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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0: 136 - 14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10.014

Empirical Study on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 LI Chunlin , 1, 2 ,
  • CHEN Hui 1 ,
  • ZHANG Mingya 3 ,
  • XU Heyun 1 ,
  • CHEN Junqi , 4, 5, ※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316022，Zhejiang，China
  • 2. Zhejiang Ocea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316022，Zhejiang，China
  • 3. School of Marxism，Zheji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Ningbo 315500，Zhejiang，China
  • 4. College of Intelligence and Computing，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 5. Information Cente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28，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2-01

  Revised date: 2024-07-04

  Online published: 2024-11-29

Fold

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is a strategic choice to grasp the new opportunities of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and it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emerging role and becoming an important force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gital economy,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1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7 to 2021.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common prosperity show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and the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after considering adjusting the sample size and changing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2)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plays a partly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common prosperity,verifying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digital economy-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common prosperity". 3)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future,it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and the effective intervention role of the government,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aximum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Zhejiang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common prosper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overnment policy; Zhejiang

Cite this article

LI Chunlin , CHEN Hui , ZHANG Mingya , XU Heyun , CHEN Junqi . Empirical Study on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10) : 136 -14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10.01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近年来，数字经济正以一种日益重要的新兴角色发挥作用[1]，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实现量的合理增长，2022年实现规模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占GDP比重达到41.5%，数字经济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财富积累和物质保障。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信息和服务能够更加高效、广泛地传播和共享，打破时空限制，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此外，数字经济能够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简化优化组织管理运营流程，催生新质生产力，创造出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或服务和更多就业机会，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拉动经济增长。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省在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2023年，浙江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3830元，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86，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预计占全省生产总值的28.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9867亿元，占GDP比重达11.95％，数字经济作为浙江省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已成为浙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作为中国“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其在消除数字贫困、共享发展成果的经验对推动全国均衡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基于2007—2021年浙江省地级市面板数据，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之间的联系，总结提炼影响浙江共同富裕的因素，为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共同富裕提供经验借鉴和路径参考。

1 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广泛探讨的热点。主流观点认为，数字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其对外开放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效果尤为显著。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提升生产效率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为“做大蛋糕”提供了有力支持[3]。数字经济在“分好蛋糕”上的积极作用，体现在通过市场配置的优化、创业带动效应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有效缩小了收入差距，提升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进而促进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4]。二是学者们深入剖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有研究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市场配置效应和创业带动效应等多条路径，有效提升了共同富裕水平，特别是在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和人群差距方面展现出显著效果[5]。具体路径包括：从保护劳动者权益、技术创新、缩小区域和人均收入差距等角度，助力共同富裕[6]。然而，也有部分学者就数字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展开研究，如聚焦数字鸿沟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技术性失业等问题，提出加强数字技能培训、深化平台经济改革等政策建议，强调弥合数字鸿沟的重要性。三是现有研究表明，共同富裕的形成受到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7]、城镇化发展进程[8-10]、普惠金融普及程度的深化[11]、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12]等。尽管产业结构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已被认识到，但在具体影响因素研究中仍较缺乏。目前研究虽揭示了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推动技术创新和促进就业对共同富裕进程的正面影响，但产业结构与共同富裕的深层机制、作用路径及其空间动态变化的微妙性尚缺乏精细解析。另外，特定区域或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升级如何辐射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富裕的深入探讨也相对匮乏。例如，有研究进一步指出产业结构向更高级化、合理化转变，能有效提升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并创造有利条件。产业结构升级不仅直接改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还通过扩展产业链的优化，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新兴产业崛起和传统产业的更新，增强经济体系韧性，为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大动力[13-14]。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快速变革，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产生正面影响，推动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为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增添新活力[15]。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此类议题已有广泛且深入的研究，然而缺乏系统地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这3个核心概念创新性地构建“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共同富裕”的联动模型，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多维影响机制，并着重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因此，本文基于浙江省及其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设计了涵盖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共同富裕三大领域的综合性指标体系，通过实证分析，以期揭示在数字经济赋能下，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对浙江省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提炼了针对浙江省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可为其他地区乃至全国探寻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实践方案。

2 理论基础分析

2.1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

在探讨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时，我们不难发现数字经济正以其独特的优势，逐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作为信息技术革命下的新兴经济形态，不仅显著提升了我国经济的总体规模，还以其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特点，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改善个人收入结构提供了可能。数字经济在赋能共同富裕方面展现出的潜力是多方面的。在城乡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有效缓解了城乡发展差距，助力共同富裕。以浙江省的“乡村大脑”项目为例，其借助大数据分析优化资源配置，精准引导特色产业，并通过电商平台促进农产品的多样化销售，直接连接城市消费者，有效改善城乡收入差异化。在区域发展上，数字经济通过打破地域壁垒，为欠发达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推动产业升级，宏观上缩小了区域经济差距。如浙江省的乌镇和云栖霞等“数字小镇”模式通过互联网聚焦特色产业，积极吸引资本与人才，有效促进了当地就业，带动了周边产业链的升级，显著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在群体层面，数字经济催生出大量新兴业态和灵活就业模式，为劳动者提供了新的创收路径。例如，“直播带货”模式让乡村的农民变身为主播（如“李子柒”等账号），其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展示农产品，直接连接消费者，使他们的收入成倍增长，并带动亲朋邻里及低技能群体一同致富。然而，这一系列积极变化的背后，亦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复杂性与挑战性问题，若应对不当，可能诱发城乡、老人群体、低技能群体等数字鸿沟问题，主要表现为接入鸿沟与使用鸿沟。因此，需重视数字鸿沟带来的问题，确保数字技术的普惠性，促进共同富裕的均衡发展。

2.2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传导路径

健康的、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驱动力之一。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提高产业链的附加值，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技术创新与应用，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理论上，这一过程遵循了几大关键路径：一是价值链提升。产业升级意味着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品牌和营销等环节转移。我国政府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旨在通过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推动制造业升级，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二是就业结构优化。随着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出更多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就业岗位。如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巨头不仅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等领域全球领先，还带动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的兴起，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高技能就业机会。同时，数字经济的普及也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拓宽了农村及偏远地区的市场接入，促进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农民增收[16-17]。三是创新驱动发展。产业升级强调技术创新的核心地位，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如华为在5G通信技术上的突破，不仅让企业自身实现了飞跃式发展，还促进了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四是绿色低碳转型。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还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推动绿色、循环、低碳产业发展。例如，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并致力于打造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带动了绿色就业，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既创造了经济效益，也改善了人民生活质量，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可以从“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通过提升产业链附加值、优化资源配置，做大蛋糕，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就业结构优化，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分好蛋糕，缩小收入差距。这一过程中，政府政策引导、市场需求拉动、企业创新驱动共同发挥作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环。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江西、安徽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网络，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宏观背景下，浙江省以卓越的表现，尤其是以杭州、宁波等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和坚实支柱。这些城市不仅呈现出强大的数字产业集聚效应，而且以其创新活力和前瞻布局，引领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浙江率先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历史使命，这一政策定位使得浙江省在探索和实践共同富裕道路上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鉴于此，研究浙江省在“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上的探索与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
与此同时，阿里巴巴、网易等国际知名互联网巨头总部的设立，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也为浙江省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持续发展和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集群效应不仅促成了浙江省在数字经济产值方面的显著成就——其数字经济占GDP比例已突破50%，在全国各省份中位居首位[18]，更是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引领产业结构深刻变革与升级，为浙江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转型升级与新增长点的培育提供了强大动力。

3.2 模型选定

为分析数字经济对浙江省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C P i t = α 0 + α D I G i t + γ C t r l s + ε i t
式中：t代表年份；i代表地级市；CPit表示第t年浙江省第i个地级市的共同富裕指数；DIGit表示第t年浙江省第i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指数；UPGit表示第t年浙江省第i个地级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Ctrls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对外开放水平C1、外商投资水平C2、政府干预水平C3、金融水平C4；α、γ分别代表对应变量的影响系数，反映数字经济及各控制变量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ε为误差项。
为验证“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共同富裕”框架的作用机制，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U P G i t = α 0 + α 1 D I G i t + γ 1 C t r l s + ε i t
C P i t = α 0 + α 2 D I G i t + β 1 U P G i t + γ 2 C t r l s + ε i t
式中：UPGit表示第t年浙江省i地级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α1与α2表示数字经济的影响系数；β1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γ1与γ2表示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公式中其余变量定义与式（1）保持一致。式（2）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观察α1是否显著；式（3）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共同富裕纳入同一方程进行回归，重点观察α2、β1是否显著。若α1和β1均显著，则中介效应存在，即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3.3 变量选取

3.3.1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CP）

共同富裕既包含富裕，又讲求公平，基于现有研究的测度方法，本文构建指标时将从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维度出发，同时借鉴张辽、王凯等的做法[19-20]。其中，富裕程度注重社会总体经济的提高，本文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工资水平及积蓄水平4个方面选取5个指标对浙江省各城市的富裕水平进行评价。共享程度强调发展成果要共享、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借鉴陈丽君、王金伟、张雷刚等的做法[21-23]，本文从城镇化水平、城乡差距、教育水平、医疗水平、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8个方面对浙江省各城市的共享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最终构建包含14个测度指标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并使用熵值法来计算各指标权重，进而得到共同富裕指数（表1）。
表1 区域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1 Indicator system and weighting of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综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向性 权重
共同富裕
（CP）		 富裕程度 人均GDP + 0.068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0.086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0.053
职工平均工资 + 0.082
居民人均存款余额 + 0.068
共享程度 城镇化率 + 0.034
城乡收入倍差 - 0.014
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 0.097
每万人教育经费支出 + 0.091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 0.063
每万人公共图书藏书量 + 0.091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 + 0.140
城市污水处理率 + 0.038
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 + 0.075

3.3.2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

结合有关数字经济的研究成果[24]，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3个维度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考虑到地级市的数据可获得性，借鉴袁惠爱等的做法[25]，数字基础设施层面选取移动电话用户数、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及互联网用户数3个指标加以衡量；数字产业化层面选用电信业务收入、R&D经费支出、邮政业务收入、民用汽车拥有量和万人发明授权量5个指标来表征；产业数字化则选取企业拥有网站数、电子商务企业比重、电子商务销售额这3个指标进行反映。构建了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所有指标均为正向（表2），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和求得数字发展水平值。
表2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2 Indicator system and weighting of the level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综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向性 权重
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
（DIG）		 数字基础设施 移动电话用户数 + 0.061
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 + 0.134
互联网用户数 + 0.071
数字产业化 电信业务收入 + 0.077
R&D经费支出 + 0.106
邮政业务收入 + 0.139
民用汽车拥有量 + 0.103
万人发明授权量 + 0.075
产业数字化 企业拥有网站数 + 0.075
电子商务企业比重 + 0.074
电子商务销售额 + 0.085

3.3.3 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UPG）

根据魏滨辉等的研究[26]，本文选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高效化来衡量该指标，借鉴李春林等做法[27]，产业结构合理化采用泰尔系数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选用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GDP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高效化以第二、三产业从业者人均产值综合反映。在此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和加权求和法算得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3.3.4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本文选用影响共同富裕的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如下：①对外开放水平（C1），反映一个地区的对外联系紧密度与全球经济参与程度。这些因素均可能间接影响地区内的就业机会、产业发展等环节，进而影响共同富裕。借鉴张彰的研究方法[28]，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重来衡量。②外商投资水平（C2），反映外商对地区经济的直接注入情况及影响。外商投资可能会带来先进管理理念、先进技术及优秀资本，促进地区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同时也可能会加剧市场竞争，影响本土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借鉴赵红军等的研究方法[29]，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GDP的比重来衡量。③政府干预水平（C3），体现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和力度。政府干预行为能够通过调节资源配置、保障民生需求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从而与共同富裕目标紧密相关。借鉴周亚虹等的研究方法[30]，用地方财政支出与GDP的比重来衡量。④金融水平（C4），反映地区金融系统的资金储蓄与信贷供给状况。金融发展水平对地区经济的投融资环境、企业融资成本与居民财富积累等有着重要影响，这些因素与收入分配、经济活力等共同富裕指标紧密相连。借鉴贾洪文等的研究方法[31]，用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与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的比重来衡量。

3.4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实证部分采用浙江省2007—2021年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各变量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局以及11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他数据为根据上述变量定义计算得出的各指标值。对于部分缺失值先对比EPS数据库和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进行填补，之后再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充，各项指标的统计性描述表略。

4 实证研究

4.1 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为更直观揭示浙江省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共同富裕发展演化特征，本文利用ArcGIS软件，采用自然断点分级法，绘制2007、2011、2016和2021年对应变量的空间分布图。
图1是2007—2021年浙江省共同富裕的时空演化趋势。从时序上看，浙江省共同富裕表现为持续稳定上升态势，过去15年年均增长10.6%，按此增速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将不再遥远。从空间上看，浙江省整体呈现出均衡式发展的特征，其中杭州市和宁波市的共同富裕发展成果比较显著，这是因其本身就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再加上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优先发展数字经济，鼓励产业结构升级转型，促进了当地共同富裕的发展。
图1 浙江省共同富裕水平的变化

Fig.1 Evolu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 Zhejiang Province

图2是2007—2021年浙江省数字经济的时空演化趋势。从时间维度看，2007—2021年浙江省的数字经济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数字经济在全省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从空间维度看，浙江省数字经济整体上呈现均衡式发展，但地区间仍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发展较好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和温州市。杭州市凭借其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和电子商务产业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不错的成果，如阿里巴巴等大型电商企业的总部设在杭州，带动了当地整个数字产业的发展。同时，杭州市政府对创新创业的大力支持也为数字经济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环境。宁波舟山港作为浙江省宁波和舟山市的重要港口，是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为两地电商产业发展和供应链管理等数字经济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温州市的数字经济主要得益于强大的传统制造业基础和商业网络，其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众多，这些企业积极加入数字化转型队伍，推动了该地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体而言，浙江省各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在观测期内均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态势。
图2 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

Fig.2 Evolution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in Zhejiang Province

图3是2007—2021年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的时空演化趋势。其中，2011年以来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较为明显。从空间分布看，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呈现出集聚分布格局特征。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杭州、绍兴、宁波和嘉兴等市，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地理位置相近，产业关联度较高，相互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从而进一步促成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丽水市产业结构升级效果不佳，可能原因为：一是丽水市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以传统产业如农业和制造业为主；二是丽水市在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投资相对较少，进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提升；三是丽水市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这也会给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一定的困难。总体来看，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进程需要政府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推进。
图3 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变化

Fig.3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dex in Zhejiang Province

4.2 基准回归

根据Hausman检验，p值<0.05，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3），其中列（1）加入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指标，列（2）在前列基础上加入各种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系数均为正，两列相关回归系数分别为0.937、0.662，均显著，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推动浙江省共同富裕，这与万广华等的研究结果[32]一致。从控制变量来看，对外开放水平、外商投资水平的结果显示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浙江省各地级市的政府干预水平、金融水平相差较大，从而导致其在数字经济与浙江省共同富裕关系中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政府干预水平与共同富裕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作用，表明政府主动、适时且适度的介入在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公共福利水平以及促进资源共享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Tab.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1） 共同富裕 （2） 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 0.937***（0.032） 0.662***（0.039）
对外开放水平 -0.0021（0.021）
外商投资水平 0.0003（0.0003）
政府干预水平 1.329***（0.133）
金融水平 -0.228***（0.062）
常数项 0.142***（0.009） 0.277***（0.083）
判定系数 0.8473 0.9231
样本量 165 165

注：*p<0.05，**p<0.01，***p<0.001；括号里数值为标准误差。表4同。

4.3 内生性问题

参考赵涛等的做法[33]，以1984年各地电话机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人数构造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因1984年电话机数量为截面数据，需引入时间变化的变量来构造面板工具变量），作为数字经济的工具变量（iv），结果见表4列（3），数字经济工具变量（iv）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对于原假设“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检验，Kleibergen-Paap rk的LM统计量p值为0.000，显著拒绝原假设；在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中，Kleibergen-Paap rk的Wald F统计量大于Stock-Yogo弱识别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总体而言，以上检验说明了选取1984年各城市电话机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的交叉项作为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且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稳健性。
表4 中介效应与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

Tab.4 Test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and endogeneity problem

变量 （1） 产业结构升级 （2） 共同富裕 （3） 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 0.654***（0.036） 0.157***（0.033）
数字经济（iv） 0.106***（0.000）
产业结构升级 0.677***（0.042） 0.282***（0.072）
对外开放水平 0.093***（0.031） -0.010（0.017） -0.0629***（0.014）
外商投资水平 0.0012***（0.0002） 0.0001（0.0001） 0.0001（0.0003）
政府干预水平 0.159（0.108） 0.762***（0.057） -0.137（0.118）
金融水平 -0.489***（0.069） 0.004（0.042） 0.126***（0.052）
不可识别检验 23.81[0.0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138.9{16.38}
常数项 0.824***（0.088） -0.117***（0.075） -0.649***（0.085）

4.4 稳健性检验

基于江艇对中介效应三步法提出的看法[34]，本文利用传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重新对“X与M”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此基础上，对得到的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检验，以提高其可信度和效度。通过调整样本数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可以看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4.5 中介效应检验

表4列（1）（2）汇报了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其中，列（1）为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列（2）为检验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系数分别为0.157和0.677，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影响系数同未加入中间变量时相比有所减小，表明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影响共同富裕。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浙江省2007—2021年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测度指标体系，并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浙江省共同富裕进程的影响效果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主要结论如下：①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考虑调整样本数量、更换解释变量测算方法后结果依旧稳健，说明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可以较好地促进共同富裕。②利用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助推共同富裕，验证了“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共同富裕”的传导路径。③控制变量政府干预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即政府干预水平在数字经济促进浙江省共同富裕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发展数字经济是做大经济发展蛋糕，其干预方式对分享发展蛋糕至关重要，并最终影响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成效。

5.2 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①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首先，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信息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浙江省应继续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与升级，确保城乡、区域间网络覆盖无盲点，为数字经济全面发展奠定稳固基石[35]。同时，推动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构建高效、安全、智能的数据流通与处理体系，提升数字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大动能。其次，促进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民生，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间的深度融合，将民生实事项目纳入数字化应用程序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升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领域的数字化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后，利用新兴技术促进就业创业，拓宽城乡居民增收渠道，如发展农村电商、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助力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脱贫增收，带动城乡经济增长。
②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实现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效应最大化。一方面，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应积极构筑数字新质生产力生态系统，打造科技创新载体，广纳全球创新资源，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一步孵化更多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数字经济产品和服务，带动就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有力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夯实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传统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等广泛运用数字技术，实现生产流程再造、管理模式创新、服务模式升级。例如，通过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手段，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利用智慧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等。这种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不仅能有效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还能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缩小城乡、区域、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为共同富裕提供持续动力。
③充分发挥政府的有效干预作用。首先，各级政府应在既有政策框架内进一步细化并推出一系列针对数字经济的专项规划与扶持举措，精准引导社会投资流向数字经济的核心领域，如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优化。同时通过政策激励，提升整体经济体系的创新力与竞争力。其次，政府要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强化市场监管职责，如针对可能出现的市场垄断风险，应建立健全反垄断法规与监管机制，严格监控数字市场的并购行为，防止过度集中导致的市场失衡，保护消费者和中小企业利益。最后，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提升全社会数字技能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键一环。为此，应大力推广全民数字技能培训项目，通过学校教育、职业培训、社区讲座等多种形式，帮助不同年龄、职业背景的劳动者掌握必备的数字技能，确保广大劳动者能在数字经济中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福祉的同步提升。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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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修颖, 苗振龙. 数字经济增长动力与区域收入的空间分布规律[J]. 地理学报, 2021, 76(8):1882-1894.

DOI

[2]
梁任敏, 巴曙松. 交通通达性、资源配置与城乡消费水平差距[J]. 财经科学, 2022(3):68-81.

[3]
尹志超, 王天娇, 栗传政. 数字鸿沟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J]. 国际金融研究, 2024(2):16-26.

[4]
李亮亮, 邢云文.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逻辑理路、问题指向与实践进路[J]. 经济问题, 2024(1):10-17.

[5]
何爱平, 李清华. 数字经济、全劳动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J]. 经济问题, 2022(9):9-17.

[6]
郑霖豪, 徐政. 数字时代共同富裕的现实挑战和实现路径[J]. 江海学刊, 2022(3):97-104.

[7]
杨小军.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J]. 上海经济研究, 2023(11):5-24.

[8]
张铭, 曾静, 田野, 等. 中国共同富裕空间特征的组态分析[J]. 管理学刊, 2023, 36(6):38-54.

[9]
彭刚, 杨德林, 杨琳. 中国市域尺度共同富裕水平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3, 43(1):44-54,132.

DOI

[10]
刘培林, 钱滔, 黄先海, 等.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 管理世界, 2021, 37(8):117-129.

[11]
张金林, 董小凡, 李健.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J]. 财经研究, 2022, 48(7):4-17,123.

[12]
马述忠, 贺歌, 郭继文. 数字农业的福利效应——基于价值再创造与再分配视角的解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5):10-26.

[13]
沈实, 杨宏. 新型城镇化助推了共同富裕吗?[J]. 经济经纬, 2023, 40(4):15-25.

[14]
徐鹏杰, 张文康, 曹圣洁. 产业结构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 经济学家, 2023(5):78-88.

[15]
向云, 陆倩, 李芷萱.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J]. 证券市场导报, 2022(5):2-13.

[16]
周国富, 陈菡彬.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J]. 统计研究, 2021, 38(2):15-28.

[17]
郁建兴, 任杰.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J]. 政治学研究, 2021(3):13-25,159-160.

[18]
王浩. 政府工作报告[N]. 浙江日报,2023-01-18(01).

[19]
张辽, 胡忠博. 数据要素化对共同富裕程度的影响研究[J/OL]. 软科学:1-12[2024-04-20].

[20]
王凯, 刘美伦. 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机制[J]. 经济地理, 2024, 44(7):1-12.

DOI

[21]
陈丽君, 郁建兴, 徐铱娜. 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J]. 治理研究, 2021, 37(4):5-16,2.

[22]
王金伟, 王启翔, 冯凌. 旅游业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J]. 地理学报, 2024, 79(4):1045-1067.

DOI

[23]
张雷刚, 骆乾. 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软科学, 2024, 38(8):14-21.

[24]
王军, 朱杰, 罗茜.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7):26-42.

[25]
袁惠爱, 赵丽红, 岳宏志.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共同富裕[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 44(11):1-14.

[26]
魏滨辉, 罗明忠, 曾春影. 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线索与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10):26-48.

[27]
李春林, 潘帆帆, 贺义雄.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理论建构及实证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 科技导报, 2022, 40(24):85-93.

DOI

[28]
张彰. 数字新质生产力、农业产业链延伸与共同富裕[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9):37-42.

[29]
赵红军, 高恒宇, 黄丹煌. “走出去”与“引进来”——“一带一路”倡议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调整[J]. 财经研究, 2022, 48(3):19-32,63.

[30]
周亚虹, 邱子迅, 姜帅帅, 等.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共同富裕:电子商务与数字金融协同视角[J]. 经济研究, 2024, 59(7):54-71.

[31]
贾洪文, 张伍涛, 盘业哲.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上海经济研究, 2021(5):50-60.

[32]
万广华, 宋婕, 左丛民, 等.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经济的共同富裕效应:方法与证据[J]. 经济研究, 2024, 59(6):29-48.

[33]
赵涛, 张智, 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20, 36(10):65-76.

[34]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100-120.

[35]
M Xi K. To explore the common prosperity path of Guangdong's market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J]. Academ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2022, 5(12):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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