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Organic Renewal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Tourism-based Traditional Villages:Taking Shibado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 WANG Zhaofeng ,
  • ZHANG Qings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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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Tourism,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03

  Revised date: 2023-12-29

  Online published: 2024-11-29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thods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extual analysis,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taking Shibado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uses the theory of organic regeneration to explore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organic regeneration of tourist-type traditional villages. It's found that: 1) Bas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predicament of tourism-oriented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the inherent development nee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proposes a practical path of human settlement of tourism-oriented traditional village from the renewal of physical space, the harmony of social network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cultural gene to the overall renewal. 2) From 2013 to 2022, the material space of the Shibadong Village has changed from single industry, lack of faci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village that is suitable for business, living and tourism. The social space has changed from the fracture of relationship network and the imbalance of social order to the inheritance of organic order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power field. The cultural gene has changed from the fragmented cultural landscape and the loss of inherited subjects to the "double cultivation" and "double creation" of settlements. 3) In the process of regenerating the human settlement of the Shibadong Village, the main body cultivation,power activation,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policy guarantee, and innovation-driven mechanism synergistically promote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from unidirectional local renewal to multi-dimensional overall renewal, and firmly build the spatial, soci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WANG Zhaofeng , ZHANG Qingsong .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Organic Renewal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Tourism-based Traditional Villages:Taking Shibado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10) : 155 -16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0.016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加强村庄风貌引导,保护传统村落、传统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而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最大难点在乡村,最大的挑战在于协调传统村落风貌延续和人居环境动态更新的矛盾。进入新时代,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成为破解该难题的有效手段,然而旅游开发中企业、政府、村民等旅游建设与经营主体的不规范行为,加剧了旅游型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治理、主体利益协调和文化传承保护的难度[1-3],进一步演变为乡村振兴的短板与弱项[4]。由此,如何促进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已成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中亟待解决的科学议题。湖南省十八洞村将乡村产业与旅游现代化相结合,打造寄托心灵的生态旅居场景、消费场景和人文场景,通过文旅高质量发展实现“山乡巨变”,既带动聚落居民增收致富,更稳步实现原真乡愁动态传承和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探究其人居环境有机更新过程和机制,有望为新时期乡村建设和转型发展提供新路径与新方案。
人居环境是人类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5],作为一个动态、复杂的巨系统,具有多学科交叉特点,学者们主要从多学科融合视角对人居环境历史风貌[6]、生态景观[7]、聚落形态[8]、聚居环境[9]等构成要素进行综合研究,研究视角具有明显的“城市主义”偏向性[10-11]。随着传统村落保护的持续营建和乡村振兴的全面展开,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学者们基于地理学视角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路径[12]、基于建筑学视角辨析人居环境历史建筑更新途径[13]、基于生态学视角探寻符合自然规律的人居环境组织方式[14]、基于社会学视角辨析人居环境关系场域治理模式[15],研究方法包括GIS空间分析[16]、CAS理论[17]、扎根理论[18]等定量与定性分析。近年来,在乡村旅游开发热潮下,旅游业逐渐成为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9],推动着传统功能和主导产业的转变,而旅游型传统村落是指以旅游产业为主要动力,通过旅游资源合理开发与适度利用,吸引游客前来开展休闲体验、观光旅游、研学实践等活动的特色村落[20-21]。基于此,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文化基因活化[22]、关系场域织补[23]、空间正义协商[24]等单一领域,研究以市区、村落等中微观小尺度为主[25-26]。实践表明,相较于一般的乡村或传统村落,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较好[3,21],但距离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仍任重而道远,亟需深度辨析旅游型传统村落有机更新机制,为新时期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动力基础。
综上所述,当前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乡村振兴作用机理研究相对薄弱,相关研究多聚焦人居环境的局部领域,乡村振兴视角下系统辨析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过程与微观机制的研究尚有不足。本文以十八洞村为例,借助有机更新理论,结合“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乡村发展实践需求和旅游发展现实诉求,考察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更新与乡村振兴的关联逻辑;从物质空间、社会网络、文化基因系统视角,厘清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过程与机制,以期为推进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更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依据。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1 有机更新内涵

有机更新理论最早应用于城市老旧城区、历史街区的更新改造,以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方式关注更新过程的连续性、有序性,即采用适当规模、合适尺度,依据改造的内容与要求,妥善处理目前与将来的关系,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探求城市的更新与发展[27]。新型城镇化与学科交融背景下,有机更新理论也从城市人居环境逐渐延伸至乡村人居环境领域,如王竹等将有机更新理论引入新农村建设中,提出“有机秩序维护、现代功能植入”乡村人居环境更新理念[28]。此后,乡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从地域空间[29]、聚落形态[30]等物质空间层面逐渐延伸至经济、社会、生态等多元复合层面[31],有机更新理论价值意涵与实践机制不断外延与拓展。有机更新的理念与方式使乡村整治与改造更加契合乡村人居环境宜居宜业的目标,为乡村人居环境再生与复兴提出了新方法。基于有机更新理论在乡村问题的衍生应用,试图将有机更新理念应用到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研究,以进一步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更新的多元路径。

1.2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分析框架

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作为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型传统村落中居民生产生活所需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空间载体和地域平台,是由地域空间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多元主体系统构成的多层级、多维度的有机整体[32]。与一般的传统村落不同,面对旅游开发与城镇化双重干扰,旅游型传统村落既不断发生要素重塑、空间重构、场域重组,亦加速了符号消费转向和景观破碎风险,从而使人居环境陷入空间失衡、场域失调、文化失真困境。推动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可以在其面临扰动和冲击时有效抵御风险,在保留有机秩序与原真风貌的同时做出适应性调整,进而服务于乡村建设与振兴发展[21,33]。而乡村振兴是一个循序渐进、持续完善的过程,注重内部发展潜力的激活和外部发展能力的引进,这就需要在旅游发展的各个时期强化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治理,包括三生空间协调、社会场域和谐、文化基因延续等,创造有利条件平稳推进乡村振兴进程。
综上,通过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困境识别和乡村振兴内在发展需求辨识,将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框架解构为物质空间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社会网络和谐[34](社会关系、社区秩序)、文化基因延续(显性基因、隐性基因)3个维度,并分别用三生空间、社会场域、景观基因理论与有机更新理论进行理论联系。三者内生联动、循环递进,从局部到整体,系统推进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和乡村振兴发展。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十八洞村为精准扶贫首倡地,共有225户939人,地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境内,由飞虫、当戎、梨子、竹子4个自然寨和6个村民小组组成。2013年前十八洞村是典型的贫困村,产业基础和集体经济几乎没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人均收入仅1668元;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到访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此后十八洞村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村庄探索性地依托自然和人文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伴随着政策福利和“精准扶贫”效应,村域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和村庄宜居性水平不断提高,2022年村内游客接待量1000余万人次,人均收入达23505元,并先后入选为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5A级旅游景区等。作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和乡村旅游重点村,十八洞村在空间治理、秩序维护、文化传承和政策实施等方面均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有村域数据、农户数据、遥感数据等。课题组成员于2022年6—7月前往十八洞村进行实地调研,收集整合了新闻资料(新闻报道、官方网站材料等)、规划文本(《花垣县十八洞村旅游扶贫规划》《花垣县十八洞村村庄规划(2018—2035)》等)、政策文件(村规民约、人居环境治理等)以及《十八洞村村志》等,并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进一步补充农户数据(主要为物质空间和社区参与数据);村域行政区划矢量数据源于湖南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DEM数据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高精度遥感影像数据由BIGEMAP下载。

3 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过程

在精准扶贫和旅游开发之前,十八洞村是典型的深度贫困村(全村贫困率达57%),人居环境存在宜居性弱、建设乱、环境差、社会关系紊乱、文化景观破碎等显著问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首倡之地行首倡之为”加速转型重构,十八洞村人居环境系统经历了探索阶段(2013—2017年)和优化阶段(2017年至今)渐进式更新过程,稳步实现了乡村物质空间、社会网络、文化基因有机更新。

3.1 物质空间更新

十八洞村物质空间更新主要体现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方面。生产空间由传统单一产业逐步实现产业多元和融合发展,生活空间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向多元化、现代化需求转变,生态空间由脏、乱、差向“旅游—生态—宜居”协同共进演变(图1)。
图1 十八洞村物质空间更新演变过程

Fig.1 Renewal and evolution of material space in Shibadong Village

生产空间方面,推动产业多元转型,促进三产融合发展。2013—2017年,种养业和手工制造业的产品价值、旅游价值被深度挖掘,以农田采摘、果树认养和苗绣体验等方式融入旅游产品与项目开发;兴建民宿14家、苗家乐8家、停车场2处以及多家特产店,旅游服务设施逐步完善,2017年游客数量达26万人次,激活闲置劳动力和带动居民增收同时,乡村多元化产业格局初步成形;2017年至今,十八洞村聚焦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资本引进与资源整合,旅游产业规模与生产空间持续扩增,发展民宿28家、苗家乐16家、停车场5处,2022年接待游客60余万人次,2013—2022年生产空间用地增长3.69%(图2)。苗绣、苗歌等民族遗产和苗宴、农俗等农耕文化,通过传习所、农家乐、农旅合作社等物质载体融入旅游产业中,推动旅游场景体验和旅游产品升级,如苗绣研学班、竹文化苗家乐、古寨旅游节等,农旅、文旅融合深度与广度不断推进,农业、手工业与旅游产业彼此串联耦合,助推一二三产业繁荣发展和互促互融。
图2 2013—2022年十八洞村三生空间格局变化

Fig.2 Spatial pattern of production,living and ecology spaces in Shibadong Village in 2013-2022

生活空间方面,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宜居宜业功能。2013—2017年,生活空间更新以满足居民基本需求为主。医疗上,升级改造村卫生室,拥有村卫生室2个、村医2名、接生员1人;教育上,政府投入110万元,积极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校园文化建设、营养餐设备设施等,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基础设施上,实现通路、通电、通水、改厕,如改造通村公路5.87 km、修建蓄水池2个等,居民日常生活得到全力保障。2017年至今,十八洞村积极响应居民和游客多元化、现代化需求。医疗上,将村卫生室合并至新村部,并建立远程医疗点,可及时进行专家视频会诊;教育上,通过网络联校,可与省城、县城共享教育资源;基础设施上,公路、电力、网络、饮水等设施实现二次更新,如通村公路拓宽硬化4.80 km,修建梨张大道1.20 km、蓄水池5个,5G网络100%覆盖等;文娱上,发展活动场所4处、农家书屋4家,为乡村文娱活动开展提供充足的物质场所。借助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配套设施更新,十八洞村生活空间由满足基本需求向服务于居民多元化、现代化需求转变,乡村宜居宜业功能显著提升。
生态空间方面,促进生态保护修复,活化自然景观资源。2013年前,十八洞村内生活垃圾收集、清运系统的基础设施相当薄弱,村域内耕地退化严重、生态承载压力激增,生态空间已无法满足十八洞村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现实需求。2013年后,驻村规划师入驻,以问题导向和精准思维制定村域整体生态空间规划。一是垃圾治理,遵循生活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建立“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区域集中处置”的城乡一体化收转运模式,实现生活垃圾填埋处置量减少20%、露天焚烧量减少100%。二是生态修复,对村内2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灾害防治和生态修复,在水土流失易发的生态脆弱区修建农田护坎和通渠水沟,结合旅游产业调整实施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三是景观营建,严格遵循“四线三区”空间管制,营建8处生态营地,以高山峡谷、岩溶洞穴、苗寨梯田等原生态景观发展生态旅游和休闲旅游,打造“一廊两翼”生态景观格局

3.2 社会空间更新

十八洞村社会空间更新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和社区治理两方面。由熟人社会转向类熟人社会过程中,十八洞村通过资本调适和主体互助实现场域织补,以经济、政治、法律、心理等赋权途径加强社区增权,促进村落利益协调与权力平衡,最终实现场域织补和社区增权逻辑下的社会网络更新(图3)。
图3 十八洞村社会空间更新演变

Fig.3 Renewal and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space in Shibadong Village

社会关系方面,场域织补,弥合社会关系网络。自2005年飞虫村与竹子村行政村合并为十八洞村以来,一直存在“村合心不合”、收入分配不均等突出问题。2013—2017年,在多元资本调适下,原有的利益主体及关系网络开始重构。政府层面,一方面整合优势资源,引入旅游企业等外部社会资本,推动各主体形成资本累积,另一方面,在乡村内部对贫困户识别,进行建档立卡,立卡贫困户猕猴桃产业分红每股增加1倍,合理调配企业分红,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企业作为外部主体开始携资下乡,以股份合作模式与村民、政府形成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多方合力发展壮大乡村经济。村民以旅游发展为契机,盘活闲置宅基地与土地资源,通过深度参与旅游开发与乡村建设和政府、企业共享使用权,以资本投入的方式拓展增收渠道,2013—2017年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127.58%。2017年后,探索主体互助互兴乡村治理模式。全村组建互助小组41个,从“学习、生产、乡风、邻里、绿色”五个方面建立互帮互助关系,增强思想意识与综合素养,开展道德宣讲活动80余次,以积分制评选先进道德典型60人次,2019年十八洞村被评为乡村治理示范村。
社区秩序方面,社区增权,建设乡村和美家园。在旅游开发与产业扶贫冲击下,主客交融与资本竞争推动权力主体新旧更替,无权村民在权力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引发社区失权和秩序失衡现象。2013年后通过构建经济、政治、法律、心理社区赋权路径,打破失衡权力场域,提升社区自主共治能力。经济增权,伴随乡村生产空间重构,村民就业类型与发展机遇显著变化,村内开办农旅、苗绣、种植等专业经营合作社及山泉水、旅游公司、苗家乐等小微型企业,带动全村486名劳动力中80.24%实现村内就业,涌现出民宿店主、摆渡车司机、短视频主播等数10种新职业。政治增权,政府引导、村民参与共同制定《十八洞村民自治章程》《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管理办法》等方案,定期召开院坝会议和村民会议,充分保障村民的参与权、建议权、共治权。法律增权,在新村部成立律师调解室开展专项法律援助,向村落扶贫开发、土地流转、知识产权保护等乡村建设过程提供法律服务,如妥善调解村内25户征地修建停车场纠纷。心理增权,定期举办歌咏、村晚、相亲会等文艺联谊活动,强化居民的文化自信与地方认同;积极引导居民传承村规民约与家风礼仪,以“道德为先、诚实守信、保持风貌”等族规家训对行为主体进行道德约束与监督。

3.3 文化空间更新

依据村落独特的人文历史和自然景观,建立景观基因识别体系,运用元素提取、图案提取和文本提取等方式进行显性、隐性基因识别,其中显性基因包括布局形态、建筑特征、环境特征三个方面九小类(表1),隐性基因包括文化标志一个大类和家风信仰、民俗礼仪两小类(表2)。2013—2022年,十八洞村通过显性基因修补、隐性基因修复聚落“双修”和景观基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双创”有序推进文化基因更新(图4)。
表1 十八洞村显性基因识别结果

Tab.1 Recognition results of dominant genes in Shibadong Village

因子 指标 说明
布局形态 整体布局 十八洞村依山傍水,以莲台山、高名山为衣,以天然峡谷为裙,山涧溪流始于莲台山,向南曲折流经竹子寨后迂回向北经由高名山流向村外(图5a
空间形态 原村落聚居于梨子寨下洼地,随着人口增加及预防自然灾害的需要,居民迁至位于高处的梨子寨、竹子寨、飞虫寨和当戎寨,形成分散组团型空间形态(图5b
街巷格局 十八洞村通村公路自209国道通入飞虫寨和当戎寨,呈现“X”字形与外界互通;由北向南通入梨子寨与竹子寨,呈网络型与外界互通(图5c
建筑特征 平面结构 苗乡多为吊脚楼,但村中所在的区域小台地较多,因此建筑多为“一”字形穿斗式木结构,正屋多为三开间一幢(图5d
局部装饰 木质板壁门窗用桐油漆刷,反复涂抹,经风吹日晒而乌黑发亮。从门窗、檐柱到挑枋有花草植物和鸟兽动物等各色样式的装饰(图5e),且以传统木雕为主
造型建材 房屋多以木作为墙面,盖手工小青瓦,建筑底部垒石以防水,六合式大门可拆装便于举行婚丧喜庆活动,屋前多用青石板砌有休息和晾晒谷物的坪场(图5f
环境特征 地形地势 十八洞村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形以山地、峡谷、溶洞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图5g),平均海拔700 m
水系河流 当地水系以峡谷溪流为主,水量不大但流速较急,发源于莲台山,由北向南迂回流经高名山(图5h)。莲台山山泉水是村内重要饮水源,水质常年为Ⅰ类
自然风貌 十八洞村树木葱郁,植被生长繁茂,民居依据地形地势环绕在绿色生态之中(图5i)。村内黄马岩、一线天、背儿山、擎天柱、十八溶洞等地质景观奇特优美,峡谷间流水潺潺、瀑布跌落,被誉为“小张家界”
表2 十八洞村隐性基因识别结果

Tab.2 Recognition results of recessive genes in Shibadong Village

因子 指标 说明
文化标志 家风信仰 尊崇祖先,堂屋设有案桌摆放祖先灵位,每逢节庆或婚丧嫁娶便祭拜祖先;礼敬尊长,以火房中火塘的座次规矩讲究尊卑有序;乡风文明、家风良好、民风淳朴,为典型的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传统村落
民俗礼仪 婚嫁:同姓不通婚,新婚当日花轿迎亲、苗歌助兴;丧葬:讲究孝顺父母和尊崇礼制,老人离世子女需及时赶回,丧家以白帕子为标志守丧3年;祭祀:缅怀先祖,定期举办迎苗祖蚩尤活动,以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节庆:秋收后过苗年,清扫门户、杀猪宰羊、载歌载舞、守岁迎龙进门
图4 十八洞村文化基因更新演变

Fig.4 Renewal and evolution of the cultural gene in Shibadong Village

图5 十八洞村显性基因识别结果图示

Fig.5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dominant genes in Shibadong Village

显性基因修补,保留古色古香,延续原真乡村风貌。十八洞村显性基因修补经历了2013—2017年、2017年至今2个更新阶段。第一阶段,村落整体布局、空间形态基本未发生显著变化,但进村道路拓宽提质为6.0 m沥青公路,完成停车场5处、公厕2处及4.5 km游步道建设。民居建筑按照《十八洞村住房建设和风貌保护管理办法》《十八洞村苗家木房子保护村规民约》等,有序推进危房改造、改厨、改厕、改浴、改圈“五改”工程,传统苗族住宅居住功能实现优化升级。第二阶段,布局形态上,继续保留山水田林原始生态格局。民居建筑上,坚持规划先行和修旧如旧原则,在驻村规划师的指导下采取微田园、微景观、微环境、微服务“四微”修补措施,对全村225栋居民建筑进行修补和修缮,完成危房改造208户、民居改造218户、改厕159户、改圈45户。环境因子上,展开水系整治和保护,修建农田护坎、整修水沟,避免多年来遭受山区汛期水冲沙压的隐患。
隐性基因修复,强化主体意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十八洞村利用村艺术团和苗绣合作社平台,组织村民开展苗歌、苗鼓等非遗文化学习760人次,举办苗绣技能培训班10期320人次,引导村民积极参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扬,提升乡土文化保护意识和传承能力,将其培育为传统文化现代化传承的主要群体。其次,2017年后苗族文化博物馆、非遗中心、苗绣国家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等相继建成,通过对苗绣、苗鼓、木雕、民俗故事等苗族文化遗产进行存档保护,不定期开展传统手工技艺培训班、文化研讨交流等活动,直接为非遗传承人和手工艺人带来创收,间接推动居民了解与熟知本土文化内涵,为十八洞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了绿色通道和交流平台。此外,2013—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由0增长至380万元,乡村经济产业的不断壮大促使青年群体文化自信与认同感持续增强,并以公众号、短视频等方式主动推介家乡,文化传承主体逐渐年轻化和活力化。
文化“双创”建设,拓展文化内涵,促进传统文化创新。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传统文化现代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十八洞村发挥首倡精神进行了实质性探索。以苗绣为代表的传统技艺基于苗绣合作社平台进行实物化展示与产品化销售,主推民族服饰和文创产品,2022年产值达45万元;以苗族婚俗为代表的民俗礼仪通过“相亲文化节”原真展演,花轿迎亲、苗歌对唱、饮拦门酒等婚俗礼仪整体保留,促进民俗礼仪的活态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将苗家文化和现代文化高度融合,推出10期苗绣研学课程,建构游客感受“一针一线来之不易”的体验场景,丰富乡村旅游文化内涵;深入挖掘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红色内涵,将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融合,通过党政干部、青年学子教育培训等形式,驱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2021年十八洞村共接待研学团队3500余批次,14余万人次,文化“双创”建设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4 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机制

十八洞村物质空间、社会网络、文化基因的有机更新过程是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的微观缩影,在此过程中,主体培育、动力激发、党建引领、政策保障、创新驱动五大机制,形成同向合力推动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图6)。
图6 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机制

Fig.6 Mechanism of the organic renewal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Shibadong Village

4.1 主体培育机制

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强调多元主体在更新过程中的参与能力,既包括以农户为基本单元的分散式组团聚居内生型群体,也包含能人、企业主、规划师等嵌入式新型主体,从嵌入式精英引入、内生型主体培育到新旧主体融合再到全过程参与人居环境更新,该过程中,主体培育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①嵌入式精英引入。在乡村外部,十八洞村发挥政治势能和资源势能,引入企业能人、专家学者等指导参与乡村规划与建设;在乡村内部,通过嵌入式精英带动,乡村经济业态不断丰富,带动青年劳动力返乡创业、闲置劳动力村内再就业,乡村核心群体逐渐回归。②能力型主体培育。能力型主体培育涵盖潜在主体培育和存量主体培育2个方面,其中潜在主体培育以教育赋能为主,通过改善教学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促进资源共享和网络联校,有效阻隔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存量主体培育聚焦于专业技能培训,如旅游接待礼仪、电商直播、苗绣以及“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等专业培训,提升村民职业适应能力和转换能力,为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更新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4.2 动力激发机制

对乡村而言,人居环境更新的核心主体始终应当是农村居民,由此十八洞形成了居民 “自下而上”为主导、政府和市场为辅助的动力激发机制。①居民方面,十八洞村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调动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更新的积极性。正式制度层面,实施道德评级、法律调解、土地三权分置等乡村治理制度,激发村庄农户的内生动力;非正式制度层面,注重村规民约、道德讲堂、院坝会议等传统聚落熟人社会的影响力,约束和规范主体行为。②政府方面,首先选贤举能,推选有能力、有文化、有威望的村民当选村委干部,并挑选能做事、敢做事的大学生村官加入村支两委,强化基层组织队伍;其次精准考评,通过“双述双评”制度和支部标准化建设等措施精准问责、明确分工、奖罚分明。③市场方面,以政策福利为主、设施福利为辅,吸引社会资本和企业能人入村,增强乡村经济活力。如土地使用政策、贷款优惠政策、便捷的基础设施等,以此激励市场主体通过承包、租赁、特许经营等方式嵌入地方市场,发展新型农村经济、搭建城乡沟通枢纽,加快村落人居环境更新步伐。

4.3 党建引领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主体培育和动力激发机制,十八洞村有序实现人才要素和人才结构重组,进而通过党建引领机制强化基层组织、发展新型农户组织和社会组织,从而优化社区组织结构,提高村庄运营体系效率。①基层党组织,将支部划分为4个党小组,分别负责公共服务、乡村旅游、农业生产等工作,着力推进支部“五化”建设,把党小组建立在农民合作组织、产业链、村寨网格上,发挥党支部的“领头羊”作用。②新型农户组织,组建猕猴桃种植合作社、蜜蜂养殖合作社、苗绣合作社等专业合作社,发挥专业合作社中介功能,及时与市场有序对接,实现经营活动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和风险性水平降低。③社会组织,十八洞村先后引进专家学者和企业参与乡村旅游规划和村庄规划,依托驻村规划师制度,推动全体村民和外来主体共同参与规划的设计与实施,科学引导乡村人居环境更新。

4.4 政策保障机制

十八洞村在推进人居环境更新过程中,既突出中观县域的顶层设计,也十分强调微观村域的精准施策,最终融合为契合乡村人居空间发展实际的政策保障机制。①空间规划,实施多维精准规划,集约乡村地域空间,推进“多规融合”标准化管理。如依据县环保局制定的生态红线划定村庄生态保护红线、依据《花垣县十八洞村传统村落保护规划》明确历史文化保护红线等。②土地改革,在充分考虑居民、企业和村委的利益诉求后,实施村域土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政策,合理调整居民房屋和宅基地使用权,改善乡村土地利用机制,推动村庄用地功能和结构优化。③综合整治,开展“五改六到户”、生活垃圾治理、5A人居环境改造等乡村环境整治工程,升级改造村容村貌;严禁生态保护红线内旅游开发、农业拓耕等建设性行为,进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灾害防治等乡村生态治理,提升乡村内部生态系统循环能力。

4.5 创新驱动机制

十八洞村践行“不能搞特殊化,但不能没有变化”精神,因地制宜通过创新驱动稳步推进人居环境有机更新。①产业融合,结合精准扶贫时代价值与资源本底优势,发展“旅游+”产业经济,延长传统种养产业和手工制造业产业链,提升乡村资源价值和功能。如将休闲农业、党史教育、旅游观光、文创产品等优势要素或产业有机融合,规划设计精准扶贫、山水风光、民俗风情旅游路线和“一廊两翼”U型景观格局,实现乡村旅游“红、绿、古”联动发展。②文化转化,物质载体层面,搭建文化传播平台与传承基地、营建公共文化空间、依据居民需求小范围升级住宅功能,强调保存原真性元素的有机更新;非物质文化层面,推动文化基因建档式存储和创造性转化,依托品牌效应促进标志性文化符号产业化发展。③制度优化,乡村由地缘、血缘熟人社会向地缘、血缘、业缘半熟人社会演变下,乡村管理制度同向渐进式更新,为乡村人居环境良性演替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如驻村规划师制度、“互助五兴”制度以及农家乐接团、结算、分流、价格、促销“五统一”制度等。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结合有机更新理论,在对旅游型传统村落十八洞村实地调研和深度剖析基础上,揭示了旅游型传统村落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过程与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①基于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困境识别和乡村振兴内在发展需求辨识,提出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物质空间协调—社会网络和谐—文化基因延续”三维更新路径。其中物质空间协调是基础、社会网络协调是核心、文化基因延续是灵魂,从局部到整体,系统推进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
②2013—2022年,十八洞村由单一至系统,多向度推进人居环境有机更新。其中,物质空间上,传统种养产业向产业融合多元经济演变,宜居性水平持续提高,“脏、乱、差”现象向旅游开发、生态保护、绿色宜居协同演变;社会网络上,以资本调适和主体互助实现场域织补,以经济、政治、法律、心理等赋权途径加强社区增权,实现由关系网络断裂、社会秩序失衡向有机秩序传承、权力场域协调转变;文化基因上,从文化景观破碎、传承主体流失、开发保护矛盾等多重问题交织向主体意识强化、原真风貌延续和新旧文化互融、文化传承创新转变。
③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更新过程中,主体培育、动力激活、党建引领、政策保障、创新驱动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大机制形成同向合力与张力驱动村落人居环境实现整体有机更新,为十八洞村乡村振兴提供了充分必要的空间、社会、文化基础。十八洞村更新案例为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加速乡村转型、改善人居环境、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5.2 讨论

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模式,基于乡村振兴现实需求,从“物质空间协调、社会网络和谐、文化基因延续”三维路径重构人居环境系统,统筹主体培育、动力激活、党建引领、政策保障和创新驱动机制形成的合力与张力,实现人居环境由局部至整体有机更新。随着有机更新模式的逐渐成熟,将会有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到旅游发展与人居环境治理过程,物质空间、社会网络、文化基因更新效果如何,与主体培育、动力激活、党建引领、政策保障、创新驱动机制协同共进密切相关。作为微观案例研究,本文总结归纳的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更新模式并非普适路径,而是希望以此为基础,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多元路径提供新的逻辑思路。虽然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模式有其特殊性,如习近平总书记到访考察等,传统村落面临问题亦各异,但人居环境系统涉及村域全要素,其他类型传统村落在探索人居环境整治和优化路径时,可参考借鉴其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模式,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循序推进,以物质空间、社会网络、文化基因多元组合路径驱动村落人居环境动态更新,扎实筑牢传统村落振兴的空间、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基础。
本文以有机更新理论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更新过程与机制,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了旅游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研究,能够为其他同类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提供实践参考和经验借鉴。同时,对十八洞村人居环境更新过程和更新机制进行探讨分析,可从侧面呈现出旅游发展转型下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升级改造的一般规律。乡村振兴战略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均要求加快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以何种方式实现旅游型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有机更新,尚需在村落转型实践中大量探索和归纳总结。需要说明的是,囿于村域连续性时序数据获取受限,或存在数据挖掘不充分、微观阐述不充足等问题,部分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十八洞村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价值鲜明,“两个结合”背景下如何拓展文化“双创”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值得持续探索。旅游发展阶段的差异、村落类型以及居民诉求的不同,人居环境更新模式需适当调整与优化,以适配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实践需要。为此,期待未来研究能够关注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动因、路径与机理,不断深化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探讨。
[1]
傅丽华, 谢美, 彭耀辉, 等. 旅游型乡村生态空间演化与重构——以茶陵县卧龙村为例[J]. 生态学报, 2021, 41(20):8052-8062.

[2]
黄震方, 张圆刚, 贾文通, 等. 中国乡村旅游研究历程与新时代发展趋向[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0):2615-2633.

DOI

[3]
王兆峰, 张青松, 陈勤昌. 旅游型传统村落居民点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以雪峰山崇木凼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23, 43(5):229-238.

DOI

[4]
于法稳, 胡梅梅, 王广梁. 面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路径及对策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2(7):17-27.

[5]
毛其智. 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与实践[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 34(4):54-63.

[6]
An E H, Park C K.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nok gates from a cultural landscape perspective:Focusing on the Hanok gates of three traditional Korean villages in Gyeongsang-do Province[J]. Korea Journal, 2017, 57(3):112-140.

[7]
Eminagaoglu Z. Ecological approaches in rural settlement:A case of Turke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systems and Ecology Science, 2018, 8(2):401-408.

[8]
王翼飞, 袁青. 基于形态基因库的乡村聚落空间风貌传承与优化研究——以黑龙江省乡村聚落为例[J]. 规划师, 2021, 37(1):84-92.

[9]
Luo X, Yang J, Sun W, et al. Suitability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entilation:A case study of the main urban area of Chongqing[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310:127467.

[10]
Gamba P. Human settlements:A global challenge for EO data processing and interpret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2013, 101(3):570-581.

[11]
邵海琴, 王兆峰.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居环境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驱动因素[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5):983-994.

[12]
李伯华, 李珍, 刘沛林, 等. 聚落“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路径研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20, 39(8):1794-1806.

DOI

[13]
张子琪, 裘知, 王竹. 基于类型学方法的传统乡村聚落演进机制及更新策略探索[J]. 建筑学报, 2017(S2):7-12.

[14]
曾灿, 刘沛林, 李伯华.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的系统特征、研究趋势与框架[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0):1926-1939.

DOI

[15]
陆天华, 于涛.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旅游地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研究:以南京世凹“美丽乡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20, 40(9):1522-1531.

DOI

[16]
彭鹏, 顾丹丹, 周国华. 湖南省乡村人居环境脆弱性格局变化及响应指数的影响机制[J]. 经济地理, 2022, 42(6):168-178.

DOI

[17]
李伯华, 曾荣倩, 刘沛林, 等. 基于CAS理论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8, 37(10):1982-1996.

DOI

[18]
杨晴青, 高岩辉, 杨新军. 基于扎根理论的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恢复力整合研究——演化特征、路径与理论模型[J]. 地理研究, 2023, 42(1):209-227.

DOI

[19]
陆林, 陈慧峰, 符琳蓉. 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22, 42(5):874-884.

DOI

[20]
黄细嘉, 赵晓迪. 旅游型乡村建设要素与乡村振兴战略要义[J]. 旅游学刊, 2018, 33(7):5-6.

[21]
杨馥端, 窦银娣, 易韵, 等. 催化视角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357-374.

DOI

[22]
高璟, 吴必虎, 赵之枫. 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的传统村落旅游活化可持续路径模型建构[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0, 39(4):73-78.

[23]
周坤, 王进. 场域织补:旅游传统村落更新理论新议[J]. 人文地理, 2020, 35(4):17-22.

[24]
蔡晓梅, 邹小丹, 刘美新, 等.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的主体博弈与协商——广州石屋新村案例[J]. 地理科学, 2022, 42(5):885-895.

DOI

[25]
李庭筠, 罗邱戈, 张金萍, 等. 基于扎根理论的琼北火山地区传统村落新业态发展探讨:以海口市美孝村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9):2079-2091.

DOI

[26]
Chen X, Xie W, Li H. The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ecosystem:A case study of Chengkan Village[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0,104:102250.

[27]
吴良镛. 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4.

[28]
王竹, 钱振澜. 乡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念与策略[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5, 30(2):15-19.

[29]
曾灿, 李伯华, 龚文静, 等. 聚落“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以江永县兰溪村为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55(2):278-288.

[30]
范勇, 袁赟, 王林申, 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空间的重塑与再生路径探析:以磁县徐家沟乡村规划为例[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8, 33(3):96-101.

[31]
李伯华, 杨馥端, 窦银娣.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J]. 地理研究, 2022, 41(5):1407-1421.

DOI

[32]
李伯华, 李雪, 王莎, 等. 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22, 45(1):1-10.

[33]
李裕瑞, 曹丽哲, 王鹏艳, 等. 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1):96-109.

DOI

[34]
杨忍, 文琦, 王成, 等.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4):890-910.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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