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8: 17 - 2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8.003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Three Major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s to Play the Role of Engine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 WU Aizhi , 1 ,
  • LYU Shuang 2 ,
  • LI Guoping , 2, ※
Expand
  • 1. Librar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 2. School of Govern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8-02

  Revised date: 2024-08-17

  Online published: 2024-09-23

Fold

Abstract

As China's economy transitions from rapi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innovation has been the core driving force behind economic advancemen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plicitly emphasized the need to "promote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the Yangtze River Delta,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other regions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engin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reviewing studies on innovation-driv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s engines of such growth,this article built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driven mechanism model of three major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s being engines of Chines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t analyze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basi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ree major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s to become engin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analysis,it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the role of three major coastal agglomerations as innovation-driven engine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research support and experience refere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three major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s as engines,and promote the Chines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ree major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ngine; innovation-driven

Cite this article

WU Aizhi , LYU Shuang , LI Guoping .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Three Major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s to Play the Role of Engine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8) : 17 -2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8.003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迈向创新驱动阶段，创新已经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群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与区域主体，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三大沿海城市群（以下简称沿海三大城市群） ① ，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强大的创新基础，已经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地区以及创新辐射源头。沿海三大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实力和人口聚集表现最为强势的地区，区域面积占全国的7.84%，而2023年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却分别占到全国的30.56%和42.60%。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更是明确提出“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因此，对创新驱动沿海三大城市群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

1.1 创新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中[1]，这是Schumpeter从企业生产视角论述的创新概念。创新驱动更多的是依靠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激励创新制度等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2]，是创造新的增长要素，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继Solow[3]和Romer[4]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建立理论模型之后，众多国内外学者就研发投资对劳动生产率[5]、全要素生产率[6-7]以及经济增长[8]等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都证明，科技创新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地区经济高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从机理上来看，创新通过技术和制度等要素来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要素的整体协同，进而驱动区域的高质量发展[9]。
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学界对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理进行了研究，基于价值链和产业链视角，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技术轨道、市场轨道和全产业链创新来实现[10]，其中技术进步是主要路径，体现为科技创新会改变社会分工和需求结构，使不同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差异，改造传统产业并催生新产业[11]。也有研究基于省级数据实证，认为技术和制度相互匹配形成双轮驱动，通过加强高技术产业集聚、刺激地区市场的消费需求、推动人口老龄化水平提升等路径来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12]。
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创新驱动也是加快形成新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13]。党的十八大也提出，中国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从企业视角来看，知识创新通过对经营管理状况、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层次三方面的作用影响企业生产函数，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增强产业、区域乃至国家的竞争优势，最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14]。从空间溢出角度来研究，创新驱动能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也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间接带动邻近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15]。

1.2 创新驱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城市群是区域创新的核心空间载体，一方面集聚了大多数创新资源，另一方面城市间具有地理、技术、组织邻近等优越条件，更容易通过分工合作产生协同效应[16]。国内外对创新驱动城市群发展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认为城市群是区域创新系统在特定地理空间的体现，是由政府、企业、高校、行业机构等不同主体组成的相互分工联系的复杂创新组织[17]。城市群通过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提升本地积累的知识、技术与技能，影响着区域未来技术发展的轨道和方向[18]，驱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另一种是从网络视角研究城市群内创新联系的演化规律，刻画了城市群内跨地区的协同创新、多维邻近性等问题[19-20]，主张城市群由具有不同创新能力的城市组成，城市间具有地理邻近、制度邻近等优势，便于实现技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共享以及基于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协作[16]，因此更有利于创新驱动城市群整体高质量发展。沿海三大城市群的科技创新能力处于我国领先地位，承担着推动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通过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沿海三大城市群正在逐步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经济发展的龙头区域，成为提升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键空间载体。

1.3 城市群具备承担国家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基础

在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逐渐转向量质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21]。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在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22]。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承担着集聚经济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区域竞争力等多重职能，其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也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3]。城市群通过空间集聚效应，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24]。城市群不仅在自身经济提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更通过辐射效应推动了周边区域的共同发展。依托人口流动、产业转移扩散和交通发展等主要辐射路径，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推动区域产业升级和创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绿色发展、政策和制度创新等，城市群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动力源，并通过其空间结构优化和功能整合提升来提高发展水平和辐射能力，从而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良性循环[25]。

2 沿海三大城市群成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创新机制模型

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的核心在于依托自身强大的经济发展基础，充分发挥城市群在资源配置中的引领性作用。与其他城市群相比，沿海三大城市群凭借雄厚的创新基础，将技术、人才、知识、制度等创新要素和优质的创新体系，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在带动全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中发挥动力源作用。图1构建了沿海三大城市群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的创新驱动机制模型。
图1 沿海三大城市群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的创新驱动机制模型

Fig.1 Innovation-driven mechanism model for three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s being engines of Chines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首先，沿海三大城市群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是其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的源动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3》显示，北京、粤港澳大湾区和上海的国际创新中心指数在综合排名的城市（都市圈）排名中分别是第3、6和10位 ① ，显示了强势的科学中心、创新高地和创新生态的领先优势。京津冀城市群2023年GDP超过10万亿元，拥有2.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个国家级和省级高新科技产业集群，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区已成为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同时，该区是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人才最为密集的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稳步上升，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由2013年的3.42%上升到2022年的4.28%，拥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人数占全国的比重接近50%。长三角城市群2023年GDP总量超过30万亿元，集聚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世界500强企业；区内9座GDP万亿城市，集聚了全国约30%的高新技术企业，25家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不仅具有领先的经济规模，而且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表现尤为出色，为长三角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企业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2023年GDP总量超过14万亿元，坐拥多所全球前50的大学、9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6万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其次，沿海三大城市群完善的创新体系是其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的重要保障。沿海三大城市群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创新体系，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区域协同等多个方面。2014年以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京津冀城市群发生显著变化，北京首都功能更加优化，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网络加速了城市间的要素流动，京津冀1 h交通圈已经形成；区域产业链和创新链不断融合发展，城市的产业功能不断明确，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正在加快构建，助推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则在多年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上海都市区和南京、杭州、宁波、苏锡常、合肥五大都市圈，市场主体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成效显著，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成就显著；每年的发明专利授权量约占全国的1/3，各城市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不断上升，铁路网和高铁网密度分别是全国的近2.5和4.5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则强调打造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依托港澳加强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国际合作，加强大湾区“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与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协同，以及各城市间战略支柱产业集群与战略新兴产业集群的协同，深圳、广州、香港、佛山等城市不断做强做大，合作网络整体联系强度不断提高[26]；区域间协同创新取得突破进展，构筑了“两点两廊”（即以深港河套、珠海横琴为点，以广深港、广珠澳为科技创新走廊）的科技创新空间布局。
最后，沿海三大城市群日益增强的创新辐射也在其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中具有关键性影响力。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要载体的发展时代，这些区域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重要支撑单元[27]。沿海三大城市群作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基于自身拥有的丰富创新资源和完善的创新体系，通过创新辐射效应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与科技发展。首先，创新要素资源的高效集聚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沿海三大城市群产业链的延伸和创新链的融合促进了创新辐射带动效应的发挥，高新技术催生新产业的产生和发展，通过相对发达地区科技和产业的带动作用，实现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整体水平[28]。其次，创新体制机制的完善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群的辐射带动效应。随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深入实施，京津冀城市群的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不断发展，2023年北京对京外的技术转移额在津冀的比重为15.1%，接近85%的对外技术转移额流向国内其他地区，有力支撑了全国高质量发展[29]。长三角城市群不仅在内部形成了高度的产业分工合作，还通过技术转移和协同创新将创新成果向周边扩散。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打造“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实现了产业链上下游的无缝对接，不仅增强了区域内部竞争力，也使得创新成果更广泛地惠及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沿海三大城市群的创新辐射效应不仅体现为促进区域内部的经济和科技进步，更通过外部扩散效应引导区域产业分工和空间结构优化，提升区域产业创新的整体效能。

3 沿海三大城市群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进展与问题剖析

沿海三大城市群依托其创新基础和产业发展优势，在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同时通过创新辐射对全国高质量发展产生了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近年来，沿海三大城市群在科技创新能力、创新辐射带动作用、经济增长份额、新兴产业发展和创新空间载体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1 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城市间差距较大

2013—2022年，沿海三大城市群研发投入强度持续增加，京津冀、长三角和广东省研发投入强度分别提高了0.85、0.80和1.10个百分点，2022年研发投入强度分别达到4.28%、3.24%和3.41%，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6%）（图2）。基础研究日益得到重视，2022年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的比重分别为12.27%、5.90%和5.43%，相比于2013年分别提高了3.66、1.83和3.09个百分点。表明沿海三大城市群在强化研发投入的同时，愈加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为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创新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图2 2013—2022年京津冀、长三角、广东省和全国研发投入强度和基础研究占比演变

注：1.数据来源2014—202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为统一数据口径，并考虑到香港、澳门数据获取限制，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在数据分析部分使用广东省数据。图3、图4同。

Fig.2 Evolution of R&D intensity and proportion of basic research in Beijing-Tianjin-Hebei，the Yangtze River Delta,Guangdong Province,and China (2013-2022)

就创新产出水平而言，2013—2022年，京津冀、长三角和广东省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涨幅分别为268.53%、148.19%和391.27%，科技创新能力得到大幅提升。2022年，京津冀、长三角和广东省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分别达到38.96、133.90和83.73万件，总和占全国全部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的61.07%。说明沿海三大城市群在专利产出方面的增长速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显著提升了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沿海三大城市群在整体上展现出了强劲的科技创新能力，但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创新能力仍然存在显著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研发投入强度上，还体现在专利产出等创新成果的数量上。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北京市在创新源头培育方面遥遥领先于天津市和河北省。2022年，北京的研发投入强度达到6.49%，显著高于天津和河北，分别为两者的1.91倍和3.36倍。这一差距在创新产出方面也有明显反映：同年，北京的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达到20.27万件，是天津的2.83倍，是河北的1.76倍。这种内部创新能力的不均衡可能导致区域协同创新的效率降低，进而影响城市群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整体贡献。因此，如何缩小城市群内各地区之间的创新差距，提升区域内的协同创新能力，成为未来区域创新政策的重要议题之一。

3.2 创新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提高了全国其他地区的整体实力

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自2019年起公布全国各省级行政区技术流向，2019—2023年，沿海三大城市群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项数、成交额均显著增长，反映出这些地区在全国创新体系中的日益重要地位（图3）。从技术合同成交额来看，京津冀、长三角和广东省在研究期间的增长幅度分别达到了75.33%、275.63%和73.94%，2023年成交额分别为12248.59、15894.62和3866.78亿元，共占全国52.07%，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增幅超过京津冀、广东省的3倍以上，在推动技术输出和创新方面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大的市场需求。在技术合同成交项数方面，京津冀、长三角和广东省分别增长了38.00%、101.59%和44.82%，2023年分别达到14.40、24.93和4.83万项，共占全国总成交项数的46.68%。这种增长不仅反映了沿海三大城市群在国内技术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也表明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对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的重要贡献。在跨境科技合作方面，截至2022年底，广东省科技经费跨境拨付累计超过3.7亿元，与香港、澳门组织实施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累计支持300多个项目 ① 。这一跨境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广东省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地位，推动了大湾区内技术与创新资源的有效整合。
图3 2019—2023年京津冀、长三角和广东省输出技术合同成交演变

注：数据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Fig.3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contract transactions exported from Beijing-Tianjin-Hebei，the Yangtze River Delta，and Guangdong Province (2019-2023)

沿海三大城市群在技术输出方面的成效显著提高了全国其他地区的整体实力，也造成自身相对优势的逐渐减弱。2019—2023年，京津冀和广东省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下降了11.26和3.64个百分点，长三角城市群虽上升了6.96个百分点，但增长速度趋缓，表明其技术输出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的领先优势在逐步减弱。这一趋势在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项占全国的比重也有所体现，京津冀和广东省也分别下降了6.33和1.78个百分点，长三角城市群虽然上升了0.81个百分点，但这一增幅仍相对较小。

3.3 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2013—2023年，京津冀、长三角和广东省GDP增幅分别达到88.73%、117.16%和117.07%，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下降了3.52、7.08和6.8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则分别上升了9.59、8.80和7.34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沿海三大城市群经济发展正在向更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转型，地区经济增长更依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2022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沿海三大城市群共有26个集群入选，合占全国总数的57.78%，这反映出沿海三大城市群的传统制造业正在向高端或智能制造转型，表明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30]。
从高技术产业发展来看，京津冀城市群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从2018年的9576.39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3122.2亿元，整体呈现增长趋势，特别是在2021年达到15813.92亿元（图4）。长三角城市群的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从2018年的45214.07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64948.8亿元，展现了稳定且显著的增长趋势，表现最为突出，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提升了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也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这一趋势不仅有助于增强区域内部的经济韧性，还对全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图4 2019—2023年京津冀、长三角和广东省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2019—2023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Fig.4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the Yangtze River Delta，and Guangdong Province (2019-2023)

尽管沿海三大城市群在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相对地位却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全国比重方面，京津冀城市群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且在近年来表现出较大的波动。2022年，京津冀城市群的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下降至6.05%，其在全国高技术产业中的相对贡献依然有限。相较之下，长三角和广东省的高技术产业在全国的占比虽然较高，但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的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占全国比重接近30%，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然而，广东省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尽管其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在2018—2021年期间逐步增长，但在2022年出现了下滑，在全国占比也从2018年的29.78%下降至2022年的24.70%。这表明广东在全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地位相对弱化，在应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压力。这一趋势对沿海三大城市群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应将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作为核心议题之一，通过持续加大科技支撑力度和优化产业结构，推动高技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其在全国乃至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从而维持并提升经济质量的相对优势。

3.4 创新空间载体建设成效显著，但辐射带动作用仍需增强

为了全面推动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沿海三大城市群通过建设和优化创新示范区、科创走廊和高新技术产业园等空间载体，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质量。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4年中国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和《园区高质量发展百强榜单（2024）》，沿海三大城市群共有50个园区进入全国百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和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可看出三大城市群的创新空间载体建设成效。①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高质量发展百强之首，在过去十年内取得了显著成就。根据《中关村指数2023》，中关村企业2022年总收入达到8.7万亿元，占全国国家高新区的1/6，吸引300多家跨国公司设立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并通过在天津、河北两地构建园区或建设分院分园等形式，带动北京创新成果向津冀两地流动、转移和扩散，发挥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作用。②“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依托G60高速和沪苏湖高铁等交通大动脉，串联起上海、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和合肥9个城市，2023年贡献了全国1/15的GDP、1/7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超1/5的科创板上市企业[31]，打破了行政壁垒，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度整合，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了优势互补的产业集群；通过强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支持新材料、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③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连接了香港、澳门与广东省内的多个创新节点，如深圳市的南山科技园、广州市的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和珠海市的横琴新区等，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的集聚地。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22）》，2017—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公开总量176.90万件，年复合增长率达14.46%，远高于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此外，沿海三大城市群间开始不断寻求创新合作联动新机制与模式，如北京大学上海临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上海北大科技园旨在依托北京大学的科研实力和创新资源，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科技合作的深入开展；南沙复旦国际科创园奠基，上海、广州两地科研机构围绕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两大核心领域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的联动；北京亦庄京广协同创新产业园项目将推动京广协同发展和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合作。
尽管沿海三大城市群内已经建立了多个创新空间载体，但这些载体的跨区域辐射带动作用仍然受到诸多限制。首先，跨区域的政策协调不足，导致资源共享和创新成果的转移转化仍然面临障碍，创新成果难以在更大范围内扩散和应用。其次，沿海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创新空间载体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各地区之间的联动合作尚未充分展开，影响了区域间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有限。此外，部分创新空间载体还存在定位和功能上的同质化问题，由于各地在创新载体建设过程中缺乏差异化发展策略，许多创新空间载体未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导致资源浪费和功能重叠，限制了创新空间载体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这些问题已经对创新空间载体的功能发挥产生了负面影响，成为制约沿海三大城市群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城市群是国内区域发展格局中发展最成熟的经济增长极，承载着要素集聚、经济辐射与带动的重要功能，也是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沿海三大城市群凭借丰富的创新资源、完善的创新体系，以及日益增强的创新辐射等创新基础，理应发挥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作用。本研究构建了沿海三大城市群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的创新驱动机制模型，通过技术、人才、知识、制度等创新要素和优质创新体系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全国范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此同时，沿海三大城市群在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效，但仍有问题与不足存在。为此，本研究认为，未来要实现创新驱动沿海三大城市群成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目标，仍需在以下方面发力：
第一，加快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以及发挥好全国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提升城市群自身科技创新能力是创新驱动其成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的根本，要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4个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抓手，提升沿海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水平。首先要明确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定位。通过完善国家战略体系，促进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新型研发机构、高水平高校院所、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共同发展和相互协同。构建多层次协同创新机制，推动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打破科研单位之间的“信息孤岛”，进一步促进科技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其次，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水平，充分利用现有创新资源与政策优势，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推动原始创新突破，特别是在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科技领域取得领先优势。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是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保障，沿海三大城市群应紧抓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机遇，优化创新环境，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供创新创业支持服务等，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创新成果的快速产业化，提升城市群科技创新能力及辐射带动作用。
第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依托地缘优势增强辐射带动能力以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首先是加大力度促进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推进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核心城市的创新成果在城市群内部地区转化，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的链条式发展。其次，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将创新链的科研、开发、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例如，京津冀城市群应将天津滨海新区和河北雄安新区作为产业链的延伸地，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布局，着力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有效衔接，提升城市群内部的协同创新能力。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创新，如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上下游企业的合作研发，共同攻关技术瓶颈，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沿海三大城市群各自拥有独特的地理和经济优势，充分灵活利用地缘优势，可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成为所在大区域的重要辐射源。京津冀城市群具备连接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战略优势，不仅可以促进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还能够在北方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依托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城市群可在支撑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市场一体化将区域进行高效连接，尤其是武汉、长沙、南昌等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进而促进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对华南地区具有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可以加强与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的经济联动和资源共享。
第三，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突破口，创新合作模式助推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跨地域合作将成为推动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发展速度快，且对产业链的要求较高，需要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形成强大的技术联盟。在布局上优先选择具有高技术含量和巨大市场潜力的重点产业链，如人工智能、5G通信、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形成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围绕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九大未来产业，沿海三大城市群应通过加强优势互补和分工合作，通过整合创新和产业资源、搭建创新平台、引进高端人才等方式提前布局，支持和培育这些产业的发展。同时，探索和创新产业合作模式，充分发挥沿海三大城市群的创新引领作用，推动全国产业的联动和共同发展。在此过程中，要注重提升重要空间节点、跨界区域的产业支撑能力，避免因便捷的合作渠道带来核心城市加大对非核心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产业和人口的“虹吸效应”，以增强创新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第四，推广与创新借鉴沿海三大城市群积累形成的先进体制机制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全国高质量发展，推广和创新借鉴沿海三大城市群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体制机制经验至关重要。比如，面向高端科技创新人才的人才政策，应根据不同城市群的科技重点产业、特色高新技术产业等人才市场需求，合理调整高等院校的学科领域，强化科技与产业人才的“定向”培养；健全跨城市群人才的多向流动机制，统一区域内职称资格、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业资格等人才评价标准，实行资质互认，政策共享。在产权发展方面，建设共同产权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至关重要，建立技术信息发布平台，实时公布技术成果信息；建立互联互通的区域共同产权市场，在信息披露、项目推介、投资人引进、会员资源等方面，实现标准统一与资源共享；设立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案件处理中心，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构建区域产权交易联盟，合作打造区域知识产权统一的互联网展示、交易平台，提高技术交易效率。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消除行政审批、政府职能执行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Schumpeter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2.

[2]
洪银兴. 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J]. 经济学家, 2013(1):5-11.

[3]
Solow R 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7, 38(3):312-320.

[4]
Romer P M. Increase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5):1002-1037.

[5]
Lichtenberg F R. R&D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R]. NBER Working Paper,1992.

[6]
Coe D, Helpman 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 39 (5):859-887.

[7]
Guellec D, Bruno P.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chnology analyzed with patent data[J]. Region Policy, 2001, 30(8):1253-1266.

[8]
杨开忠, 范博凯.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相对衰落的创新地理基础[J]. 地理学报, 2022, 77(6):1320-1388.

DOI

[9]
张治河, 郭星, 易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机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9(6):39-46.

[10]
张银银, 黄彬. 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5(3):107-112.

[11]
周叔莲, 王伟光.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 管理世界, 2001(5):70-78,89,216.

[12]
钟诗韵, 徐晔, 谭利. 双轮创新驱动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 管理学刊, 2022, 35(1):70-85.

[13]
马克. 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J]. 社会科学战线, 2013(3):1-8.

[14]
刘新竹. 知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理[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6(3):104-108.

[15]
周一成, 廖信林. 创新驱动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吗——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J]. 财会月刊, 2019(18):131-138.

[16]
孙瑜康, 李国平, 吕爽. 京津冀城市群知识基础的演化过程与动力机制研究[J]. 地理研究, 2023, 42(7):1743-1760.

DOI

[17]
Coenen L, Asheim B, Bugge M M, et al. Advancing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What does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bring to the policy tabl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Politics and Space, 2017, 35(4):600-620.

[18]
Asheim B T, Coenen L. Knowledge base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Comparing Nordic clusters[J]. Research Policy, 2005, 34(8):1173-1190.

[19]
Bathelt H, Malmberg A, Maskell P. Clusters and knowledge:Local buzz,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1):31-56.

[20]
Boschma R.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A critical assessment[J]. Regional Studies, 2005, 39(1):61-74.

[21]
习近平.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J]. 求是, 2019(24):1-5.

[22]
李国平, 崔丹. 我国城市群人口和经济承载力及其提升策略[J]. 改革, 2022(7):37-48.

[23]
任保平. 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路径与政策转型[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3):81-90,193.

[24]
傅利平, 张恩泽, 黄旭. 创新资源集聚、区域协同创新与京津冀高质量发展[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4, 45(2):35-50.

[25]
肖金成, 李博雅. 城市群对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J]. 开发研究, 2020(1):38-46.

[26]
唐承辉, 张衔春. 全球城市区域合作网络结构演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2):25-34.

DOI

[27]
方创琳.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镇化与城市群取得的重要进展与展望[J]. 经济地理, 2018, 38(9):1-9.

DOI

[28]
周伟, 安树伟. 产业转移与联动升级促进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N]. 光明日报,2023-10-17(11).

[29]
李国平, 吕爽.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回顾及展望[J]. 河北学刊, 2024, 44(1):60-69.

[30]
滕堂伟, 史磊, 鲍涵, 等. 三大城市群数字技术专利创新网络演化比较研究[J]. 经济地理, 2024, 44(4):100-109,120.

DOI

[31]
李国平, 吕爽. 京津冀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4, 26(3):27-37.

[32]
谢卫群.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激活创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5-24(12).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