实现“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协同提升

先行带动区、优化升级区、整体提升区和潜力发展区分别应遵循“树样板—稳底板—补短板—扬长板”的行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基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本底和共同富裕建设基础,形成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具体策略如下:
①共同富裕先行带动区位于浙西北地区,包括湖州、嘉兴和杭州市全域以及绍兴和金华市部分县域。该区域在浙江省内具有领先的共同富裕水平,同时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试点地区名单中有1/3的县级试点地区落在这一区域,且其试点类型多为机制创新类和改革探索类等综合型试点领域。这一方面得益于杭州市较高的行政等级;另一方面,该区域是多项政策改革试点的先行区,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与创新,如获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浙江嘉湖片区)、“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嘉兴市)、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杭州市)等。未来该区域应遵循“树样板”的行动逻辑,持续发挥对全省的辐射带动作用,并积极探索各项机制创新与改革,引领全省共同富裕水平整体跨越式提升。
②共同富裕优化升级区位于浙东北地区,包括舟山和宁波市全域以及绍兴市部分县域。该区域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开放时间较早,在不断的开拓创新中实现了良好发展,基于此拥有较高的共同富裕水平。然而,不能忽视该区域在可持续性上还存在不足,将来应致力于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发展可持续水平;完善基础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弥补群体、城乡及区域间发展鸿沟,提升共享可持续水平,进而实现共同富裕优化升级。
③共同富裕整体提升区位于浙东南地区,包括台州和温州市全域以及金华和丽水市部分县域。该区域中,除温州市辖区共同富裕水平较高外,其余县域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均相对较低。未来该区域应注重缩小地区差距,发挥共同富裕高值带对周围的辐射带动作用,提升区域整体共同富裕水平。
④共同富裕潜力发展区位于浙西南地区,包括衢州市全域以及金华和丽水市部分县域。该区域共同富裕呈现2个明显特征,一是与其自身的发展性和可持续性水平相比,共享性水平相对较高;二是受制于发展性和可持续性水平,其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在全省较为落后。未来,应以共享性为引领,创建地区特色共同富裕发展之路,逐步提升发展性和可持续性水平。

6 结论

本文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出发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以浙江省为研究区,测算各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并开展时空格局分析;在此基础上优化发展格局并提出多层次的共同富裕推进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①2012—2021年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均有所提升。其中,各县域发展性水平在研究期内实现明显跃迁;共同富裕综合水平和共享性水平差距扩大,发展性水平差距有所缩小,可持续性水平波峰形态由“单峰”向多极分化演变。
②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水平呈北高南低的阶梯状特征;山区26县共同富裕水平与浙江省其他区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是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短板;部分发展性水平较高的县域发展性与共享性水平未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应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逐步提高区域共享性水平。
③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热点区集中分布于浙北地区,冷点地区均在南部山区以“团状”形态分布。
④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存在一条明显的非均衡线,即临象线。为破解临象线两侧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构筑支撑区域均衡发展的主轴线——慈庆线。临象线与慈庆线将浙江省划分为4个区域,根据共同富裕评价结果选择引领各区域共同富裕发展的核心(杭嘉湖平原地区、宁波沿海地区、浙东南沿海地区和义乌市),形成浙江省“两线四区四核”的共同富裕发展格局。通过慈庆线建设及“四区”“四核”差异化发展,一方面可筑牢浙江省“一湾双核、四极多群”的城镇空间总体格局;另一方面,可实现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水平协同提升,实现浙江省整体共同富裕跨越式发展。
[1]
周德, 戚佳玲, 钟文钰. 城乡融合评价研究综述:内涵辨识、理论认知与体系重构[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0):2634-2651.

DOI

[2]
刘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2, 13(4):3-51.

[3]
李实.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 经济研究, 2021, 56(11):4-13.

[4]
陈丽君, 郁建兴, 徐铱娜. 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J]. 治理研究, 2021, 37(4):5-16.

[5]
李瑞松, 刘洪久, 胡彦蓉. 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评价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3, 38(2):29-46.

[6]
刘培林, 钱滔, 黄先海, 等.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 管理世界, 2021, 37(8):117-129.

[7]
李金昌, 余卫. 共同富裕统计监测评价探讨[J]. 统计研究, 2022, 39(2):3-17.

[8]
程承坪, 孙佩雯. 共同富裕的涵义与测度方法[J]. 江汉论坛, 2023(1):46-53.

[9]
邱海平. 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途径[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6, 7(4):21-26.

[10]
韩建雨, 葛汉琪. 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地区差异和动态演进[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23):57-62.

[11]
孙豪, 曹肖烨. 中国省域共同富裕的测度与评价[J]. 浙江社会科学, 2022(6):4-18.

[12]
吕光明, 陈欣悦. 2035年共同富裕阶段目标实现指数监测研究[J]. 统计研究, 2022, 39(4):3-20.

[13]
徐菁. 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3(11):129-138.

[14]
郭元源, 秦武, 吴亮, 等. 共同富裕政策推进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J]. 经济地理, 2023, 43(9):20-30.

DOI

[15]
彭刚, 杨德林, 杨琳. 中国市域尺度共同富裕水平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3, 43(1):44-54.

DOI

[16]
仲崇阳, 马新啸, 郑国坚. 中国省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驱动效应[J]. 经济地理, 2023, 43(8):12-20.

DOI

[17]
郭卫军, 张衔春.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与区域时空差异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23(4):1-24.

[18]
张建刚. 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辨析:生产还是分配[J]. 当代经济研究, 2023(1):62-70.

[19]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19(2):5-17.

[20]
秦放鸣, 唐娟. 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及实现路径[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0(3):138-143.

[21]
江亚洲, 郁建兴. 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J]. 浙江社会科学, 2021(9):76-83.

[22]
Li S. Understanding China's road to common prosperity:Background,definition and path[J].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23, 16(1):1-13.

[23]
罗明忠. 共同富裕:理论脉络、主要难题及现实路径[J]. 求索, 2022(1):143-151.

[24]
蒋永穆, 谢强.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J]. 社会科学辑刊, 2022(4):97-105.

[25]
黄祖辉, 叶海键, 胡伟斌. 推进共同富裕:重点、难题与破解[J]. 中国人口科学, 2021(6):2-11.

[26]
鲍海君, 王成超, 张瑶瑶, 等. 国土空间规划赋能共同富裕:机理解析与地方实践[J].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8):10-18.

[27]
Zheng Y, Tan J, Huang Y, et al. The governance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anging urban-rural relationship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A case study of Wuhan,China[J]. Land, 2022, 11(8):1334. doi:10.3390/land11081334.

[28]
王洪波. 实现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理论支撑、探索历程和实践方略[J]. 社会科学辑刊, 2023(2):23-29.

[29]
李扬杰, 张莉. 基于全局熵值法的长江上游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动态评价[J]. 生态经济, 2021, 37(7):44-48.

[30]
陈明华, 王哲, 谢琳霄, 等. 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及形成机理[J]. 地理学报, 2023, 78(4):859-876.

DOI

[31]
冯新惠, 李艳, 余迩, 等. 环太湖城市群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3, 32(6):1238-1253.

[32]
化祥雨, 金祥荣, 吕海萍, 等. 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以浙江省县域为例[J]. 地理科学, 2021, 41(2):223-231.

DOI

[33]
方创琳. 博台线——中国区域发展均衡线的重要功能与建设构想[J]. 地理学报, 2020, 75(2):211-225.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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