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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0: 194 - 20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10.020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Protection and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and Their Effects

  • LU Yong , 1 ,
  • CHEN Hui 1 ,
  • QIE Hongkai 1 ,
  • ZHANG Fan , 2, ※
Expand
  •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Jiangsu，China
  • 2. College of Finance，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Jiangsu，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14

  Revised date: 2024-11-07

  Online published: 2024-11-29

Fold

Abstract

The protectio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is expected to become a new focus for improving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with its practical operation logic of focusing on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local resources and emphasizing the conver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external introduction and internal growth".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21,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protection and agricultural resilience,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effects and pathways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protection on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us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The number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nd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increased steadily in 2009-2021,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oth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to "balanced development". 2) The protectio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3) Rural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influx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into rural areas are the primary channels to protect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nd improve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However,fiscal input for agriculture support did not play it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ffecting the agriculture resilience in the protectio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limited financial input of the current government for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financial input for agriculture support; rural financial support;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to the countryside

Cite this article

LU Yong , CHEN Hui , QIE Hongkai , ZHANG Fan .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Protection and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and Their Effect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10) : 194 -20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0.020

农业在面临各种风险挑战时往往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性。在此情境下，优化农业内部资源配置，增强其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① 能力，是政学两界的重要议题之一。作为韧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韧性是指农业系统在遭遇各类风险挑战时，依然具备维持其功能正常与结构完整的能力[1]。近年来，学界围绕农业韧性的定量测度与时空分异、影响因素、提升路径等问题展开了多维研究。从时序来看，我国各省域农业发展韧性水平呈优化趋势但省际差异明显[2]；从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农业经济韧性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地区[3]。从农业韧性的影响因素来看，农村产业融合、乡村数字化、流通业集聚对农业韧性整体的解释力较强[4-6]。从农业韧性的提升路径来看，健全农业产业分工协同体系、加强数字经济建设、构建高效的农村现代流通体系等举措都对农业韧性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6-7]。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农耕文明的深厚积淀。自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倡议以来，以乡村为存续空间、强调人类与其所处环境共荣共生的传统复合农业生产系统被赋予了全球范围内“制度化与合法化”保护及管理的话语根基，成为保障地方粮食安全与生计需求、推动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能。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的贺信中强调：“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亦提出，“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强化农业文化遗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保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可以通过适应性管理与活态利用的方式，构建包含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与技术等要素在内的韧性农业体系，以此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经验启示、物质基础和绿色技术的支撑。上述“外引内生”聚合转换的实践运行逻辑显然与提升农业韧性的现实需求不谋而合。因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可望作为新的着力点来帮助塑造农业韧性。
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基于我国2009—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探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韧性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本文既呼应了时下盛行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有利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同时又为遗产地以遗产活态保护的方式驱动农业韧性提升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丰富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1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作用及保护制度研究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适应性、复合性、战略性、多功能性等多重特征[8]。我国先民顺天时、讲地利、重人和，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长期交互过程中创造了种类繁多且形态各异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其中涵盖了沙漠绿洲、山地梯田、农林复合、古树群落、滩涂沙地、湖泊湿地等遗产类型。这些传统农业生产系统不仅确保了遗产地居民的营养均衡与食物安全，还显著提升了其生活水平与社会福祉，展现出重要的生计保障与经济价值[9]。同时，其还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态价值[10]、传承民间信仰风俗和践行乡规民约的社会文化价值[11]。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不仅能够为现代农业生态转型提供理论与经验启示，同时还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12]。具体而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通过产业融合[13]、社区培育[11]及引导劳动力回流[14]等方式有效推动乡村振兴，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深厚的农耕智慧。
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自2002年GIAHS保护倡议提出之后，我国政府积极响应，除了率先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认定及保护制度，颁布全球首个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规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之外[15]，还建立了“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形成了完整的“China-NIAHS—中国GIAHS预备名单—GIAHS”遗产认定及申报体系[16]。202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生效，该法更是明确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列为重要任务，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律框架的国家。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从特征、价值与保护制度等方面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忽视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在发挥多重价值的同时，亦可作为一个农业风险的防御手段。鉴于此，本文尝试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韧性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旨在考察以往被学界所忽略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方案”所具有的风险防御能力，以期揭示其在增强农业韧性方面的潜在价值。

1.2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研究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强调整体保护与内生发展，其对农业韧性的影响在于，遗产保护可在维护生物多样性、优化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通过充分发掘和利用在地资源要素，发展契合当地资源禀赋的特色产业，促进遗产社区参与和合作，进而提升农业农村系统抵御外部干扰与风险冲击的适应调整能力。主要表现在：
①生态保护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内容，包括对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物多样性、地方特色种质资源的系统保护等方面。具体而言，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注重地区生态平衡，旨在通过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式，维持乡村生态系统的健康与活力。遗产地除了在生态保护上投入资金并定期接受相关部门组织的第三方监测评估之外，还积极鼓励农民自发采取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复合种养等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17]，以帮助农业系统构筑稳定的生产环境，提升对自然风险的抵御能力。
②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以“活态利用”为宗旨，通过将农业生产形态、农民生活场景、农业景观和农耕文化等资源要素与现代市民休闲观光需求相结合，有效拓展了遗产利用的价值链条[18]。该模式不仅推动了资源要素实现跨界整合与优化配置，还促使农民实现了从“农业生产者”向“多种经营者”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农民不仅拓宽了自身的收入来源，增强了经济抗风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利用市场信息和消费者需求并据此灵活调整生产结构及经营策略[19]。这种能力的提升，对于农民在遭遇风险冲击后及时将农业生产进行恢复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③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有助于加强农民间的交流与合作。韧性概念强调对风险进行主动管理并重点关注个人或团体在风险冲击下所扮演的能动性角色[20]，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往往植根于社区长期的互动与合作传统之中，其蕴含着社区成员间深厚的合作精神。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注重激发社区历史传承中所存续的合作精神，通过引导居民共同参与到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价值塑造的实践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社区内部增强互助合作并形成联系紧密的利益与文化共同体[21]。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区稳定，还可以成为农民抵御自然和社会风险的重要屏障。
综上所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有助于增强农业生态系统的适应能力和抗逆能力，还推动了遗产资源要素实现跨界配置与价值链延长，为农业应对环境压力与市场波动提供了更稳固的生态及经济基础保障；与此同时，遗产保护还可推动农民经营管理能力提升，并使社区内部强化互助合作，对于农业在风险后的快速恢复、调整及转型升级中起到关键作用。而这些，都在整体上提升了农业韧性。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了农业韧性。

1.2.1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韧性

财政支农作为农业发展的基础手段之一，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实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①在农业生产方面，财政支农可以通过在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及农产品加工等农业发展所必需的领域投入资金，以此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22]，进而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和抗风险能力。②在人力资本方面，财政支农可以通过增加对农民的农业技术与职业教育培训[23]、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24]等方面的投入，提升农民知识技能水平及风险适应能力。已有研究亦认为，财政支农投入能够显著促进农民人力资本积累[25]。③在技术创新方面，财政支农不仅可以直接为农民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以用于采购先进设备和技术[26]，还能够激励研究机构和企业加大在农业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进而提升农业在遭遇冲击后的再造力。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引致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应，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投入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通常会对获得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的地区提供资金支持，用于保护和传承这些传统农业生产系统。例如，《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必须将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纳入遗产所在地政府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并切实保障专项经费的划拨。同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所展现出的强大的三产融合效应，显著激发了旅游业、手工艺品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活力，这些行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新动力，还带动了税收增长，进而形成财政支农投入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良性互促的局面。据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升了政府财政支农投入力度，促使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最终提升了农业韧性。

1.2.2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农村金融支持与农业韧性

农村金融发展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坚实的资金后盾与多元化的风险管理工具，使其在面对各种挑战时更具应变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①农村金融发展极大地拓宽了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渠道[27]。资金的可得性促使经营主体能够进行必要的农业生产投入，如改善灌溉设施、建设仓储设施等，从而保障在天气异常或市场波动时，农业基础生产不受太大影响。②农村金融还会通过农业保险等风险管理产品，帮助农民和农业企业转移风险[28]。农民及农业企业可以通过购买气候保险、农作物保险等，减轻自身在自然灾害发生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此外，农村金融发展还可以为农民和农业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分析，帮助上述经营主体更好地了解市场动态，做出更为明智的生产和销售决策，从而降低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经济风险。综上途径看出，农村金融支持能够有效地提升农业整体韧性。
与此同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会释放巨大的创造动能和金融服务需求。理论上，以某一传统农业生产系统被成功认定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始点，遗产地各级政府在维护遗产地生态的前提下，通过开发各种生态文化型农产品、发展遗产保护性旅游等方式，积极延长遗产价值链条[29]。上述活态利用方式对遗产地生态环境治理、旅游基础设施优化、产业数智化建设、本土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而所有这些保障要素的完善与否，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信贷、农业保险等金融业务的需求。据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了农村金融发展，进而提升农业韧性。

1.2.3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商资本下乡与农业韧性

工商资本下乡会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社会组织效应[30]，从而提升农业韧性。具体而言：①工商资本下乡能够有效弥合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资源缺口，通过促进要素流动及完善要素配置来推动农业产业链升级，进而影响农业经济韧性。②工商资本下乡后通过与遗产地相关经营主体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合作，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经营理念、市场信息的示范传播[31]，从而提升地方经营主体应对外部风险的知识储备水平。③工商资本还可以利用自身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将遗产地农民组织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村级合作组织的发展[32]。这种农村合作组织与小农户之间互促共生的内在耦合关系，对于单一农户提升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可以为工商资本提供优惠政策红利与项目资源支持，从而吸引工商资本下乡。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以来，遗产地政府一方面通过盘活遗产地资源要素且提倡发展形式多样的农事旅游以扩大遗产品牌影响力[33]，另一方面通过资金融通、税收减免、用地保障、搭建项目对接平台等方式降低资本在协商、运营、交易中的成本。因此，在品牌红利、资源扶持、市场利润等的叠加诱致下，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涌入遗产地参与遗产保护与农业农村建设。据此，本文提出假说4。
假说4：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有利于促进工商资本下乡，进而提升农业韧性。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来检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
A g r r e s i i t = α + β · c l u i t + γ · c o n t r o l i t + μ i + ν t + ε i t
式中： A g r r e s i i 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i省份在t年的农业韧性水平； c l u i 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i省份t年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数量； c o n t r o l i 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 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ν 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 i t表示随机误差项。
在作用路径分析上，为了规避中介效应逐步法检验可能带来的因果识别偏误问题，本文借鉴袁瀚坤等的做法[34]，通过考察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进行作用路径检验。回归模型如下：
M i t = α + β · c l u i t + γ · c o n t r o l i t + μ i + ν t + ε i t
式中： M i t代表中介变量，分别为财政支农投入、农村金融支持以及工商资本下乡。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一致。

2.2 变量测度

2.2.1 农业韧性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业韧性。借鉴何亚莉等[7]、郝爱民等[4]的研究，本文从抵抗力、恢复力、再造力3个维度选取20个三级指标构建区域农业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抵抗力表示农业系统在不确定性事件中于生产、生态、经济等层面减少受到冲击的能力；恢复力表示农业系统在遭受冲击后进行自我恢复及二次生产的能力；再造力则表示农业系统在遭受冲击后以价值再造为导向进行自我改变的创新能力。
表1 区域农业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指标属性
抵抗力 生产韧性 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0.034 正向
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万kW） 0.031 正向
农作物成灾面积占比（%） 0.003 负向
生产性服务额/耕地（亿元/千hm2） 0.052 正向
生态韧性 单位播种面积农业生产用水量（万t/千hm2） 0.005 负向
单位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折纯）量（万t/千hm2） 0.008 负向
单位播种面积农用柴油施用量（万t/千hm2） 0.013 负向
单位播种面积农药施用量（万t/千hm2） 0.008 负向
单位播种面积农用塑料薄膜施用量（万t/千hm2） 0.005 负向
经济韧性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数（亿元/万人） 0.033 正向
农业总产值/农作物播种面积（亿元/千hm2） 0.044 正向
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第一产业产值（%） 0.034 正向
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0.018 正向
恢复力 恢复韧性 土地流转面积/耕地面积（%） 0.065 正向
农产品市场成交额/第一产业产值（%） 0.158 正向
龙头企业/乡村人口（个/万人） 0.076 正向
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生产总值（%） 0.078 正向
再造力 创新韧性 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占比（%） 0.268 正向
绿色食品认证数（个） 0.063 正向
1-（农业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0.005 正向
鉴于熵值法能够避免主观因素对权重确定的影响，从而使指标权重的可信度更高，因此在测度农业韧性综合指数时，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2.2.2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并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予以表示。其中，选择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数量来表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基于：①认定数量的增长直接反映了社会各界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通过对比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区的认定数量变化，可以直观地了解保护工作的进展情况和成效。②认定数量与保护实践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认定数量增长为保护工作设定目标、提供动力；同时，保护实践的深入为认定工作提供了经验和案例，使认定工作的标准得以完善并提高科学性、有效性。
在数据选择上，本文以2009—2021年我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之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中简称省份）成功获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的数量加总来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数量进行衡量。囿于GIAHS认定工作早于China-NIAHS，因此在2012年我国正式启动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时，前序已被认定为GIAHS的部分遗产系统又相继申请认定为China-NIAHS，因此存在部分遗产于某一年份既获批为GIAHS又入选China-NIAHS的现象。鉴于遗产认定效应发挥的即时性，将出现上述情况的遗产认定数量以单次来进行统计。

2.2.3 其他变量

本文选取财政支农投入、农村金融支持、工商资本下乡3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其中，用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表示财政支农投入；农村金融支持使用各省份涉农贷款的余额来进行表示；工商资本下乡则用各省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当年注册额予以表示。
另外，为了尽量避免遗漏变量影响农业韧性而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参考已有研究，本文还进一步控制了以下变量：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比、合作社、休闲农业主营收入、设施农业水平、农村人力资本及农民收入水平。

2.3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①关于被解释变量及其他变量的数据，本文主要从研究期内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中获取；②针对核心解释变量，主要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官网及我国农业农村部官网所公布的遗产认定公告中获取。文章中所有涉及收入金额的数据都进行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平减处理。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
表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Tab.2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农业韧性 根据指标体系测算 0.152 0.043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各省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的累积值 2.018 2.552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比 农副食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0.530 0.428
合作社 农村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农村人口 28.389 23.755
休闲农业主营收入 休闲农业年营业收入/农业总产值 0.098 0.110
设施农业水平 设施农业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16.817 24.175
农村人力资本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7.725 0.607
农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9.131 0.421

3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韧性的演变特征

3.1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的时空特征分析

从时间上来看，2009—2021年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整体上呈现出以2012年为分界点的“先缓后急”的持续增长态势（图1）。可能的原因在于，2012年4月原农业部发布《关于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的通知》，标志着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NIAHS）发掘认定与保护发展工作的开始。在此之前，关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主要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进行，受制于评选周期、评选数量等因素，我国入选GIAHS名录的遗产数量相对较少；而自2012年China-NIAHS认定工作启动至今，我国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认定与保护发展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由此推动了位列GIAHS及China-NIAHS名录榜上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有序增加。
图1 2009—2021年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的时序变化

Fig.1 Trend of the number of recognized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in China，2009-2021

基于国家统计局关于我国区域划分的依据① ，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并对各个区域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制作时序趋势图（图2）。总体来看，2009—2021年我国四大区域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均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远高于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①不同区域农业资源禀赋不均。例如，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地理环境及气候类型多样，生物资源丰富，域内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诸多传统农业生产系统；相反，东北地区由于地域范围相对较小且地理气候形态较为单一，农业资源类型相似化程度较高，故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数量亦相对较少。②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现阶段，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付能力等基础条件上明显具有优势，地方政府关注到农业文化遗产不仅蕴含着强大的直接经济潜力，同时还在提升区域文化自信、推动优秀农耕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多重间接社会价值，故在遗产发掘与保护上，东部地区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也就更高。总而言之，不同区域地方政府对待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发展的差异化态度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内在支配。
图2 2009—2021年中国四大区域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的时序变化

Fig.2 Trend of the number of recognized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in four regions of China，2009-2021

从空间上来看，2009—2021年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征，呈现出“东部引领、西部追赶、中部突破、东北提升”的发展态势（图3）。其中，2009年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于浙江；2013年，全国多个省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实现零的突破，呈现了“多点开花”的局面；2017年，除了青海之外，其余各个省份均成功获得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遗产保护全域重视的局面显现；至2021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不断增加，由此呈现出遗产空间分布格局愈发趋于均衡的态势。然而需要看到，我国省际间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的差异仍然较大，表明省域独特农业资源丰富程度与其认定数量“贫瘠”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矛盾，某种程度上也验证了“资源诅咒”理论。
图3 2009—2021年省域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空间变化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未含西藏和港澳台数据。图6同。

Fig.3 Spatial changes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2009-2021

3.2 农业韧性的时空特征分析

图4列示了2009—2021年我国农业韧性水平的时序演变情况。总体来看，我国农业韧性综合指数在研究期内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由2009年的0.1195提升至2021年的0.2452，表明我国农业韧性水平朝良好方向发展，农业抵御突发冲击与风险适应的能力不断增强。就时间变化趋势而言，我国农业韧性水平主要经历了两阶段变化：①2009—2017年为稳定上升阶段。这一阶段尽管农业韧性综合指数有所提升但上升幅度较小，可能的原因在于，2017年及之前，我国农业发展更多以增产为导向，在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拼资源拼消耗、高投入高成本，对于农业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能力关注相对不足。②2018—2021年为快速提升阶段。这一阶段农业韧性综合指数由2018年的0.1818提升至2021年的0.2452，其可能与近年来国家强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农业高质量发展有着莫大关联。
图4 2009—2021年中国农业韧性水平变化

Fig.4 Trend of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level in China，2009-2021

依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四大区域的科学划分标准，在将研究样本进行分区的基础上对各个区域的农业韧性综合指数制作时序趋势图（图5）。具体来看，四大区域的农业韧性水平均呈持续上升态势，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业韧性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农业现代化水平、产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发展程度较高，农业韧性水平随之较高；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受制于生态环境脆弱、市场需求不足、产业支撑薄弱、劳动力外流等因素，农业韧性水平相对较低。
图5 2009—2021中国四大地区农业韧性水平变化

Fig.5 Trend of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level in four regions of China，2009-2021

为进一步探讨研究期内我国省际农业韧性水平的空间异质性，运用ArcGIS软件绘制2009、2013、2017和2021年我国农业韧性的空间变化图（图6），并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农业韧性划分为4个等级：[0.000001,0.127563）为较低韧性区,[0.127563,0.171300）为低韧性区,[0.172300,0.310738）为中韧性区,[0.310738,0.493064]为高韧性区。具体来看，2009年，尽管山东、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的农业韧性水平为低韧性及中韧性，但整体上相较其他省份农业韧性水平较高；2017年，不仅东部沿海省份的农业韧性水平进一步提升，且湖北、陕西、贵州、新疆等中西部省份的农业韧性水平也由原先的较低韧性转为低韧性；至2021年，在我国农业韧性水平稳步提升的背景下，中高韧性区的分布呈现出覆盖范围持续扩张的基本特征，在具体省份上，除了内蒙古、四川、云南等地，其余省份的农业韧性水平均达到了中韧性及以上程度。整体来看，研究期内我国农业韧性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分异特征，这种分异格局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均衡趋势。

4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效应

上文分析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韧性的时空演变特征，这对于理解二者的时空变化、并在后续的对策分析中提出立足现实、更具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如何，其作用路径又是什么，还需进行验证。据此，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

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影响农业韧性的基准回归结果。表3列（1）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列（2）~（7）为依次加入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比、合作社、休闲农业主营收入、设施农业水平、农村人力资本、农民收入水平这些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从中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回归系数值均显著为正，表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确实提升了农业韧性，假说1得证。结合前文分析，可能的解释在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农业生产与周遭环境要素的和谐适应，在具体实践中注重从生产、经济、社会等层面构建有机融合的保护发展体系，这些对于遗产核心，即农业生产本身调整自身要素以提升应对突发风险冲击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表3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结果

Tab.3 Impact of the protection of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on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农业韧性
（1） （2） （3） （4） （5） （6） （7）
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8** 0.0009** 0.0007*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农产品加工业
产值占比		 -0.0143*** -0.0151*** -0.0157*** -0.0152*** -0.0149*** -0.0185***
（0.0045） （0.0050） （0.0049） （0.0052） （0.0052） （0.0052）
合作社 -0.0000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休闲农业
主营收入		 -0.0344** -0.0338** -0.0312** -0.0352**
（0.0146） （0.0147） （0.0149） （0.0147）
设施农业水平 -0.0000 -0.0000 0.0000
（0.0001） （0.0001） （0.0001）
农村人力资本 -0.0051 -0.0051
（0.0047） （0.0047）
农民收入水平 0.1040***
（0.0291）
常数项 0.1506*** 0.1582*** 0.1595*** 0.1641*** 0.1643*** 0.2036*** -0.7447***
（0.0011） （0.0026） （0.0043） （0.0047） （0.0048） （0.0368） （0.2674）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R2 0.9043 0.9070 0.9070 0.9085 0.9085 0.9089 0.9122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p<0.1，**p<0.05，***p<0.01。表4~表5同。

图6 2009—2021年省域农业韧性水平空间变化

Fig.6 Spatial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level at the provincial level，2009-2021

4.2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样本选择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引致基准回归结果产生偏误，本文采用如下4种方法对表3列（7）进行稳健性检验：①系统GMM模型。现实中，影响农业韧性的因素较多，尽管本文已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缓解样本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但无法避免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另外，考虑到农业韧性较高的地区多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与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区域，这些地区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认定和保护工作也较为重视，农业韧性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为因果关系。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模型进一步处理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②删除北京和上海的数据。囿于两大直辖市的绝对大都市特性，其农业占比微乎其微，在农业发展水平与政策扶持上均与其他省份有所区别。鉴于此，本文剔除北京和上海两大直辖市的样本数据来对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作进一步检验。③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考虑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之后，地方政府所开展的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效用发挥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效应，故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作滞后一期处理，并使用滞后一期变量重新估计回归模型。④改变时间样本。始于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农村地区又当属医疗资源配置的薄弱地带，农民身体健康因之受到极大威胁，农业生产活动亦随之遭受极大干扰。在这种情况下，表征农业韧性的主要指标数据发生了较大波动。因此，本文剔除2020—2021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剩余年度数据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4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以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4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1） 系统GMM （2） 删除北京和上海 （3）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4） 使用2009—2019年的数据
农业韧性滞后期 0.8444***（0.0553）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0.0002**（0.0001） 0.0005*（0.0003） 0.0003***（0.0001） 0.0002**（0.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0841（0.0670） 0.2194（0.2951） -1.0943***（0.3180） -0.1295（0.2532）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330 364 360 330
R2 0.9125 0.9122 0.9372

4.3 作用路径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有利于提升农业韧性，但对于作用路径是什么，还需进一步求证。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主要通过财政支农投入、农村金融支持、工商资本下乡3个渠道。为验证上述作用路径，本文将财政支农投入、农村金融支持以及工商资本下乡作为被解释变量代入式（2）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见表5。
表5 机制分析结果

Tab.5 Mechanism analysis results

（1） （2） （3）
财政支农投入 农村金融支持 工商资本下乡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0.0001 0.0180* 0.0144*
（0.0009） （0.0063） （0.008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0.3988 6.2897*** -36.6498***
（0.6521） （1.1098） （5.7269）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390 330 390
R2 0.0976 0.7577 0.9240
表5列（1）报告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财政支农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财政支农投入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预想的理论逻辑明显不符，即假说2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受限于地方财政支付能力，部分遗产地政府很难在遗产成功认定为中国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将遗产适应性管理与活态利用等中后端的财政支持工作置于推动域内经济发展的重大工业、创新型产业面前。另外，关于遗产保护的地方财政配套支持，囿于欠缺严格的资金使用监督体系，相关投入被过多地消耗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科技研发等直接关联农业基础生产和农业现代化的领域，从而对遗产保护造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这显然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资金需求相去甚远。从当前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情况来看，除江苏、浙江、广东等少数几个省份设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项保护资金外，多数省份仍将遗产保护纳于农业发展资金的范畴之内，尚未对此设立专项资金。
表5列（2）（3）分别报告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村金融支持和工商资本下乡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够显著增加农村地区的涉农贷款总量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当年注册额，即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够通过提升农村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和促进工商资本下乡两条作用路径来提升农业韧性，假说3和假说4得证。如前所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注重盘活遗产地资源要素且从多个维度搭建工商资本下乡的便利平台，在政策诱致下，遗产地的金融服务需求与工商资本下乡得到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改善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与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农业系统抵抗和分散风险的能力。例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遗产所在地围绕稻鱼产业升级改造与农业特色观光基地建设，在吸引工商资本下乡的同时，还依托青田农商银行探索以“丰收农合通”“民宿贷”“农家乐贷”等为代表的相关贷款产品，有力缓解了相关经营主体资金缺乏的问题，间接推动了稻鱼产业的转型升级与遗产保护的可持续。
需要注意的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囿于涉及要素多、整体性强，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态保护、农业生态补偿等方面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尽管当前遗产保护多由农村金融与工商资本拉动，但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农投入可以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处于“边缘”地带。长远来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于维护地方农业生物多样性、增强农耕文化自信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均具有重要作用，且遗产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财政支农投入必须在遗产保护中发挥中坚作用。因此，遗产地政府除了要在遗产发掘普查上“下功夫”外，还需依托财政投入“写好”遗产保护这一“后半篇文章”。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我国2009—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分析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农业韧性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①时序演变上，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与农业韧性水平在研究期内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不同区域与省际间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与农业韧性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在空间层面，二者均经历了从“地区分化”到“均衡发展”的转变。②影响效应上，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有利于培育农业韧性。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作用路径上，农村金融支持与工商资本下乡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影响农业韧性的重要作用渠道，即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促进农村金融支持持续发力并有效推动工商资本下乡，进而通过二者提升农业韧性。然而，财政支农投入并没有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影响农业韧性的过程中发挥显著作用，这可能是当前政府对于遗产保护的财政支农投入力度有限使然。

5.2 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推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措并举积极优化遗产省域分布结构，改变当前各省份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数量上存在较大差距的困局。②充分发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农业韧性的正向效应，统筹考虑我国地域广泛性、文化多样性、资源差异性的内在特征，推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分类施策、分步实施，推动相关工作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③健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绩效评价机制，将方案目标实现情况、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等纳入指标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重申报、轻投入”的难题，构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另外，持续加大对遗产地的农村金融支持与工商资本下乡扶持力度，发挥二者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影响农业韧性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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