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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8: 97 - 10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8.012

Measurement，Evalu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 SUN Hao , 1, 2 ,
  • CAO Xiaoye 3 ,
  • ZHANG Junying , 4, ※ ,
  • WU Youmeng 5 ,
  • HU Wenjie 6
Expand
  • 1. Modern Business Research Center，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Zhejiang，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 3. Jiashan County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Jiaxing 314100，Zhejiang，China
  • 4.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Changsha 410205，Hunan，China
  • 5. School of Business，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anshan 243002，Anhui，China
  • 6.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Jiangsu，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07

  Revised date: 2024-01-14

  Online published: 2024-09-23

Fold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wo dimensions: prosperity and sharing,constructs the index system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measures and evaluates the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of Zhejiang,and analyzes its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From the overall evaluation,the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has obvious tier differences in Zhejiang. 2) In terms of sub-evaluation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Zhejiang coun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common prosperity type,prosperity type,relatively lagging type,and priority sharing type. 3) From the multi-scale spatial evaluation,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ll the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dices of Zhejiang,with a higher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ortheast of Zhejiang and a lower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southwest of Zhejiang. 4) From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there are significant spatial clus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in Zhejiang by the combined effect of centripetal force and centrifugal force,and spatial spillover follows the law of distance attenuation.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prosperity and shari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ces; county-specific polici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ite this article

SUN Hao , CAO Xiaoye , ZHANG Junying , WU Youmeng , HU Wenjie . Measurement，Evalu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8) : 97 -10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8.012

作为我国行政区划的基础单位和经济、政治等政策执行的基本单元，县域的共同富裕建设对于实现整体共同富裕具有决定性意义[1]。共同富裕包括“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是发展与共享、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2]。共同富裕不仅要求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也要求优化财富分配结构[3]。进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共同富裕不能仅从分配视角看待，它贯穿于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其实质是人的发展[4]。共同富裕追求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让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5]。目前，学界对于共同富裕的测度研究也逐渐丰富。李实认为共同富裕包括收入、财产、基本公共服务3个方面内容，并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进行衡量[6]；刘培林等从共同富裕的内涵出发，通过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方面构建了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并从群体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3个方面衡量了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程度[7]。以上研究主要就共同富裕提出了指标体系，并没有结合数据进行具体的测度。李金昌等从共享性、富裕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了浙江省的共同富裕水平[8]；罗蓉等从“人”“业”“地”3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测度了原连片特困地区505个县域的共同富裕能力水平，认为地区整体共同富裕能力提升[9]。
近年来县域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学界对于县域经济的讨论明显增多。县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前沿阵地[10]。县域经济通过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城乡融合，成为我国促进国内大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11]。当前，我国县域经济总体呈平稳增长趋势，但不同地区的县域间仍具有较大差异[12]。此外，城乡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大、城市户籍制度和农村产权制度等弊端也阻碍了以县域为载体的共同富裕[13]。翟坤周认为东西部县域协作治理能够形成县域经济的增长点、增强县域经济韧性，从而为促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14]；燕连福等认为应通过解决充分性、均衡性、标准性、效率性问题推动县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乡村振兴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能够通过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和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渠道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所以应深化改革进程，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共同富裕[16]。
准确把握区域共同富裕的差异性，有助于区域梯度有序地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17]。同时，因地制宜、分类发展也是适应我国当前经济人口空间大变局的重要发展思路。已有研究论证了以县域为载体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测度县域共同富裕水平便具有了重要现实意义。然而，已有文献虽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和指标体系，但大多数研究的测度维度为整体层面或省域视角，缺乏对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和研究。中国的共同富裕建设应是以县域为基础的共同富裕。县域不仅考虑了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短板即农村共富问题，还能够更深入、更详细地揭示在更小尺度的区域差距。同时，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区，浙江县域共同富裕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文将综合测度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从多维度、多尺度分析其区域特征，为推进国家层面的共同富裕提供启示。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浙江现设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1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地级市），37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33个县（包括1个自治县），共90个县域。因此，本文以浙江省90个县域为样本，以2021年的截面数据 ① 测度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相对程度。部分县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是分城乡统计的，整体居民的数据根据城镇化率加权计算得出，其中：临平区居民收支沿用原余杭区口径；上城区恩格尔系数数据缺失，采用上一期数据替代；杭州部分市辖区小学生师比数据缺失，采用杭州市区数据替代。职工工资弹性中，钱塘区数据采用钱塘新区数据替代，嘉兴市采用规上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替代，部分地级市采用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替代；舟山市职工工资增长率数据缺失，根据前两期数据推算得出。部分区县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数据缺失，笔者根据各市统计年鉴数据手动计算得出。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知识产权局）、各区（县、市）统计局、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市统计年鉴、各区县统计年鉴；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人口普查数据。
参考浙江省统计局的区划原则，在区域划分上，浙江省可分为浙东北地区和浙西南地区，其中浙东北包括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和舟山6个地级市，浙西南包括衢州、金华、台州、丽水和温州5个地级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浙江省可分为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其中人均GDP排名前30的县域为发达地区，包括滨江区、北仑区、岱山县、镇海区、余杭区、嵊泗县、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江北区、柯桥区、钱塘区、鄞州区、奉化区、上虞区、海盐县、平湖市、海曙区、慈溪市、诸暨市、新昌县、定海区、嘉善县、宁海县、长兴县、象山县、秀洲区、普陀区、余姚市、路桥区；山区26个县域为欠发达地区，包括泰顺县、文成县、永嘉县、松阳县、缙云县、三门县、龙泉市、平阳县、天台县、柯城区、青田县、衢江区、莲都区、遂昌县、武义县、开化县、仙居县、龙游县、景宁县、磐安县、江山市、常山县、庆元县、淳安县、云和县、苍南县；除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外的其他34个县域为中等发达地区。

2 县域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

2.1 县域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

测度共同富裕，首先要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已有的众多文献，主要从富裕、共享、可持续发展、个人可行能力、人的全面发展等维度阐释共同富裕的涵义。尽管共同富裕可以延伸出更宽泛的涵义，但居民生活的富裕程度以及居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也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特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国家对建设共同富裕的推进安排，真正将共同富裕从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望转变为公共政策。由此可见，在富裕维度的生产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富裕程度、人的素质提升等，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缩小收入差距，形成共享式发展模式，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我国在当前阶段推动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鉴于此，本文将共同富裕的内涵限定在富裕和共享两个最重要的基本维度，而不过度延伸共同富裕的内涵。
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特征。“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建设关系的指导性纲领。共同富裕对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生产力作为最活跃和最革命的因素，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政府巧妙地处理了效率与公平的权衡问题，总体上坚持了从“重效率”向“重公平”转变的方向。尽管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但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改善生产力和提升经济发展效率，是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即首先要让全体人民富起来。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仅要求物质文明丰富，也要求精神生活的极大发展。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相比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提升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水平，需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共享是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平等，通过促进分配公平，缩小收入差距和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等，提升居民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要坚持共享式发展。回归到效率与公平的权衡问题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中国政府对公平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收入分配的基本制度安排也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重视公平”和“促进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行业间的差距，努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需要说明的是，共同富裕具有丰富的涵义，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法律、保障等多个方面。对基于指标体系的研究而言，很难穷尽某一事物的所有方面。就中国当前推动的共同富裕建设而言，仍处于初级阶段。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富裕仍需要较长时期的发展。因此，本文主要从经济维度测度县域共同富裕，重点考察经济维度的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

2.2 县域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

基于上述关于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解，借鉴孙豪等的研究[18]，本文构建包含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2个一级指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等13个二级指标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表1），其中部分二级指标需要通过三级指标进一步测度。
表1 县域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Tab.1 Index system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方向
富裕程度 经济高质量发展 GDP增长率（%） 1/80 ＋
人均GDP（元/人） 1/80 ＋
科技创新水平 1/80 ＋
需求结构 1/80 ＋
产业结构 1/80 ＋
居民可支配收入 1/16 ＋
消费水平 1/16 ＋
恩格尔系数 1/16 －
城镇化率 1/16 ＋
受教育程度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32 ＋
教育经费占地区GDP比重（%） 1/32 ＋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人/万人） 1/64 ＋
每万人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张/万人） 1/64 ＋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人） 1/64 ＋
小学生师比 1/64 －
人均财政收入 1/16 ＋
共享程度 城乡收入差距 1/10 －
城乡消费差距 1/10 －
收入增长弹性 1/10 ＋
职工工资弹性 1/10 ＋
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 1/10 ＋

注：“+”代表该指标为正向指标，“-”代表该指标为逆向指标。

富裕，既包括物质生活富裕，也包括精神生活富裕。本文选取经济高质量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19-21]、消费水平[22]、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城镇化率[23-24]、受教育程度[17,25]、基本公共服务水平[26]、人均财政收入8个二级指标刻画富裕程度。
共享，是指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享是全民共享，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但又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分配包括公平的分配和不公平的分配，公平的分配也可能导致分配状况的不平等。共享发展是支持和鼓励公平的分配，削弱和减轻不公平的分配，共享与公平正义互为依托、相辅相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左右，收入差距仍处于高位[27]。本文以收入分配差距作为度量共享程度的主要变量，同时从消费差距、收入分配改善程度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价。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距[28]、城乡消费差距、收入增长弹性、职工工资弹性、民生性财政支出比重[29-30]等5个二级指标刻画共享程度。

2.3 县域共同富裕的测度方法

共同富裕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追求目标，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事物。因此，本文测度的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属于相对指数，其主要功能在于区分不同县域共同富裕程度的相对差距。依据上文构建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和县域数据，可通过指标去量纲化、确定指标权重和计算共同富裕指数三步测度出共同富裕指数。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指标去量纲化。改进的功效系数法[31]是指标去量纲化中常用的方法。根据改进的功效系数法，本文将所有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均指数化至40~100范围内。
第二步，确定指标权重。指标的赋权直接影响测度结果，鉴于共同富裕内涵构建的指标体系及对指标选取的设计方法，在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具有同等重要性，结合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综合赋权法等赋权方法的优缺点，参照不同研究方法对指标体系信息的反应状态，并参考孙豪、曾文等的研究[17,32]，本文选择使用等权重方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具体权重赋值见表1。
第三步，计算共同富裕指数。本文利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县域共同富裕指数（Common Prosperity，CP）。计算公式如下：
C P j = ∑ i = 1 n = 13 X i j · w i
式中：CPj为j县域的共同富裕指数；wi为指标i的权重。式中使用表1中的二级指标进行加权。对于部分下设三级指标的二级指标，可先将三级指标加权计算出二级指标，再运用式（1）进行计算。

3 浙江县域共同富裕评价及区域分异

3.1 县域共同富裕的总体评价

根据上文构建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以及测度方法，计算得出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其区间为53.16~80.16（表2），其中滨江区的共同富裕指数最高，常山县的共同富裕指数最低。根据县域共同富裕指数结果，结合浙江县域发展实际，为更好地区分县域发展进程，可将90个县域划分为4个梯队：第一梯队（70 ≤ C P j ≤100），包括滨江区、拱墅区、上城区、西湖区、普陀区5个市辖区，共同富裕程度相对较高，其中前4名均位于杭州市；第二梯队（65 ≤ C P j<70），包括钱塘区、镇海区、余杭区等19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分配相对均衡，第二梯队前5名中有4个县域位于杭州市；第三梯队（60 ≤ C P j<65），包括吴兴区、平湖市、临安区、诸暨市等38个县域，在整个浙江省县域中，共同富裕程度相对较低，且在浙江全省分布较广；第四梯队（40 ≤ C P j<60），包括仙居县、永康市、柯城区、龙泉市等28个县域，大多属于山区26县，县域共同富裕程度低。总体上，第一、二梯队的县域较少，共24个，且大多数（20个，占第一、二梯队的83.3%）县域位于浙东北地区；第三、四梯队的县域较多，共66个，且大多数（41个，占第三、四梯队的62.1%）县域位于浙西南地区。
表2 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指数

Tab.2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of Zhejiang Province

共同富裕指数 梯队 县域
[70，100] 第一梯队 滨江区、拱墅区、上城区、西湖区、普陀区
[65，70） 第二梯队 钱塘区、镇海区、余杭区、萧山区、临平区、鹿城区、鄞州区、龙湾区、瓯海区、柯桥区、南湖区、江北区、海曙区、越城区、海盐县、龙港市、海宁市、桐乡市、富阳区
[60，65） 第三梯队 吴兴区、平湖市、临安区、诸暨市、慈溪市、岱山县、余姚市、北仑区、莲都区、义乌市、嘉善县、东阳市、上虞区、德清县、桐庐县、嵊泗县、长兴县、象山县、椒江区、瑞安市、宁海县、洞头区、新昌县、秀洲区、南浔区、乐清市、永嘉县、定海区、安吉县、温岭市、景宁县、奉化区、临海市、路桥区、嵊州市、金东区、玉环市、黄岩区
[40，60） 第四梯队 仙居县、永康市、柯城区、龙泉市、江山市、青田县、三门县、兰溪市、天台县、婺城区、云和县、浦江县、苍南县、建德市、文成县、缙云县、平阳县、遂昌县、龙游县、庆元县、松阳县、衢江区、开化县、淳安县、武义县、磐安县、泰顺县、常山县
以县域常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份额为权重，加权计算出浙江省平均共同富裕指数为64.10，其中28个县域高于平均值，62个县域低于平均值。全省90个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富裕指数和共享指数的标准差分别为5.33、7.25和5.16，即浙江省县域共享指数的离散程度小于富裕指数的离散程度，全省内部县域富裕程度的相对差距大于共享程度的相对差距。

3.2 县域共同富裕的分项评价

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分项来看：浙江省县域富裕指数区间为49.37~84.00，其中滨江区的富裕指数最高，衢江区的富裕指数最低；浙江省县域共享指数区间为51.76~79.66，其中普陀区的共享指数最高，武义县的共享指数最低。按县域人口份额加权计算的全省平均富裕指数和共享指数分别为65.16和63.05。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数值都是相对数值，在富裕指数与共享指数之间并不具备直接可比性。相对而言，与全省平均共同富裕指数（64.10）相比，富裕是浙江省共同富裕的优势维度，共享则是短板维度。
促进省内县域共同富裕，为全国县域共同富裕建设提供县域示范，是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使命担当。结合浙江省县域的富裕指数和共享指数，以共享指数为横轴、富裕指数为纵轴，可构建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象限图（图1）。以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的均值为划分标准，可将县域共同富裕的发展类型分为4类：共同富裕型、率先富裕型、相对滞后型和优先共享型。具体来看：①共同富裕型县域（第一象限），要求县域在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实现均衡发展，均表现出相对优势。②率先富裕型县域（第二象限），是指在富裕维度表现出相对优势但在共享维度表现为相对劣势的县域。③相对滞后型县域（第三象限），是指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均表现为相对劣势的县域。④优先共享型县域（第四象限），是指在共享维度表现出相对优势但在富裕维度表现为相对劣势的县域。
图1 浙江县域富裕指数与共享指数的象限分布

Fig.1 Four-quadrant graph of prosperity index and sharing index in Zhejiang at the county level

由图1可知，大多数县域（62个）集中在三、四象限，即在县域共同富裕建设方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居民富裕程度，仍是大多数县域发展的优先任务。从区域特征来看，共同富裕型县域主要集中在杭州及杭州周边地区，率先富裕型主要集中在宁波地区，优先共享型主要集中在浙北地区，相对滞后型则比较广泛地分布在浙南地区。

3.3 县域共同富裕的多尺度空间评价

尽管在省际比较中浙江是区域发展相对平衡的省份，事实上浙江内部仍存在较大的区域发展差异。因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经济发展空间结构，对于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浙江省经济地理、行政划分和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本文主要以“浙东北与浙西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地级市”和“区、市、县”为划分依据，从4个不同尺度考察浙江省的区域共同富裕发展状况。类似于上文的测度方法，区域共同富裕指数仍以人口份额为权重进行计算，测度结果见表3。
表3 浙江省区域共同富裕指数与分项指数

Tab.3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its sub-index

维度 区域
（人口份额/%）		 县域
个数
（个）		 共同
富裕
指数		 富裕
指数		 共享
指数
浙江省 全省（100） 90 64.10 65.16 63.05
浙东北与浙西南 浙东北（56.82） 45 66.50 67.90 65.10
浙西南（43.18） 45 60.95 61.55 60.34
发达地区与
欠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37.14） 30 67.25 69.21 65.28
中等地区（47.27） 34 63.70 65.02 62.39
山区26县（15.59） 26 57.83 55.93 59.73
地级市 杭州市（18.63） 13 70.27 72.16 68.38
宁波市（14.60） 10 65.10 68.50 61.70
舟山市（1.78） 4 65.08 61.90 68.27
嘉兴市（8.44） 7 64.86 64.46 65.27
绍兴市（8.16） 6 64.52 64.98 64.06
湖州市（5.21） 5 63.23 63.26 63.21
温州市（14.75） 12 62.80 62.99 62.60
台州市（10.19） 9 60.88 61.30 60.45
金华市（10.89） 9 60.46 63.45 57.46
丽水市（3.85） 9 59.13 57.34 60.91
衢州市（3.50） 6 56.86 54.89 58.83
区、市、县 市辖区（47.96） 37 66.98 69.17 64.79
县级市（30.92） 20 62.70 63.54 61.86
县（21.12） 33 59.62 58.42 60.82
①浙东北与浙西南尺度。浙东北地区多平原，浙西南地区多山地，这是浙江经济地理的基本省情。地形上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明显差异，浙东北和浙西南的区域差异成为浙江省内部区域差异的重要维度。通过测算得到，浙东北、浙西南的共同富裕指数分别为66.50和60.95，浙东北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明显高于浙西南地区。分项上，浙东北在富裕程度（67.90）和共享程度（65.10）上均明显领先于浙西南地区（其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分别为61.55和60.34）。浙东北在共同富裕指数、富裕指数和共享指数上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浙西南则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浙东北地区凭借地理环境、区位条件以及对外开放上的优势率先得到发展。浙西南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利用资源禀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浙东北和浙西南的区域协调发展，成为新时期浙江促进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议题。
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尺度。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富裕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全省的共同富裕进程。对于浙江而言，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点和难点都在山区26县。2021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了《浙江省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将推进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本文将浙江省县域划分为发达地区、中等地区和山区26县3类。测算结果表明，发达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为67.2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中等地区（63.70）和山区26县（57.83）的共同富裕指数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分项上，也呈现出类似的结果：发达地区的富裕指数（69.21）和共享指数（65.28）均为全省最高，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山区26县的富裕指数（55.93）和共享指数（59.73）均为全省最低，且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精准实施“一县一策”，加强山海协作和结对帮扶，推动构建特色产业平台，着力做强主导产业和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是协调区域发展和推动欠发达地区共同富裕建设的政策路径。
③地级市尺度。地级市是政策决策和执行的重要单元。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发展各具特色，分析不同地级市的共同富裕特征，能够更好把握和探索各地级市共同富裕建设的特色道路。测度结果显示，杭州市的共同富裕指数（70.27）为全省最高，也是共同富裕指数唯一高于70.00的地级市，衢州市（56.86）为全省最低，且二者差距较大。杭州市、宁波市、舟山市、嘉兴市、绍兴市5个地级市的共同富裕指数高于全省平均值，其余地级市低于全省平均值。分项上：在富裕维度，杭州市的富裕指数（72.16）仍为全省第一，衢州市的富裕指数（54.89）为全省最低，且只有杭州市（72.16）和宁波市（68.50）的富裕指数高于全省平均值，其他地级市均低于全省平均值；在共享维度，杭州市的共享指数（68.38）为全省第一，金华市的共享指数（57.46）为全省最低，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舟山市5个地级市的共享指数高于全省平均值，其他地级市均低于全省平均值。总体来看，杭州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在全省处于领先位置，且在富裕和共享分项维度上也处于全省领先位置。本文的测度结果，契合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印发的《杭州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行动计划（2021—2025年）》，即杭州市具备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基础和优势。而衢州市、丽水市、金华市等地的共同富裕进程相对较慢，这些地区应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大市场，努力参与“山海协作”工程，优化居民收入分配，促进地区共同富裕建设。
④区、市、县尺度。尽管市辖区、县级市和县都属于县级行政区，但三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市辖区一般为城市的建成区域，即城市市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县级市一般是在县的基础上撤县设市演进而来，经济体量、发展水平、城镇化率等一般都高于县；县在产业结构上，农业比重相对较高，城镇化率相对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低于市辖区和县级市。此外，三者在行政级别、管辖方式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三者的共同富裕程度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对浙江省区、市、县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数测度结果表明：浙江省37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33个县的共同富裕指数分别为66.98、62.70、59.62，只有市辖区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县级市和县的共同富裕水平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分项上，市辖区的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分别为69.17和64.79）都明显高于县级市（分别为63.54和61.86）和县（分别为58.42和60.82），且县级市和县在分项指数上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由此可见，促进县级市和县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县级市和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共享发展程度，是浙江省促进共同富裕建设的重点方向。

3.4 县域共同富裕的空间分布特征

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的空间分布（图2）显示：共同富裕指数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宁波市和温州市；浙东北的共同富裕程度高于浙西南，处于第四梯队的县域主要分布在浙西南的内陆县域。浙江县域富裕指数的空间分布显示：富裕程度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杭州市辖区、宁波市辖区和温州市辖区，以及义乌市；杭州湾区的县域富裕指数高于其他地区。浙江县域共享指数的空间分布显示：共享指数较高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地区，其他地区也有共享指数较高的县域，但分布相对分散，比如普陀区、镇海区、永嘉县、景宁畲族自治县等。
图2 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指数的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in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为进一步探索浙江县域共同富裕的空间格局，探究县域共同富裕的空间集聚情况，按照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生成浙江县域共同富裕的空间冷热点分布图（图3）。图3显示，在共同富裕指数方面，县域共同富裕指数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及其周围区域，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衢州市和丽水市；在富裕指数方面，县域富裕指数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及其周围，以及宁波市，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衢州市和丽水市，并呈带状分布；在共享指数方面，县域共享指数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及其周围，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金华市和衢州市。总体上，浙东北和浙西南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
图3 浙江省县域共同富裕指数的空间冷热点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ld and hot spot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dex in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3.5 县域共同富裕空间分异的形成动因

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在杭州市区及其周边表现为“高—高集聚”，在衢州及其周边区域表现为“低—低集聚”。根据中心—外围理论，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促使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特征。空间邻近效应认为，任何地理事物或者现象之间均存在相关性，且空间距离邻近的事物总比远离的事物具有更高的相关性。这意味着，一个区域的共同富裕发展不仅取决于其自身情况，也依赖于其邻近区域的共同富裕发展情况，主要作用渠道在于邻近区域所产生的共同富裕空间外溢成为一个区域共同富裕发展的重要源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地区带动其他地区共富，即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33]。同时，空间外溢服从距离衰减规律，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表现出显著的距离衰减特征。
从区域冷热点分布来看，县域共同富裕指数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及其周围区域，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衢州市和丽水市。从地理条件来看，浙东北地貌类型以冲积平原为主，水网密布，地势相对平坦，水陆交通便利。而浙西南地区群山盘结，限制了城市主体功能的发挥，交通、通信等条件相对较差，这也限制了浙西南地区县域共同富裕发展。
从区位条件来看，浙东北县域邻近上海，受上海经济辐射影响，与上海经济联系密切，有利于从中吸收先进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相反，浙西南地区的区位条件比浙东北差许多，其毗邻地区均为不发达地区。从创新资源来看，浙东北科教资源丰富，特别是杭州作为经济、文化、科教的中心，积聚了大批创新型人才；而由于科教文化事业不发达等条件限制，浙西南创新水平在本省内相对落后。浙东北各县域具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均优于浙西南地区[34]。

3.6 县域功能类型与共同富裕类型的交叉组合

上文的测度结果显示，县和县级市是共同富裕程度较低的县域，也是促进县域共同富裕的重点。《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指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主要途径之一。城镇化建设和共同富裕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对于城镇化率相对较低的县和县级市，其发展战略选择是在县城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共同富裕。
根据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县城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及人口流失县城5种类型。推进县城建设和发展，需要解决城乡要素流动的一般性问题，以及结合县域实际分类讨论、因地施策的特殊性问题。因此，在科学把握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分类推进县城城镇化，“因县制宜”地促进共同富裕，是县域共同富裕建设的战略选择。
根据浙江省县域的实际情况，参考赵英军等的研究[35]，可将浙江省53个县域（包括20个县级市和33个县）具体区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和人口流失县城4种类型。大城市周边县城主要分布在浙北地区，包括安吉县、德清县、海宁市等9个县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主要分布在浙江西南部，包括淳安县、泰顺县、文成县等12个县域；专业功能县城则相对比较广泛地分布在浙南和沿海地区，包括长兴县、桐庐县、义乌市等31个县域；人口流失县城为嵊泗县。将上文县域共同富裕的4种类型和浙江省53个县域的4种功能类型进行交叉和匹配分析，可具体确定由县域共同富裕类型和县域功能类型确定的县域典型特征，进而为制定“因县制宜”的县域共同富裕发展路径提供依据和支撑。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浙江90个县域为样本，在深入阐释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构建了县域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综合测度了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多维度、多尺度分析了其区域特征。主要结论如下：①从总体评价来看，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具有明显的梯队差异。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区间为53.16~80.16，均值为64.10。其中：滨江区、拱墅区、上城区、西湖区、普陀区5个市辖区的共同富裕程度相对较高，处于第一梯队；钱塘区、镇海区等19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分配相对均衡，处于第二梯队；吴兴区、平湖市等38个县域的共同富裕程度相对较低，处于第三梯队；仙居县、永康市等28个县域共同富裕程度低，处于第四梯队。②从分项评价来看，浙江县域共同富裕可以划分为共同富裕型、率先富裕型、相对滞后型、优先共享型县域4种类型。其中：滨江区、拱墅区等18个县域为共同富裕型县域；鄞州区、江北区等10个县域为率先富裕型县域；武义县、磐安县等42个县域为相对滞后型县域；普陀区、龙港市等20个县域为优先共享型县域。③从多尺度空间评价来看，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浙东北在共同富裕指数、富裕指数和共享指数上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浙西南则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发达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中等地区和山区26县的共同富裕指数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浙江省市辖区共同富裕指数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县级市和县的共同富裕指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④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浙江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存在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在共同富裕指数方面，县域共同富裕指数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及其周围区域，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衢州市和丽水市；在杭州市区及其周边表现为“高—高集聚”，在衢州及其周边区域表现为“低—低集聚”。
县域共同富裕是中国共同富裕建设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艰难的部分。本文对浙江县域共同富裕的测度结果表明，县域共同富裕存在较大差异，且县域共同富裕类型各异，寻找到适合县域实际的发展道路至关重要。本文的研究对县域共同富裕建设具有以下启示：①高质量发展仍是县域共同富裕建设的关键。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共富之路任重道远，要充分认识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具体到县域，整体上，与大中城市共同富裕相比，县域共同富裕程度相对偏低，县域共同富裕建设更是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国县域共同富裕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发展中优化分配，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县域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选择。②在县城城镇化进程中分类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县域共同富裕是整体共同富裕建设的关键，促进共同富裕要重视县域共同富裕建设。当前我国正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这是推进县域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抓手。③因县施策是促进县域共同富裕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国县域类型丰富多样，各县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发展的比较优势，县域要根据自身共同富裕建设的基础情况，结合比较优势，设计符合实际情况的共同富裕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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