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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8: 87 - 9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8.011

Measurement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the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 YANG Heping , 1, 2 ,
  • LI Hongbo , 1, ※ ,
  • XIANG Daoyan 3 ,
  • WANG Tao 1 ,
  • GONG Jiali 1 ,
  • QI Mengna 1
Expand
  •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Hubei，China
  • 2. Party School of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Nanchang 330108，Jiangxi，China
  • 3. 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Yongchuan District Committee of C.P.C，Chongqing 402160，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7-11

  Revised date: 2024-01-16

  Online published: 2024-09-23

Fold

Abstract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key path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is study proposes an evaluation framework,based on the policy agendas of co-construction,sharing,and mutual prosperity,to assess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2011 to 2020. It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y the means of entropy method,spatial autocorrelation,and Dagum Gini coeffici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level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exhibited a complex "rise-fall-rise" trend in 2011-2020.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display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than other regions,while the rank and level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fluctuated widely from year to year,high-value regions were sparsely distributed,it showed a "collapse" phenomenon in the marginal area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2)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spatial clustering patterns or radiation effects with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3)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were relatively obvious,mainly due to the gap between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and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metropolitan area.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it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service sharing,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spatial cooperation.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metropolitan area; population mobil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social security;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ite this article

YANG Heping , LI Hongbo , XIANG Daoyan , WANG Tao , GONG Jiali , QI Mengna . Measurement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the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8) : 87 -9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8.011

同富裕为奋斗目标，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问题阻碍。当前共同富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空间发展的多维不均衡，最大的短板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充分[2]。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45，显著高于美国（1.38）、日本（1.14）、韩国（1.43）等发达国家，即使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1.44、越南的1.49等相比，也明显处于高位区间[3]。在城乡、区域、群体三大差距中，城乡差距的影响更为严重、缓解城乡二元失衡的诉求更为迫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收益更为深远，城乡多维差距已然成为阶段性推进共同富裕的最大掣肘[4-5]。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探索推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城乡人口有序流动、城乡要素统一市场化改革、城乡公共资源普惠配置、县域经济重要载体建设等系统措施[6-7]，极大地促进了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为城乡共同富裕奠定了扎实基础、提供了关键动力、构建了重要路径[8]。本研究基于城乡关系视角考察区域共同富裕水平和发展差异，辨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为识别破解城乡不平衡不充分的融合发展症结、探索城乡共建共享共荣的融合发展路径，提供有益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其概念内涵、重要意义、实践路径和测度方法等展开。在概念内涵方面，共同富裕被认为是在“富裕”和“共享”2个维度上的，全体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整体性概念，涵盖收入分配公平、服务资源普惠、发展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精神文明富足等范畴[4,9]。关于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必然要求[10-11]。在实践路径方面，大量研究从基本经济制度与分配制度、贫困治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数字赋能等角度探讨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诸多路径方式[12-13]，强调解决城乡多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内容[14]。在测度方法上，学者们尝试从过程性指标和发展性指标多个角度构建共同富裕水平的统计监测体系[15]，发现我国整体上共同富裕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空间上由东向西递次减弱且内部分化趋势明显[16-17]。此外，关于共同富裕的影响因子研究表明，提高经济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覆盖等因素对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18-19]。
围绕共同富裕的探讨主要从群体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3个视角切入[5]，其中城乡差距涉及城乡空间在经济、社会与制度上的发展差异，以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目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20]。现有研究认为城乡融合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抓手，开始从资源配置、市场扩展、分配均等和持续保障等方面，论证城乡融合与新时代共同富裕在理论、目标、动力、路径上的契合[21-22]。需要厘清的是，城乡共同富裕这一理论范畴与缩小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等既具备理论关联，也存在明显差异。首先，城乡共同富裕是缩小城乡差距、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缩小差距是现实表征，城乡融合是发展手段，均旨在通过城乡产业扩散、资源要素流动和人口迁移等方式，推进城乡生产力适配新时代城乡生产关系变革。其次，同缩小差距、城乡融合一致，城乡共同富裕的对象着眼于全体城乡人民，不能拘泥于特定人群、特定区域，力图在空间上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差距的缩小，推进发展方式、发展机会、发展成果在城乡间的融合共生。最后，相较于前两者，城乡共同富裕的衡量标准更为系统全面，要求合理渐进地解决城乡收入分配、经济生产、教育医疗、设施配套、生态环境以及精神文明等“量”方面的不均衡问题[23]，在满足城乡居民美好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质”的突破。
因而，作为共同富裕目标在城乡层面的延伸组成，城乡共同富裕是建立在全体城乡人民共同享有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是涵盖物质财富、精神富足和生态基底的共同富裕。如何充分识别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的关键因素，开展对城乡共同富裕实现程度的水平监测，需要从3个方面来明晰标准：①城乡共建维度，要在激发城乡居民积极性的基础上，以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型政府、市场和产业关系，破除人口流动、劳动力就业、资本投资、技术迁移等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持续释放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潜力，优化以县域经济为承载的城乡发展空间布局，形成城乡多元主体共建新局面。②城乡共享维度，城乡共同富裕的价值归依在于城乡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与发展机会，长期以来“先城后乡”的发展理念，导致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配套远远滞后于城镇建设，应强化对城乡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状态评估。③城乡共荣维度，城乡共同富裕不等于低水平的均衡，其中既包含了GDP提升、财政状况优化等方面的国家强盛维度，也包括居民收入增长、恩格尔系数下降、消费升级以及精神富足等方面的人民幸福维度[4]，以更平衡更充分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繁荣。
当前研究仍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关于城乡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还不够完善，大多只停留在理论上探讨城乡融合驱动共同富裕的机理和路径，而从城乡两极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评价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缺乏对历史演进和现实特征的基础掌握；针对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剖析还不够深入，难以实际厘清城乡发展差距的区域关联和贡献来源[24]；已有研究多以省域尺度分析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特征，极易造成尺度内实际差距被“对冲抵消”，忽视了城市群多尺度空间传导和集聚效应的现实发展规律[25]。因此，本文试图在辨析城乡共同富裕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深度考察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特征，系统识别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的区域差异，以期为促进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依据和支撑。

2 研究区、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概况

根据2015年国务院批复同意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及2022年印发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三大城市群为主体，涵盖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孝感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襄阳市、宜昌市、荆州市、荆门市，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衡阳市、娄底市，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鹰潭市、新余市、宜春市、萍乡市、上饶市及抚州市、吉安市的部分县区等3省31市的特大型城市群。在自然地理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中部地理核心；在经济社会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推进东中西产业梯度转移、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经济枢纽；在政策导向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示范、中部地区崛起的重点区域[26]。可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是研究不同地区城乡发展差距、探索城乡融合路径以及推进共享发展成果“扩中”的典型代表区域。自2015年《规划》实施以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经济社会综合实力稳步提高，城市群常住人口超过1.3亿人，GDP达9.39万亿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8个百分点以上。然而，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发展不够平衡、协同一体化发展水平偏低等问题已成为城乡共同富裕的掣肘之处。因此，坚持以城乡共建、城乡共享、城乡共荣，实现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多维协调发展，可为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2 城乡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共同富裕是城乡全体人民的全面共同富裕，蕴藏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区域协同融合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时代希冀[27]。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共同富裕目标的突出矛盾，需要全体城乡人民以共同奋斗的主观能动性，共建共享城乡共荣的发展成果：一方面，城乡“富裕”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强调提高城乡人口、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效率的共建，驱动城乡社会生产力进步；另一方面，城乡“共享”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要求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状态共享；最终，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高度良性互动下，对城乡空间经济、社会、文化、精神等多维共荣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从“城乡共建驱动—城乡共享状态—城乡共荣影响”3个维度18个指标[28-32]，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Tab.1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目标层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权重） 测度方式（单位） 预期属性
城
乡
共
同
富
裕
水
平		 城乡共建
（0.3683）		 土地配置（0.0995） 城镇用地面积/村庄用地面积（对比） 正
人口流动（0.1014） 城镇常住人口数量/农村常住人口数量（对比） 正
劳动力就业（0.0296） 全社会从业人数/城乡总人口 正
产业结构（0.0297） （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产值） 正
资本投资（0.0707）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GDP 正
物流运输（0.0374） 全社会货运总量（包括铁路、公路、水运和民航）（亿t） 正
城乡共享
（0.4959）		 教育资源（0.0995） 市辖区中小学生生均专任教师数/县域中小学生生均专任教师数（对比） 负
医疗条件（0.0736） 市辖区人均享有医疗机构床位数/县域人均床位数（对比） 负
基础设施（0.0766） 交通运输用地面积/城乡总人口（km2/人） 正
公用设施（0.0758）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GDP 正
社会保障（0.0750）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总参险人数/全社会从业人数 正
生态环境（0.0954） 各地区碳排放效率计算结果 正
城乡共荣
（0.1358）		 区域发展（0.0165） GDP/城乡总人口（元/人） 正
财政状况（0.0205）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城乡总人口（元/人） 正
居民收入（0.019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 负
生活水平（0.0220） 各地区恩格尔系数计算结果 负
消费差距（0.0242）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比） 负
精神富裕（0.0329） 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城乡总人口（册/人） 正

2.3 研究方法

2.3.1 熵值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各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权重值，其优点在于能够通过成熟的数学模型有效衡量各个指标信息量的内在规律和“差异驱动”[24]。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形成评价的标准化矩阵；然后计算各项指标的熵，并得到归一化权重系数；最后测算研究单元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

2.3.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常见用以描述某些变量的观测数据在邻近地理单元聚集、扩散现象的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来辨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在整个城市群空间上的集散状态，可分为“高—高”集聚、“高—低”集聚、“低—高”集聚和“低—低”集聚4种模式。

2.3.3 Dagum基尼系数

为克服传统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在样本分组等方面的局限性，借鉴谭燕芝等[17]的处理方法，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内部三大城市群进行区域分组，系统解析区域内差距、区域间差异及其贡献来源。

2.4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2011—2020年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变化，因抚州、吉安仅部分县（区）纳入《规划》中，受限于城乡两级数据可得性，以抚州市和吉安市全市数据进行水平测度，且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3个省直辖县级市因数据缺失过多不计入研究范围，因而本研究案例区样本选定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经济社会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和各城市的历年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其中部分数据如恩格尔系数等由多组数据计算得到。自然地理数据主要来源于自然资源部国土调查成果共享应用服务平台（http://gtdc.mnr.gov.cn）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其中土地利用数据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和未利用土地6种类型，空间分辨率为30 m×30 m。个别年份或城市的数据缺失已通过插值法补齐。

3 结果分析

3.1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时序演化分析

基于熵值法对收集获取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的权重值见表1，综合测算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如图1。研究时段内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整体较低，均值为0.3188，标准差为0.0138，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态势。可能的原因在于2011—2014年中国逐步加大脱贫攻坚政策力度，基础设施改善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得以高速增长；随着2015年《规划》逐步实施，围绕要素集聚、科技创新和服务提升等方面的政策效能率先被城市捕获，区域城乡发展差距略有扩大；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列入国家战略，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势能凸显[33]，城乡共同富裕水平逐年攀升。从三大城市群来看，武汉都市圈自2013年起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持续显著高于其他2个城市群，可能原因是早在2007年武汉都市圈已开始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备先行先试的良好基础，以及较高的城市发展能级，对乡村区域辐射带动的水平和能力明显优于其他2个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综合水平从2013年被长株潭都市圈超过后，在2019—2020年重新回到第二梯队，可能的原因在于2019年大南昌都市圈发展规划颁布实施，其重点任务就是以城乡融合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推动了区域城乡共同富裕水平逐年提升。整体而言，各个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波动趋势与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保持一致。
图1 2011—2020年长江中游和三大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变化

Fig.1 Change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from 2011 to 2020

从具体城市来看，限于篇幅，基于典型年份选取的代表性和时间段周期的均衡性，结合前文测算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在2014年左右、2017年左右达到“上升—下降—上升”波动态势的2个拐点，选择报告2011、2014、2017和2020年4个典型年份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城乡共同富裕水平计算结果（表2），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综合水平划分为5个等级（图2）。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高值区域呈点状分布，其中武汉市和长沙市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排名保持在第1和第2位，而南昌市综合水平明显低于武汉和长沙，其辐射带动城乡共建共享的能力水平还有待提升。综合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于湖南省的益阳市、娄底市和湖北省的荆州市、咸宁市、孝感市以及江西省的上饶市等，其中咸宁市从2011年的17名波动下降至2020年的25名，下降幅度较为明显。而10年间湖北省的襄阳市、黄冈市和江西省的抚州市排名均上升了8个位次，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及排名波动态势较大，空间分布较为分散，省会城市城乡经济和产业发展综合实力相对较强，在吸引农业人口转移、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和促进公共服务城乡共享方面具备明显优势，而三大城市群边缘区域存在“塌陷”现象，城市群区域内城乡协同协作的一体化发展还有待加强。
表2 典型年份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城乡共同富裕水平

Tab.2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each city in typical years

城市 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及排名
2011 排名 2014 排名 2017 排名 2020 排名
武汉 0.7585 1 0.8151 1 0.7973 1 0.8127 1
黄石 0.2998 12 0.3390 11 0.2845 14 0.2471 19
鄂州 0.3196 10 0.3678 8 0.3625 6 0.3569 7
黄冈 0.1826 26 0.2250 25 0.1977 27 0.2502 18
孝感 0.1774 27 0.2418 24 0.2185 25 0.2163 23
咸宁 0.2504 17 0.3278 13 0.2713 17 0.2085 25
襄阳 0.2497 18 0.3731 7 0.3418 8 0.3302 10
宜昌 0.3528 5 0.4387 5 0.4642 3 0.4111 5
荆州 0.1584 28 0.2431 23 0.2327 21 0.2019 26
荆门 0.2447 17 0.3154 15 0.2477 20 0.2390 20
长沙 0.6187 2 0.6136 2 0.6287 2 0.6384 2
株洲 0.3230 7 0.3310 12 0.3511 7 0.3996 6
湘潭 0.3200 9 0.3987 6 0.3060 10 0.2900 14
岳阳 0.2802 15 0.3060 16 0.3026 12 0.2612 16
益阳 0.1937 24 0.2118 27 0.1940 28 0.1706 28
常德 0.2872 14 0.2723 20 0.2747 16 0.2539 17
衡阳 0.2506 16 0.2691 21 0.2478 19 0.2257 22
娄底 0.1882 25 0.2774 19 0.2297 22 0.1793 27
南昌 0.4354 4 0.4909 3 0.4075 5 0.4140 4
九江 0.2980 13 0.2900 18 0.2924 13 0.3449 8
景德镇 0.3447 6 0.3612 10 0.3259 9 0.3104 11
鹰潭 0.3065 11 0.3616 9 0.2631 18 0.2950 13
新余 0.5660 3 0.4702 4 0.4457 4 0.4268 3
宜春 0.2247 21 0.2506 22 0.2271 23 0.2808 15
萍乡 0.3210 8 0.3256 14 0.3051 11 0.3387 9
上饶 0.2121 22 0.1945 28 0.2122 26 0.2107 24
抚州 0.2376 20 0.2975 17 0.2809 15 0.3000 12
吉安 0.1991 23 0.2211 26 0.2244 24 0.2300 21
平均值 0.3072 - 0.3439 - 0.3192 - 0.3158 -
图2 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典型年份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差异

Fig.2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each city in typical year

从子系统发展趋势来看（图3），图3a刻画了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综合水平的构成分布，可以发现整个城市群城乡共建水平和城乡共享水平均表现为“N”型的波动变化，而城乡共荣水平呈现为波动上升趋势。具体到三大城市群，城乡共建水平方面长株潭都市圈均值为0.0903，明显低于其他2个城市群，且表现为持续下降趋势（图3b）；城乡共享水平方面，武汉都市圈（0.1074）>长株潭都市圈（0.1064）>环鄱阳湖城市群（0.1034），且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在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的力度还远远不足，城乡服务共享方面的差距仍未得到有效缩小；城乡共荣方面（图3c），三大城市群均呈现为波动上升态势，在2020年达到极大值（武汉都市圈0.1298，长株潭都市圈0.1238，环鄱阳湖城市群0.1136），表明当前城乡共同富裕的实践更多关注经济社会视角下的收入和消费等易于表征的尺度，在基础设施与服务共享方面有待进一步拓展。
图3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及子系统水平时变趋势

Fig.3 Temporal trend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3.2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关联分析

城市群内部的物质信息交换相对密切，可能会在共同富裕方面产生空间关联，因此运用GeoDa工具计算获取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表3），发现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莫兰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2011年的0.0387提高到2020年的0.0755，但是所有年份的P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即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呈现为随机分布的空间异质格局，暂未形成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
表3 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全局莫兰指数

Tab.3 Global Moran index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2011 to 2020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Moran's I 0.0387 0.0594 0.0526 0.0726 0.0603 0.0594 0.0684 0.0504 0.0361 0.0755
P value 0.5130 0.4033 0.4344 0.3325 0.3859 0.3833 0.3476 0.4310 0.5173 0.3137
图4报告了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局部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结果表明除2013年外，武汉市历年均呈现为“高—低”空间集聚类型，属于整个城市群的高值中心，可能的原因在于武汉市“多中心”的城乡融合区分布结构提高了全市整体城乡融合发展水平[34]，城乡经济融合、交通互联、设施延伸等综合影响下武汉市城乡共同富裕水平远高于周边地区；孝感市在2011—2020年、黄冈市在2016—2018年都是“低—高”类型，属于城市群低值异质中心，区域自身城乡共同富裕水平较低而周边城市综合水平相对较高；其他城市在研究期内均属于不显著类型，结合表2结果，表明其他大部分城市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还处于低值区间，且没有形成协同演变规律与趋势，区域探索城乡共同富裕目标仍处于无序发展状态。可以发现，“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LISA聚类现象整体上不够明显，武汉市综合水平始终处于“一枝独秀”的状态，尚未形成任何“高—高”集聚区域及发展态势，三大城市群内部也暂未发现明显的辐射延伸效应，受限于自身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融合阶段性影响，区域间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协同联动发展机制还不健全，在持续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参与共建、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互通共享，以及城乡居民全面提升获得感等仍待进一步探索有效路径。
图4 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城乡共同富裕水平LISA聚类图

Fig.4 LISA plots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2011-2020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3.3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分析

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刻画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内部三大城市群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变化特征，如图5所示。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体差距从2011年的0.216下降至2014年的0.185，而后波动上升到2019年的0.227，随后2020年快速下降为0.207，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这也与2020年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密切相关。同时，各部分贡献率整体保持稳定，超变密度差距贡献率长期维持第一位置，区域内差距贡献明显高于区域间贡献，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存在明显的交叉重叠现象，区域内外的交互作用对整体区域差异的影响持续增强。
图5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Dagum基尼系数及贡献来源

Fig.5 Dagum Gini coefficient and contribution sources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图6显示了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内差异演变，内部三大城市群呈现出明显的趋势差异。武汉都市圈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内差异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波动态势；长株潭都市圈从2011年0.197下降至2014年0.171，而后逐年上升到2020年最高值0.236，表明长株潭都市圈内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内部区域差异在逐渐扩大；环鄱阳湖城市群则从2011年0.182逐年下降到2020年0.117，区域内部差距缓慢缩小。并且，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都市圈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发展差距均明显高于环鄱阳湖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内部不均衡态势仍然比较严重。
图6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内差异演化

Fig.6 Intra-regional variation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下降—上升—下降”的态势，且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长株潭都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表明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在三大城市群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都市圈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差距问题成为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间差异的主要贡献，这也与前文得出的结论形成呼应，未来需要重点加强整个城市群内部的城乡协同融通。
图7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区域间差异演化

Fig.7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of urban-rur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4 结论与启示

城乡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城乡共建—城乡共享—城乡共荣”维度构建了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测度分析了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变和区域差异，得到以下结论：①2011—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相对较低，整体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态势。内部三大城市群中，武汉都市圈自2013年起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持续显著高于其他2个城市群。从3个子系统来看，观察期内整个城市群城乡共建水平和城乡共享水平均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动变化，而城乡共荣水平呈现为波动上升趋势。从城市尺度来看，观察期内各城市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及排名波动较大，高值区域呈点状分散分布，城市群内城乡协同协作的一体化发展还有待加强。②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暂未形成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呈现为空间异质格局。10年间区域城乡共同富裕水平莫兰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是所有年份的P值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尚未形成集聚发展态势。③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整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但内部三大城市群间的水平差距仍然明显。Dagum基尼系数结果显示整个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从2011年0.216下降至2020年0.207，但下降态势仍不平稳，存在明显波动。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都市圈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发展差距均明显高于环鄱阳湖城市群，且前两者的区域间差异是整个城市群区域间差异的主要贡献来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发展不均衡态势仍需重点关注。
本文基于“城市群—市域”尺度，揭示了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存在的不均衡问题，受传统“以城带乡”模式影响，乡村共同富裕推进主要依赖于城市发展溢出，表现为省会城市及经济相对发达城市的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相对较高，而城市群边缘区域因辐射范围问题则存在“塌陷”现象，不同城市群之间的水平差距非常明显，整个城市群内部的城乡协同融通需要重点加强。首先，应系统识别以城乡融合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深刻辨析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在理论基础、实践策略和时序演进上的逻辑统一，将城乡多维融合作为要素共建、状态共享、城乡共荣的城乡共同富裕目标体系的关键路径，尤其关注3个维度中城乡共享的权重比值接近50%，需重点推进教育、医疗等重要民生领域的城乡融合进度，加快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等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打破城乡社会保障二元格局并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促进城乡生态共同体建设。其次，应加快形成城乡资源统合机制与体系。资源要素市场化流动配置不足一直是城乡差距的“痼疾”，应系统推进以城乡产业互补融合为主干脉络、以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创新为重要手段、协同人口流动、制度改革、资本要素、物流运输和分配机制的资源统合主线，结合地方禀赋特征有机串联城镇产业外溢扩散与乡村产业振兴承接，以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村和农民分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成果。最后，应全面发挥战略叠加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城乡区域协同融通。充分抓住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战略叠加的重大历史契机，发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枢纽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三核三圈三带多节点”空间格局规划，以交通互联性、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强化各个城市群在城乡产业、技术、服务、生态、治理和对外开放等领域互通协作水平，着力缩小武汉都市圈与长株潭都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城乡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距。
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城乡共同富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还可继续完善，市级尺度下城镇和乡村两级数据的获取难度比较大，下一步可考虑结合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固定观察点调研等方式提高数据精度；②研究区域的尺度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到县域乃至乡镇级别，已有研究多以省域或市域为基本单元讨论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水平评价，而过大的尺度极易造成城乡“共同”和城乡“富裕”两个维度在单元内部产生“冲抵”，而使现实存在的城乡发展差距“被平均”，尤其是当前部分城乡融合发展试点区域（如江西省鹰潭市国家级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在推进过程中主要通过县域乃至乡镇级别的片区试点，遵循从“试点效果”上升到“区域经验”的逻辑进路，需要进一步提高问题研究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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