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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8: 8 - 1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8.002

Identification and Spatial Layout of the Source-sink Function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 JIN Fengjun , 1, 2 ,
  • YE Zhicong , 1, 2, ※ ,
  • CHEN Zhuo 1 ,
  • MA Li 1, 2 ,
  • WANG Xiaonan 1, 2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31

  Revised date: 2024-08-16

  Online published: 2024-09-23

Fold

Abstract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is a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hina has gradually formed a NQPF strategic framework integrating policy support,factor allocation,and industry guida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evolution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NQPF,identifies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rce-sink functions,and explores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policy guidance for different functional types,including development centers,sources,reservoirs,and hinterlands.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ing: 1) The development of NQPF exhibits the spatial convergence of industry and innovation,spatial dependence on locational advantages,and diversification of factor flow patterns. These effects contribute to the regional source-sink functions of factor coupling,efficacy differentiation,and scale nesting. 2) During the study period,the sink and source functions of NQPF in China exhibited an uneven distributionpattern that is higher in the north of China than that in the south of China,and higher in the south of China than that in the north of China,respectively. It forms eastern,southern,northern,and western functional zones. Therefore,it is essential to implement policies that align with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resource endowment of different regions,foster a combination of source-sink functions,leverag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and coordinate cross-regional layout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actor agglomeration; source-sink function; spatial organization; innovation-driv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ite this article

JIN Fengjun , YE Zhicong , CHEN Zhuo , MA Li , WANG Xiaonan . Identification and Spatial Layout of the Source-sink Function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New Era of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8) : 8 -1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8.002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并引发广泛讨论。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条件、要素内涵和形成路径展开了初步研究[1]。同时，针对新质生产力的测度评价也逐渐兴起，已有研究主要通过指标体系[2]、投入—产出[3]、社会网络[4]等分析方法识别并刻画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组织结构特征，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区域发展的影响[5-6]，但较少从因地制宜层面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地域分异规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是“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由于地区间存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的要素组合特征等差异，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路径不尽相同。因此，根据我国各地资源禀赋、产业与科研基础等条件，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对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文从源—汇功能的分析视角，系统梳理新质生产力的演进与空间组织特征，根据其中的要素流动规律提出新质生产力源—汇功能甄别方法并刻画我国的源—汇功能格局，据此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指引，以期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区域布局优化提供参考。

1 新质生产力的演进与空间组织

1.1 战略背景

新质生产力源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基本内涵体现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并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作为核心标志。“新”与“质”是构成其内涵的两个关键维度。其中，新相对于旧，指新质生产力聚焦于超越传统生产力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服务和新模式；质相对于量，强调在传统生产力的量变基础上实现高素质、高品质和高质态等质变提升。两者相互作用促进生产力实现颠覆性变革，是新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质生产力是锚定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提出的发展战略。早在20世纪末，我国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托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等理念，逐步构建了政策支持、要素配置、产业引领相互交织的新质生产力战略框架（图1）。
图1 新质生产力形成背景的关键理念与相关政策

Fig.1 Key insights and polici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

案（草案）》《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先后出台，提出构建科技成果与社会资本的互动桥梁，依托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和企业设立双创示范基地。2016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正式发布，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战略支撑，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战略。2019年起，工信部逐年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审核，通过奖补政策、国家基金等手段引导资本支持新兴企业发展。2024年，《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印发，引导投资促进科技型企业成长。通过推动上述政策，科研院校、创新型企业、创业投资机构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行为主体间相互支撑的格局得以逐步完善。
②结合区域布局与市场化改革优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在区域优化布局上，201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支持自创区建设；2022年，工信部公布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加速建设梯次培育体系，同年，启动“东数西算”工程，形成大数据中心体系总体布局。在市场化改革上，202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随后，《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等文件先后出台，引导生产要素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以市场为主、政府引导的方式促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与数实融合。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不断强化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路径中的关键作用。
③依托传统制造业与新兴经济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2015年，《中国制造2025》正式印发，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进入“十四五”以来，《“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先后印发，持续推动我国制造业整体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引导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支撑新型工业化推进。以上述战略规划为基础，我国逐渐明确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阶段性目标与重点领域，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新的动力。

1.2 要素构成与空间组织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把握新一轮工业技术革命历史机遇的关键举措。自18世纪起，全球生产力在历次工业技术革命中经历了从低级至高级、从量变到质变的波浪式演进过程[7]。这一过程对生产要素形态及其空间配置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8]（图2）。在要素构成上，劳动者经历了机械化工人、流水线工人、信息化工人的转变，与新质生产力匹配的是作为科技创新产出主体的高素质劳动者；劳动资料由简单机器、高效生产线发展到计算机网络，新质生产力将持续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技术劳动资料广泛应用；劳动对象从加工原材料、机械化设备演变为定制化产品，新质生产力将促进新材料、新能源等转化为新兴劳动对象，并促进数字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图2 新质生产力要素构成与空间组织的演进历程

Fig.2 Evolution of NQPF factor composition and their spatial organization

在空间组织上，第一次工业技术革命开启了工业化进程，机械化工厂取代传统手工作坊成为生产要素的主要集散地；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显著加快了城市化步伐，机器大生产引发城市人口爆炸式增长，促进城市等级体系发育完善；第三次工业技术革命推动人类进入信息全球化时代，城市和区域间的物质、能量、人员与信息交流强化了网络结构，占据枢纽地位的城市成为具备全球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世界城市。相较于传统生产力引发的经济集散模式，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将引发产业链和创新链的空间收敛、经济区位优势的空间依赖、要素流动模式的多元化等效应，进而塑造并强化新质生产要素在区域中的汇聚、孵化、转化和扩散能力。
①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的空间收敛。创新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有效沟通能够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有机衔接与融合，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9]。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产业链和创新链协同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创新集群对新创企业有明显吸引力[10-11]。然而，目前我国双链协同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产业链布局的“南快北慢”特征与创新基础设施的北方优势之间存在不匹配[12]，城市群创新与生产中心在不同环节存在空间错位等[13]。
②强化经济区位优势的空间依赖。科技创新能力的形成依赖于特定创新环境，以及创新主体等优势要素的空间组合或汇聚[14]。因此，新质生产要素会由于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发展政策等差异粘结在不同地区。2012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趋向多维分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经济社会要素的主要承载空间[15]。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构成了新兴产业投资与技术合作的基底[16-17]。这些城市群的科技创新潜力和经济基础有利于汇聚创新要素与培育未来产业，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高地[18]。
③引导要素流动模式的多元化。新质生产要素的知识属性和数字特征增强了其复制性和流动性，有助于打破空间约束，形成多元化的要素流动模式。例如，移动办公让人力资源的支持不受地域限制，新兴设备可通过远程遥控实现高效率自动化生产，数字平台将促进数据和技术在不同地区传播等[19]。同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通过重塑创新要素的聚集形态，改变传统经济模式与区域格局[20]。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扩大了要素流动和知识溢出的空间范围，核心区域集聚与新兴中心扩散的并行态势愈发明显[21]。

2 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源—汇功能

2.1 基本属性

在开放系统中，生产要素、知识技术与产品商品的流动塑造了各地区的源—汇节点功能，聚集和扩散能力均衡且强大的地区将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地区可以吸收其溢出效应，进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9,14]。从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属性看，地理邻近的创新主体在长期生产与创新活动中塑造出特定的关系资产和地方制度，强化了技术本底和创新系统的空间异质性；同时，地区间的关系邻近促进了跨界技术交换与组合，塑造出特定的产业与创新空间格局。基于此，本文从源—汇功能的分析视角，甄别地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特征。
①地区作为新质生产力“汇”的功能体现在对高素质劳动者、高技术劳动资料、新兴劳动对象等新质生产要素的持续吸引和孵化能力。新质生产要素的地理集聚为知识产出提供了必要的邻近性和专业化条件，催生的创新环境也为技术培育提供了所需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保障。其中，以高学历人才为主导的高素质劳动者是颠覆性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反映了地区自主学习与研发能力；由各类新兴技术所表征的高技术劳动资料反映了地区技术储备，通过诱发知识技术重新组合，形成多元化技术体系促进创新；以新材料、新能源、大数据等作为劳动对象的新兴企业是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直接表征，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升级进程。
②地区作为新质生产力“源”的功能体现在不断增强各类新质生产要素的向外辐射和扩散能力。知识经济时代下的“源”不仅是向外输送和流出生产要素，更表现在通过合作交流、技术转化和产品推广等形式提高影响力和控制力，并带动其他地区实现生产力跃迁。其中，高素质劳动者的跨区域交流合作能够传播先进知识和管理技能，为不同地区提供高水平人力资源支持；高技术劳动资料扩散能够促进地区间创新技术转移，增强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22]；新兴劳动对象扩散主要表征为地区产出各类新兴产品的能力，通过将新兴产品销售至广阔市场，从而增强自身在新兴生产和服务领域的影响力[9]。
③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源—汇”转化效率体现在地区集聚和孵化新质生产要素，并以此向外扩散和输出更多新质生产要素的能力。提高各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的源—汇转化效率，是生产要素趋于集聚、区域发展不断分化背景下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人才和企业在发达地区的大量堆积可能导致集聚不经济，降低创新转化效率，造成资源浪费[19]。因此，要强化更多地区在创新资源中的优势地位，并在促进本地创新成果转化的同时将成果转化经验分享至其他地区，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23]。

2.2 地理内涵与功能类型

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具有的产业和创新空间收敛、区位优势空间依赖、要素流动模式多元化等空间效应，赋予了地区源—汇功能要素耦合性、功效分异性、尺度嵌套性等内涵（图3）。
图3 新质生产力源—汇功能的主要空间特征与类型

Fig.3 Mai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NQPF’s source-sink functions

①源—汇功能的实现依赖于要素空间配置的耦合协调。新质生产力既涵盖要素各自的质态演变，也包括要素间的优化配置与组合关系。从汇的功能看，生产要素相互匹配并以合理比例投入生产过程是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关键步骤，要素失衡可能降低效能，或阻碍知识积累向技术转化的良性循环。在产业与创新活动空间收敛的背景下，地区需同时提升企业吸引与人才培养等能力。从源的功能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将对城市体系空间结构产生深远影响，需统筹考虑人、物、信息、资金等要素的全局网络[4]。地区如果在多方面具备区域控制力，其核心枢纽地位将显著增强要素的协调与互补效应。
②源—汇功能及其转化效率受区位优势影响存在空间分异。优势区位的空间依赖会孕育兼具源、汇功能的区域中心，或强化地区特定功能。城市群作为创新资源的集聚地，将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区域[23]。中西部地区难以兼顾各类新质生产要素，但可以依托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等优势，提升特定要素的转化效率，如通过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促进技术转化等。随着区域科技创新水平差距扩大[9]和区域创新协作板块化特征显现[24]，明确不同地区在新质生产力布局中的分工定位，对于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具有基础性作用。
③要素流动形成不同尺度下源—汇功能节点的差异表征。我国依托产业园区、中心城市等功能节点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旨在发挥节点的区域带动作用[25]。在这种多尺度嵌套结构中，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要依托功能节点与辐射区域的协同效应。国家层面上，各地基于要素富集程度和发展潜力形成分工互补的创新格局，提升国家整体效能；城市群层面上，中心城市构建产学研一体的创新体系，并与其他城市开展知识合作、技术转化和产业协作，提升竞争合力；城市层面上，形成大企业集聚、科研院所研发、中小企业创业等多元创新空间格局[26]。
因此，区域节点将呈现不同的源—汇功能类型：①源—汇功能均衡且强大的节点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心，重点通过提升本地源—汇转化效率，扩大要素的腹地与辐射范围，增强其引领与带动作用；②扩散、转化和输出要素等功能突出的节点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策源地，重点通过深度嵌入区域生产与创新网络，吸引更多要素汇聚，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③集聚、孵化和吸引要素等功能突出的节点将成为新质生产力蓄水池，重点通过改革制度环境，加强科技研发与应用，提高生产与转化效能；④源—汇功能相对薄弱的腹地构成了区域基底，其中一些节点在源—汇转化效率上具有特定优势，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潜在孵化基地，能够通过挖掘特定优势领域提升功能水平。

3 我国新质生产力的源—汇功能格局

3.1 测度方法

根据新质生产力源—汇功能的主要表征，以2010和2020年我国内地366个城市（含336个地级及以上市域和30个省直辖县） ① 为研究单元，从高素质劳动者、高技术劳动资料和新兴劳动对象3个维度入手，构建新质生产力源—汇功能甄别的指标体系（表1）。选取6项指标反映汇的功能，其中人才密度和占比反映高素质劳动者的集聚程度[27]；技术创新规模和多样性反映高技术劳动资料的储备规模，以万人发明授权专利数量和发明授权专利中新兴产业大类个数表征；新兴劳动对象的富集水平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实存企业密度和规模表征，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和节能环保7个行业。选取6项指标反映源的功能，其中人才合作强度和广度反映高素质劳动者向外溢出知识的能力，以与其他城市合作发表论文数量和与该城市合作发表论文的城市个数表征[17]；技术扩散规模和多样性反映高技术劳动资料向实际生产过程的渗透和转化程度，以发明授权专利转让数量和发明授权专利转让中新兴产业大类个数表征[22]；产品规模和多样性反映新兴劳动对象形成和输出产品的水平，鉴于国家级高新区是新兴产业载体且覆盖多数创新资源丰富城市，以其工业增加值与主导产业个数表征。此外，由于专利授权、论文合作、企业创生等活动可能存在时间滞后而导致某一年度数据波动，采用2010—2013、2020—2023年时间窗口，对原始数据进行4年加总取均值处理。
表1 新质生产力源—汇功能甄别的指标体系

Tab.1 Indicator system for NQPF’s source-sink functions

功能 表征 指标 定义及说明 数据来源
新质生产力的汇 汇聚智力人才 人才密度 城市单位面积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数量 中国人口普查资料
人才占比 城市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数比例
储备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规模 城市万人发明授权专利数量 Incopat数据库
技术创新多样性 城市发明授权专利中新兴产业大类个数
吸引新兴企业 企业密度 城市每千人战略性新兴产业实存企业数量 天眼查数据库
企业规模 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实存企业数量
新质生产力的源 开展知识交流 人才合作强度 城市与其他城市合作发表论文数量 Web of Science数据库
人才合作广度 与该城市合作发表论文的城市个数
转化技术成果 技术扩散规模 城市转让发明授权专利数量 Incopat数据库
技术扩散多样性 城市转让发明授权专利中新兴产业大类个数
形成新兴产品 产品规模 城市国家级高新区工业增加值 中国火炬统计年鉴
产品多样性 城市国家级高新区主导产业类型个数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首先，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各城市源、汇功能的耦合协调水平。步骤如下：对原始指标取对数值，再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别测算城市源、汇功能下，3种新质生产要素表征的耦合协调度。本文认为表征各要素的2项指标同等重要，因此取其均值；3种表征也同等重要，取相同权重。之后，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计算各城市源—汇转化效率，所采用模型为改进后的SBM模型，投入与产出变量分别为表征汇与源的6项指标。耦合协调度与投入产出效率的取值范围均为[0,1]，值越大说明要素协调水平、转化效率越高。
其次，根据城市源—汇功能与转化效率甄别功能类型。以源、汇功能耦合协调度是否达到前100位为标准，将其甄别为4种功能：①发展中心，即城市源、汇功能均达标；②策源地，即城市仅源的功能达标；③蓄水池，即城市仅汇的功能达标；④腹地，即城市源、汇功能均未达标。在此基础上，根据源—汇转化效率是否达到前100位，将4种功能细分为高效能与低效能2类。高效能城市能将吸纳的新质生产要素有效扩散至其他地区；低效能城市虽然集聚要素，但对应的输出与转化能力相对较弱。

3.2 时空格局

从汇的功能看，全国耦合协调水平呈“东部>中部>西北和东北>西部地区”的整体特征，2010年以来，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优势地位不断突出，中部、西北和东北地区提升显著，耦合协调水平良好（>0.60）地区从省会城市扩展、连绵至中东部地区大部分城市（图4）。从源的功能看，全国耦合协调水平呈“东部和中部>东北>西部地区”的整体特征，省会城市保持了优势地位，耦合协调水平良好地区在东部城市之间形成分片趋势，东部沿海与长江沿线地区提升较明显。
图4 我国新质生产力源—汇功能的时空演化特征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1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5同。

Fig.4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NQPF's source-sink functions in China

对比来看，汇与源的功能分别呈“北高南低”与“南高北低”特征。北方地区在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院下属研究所等创新基础设施数量上占据优势地位[12]，较南方地区可吸纳更多知识型人才，积累更多技术创新成果。同时，西北地区汇聚新质生产要素的能力有明显提升，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外流速度快，而教育普及和人才流入使当地人才规模增速高于人口规模增速[27]，进而改善了新质生产要素的相对富集程度。例如，2010—2020年，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5个省份中有25个（占47%）城市的人才规模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人口规模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南方地区在创新型企业与研发机构等产业孵化载体分布上具有优势。截至2023年，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排名前10的省份中，南方地区分别占7个和8个，较北方地区可更快实现专利成果转化与产品市场投放。
基于2020年各城市源—汇功能与转化效率排名，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甄别功能类型（图5）。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心有明显的省会偏好与沿海指向性，除拉萨和呼和浩特以外的省会城市、江苏全境、山东与浙江多数城市的功能类型为发展中心，但其中高效能城市占比少，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省会与沿海城市是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的重点地区，在科研机构、产业园区等创新载体的空间配置和制度创新上具有优势，从而得以不断强化自身的源—汇节点地位。②新质生产力的策源地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与长江经济带，且后者相对密集。江西、湖北、广东、河南、四川和山东等省份存在多个策源地城市，多分布在城市群外围，均为高效能。2016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先后出台推动了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通过技术合作、产业转移等形式提高了外围城市转化科技成果、生产新兴产品的能力。③新质生产力的蓄水池大部分位于东部省份，集中在山东、安徽与浙江，且邻近济南、南京、合肥、杭州等省会城市，多为低效能。东部省份拥有较好的产业基础、服务设施、科教资源等区位条件，有利于集聚科技型人才和创新型企业，但部分后发城市缺乏成熟的创新技术环境，无法进一步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内生势能。④新质生产力的腹地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高效能的潜在孵化基地多紧邻中心城市。这些潜在孵化基地受益于地理邻近，在企业衍生、劳动力流动等途径推动下更有机会接受来自中心城市的知识扩散，因此能在较小的集聚规模下激发和改善当地产业创新能力和转化效率。
图5 我国新质生产力源—汇功能甄别与分区布局

Fig.5 Func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zoning of NQPF's source-sink functions in China

4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指引

根据新质生产力源—汇空间格局，将我国划分为东、南、北和西部四大功能区，各地应立足自身发展定位和资源禀赋，因地施策，形成源汇耦合、优势互补、跨区协同的分区布局。
①东部功能区：覆盖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安徽，源—汇耦合协调水平高，但转化效率有待提升，且存在大量溢出效应相对不足的蓄水池城市。新时期应在保持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强化要素转化能力与区域带动作用，重点包括：围绕长三角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布设企业研发中心、创新孵化基地，培育多元化创业投资主体，充分激发区域创新活力；积极开展跨区域项目合作交流与园区共建新模式探索，提高知识、技术、产品输出强度和覆盖范围；结合各地产业优势，瞄准蓝海市场，选取特定科学技术领域重点攻关，将本地集聚的人才、技术和企业转化为实际的新兴产品，促进产业体系成熟。
②南部功能区：包含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依托省会城市构成分布式发展中心，且存在许多要素转化与扩散能力显著的策源地城市。新时期应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能力，织密技术合作与产业协同网络，重点包括：聚焦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各类国家级产业集群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平台，探索技术成果共享与转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体制机制改革；通过科研合作、技术转移、高等教育机构共建、创新企业跨城布局等多种方式，撬动中南部省份的科技创新潜力，缩小与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提升南方功能区新质生产要素的整体集散能力。
③北部功能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南、陕西、黑龙江等11个省份，形成以京津冀城市群为核心，中原、关中平原、哈长等七大城市群为节点的“中心—外围”格局，腹地中的潜在孵化基地较多。新时期要依托首都都市圈中心地位和创新资源独特优势，引导外围地区实现生产力跃迁，重点包括：努力提升京津冀城市群内各类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开放与共享程度，促进科技创新资源优化整合的乘数效应；与外围城市群加强产业转移与承接工作，提高首都圈的要素流动效率，通过级联作用带动其他城市群内的发展中心与潜在孵化基地在各自优势产业基础上实现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④西部功能区：涵盖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新疆等8个省份，支点为成渝城市群构成的双核发展中心，其他地区除省会城市外基本属于新质生产力腹地。新时期要进一步促进新质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与其他功能区深化技术合作与产业梯度转移，重点包括：强化成渝城市群的新质生产要素枢纽地位，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东数西算”大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促进新兴技术应用与新兴产业孵化；合理引导新质生产要素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就地布局，围绕生态、能源和国土安全等领域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5 结论与展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引发产业和创新链的空间收敛、经济区位优势的空间依赖、要素流动模式的多元化等空间效应，进而在开放的区域系统中塑造并强化各地区的源—汇节点功能，推动区域间高质量的协调发展。本文以我国内地36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高素质劳动者、高技术劳动资料、新兴劳动对象3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揭示了我国新质生产力源—汇功能的时空演化特征，甄别出发展中心、策源地、蓄水池和腹地4种功能类型，能够为因地施策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有益参考。
未来，新质生产力战略布局要充分考虑各地发展定位、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构建本地要素适配、地区优势互补、区间协同合作的发展模式。为此，仍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性研究：一是基于产业与创新空间的演化规律，分析城市群及城市内部源—汇功能节点的空间分异；二是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视角，刻画全国新质生产力源—汇功能网络格局、结构和机制；三是协同评估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和引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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