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Enhancement Path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 ZOU Yongguang , 1, 2 ,
  • ZHONG Haoying , 1, ,
  • CUI Yifu 1
Expand
  • 1. College of Tourism,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Fujian,China
  • 2. Center of Tourism Safety and Security Resear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Quanzhou 362021,Fuji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26

  Revised date: 2024-07-10

  Online published: 2024-09-23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ecological-production-living space theory,constructs a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measures and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pplying entropy-weighted TOPSIS method and natural breakpoints method,and adopts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further analyz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s a whole,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varies greatly between regions,showing a decreasing pattern from the eastern reg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 2)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sextile map of 2010-2022,the areas with high-level performance show a shift from point-like dispersion to agglomer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the performance levels of som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show a fluctuating trend. 3) In terms of the rural tourism types,the stronger location radiation effects in the eastern region obscure the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type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erformance,and the scenic area-dependent type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type in the central region have greater revitalization performance. 4) In terms of the grouping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the interaction of nin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ms four types of high-level and low-level revitalization performance grouping path modes,namely,"guarantee type of support condition","consolidation type of cultural foundation", "limitation type of source market" and " defective type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urance".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this paper proposes the enhancement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ourism practice from five dimensions: government, industry, market, enterprise and community.

Cite this article

ZOU Yongguang , ZHONG Haoying , CUI Yifu .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Enhancement Path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8) : 201 -21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8.022

旅游业具有多重带动效应,是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基石,乡村旅游具备关键的推动力量,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学者们已探索了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共同富裕以及农村现代化的关系[1-2],梳理了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和时代价值[3-4],测度了乡村振兴水平[5-6]、区域差异[7]及其影响因素[8]。关于乡村旅游主题的研究,学者们从多种角度解读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理念[9-10],关注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互动关系[11],提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12];从理论上探讨了乡村旅游发展引导乡村振兴的路径及机制[13];从耦合协调视角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4]。通过梳理现有研究发现旅游实践对于乡村振兴具有引导和驱动作用。然而,关于旅游如何促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以及相关的作用机理和影响因素,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且缺乏从微观视角系统地分析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影响因素以及提升路径。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得以实施,离不开其不同空间功能区的最优实践利用。学者们较多从生态、生产与生活的“三生空间”探讨城市规划的功能区划空间的内在逻辑关联[15]、空间格局的演变[16]以及功能间的耦合协调[17]等多个维度。近年来,“三生”空间的研究范围已从城市扩展至乡村地域,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乡村空间重构的路径探索[18]等领域。总体上看,“三生”空间的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城市主义”的倾向,对于乡村地域特别是旅游推动型乡村的“三生”空间关注较少[19]
综上,本文基于三生空间理论探讨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构建其绩效测度指标体系,进一步测度和分析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绩效特征和影响因素,并从政府、行业、市场、企业和社区5个层面提出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提升路径,以期为实现旅游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1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1.1 理论逻辑

当前,乡村地区面临着愈发严重的内生动力匮乏、功能错位及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挑战使得乡村在“三生”空间发展上的不均衡现象更加显著。乡村旅游正是依托农业与乡村独特的生活环境满足了观光、休闲以及“三农”体验等多种旅游需求,实现了旅游与农业空间功能的有机融合。由此可见,旅游业兼具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多重效应[20],能够促进乡村地域内“三生”空间的优化与升级,推动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19]
立足于“三生”空间而发展的乡村旅游具有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多重带动效应[21],这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目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高度契合的[22]。在生产空间上,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提振效应推动了产业兴旺[23]。乡村旅游凭借其六大核心要素,促进了餐饮、住宿、文化等多领域的协同发展,具有显著的产业联动效应,为产业兴旺奠定基础。在生态空间上,随着游客对乡村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乡村旅游在推动生态建设、优化居住环境质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生态宜居提供有力保障。在生活空间上,乡村旅游促进产生的社会文化效益有利于落实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目标。乡村旅游通过现代化技术激活和保护乡村文化,促进村落复兴,推动文化传播,从而推动乡风文明。同时,通过增强村民参与感,强化村民主体地位,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从而促进治理有效。此外,乡村旅游通过促进城乡生产要素流动,改变村民单一收入来源,有助于实现生活富裕。由此可知,乡村旅游对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具有驱动作用(图1)。
图1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的理论逻辑

Fig.1 Theoretical logic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performance

1.2 乡村旅游类型划分

乡村旅游发展的“起点”涉及历史赋存和偶然事件,涵盖自然资源、文化遗产、社会经济等[24]。乡村在区位、文化、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其旅游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25]。本文依据初始资源特征,将乡村旅游类型划分为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和新型“三农”型[26]。其中,景区依附型依赖外部著名景区发展,如国家地质公园等;文化遗产型依托乡村内的历史遗存,典型代表是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新型“三农”型则转向现代农业产业,包括新型农家乐等。随着乡村旅游深入发展,乡村旅游地趋向多元,成熟后难以单一归类,但其发展起点较为明确。因此,本文根据乡村旅游发展的“起点”对其进行分类,以衡量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并探究其影响因素。

2 指标体系、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构建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本文首先根据科学性、独立性和代表性等原则,参考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综合选择[27-30];然后在此基础上,基于三生空间理论,结合乡村旅游重点镇(乡)的实际情况,构建了包含5个子系统、30个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performance

目标层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说明及属性 权重







产业兴旺
(0.1438)
生产空间
农业生产
能力基础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kW/人) 乡村农业机械总动力量/乡村人口总数(+) 0.0360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万t) 乡村粮食生产总量(+) 0.0357
农业生产
效率
农业劳动生产率(元/人) 乡村农业总收入/乡村农业从业人数(+) 0.0358
产业融合
水平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乡村拥有的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主营业务总收入(+) 0.0363
生态宜居
(0.1856)
生态空间
农业绿色
发展
农药、化肥施用量(万t) 乡村在农业生产方面农药、化肥所使用的总量(-) 0.0081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乡村中畜禽粪污的使用量/乡村畜禽粪污的总量(+) 0.0351
人居环境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数/行政村总数(+) 0.0367
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数/行政村总数(+) 0.0346
卫生厕所普及率(%) 乡村有卫生厕所的家庭数/乡村家庭总数(+) 0.0357
生态保护 乡村绿化率(%) 乡村绿化覆盖面积/乡村建成区面积(+) 0.0354
乡风文明
(0.2489)
生活空间
教育水平 乡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乡村居民在文化教育娱乐方面的支出/乡村居民总支出(+) 0.0356
乡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 乡村学校专任教师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乡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总人数(+) 0.0347
乡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乡村居民受教育总年限/乡村人口总数(+) 0.0352
文化传播 有线电视覆盖率(%) 乡村有线电视覆盖家庭数/乡村建成区家庭总数(+) 0.0351
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 已经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行政村总数(+) 0.0362
文明创建 乡村文化站数量(个) 乡村中所具有的文化站总数(+) 0.0367
卫生服务 乡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千人) 乡村总人口中每千人所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 0.0354
治理有效
(0.1415)
生活空间
治理能力 村主任、书记“一肩挑”比例(%) 开展村主任、书记“一肩挑”制度的行政村数/行政村总数(+) 0.0358
治理举措 已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占比(%) 已经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数/行政村总数(+) 0.035
已开展村庄整治的行政村占比(%) 已经开展村庄整治的行政村数/行政村总数(+) 0.0351
自治水平 乡村贫困发生率(%) 乡村所拥有的贫困家庭数/乡村所有家庭总数(-) 0.0356
生活富裕
(0.2802)
生活空间
收入水平 村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乡村农民收入总量/乡村人口总数(+) 0.0365
村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乡村农民收入的总增长率/乡村人口总数(+) 0.005
城乡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比(%) 城市居民总收入/乡村居民总收入(+) 0.0255
消费结构 乡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乡村所拥有的贫困家庭数/乡村所有家庭总数(-) 0.0367
生活质量 每百户汽车拥有量(辆/百户) 乡村所有家庭中每百户所拥有的汽车数量(+) 0.0341
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
乡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m2/人) 乡村总住房面积/乡村人口总数(+) 0.035
安全饮用水普及率(%) 乡村拥有安全饮用水的家庭数/乡村家庭总数(+) 0.0361
村庄道路硬化率(%) 乡村硬化道路覆盖面积/乡村道路总面积(+) 0.0348
人均道路面积(m2/人) 乡村道路总面积/乡村人口总数(+) 0.0365

2.2 研究方法

2.2.1 熵权TOPSIS 法

熵权TOPSIS法基本原理是先使用熵权法确定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再利用TOPSIS法对振兴绩效进行排序。为了更准确地确定各个指标的相对权重,本文利用熵权TOPSIS模型对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30个评价指标进行客观赋权(表1)。

2.2.2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

本文采用fsQCA方法对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差异的影响因子进行组态分析。旅游促进乡村振兴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方法难以区分多个前因变量之间复杂的交互效应,而fsQCA方法专注于多个因素与特定结果的关系,旨在找到导致特定结果的条件组合方式,该种方法能够更全面地解释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机制。

2.3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21和2022年公布的两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为研究对象。囿于数据的可得性,研究样本选取的是2010—2022年198个乡村旅游重点镇(乡)所在的151个地级市、地区、自治州和盟(以下简称市域)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等,借助线性插值法估算部分缺失值。全国旅游重点镇(乡)是经过一段时间开发、发展条件较好的旅游镇(乡),符合本文对于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测度的探索。通过网络检索追溯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发展历程,并聚焦于这些镇(乡)最初发展的核心资源,以最初发展的核心资源为基准,界定乡村旅游重点镇(乡)的类型。

3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绩效测度

3.1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综合绩效评价结果

3.1.1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综合绩效的区域和类型差异

根据我国经济区划“三分法”原则,本文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同时,在经济区划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旅游类型进行划分,将我国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类型划分为东部景区依附型、东部文化遗产型、东部新型三农型,中部景区依附型、中部文化遗产型、中部新型三农型,西部景区依附型、西部文化遗产型以及西部新型三农型,共九大类。
在选取的198个乡村旅游重点镇(乡)所在的151个市域中,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和新型三农型分别为75、38和38个。各类乡村旅游重点镇(乡)中所在的151个市域乡村振兴测度的平均绩效分别为0.324、0.346和0.323(表2),表明各类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不高且相差不大。进一步探究发现,乡村旅游类型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可能被区域辐射效应遮蔽,区位条件对振兴绩效有较大的影响。总体上看,东部各类型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综合绩效均居首位,其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新型三农型分别为0.435、0.433和0.436;中部各类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综合绩效都处于中等水平,其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新型三农型分别为0.288、0.327和0.306;西部各类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综合绩效都位于末端,其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新型三农型分别为0.250、0.225和0.256(表3)。其中,东部3种类型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基本持平;中部文化遗产型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绩效水平较高;而西部则是新型三农型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绩效水平较高。
表2 三类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综合绩效测度

Tab.2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of three types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景区依附型 文化遗产型 新型三农型
区域 测度值 区域 测度值 区域 测度值 区域 测度值
北京市房山区 0.095 安徽省安庆市 0.255 北京市门头沟区 0.413 天津市西青区 0.249
北京市怀柔区 0.745 安徽省黄山市 0.262 北京市顺义区 0.430 河北省廊坊市 0.423
北京市密云区 0.424 安徽省池州市 0.264 天津市蓟州区 0.276 上海市金山区 0.748
北京市延庆区 0.418 江西省南昌市 0.256 河北省保定市 0.420 江苏省常州市 0.426
河北省邢台市 0.432 江西省吉安市 0.245 河北省张家口市 0.418 江苏省南通市 0.418
辽宁省大连市 0.425 江西省上饶市 0.256 上海市宝山区 0.753 山东省济南市 0.420
辽宁省抚顺市 0.426 湖北省武汉市 0.416 浙江省金华市 0.411 山东省泰安市 0.415
辽宁省本溪市 0.421 湖北省宜昌市 0.423 浙江省台州市 0.414 广东省河源市 0.410
辽宁省辽阳市 0.428 湖北省荆门市 0.437 福建省福州市 0.423 广东省潮州市 0.424
上海市崇明区 0.751 湖北省孝感市 0.412 福建省泉州市 0.4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0.423
江苏省南京市 0.418 湖南省湘潭市 0.421 山东省潍坊市 0.429 海南省海口市 0.427
江苏省无锡市 0.423 湖南省衡阳市 0.414 山东省威海市 0.425 山西省大同市 0.243
江苏省镇江市 0.427 四川省成都市 0.254 山东省临沂市 0.418 吉林省通化市 0.242
浙江省宁波市 0.414 四川省宜宾市 0.258 广东省惠州市 0.435 安徽省芜湖市 0.255
浙江省温州市 0.418 四川省广安市 0.248 广东省东莞市 0.423 江西省萍乡市 0.244
浙江省湖州市 0.424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256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0.428 江西省鹰潭市 0.256
浙江省绍兴市 0.410 贵州省毕节市 0.428 山西省晋城市 0.260 河南省洛阳市 0.254
福建省厦门市 0.428 贵州省铜仁市 0.425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085 河南省安阳市 0.256
福建省龙岩市 0.418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0.404 吉林省白城市 0.252 河南省信阳市 0.243
广东省韶关市 0.419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0.413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0.420 湖北省襄阳市 0.429
广东省梅州市 0.421 云南省曲靖市 0.104 黑龙江省黑河市 0.371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0.41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0.427 云南省丽江市 0.094 黑龙江省伊春市 0.368 湖南省张家界市 0.419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 0.414 陕西省延安市 0.427 河南省郑州市 0.259 湖南省永州市 0.418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 0.420 陕西省汉中市 0.422 河南省鹤壁市 0.244 重庆市涪陵区 0.427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 0.423 甘肃省白银市 0.423 湖北省十堰市 0.415 重庆市南岸区 0.414
山西省阳泉市 0.246 甘肃省酒泉市 0.421 湖南省长沙市 0.426 重庆市永川区 0.423
山西省长治市 0.253 甘肃省陇南市 0.421 湖南省郴州市 0.408 四川省南充市 0.253
山西省晋中市 0.249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0.425 四川省攀枝花市 0.262 贵州省贵阳市 0.416
山西省临汾市 0.249 青海省西宁市 0.083 贵州省六盘水市 0.412 贵州省遵义市 0.424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0.084 青海省海东市 0.082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0.322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0.088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0.101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0.093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0.086 陕西省安康市 0.415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0.088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0.088 陕西省咸阳市 0.418 甘肃省武威市 0.421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0.08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0.090 陕西省商洛市 0.403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0.095
吉林省松原市 0.25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 0.090 甘肃省庆阳市 0.433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0.092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 0.26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0.092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0.097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 0.081
黑龙江省大庆市 0.41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 0.09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 0.091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0.087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0.422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 0.10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0.081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 0.107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0.4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 0.100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 0.091
均值 0.324 0.346 0.323
表3 不同区域三类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综合绩效测度

Tab.3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of three types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乡村旅游类型 景区依附型 文化遗产型 新型三农型
区域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综合绩效 0.435 0.288 0.250 0.433 0.327 0.225 0.436 0.306 0.256
表3 东中西部三类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各维度分值

Tab.3 Each dimension scores for three types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类型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乡风文明
东部景区依附型 0.062 0.081 0.062 0.120 0.110
东部文化遗产型 0.063 0.080 0.061 0.120 0.109
东部新型三农型 0.062 0.081 0.062 0.121 0.110
中部景区依附型 0.039 0.055 0.039 0.085 0.070
中部文化遗产型 0.046 0.062 0.045 0.094 0.080
中部新型三农型 0.043 0.058 0.042 0.089 0.074
西部景区依附型 0.034 0.047 0.033 0.076 0.059
西部文化遗产型 0.030 0.043 0.030 0.071 0.052
西部新型三农型 0.034 0.049 0.034 0.078 0.060

3.1.2 乡村振兴综合绩效的时空特征

依据相关政策与文件发现2010、2017、2019和2022年是考察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年份。同时,采用等间距间隔,以市域为尺度在ArcGIS中运用自然断裂法对2010、2013、2016、2017、2019和2022年这6个时间截面的数据进行等级划分(图2),共划分为5级,颜色越深代表数值越高,通过比较分析揭示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规律。
图2 2010—2022年我国部分市域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的空间演化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GS(2023)276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2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performance in som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China,2010-2022

从空间上看,2010—2022年旅游促进乡村振兴达到较高绩效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相对稳定,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基础设施完善、客源市场消费能力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条件。首先,东部沿海和中部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位于第Ⅰ、Ⅱ等级,反映了大都市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普遍高于其他市域。其次,处于第Ⅰ、Ⅱ等级的市域在2013—2017年由点状分散分布向集聚分布格局转变,说明在这期间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在不断提高。但在2019年,处于第Ⅰ、Ⅱ等级的市域分布格局出现了分散化的趋势,部分市域的乡村振兴等级呈现下降态势。这表明部分市域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不稳定,呈现波动趋势。其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部分市域在第Ⅱ等级和第Ⅲ等级之间波动。
从时间上看,运用自然断点法计算出的6个截面数据的等级划分结果显示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5个等级的测度指数保持增长趋势,第Ⅰ等级右区间值由2010年的0.623一直持续增长到2022年的0.881;第Ⅴ等级右区间值由2010年的0.106保持增长到2022年的0.157。对比6个截面等级划分结果发现2017年处于第Ⅱ等级的市域地区数量相较2016年得到大幅度增长,集中表现在湖南、湖北、贵州等中部地区,由此可见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推动了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的增长,间接表明政府政策是影响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

3.2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各维度绩效评价结果

根据上述划分,对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各维度绩效进行分析(图3),结合表3可知:①从区位上看,东部3种类型乡村旅游的各项得分都显著高于中、西部3种类型乡村旅游,而中部3种类型乡村旅游各项得分又略高于西部3类乡村旅游。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各维度绩效很大程度上受到区位条件的影响。区位条件好的市域具有辐射带动作用,为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支撑。②从乡村旅游类型上看,东部3类乡村旅游各项得分基本持平。东部市域具有较大的辐射效应,遮蔽了乡村旅游类型对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各维度绩效的影响。中部3种类型乡村旅游中文化遗产型各项得分都位居首位,其中在生活富裕和乡风文明方面文化遗产型与其他两类的差异相对显著;同时,中部文化遗产型乡村旅游具有的文化溢出效应和经济带动效应驱动了乡村生活空间的振兴。而西部3种类型乡村旅游中新型三农型各项得分位居首位,其中新型三农型在生活富裕方面的分值与其他两种类型有较大差异。新型三农型通过创意性发展西部特色农牧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新型三农型相比其他两种类型乡村旅游在乡村生活空间振兴方面具有较大的驱动作用。
图3 东中西部三类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各维度绩效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ree types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综合来看,东中西部3种类型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5个维度绩效差异明显,从3种类型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各维度分值来看,生活富裕维度分值最高,然后依次是乡风文明、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治理有效。这表明旅游促进乡村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达到较高的振兴绩效,但与此同时,随着旅游不断嵌入,乡村人地关系异化并且三生空间发生重构,旅游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存在不稳定因素,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

4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组态分析

4.1 影响因素指标与模型

乡村振兴是“外源—内源”多要素组合的综合结果,组织保障、基础支持、生态和文化建设等是乡村振兴的有效突破口,同时乡村旅游发展也受乡村经济、文化、环境等多种组合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经济发展因素、组织支持因素、支撑条件因素、民俗文化因素、生态环境因素5个维度构建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表4)。
表4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Tab.4 Indicator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影响因素 一级指标 操作指标 权重
经济发展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 恩格尔系数 0.12
人均可支配收入
客源市场 客源市场规模 0.13
客源市场消费能力
组织支持因素 组织治理 发挥基层政府治理作用 0.11
发展村民自治组织
人才支持 引进“能人”“乡贤” 0.09
培育新型知识农民
支撑条件因素 基础支持 资金支持 0.15
政策制度保障
旅游资源支撑
数字技术支撑 发展智慧农旅 0.07
数字化信息平台
民俗文化因素 文化建设 培育价值观 0.09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保护 0.11
开展民俗文化活动
生态环境因素 生态环境质量 绿色农业生产 0.13
自然环境保护
人居环境优化

4.2 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

4.2.1 变量校准

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数据的实际情况将因果变量的25%、50%和75%分位数分别视为完全不隶属度、交叉点和完全隶属度,并将其转化为0~1的模糊得分[31]

4.2.2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评估的关键标准是一致性需大于0.9。fsQCA3.0测试结果表明(表5),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性值为0.911>0.9)是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其他条件变量一致性值均未达到0.9,由此可得经济发展水平是重要的影响条件。旅游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支撑,强劲的经济实力是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核心条件之一,东部地区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绩效普遍比中西部地区高。因此,可知高经济发展水平是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
表5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影响因素必要条件检验

Tab.5 Test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前因变量 高振兴绩效 低振兴绩效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经济发展水平 0.911 0.831 0.238 0.493
!经济发展水平 0.502 0.512 0.464 0.615
生态环境质量 0.680 0.534 0.515 0.620
!生态环境质量 0.531 0.596 0.539 0.244
基础支持 0.423 0.667 0.589 0.344
!基础支持 0.754 0.579 0.378 0.580
客源市场条件 0.544 0.497 0.727 0.495
!客源市场条件 0.732 0.382 0.349 0.492
组织治理 0.539 0.581 0.684 0.748
!组织治理 0.311 0.430 0.632 0.628
人才支持 0.492 0.583 0.498 0.585
!人才支持 0.638 0.801 0.345 0.467
信息技术支撑 0.382 0.235 0.655 0.638
!信息技术支撑 0.789 0.535 0.534 0.563
文化建设 0.635 0.605 0.453 0.205
!文化建设 0.253 0.621 0.742 0.483
文化传承 0.528 0.535 0.585 0.523
!文化传承 0.492 0.738 0.279 0.583

注:“!”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4.2.3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在充分性分析中,本文参照前人研究选取0.8为一致性阈值、1为频数阈值进行分析[31]。测算结果表明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高、低振兴绩效2个组态,这2个组态总体解的一致性分别为0.895835和0.920313(表6),均高于建议值0.75[31],表明组态结果的有效性。高、低振兴绩效总体解覆盖度分别为0.773245和0.673946,结果表明这4种组态路径是高、低振兴绩效差异的充分条件。进一步分析高振兴绩效组态路径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起核心作用,基础支持、客源市场条件、人才支持等因素起辅助作用。总体上看,高、低振兴绩效产生的原因并不是对立的,这表明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空间差异因果关系具有殊途同归性,不同影响因子的路径组合也可能导致相同的振兴效果。
表6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影响因素的前因组态

Tab.6 Antecedent configuration tests fo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ourism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前因条件 高振兴绩效的组态 低振兴绩效的组态
H1 H2 NH1 NH2
经济发展水平
生态环境质量
基础支持
客源市场条件
组织治理
人才支持
信息技术支撑
文化建设
文化传承
一致性 0.835352 0.942842 0.864343 0.853927
原始覆盖度 0.265846 0.195794 0.746245 0.685245
唯一覆盖度 0.032145 0.013453 0.042958 0.053913
总体解的一致性 0.895835 0.920313
总体解的覆盖度 0.773245 0.673946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席。

4.2.4 促进乡村振兴绩效空间差异的形成原因分析

根据上述4个包含核心条件的组态路径以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根据乡村旅游重点镇(乡)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差异的形成原因。

4.2.4.1 高振兴绩效空间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①支撑条件保障型。组态H1结果显示,在不具备文化建设、生态环境质量等条件时,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条件的组合仍能使旅游促进乡村振兴达到高绩效。支撑条件保障是确保乡村旅游能够得以发展的基础,也是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指标。北京、上海、天津等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与其他市域对比,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占主要优势,其强劲的振兴绩效来源于制度、经济、人才的支持以及庞大客源市场基础。
②文化基础夯实型。组态H2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承和人才支持等的组合能提升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首先,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乡村发展旅游的强劲起点,特色乡土文化能吸引大量游客,从而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如中部文化遗产型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达到较高的振兴绩效)。其次,有效的组织治理是实现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保障。组织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提供资金、政策等支持来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最后,乡村的旅游发展需要人才投入,为旅游促进乡村振兴谋篇布局。综上表明乡村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多样的基础支持是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

4.2.4.2 低振兴绩效空间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①客源市场局限型。组态NH1结果显示,缺乏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必要条件时,虽然生态环境质量良好并且有一定基础支持,但客源市场条件是抑制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在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市域尤为明显(如西部文化遗产型、中部景区依附型)。由于中西部地区与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场有一定距离,游客感知距离远,因此中西部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客源市场的局限性,从而削弱了旅游实践促进乡村振兴的潜力。
②环境质保缺陷型。组态NH2表明,生态环境质量是影响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游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而生态环境质量缺陷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不仅不利于乡村农业的发展,而且也会削弱当地特色自然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西部部分景区依附型属此类型。因此,生态环境质量缺陷是在缺乏经济支持条件下导致低振兴绩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4.2.5 稳健性检验

由于fsQCA方法具有主观性,因此需进行稳健性检验[32]。通过调整频数阈值和一致性阈值,本文对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条件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33]。将阈值由1提高至2,得到的组态与原组态保持一致。此外,将原始一致性由0.80增加至0.85,得到的组态未发生实质变化。上述结果表明本文组态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本文以2021和2022年公布的两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为研究对象,基于三生空间理论,通过梳理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TOPSIS评估乡村振兴绩效,运用自然断点法分析乡村振兴绩效的时空演化格局,同时采用fsQCA方法探讨了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从整体上看,我国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偏低,区域之间乡村绩效差异较大,东部、中部和西部呈递减规律,东部振兴绩效显著高于中西部,中部普遍高于西部。②从2010—2022年的空间六分位图来看,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高的地区呈现出从点状分散向集聚分布格局转变的趋势;部分市域绩效等级出现波动,集中体现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③从乡村旅游类型上看,东部区域辐射效应明显,遮蔽了乡村旅游类型对乡村振兴绩效的影响;中部文化遗产型和西部新型三农型具有较高的乡村振兴绩效。④从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来看,9个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支撑条件保障型”“文化基础夯实型”“客源市场局限型”和“环境质保缺陷型”4种高、低振兴绩效组态路径模式。

5.2 提升路径

新时代推动旅游促进振兴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路径,要围绕乡村三生空间的全面发展,发挥政府、行业、市场、企业和乡村社区的主观能动性,打破振兴要素的波动性,开创乡村旅游发展新局面,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本文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绩效整体上偏低,并且由于支撑条件、文化基础、客源市场以及环境质量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区域间振兴绩效差异较大。因此,本文立足于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多重影响因素,从政府、行业、市场、企业和乡村社区这5个层面提出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提升路径。①政府层面:要加强政策引导,以顶层设计维持乡村振兴要素稳定性。推进乡村“新基建”政策落实,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实现数字乡村建设;催生旅游高质量发展动能,提升乡村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激发乡村旅游创新的潜力,实现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②行业层面:要促进产业融合,以多元拓展扩大振兴影响覆盖面。联动周边旅游企业,搭建合作网络,推动乡村旅游协同发展;优化整合旅游产业链,发挥旅游产业优势,促进产业融合;构建现代化乡村新型产业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多元拓展。③市场层面:要激发市场活力,以宣传优惠提高乡村振兴动力增长率。响应市场需求变化,激活目标市场的购买力;加大宣传优惠力度,降低乡村旅游市场主体的心理距离。④企业层面:要整合现有资源,以合理开发驱动乡村振兴效益最大化。结合当地资源,因地制宜开发利用,达到最佳价值实现点;聚焦政企携手互助,凝聚乡村发展合力。⑤社区层面:要强化自我管理,以内部建设激发乡村振兴机制持续性。强化乡村参与式治理,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创新性传承乡村特色文化,实现乡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加大“三农”队伍建设力度,提高村民文化和数字素养,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

5.3 讨论

本文基于三生空间理论,探讨了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不仅丰富了“三生”空间理论在乡村振兴领域的应用[22],也为理解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23]。此外,本文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揭示了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多重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为进一步探索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多元路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但鉴于数据可取性,本文用于分析的数据只是各个乡村旅游重点镇(乡)所在地级行政区层面的数据,未来可细化到乡镇层面,以更能准确地反映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绩效和多元组态路径。
[1]
胡德宝, 翟晨喆.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逻辑、机制与路径[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2, 13(6):71-85.

[2]
周娜. 乡村振兴视角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探析[J]. 理论探讨, 2022(2):159-164.

[3]
燕连福, 李晓利. 习近平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与理论贡献探析[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3):11-22.

[4]
Chen M, Zhou Y, Huang X, et al. The integration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in China:Origin,reality and future trends[J]. Land, 2021, 10(2):207.

[5]
Geng Y, Liu L, Chen L.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China:A new framework,measurement and forecast[J].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2023, 89:101696.

[6]
徐雪, 王永瑜.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5):129-137.

[7]
杨胜强, 廖和平, 刘洛甫, 等. 重庆市县域乡村振兴水平评价及发展路径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44(5):13-22.

[8]
Shan W, Chen J, Yuan Q, et al. Rural revitalization potentia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of Qinling Mounta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0):2571-2584.

[9]
崔健, 王丹.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三重论域”透视[J]. 农业经济, 2021(5):46-47.

[10]
张祝平. 以文旅融合理念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形成逻辑与路径选择[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7):157-164.

[11]
谢珈, 马晋文, 朱莉.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 企业经济, 2019, 38(11):88-92.

[12]
Sun J, Zhang L, Luo 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Current situation,problems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2):318-334.

[13]
Dai M L, Fan D X F, Wang R, et al. Does rural tourism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An exploration of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rurality[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23, 29:100801.

[14]
董文静, 王昌森, 张震.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研究[J]. 地理科学, 2020, 40(4):628-636.

DOI

[15]
杜岩, 李世泰, 杨洋. 山东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22, 45(3):22-32.

[16]
陶慧, 刘家明, 罗奎, 等. 基于三生空间理念的旅游城镇化地区空间分区研究——以马洋溪生态旅游区为例[J]. 人文地理, 2016, 31(2):153-160.

[17]
单薇, 金晓斌, 冉娜, 等. 江苏省土地利用“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变化与耦合特征分析[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9, 28(7):1541-1551.

[18]
谭敏, 陈浮, 张敏,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乡村综合评析及重构路径研究——以徐州市姚集镇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 2018, 46(4):302-307.

[19]
窦银娣, 叶玮怡, 李伯华,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7):215-224.

DOI

[20]
尹君锋, 宋长青, 石培基, 等. 耦合视角下甘肃省县域乡村“三生”功能协调度的时空跃迁特征与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24, 43(4):874-892.

DOI

[21]
朱媛媛, 余斌, 曾菊新, 等. 国家限制开发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优化——以湖北省五峰县为例[J]. 经济地理, 2015, 35(4):26-32.

[22]
刘佳, 赵青华. 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基于新内源性发展理论的实证检验[J/OL]. 农业技术经济:1-19[2024-05-23].

[23]
陆林, 任以胜, 朱道才, 等.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19, 38(1):102-118.

DOI

[24]
张骁鸣, 保继刚. 旅游发展与乡村变迁:“起点—动力”假说[J]. 旅游学刊, 2009, 24(6):19-24.

[25]
陈佳, 张丽琼, 杨新军, 等.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J]. 地理研究, 2017, 36(9):1709-1724.

DOI

[26]
王淑佳, 孙九霞. 普适道路还是隐形门槛?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3):662-680.

DOI

[27]
徐雪, 王永瑜.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及动态演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39(5):64-83.

[28]
闫周府, 吴方卫. 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经济学家, 2019(6):90-103.

[29]
吴儒练.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4):59-64.

[30]
陈国生, 刘小凤, 蒋淑玲, 等. 湖南省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测度与路径选择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39(5):191-197,206.

DOI

[31]
杨勇, 邹永广, 李媛, 等. 疫情冲击下我国省域旅游经济韧性空间差异与组态影响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2, 38(5):111-120.

[32]
Ragin C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s and Beyo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33]
Pappas I O, Woodside A 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Guidelines for research practice in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market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21, 58:102310.

Outl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