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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6: 213 - 22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6.022

Symbiotic Evolu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n Typical Counties of Rural Tourism in Yangtze River Delta

  • HUANG Tai , 1, 2 ,
  • WEI Man , 1, 2, ※ ,
  • XI Jianchao 3
Expand
  • 1.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Jiangsu，China
  • 2. Academ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Research，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Jiangsu，China
  •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2-31

  Revised date: 2024-04-20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4

Fold

Abstract

Based on symbiosis theory,taking 60 typical rural tourism coun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s exampl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the symbiotic evolu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using the methods of Lotka-Volterra model,symbiotic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at the county level from 2000 to 2021.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inuous benign symbiotic evolution in typical counties of rural tour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wns obviously drive the rural development,and rural areas are gradually catching up with towns. 2) Central cities can better lead the symbiotic development of towns and rural areas in typical counties of rural tourism,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formed a county town-countryside symbiotic development spatial pattern with Shanghai,Hangzhou,Ningbo and Nanjing as the core and radiating around. 3) The symbiotic evolu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n typical counties of rural tourism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Gap narrowing of urban-rural income and tourism resource endowment are not absolute promoting factors,bu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tourism market scale,tourism talent construction and moderate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control ability ca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ymbiotic evolu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rural area; common prosperity; urban-rural symbiosis development; symbiotic evolution; tourism; government regulation

Cite this article

HUANG Tai , WEI Man , XI Jianchao . Symbiotic Evolu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n Typical Counties of Rural Tourism in Yangtze River Delt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6) : 213 -22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6.022

城乡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迈向共同富裕的新起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乡村共同富裕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亟需突破的重点短板问题。城乡共生发展路径能够有效促进乡村地区实现共同富裕，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乡村振兴，提出通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一方面，县域新型城镇化被认为是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以县城为载体，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另一方面，乡村共同富裕是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支撑，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愿意在乡村安居乐业，为城镇发展提供高质量生产、生活资料支持。各地积极探索县域城乡共生的丰富实践，乡村旅游地依托优质旅游资源禀赋，发挥旅游产业流动性功能，使得城乡互动加深与要素交换[2]。然而，乡村旅游发展是区域多要素交互作用的开放性经济活动，因权力和利益的交织可能产生乡村文化胁迫、旅游开发决策困境、人才吸引难题和利益分配矛盾[3-4]等问题，使得城乡发展不均衡、要素流动不畅和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等，进而导致县域城乡共生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立足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实际，精准把握乡村旅游典型县城镇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地区的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特征，对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和推动实现城乡共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工业化背景下城市迅速扩张发展，造成城市、乡村地域系统各类问题，城乡共生发展能够缓解甚至化解“城市病”“乡村病”[5-6]，因而城乡关系始终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近年来，随着城乡关系不断深化，城乡互动关联的理论被提出，如共生理论[7-8]、社会再生产理论[9]、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10]等，在理论逐渐完善的基础上，探索城镇和乡村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化。当前，学者们多基于政策回溯和现实表征，认为新型城镇化能够促进实现乡村共同富裕[11-12]，但较少探讨乡村共同富裕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乡村振兴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集中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演化特征[13-14]、新型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与机制[15-16]，尺度多集中于省域[14-15]和市域[13,16]，县域尺度研究相对较少。然而，乡村振兴与乡村共同富裕有一定区别，乡村共同富裕是在乡村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强调乡村发展的公平共享性[17-18]。因而，县域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共同富裕的互动关系更加深刻地体现了城镇和乡村的协调均衡发展程度，适时厘清二者共生演进的深层逻辑，可以提高既有研究的系统性和延续性。
我国学者紧跟国家战略需求，聚焦乡村地域系统及其关键性的旅游科学问题，推动乡村旅游与城乡关系的互动作用研究深化。目前，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构建新型城乡关系[2]、推动城乡共同富裕[19]、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21-22]等方面。部分学者认为乡村旅游能够跨越城乡地域边界和打破文化壁垒，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流动，乡村和城市被逐步打造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2,19-20]。但中国各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乡村旅游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效果不佳的问题[21-22]。因而，在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情境下，缺乏乡村旅游推动城乡共生演进以及内在驱动机制等研究。
综上，随着城乡关系的不断深入，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逐渐兴起，乡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研究亟需丰富，尤其是县域尺度的定量分析；已有研究认为乡村旅游能够推动城乡共生发展，但乡村旅游县域内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尚未被充分解析，二者的共生演进机制与实现路径仍有待探索。鉴于此，本文基于共生理论内涵与方法，以长三角地区60个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以下简称示范县）为例，采用熵值法、Lotka-Volterra物种竞争模型、共生协调度指数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and Tempor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TWR）等方法，测度2000—2021年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模式、水平与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新时代县域城乡共同富裕理论体系，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参考借鉴。

1 理论分析框架

城镇和乡村是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符合共生规律的有机系统，共生理论适用于解析乡村旅游推动城镇和乡村不断融合发展的基础逻辑。共生理论揭示共生单元之间共同生存发展的现象，即共生单元基于共生环境向外传递共生效应，从而与其他共生单元之间按某种共生行为和组织模式形成共生关系[4,7-8,23]，因而能对复杂系统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基于共生理论内涵，本文构建“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效应—共生结果”的共生框架解析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机制（图1）。
图1 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的分析框架

Fig.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symbiotic evolu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n typical counties of rural tourism

①城镇与乡村是县域基本共生单元，是共生关系形成的主体。乡村旅游发展能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等在城镇和乡村地域系统之间不断进行物质生产和能量交换。
②城镇和乡村通过赖以生存的共生环境分别实现新型城镇化、乡村共同富裕。县域内城镇发展以发展质量、可持续性为前提[24]，新型城镇化在公共建设、经济发展、人口就业、生态环境等共生环境[24-27]支持下有序进行；共同富裕是总体富裕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人享有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全民、全面、共建共享的富裕生活[28-29]，乡村以“共同”“富裕”为实现目标，以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生态环境、公共建设、发展成果共享为共生环境[29-33]，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③共生效应是城乡单元借助共生环境实现共生结果所产生的一系列中间促进作用。一方面，县域新型城镇化在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要素的同时，为乡村旅游地提供消费市场和集散空间，促进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普惠普及，鼓励支持旅游人才下乡返乡，引导社会资本和数字技术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乡村共同富裕进程中，乡村将山水林田湖草等旅游资源整体规划和深度融合，构筑生态绿色屏障，也为城镇居民提供休闲空间，参与乡村旅游的本地居民向城镇旅游者提供农产品、手工艺品等生活生产用品，且部分乡村人口在城镇寻求就业机会使工资性收入不断提高。
④共生结果是在城乡要素循环流动中，各县逐渐形成不同的共生模式和共生水平。共生模式包括互利、偏利、偏害、寄生、互害、无关6类[23]，共生水平包括高、较高、一般、较低、低5种，当城乡之间形成健康的共生关系时，共生水平越高，城乡共生演进程度越优。
⑤城乡共生演进受多要素影响，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亟需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精准发力，如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政府调控等社会经济因素[14,25]以及旅游市场规模、资源禀赋、人才建设等旅游发展因素[34]。

2 研究区、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概况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开展乡村旅游，是整合城乡优势资源和畅通城乡要素循环的重要路径，能够破解乡村旅游地发展不充分问题和实现产业兴旺。2010年原农业部、原国家旅游局《关于开展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全国休闲农业示范点创建活动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实施。示范县形成一定规模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聚集区，统筹城乡要素和优化旅游业发展，其不仅能促进乡村人口集聚和综合发展，而且还能加快县域城镇开发、美化城镇环境、传承和创新城镇文化等，持续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截至2022年，在农业农村部已公布的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名单（共八批）中，长三角地区共计60个。这些县域乡村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区位优势明显、旅游市场广阔，本文选择其作为研究区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2.2 指标体系构建

2.2.1 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新阶段，县域新型城镇化涵盖人口、社会、经济、生态等多方面[24-27]，要求高质量和可持续性的统一[24]，即需要高质量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需持续提升社会发展活力和创造力。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4-27]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重点内容，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维度构建县域城镇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表1）。在发展质量维度，公共建设供给水平的提升是县域城镇发展的重要支撑，选取人均医疗服务[26-27]、医疗保障比例[24]、路网密度[26-27]等指标；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粗放式发展转向的迫切需求，选取人均GDP[26-27]、人均收入[24]、产业结构[25]等指标。在可持续性维度，人口就业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基础，选取人口比例和密度[26-27]、就业失业情况[26-27]等指标；生态环境是谋求新型城镇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路径，选取绿化覆盖率[27]、人均绿地面积[27]等指标。
表1 县域城镇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level of towns in counties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指标（单位） 指标描述 指标属性 参考文献
发展质量 公共建设 城镇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床/万人） （城镇人口/总人口）×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 [26-27]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比例（%）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城镇总人口 + [24]
城镇路网密度（km/km2） 县域路网密度 + [26-27]
经济发展 城镇人均GDP（万元/人） GDP/总人口 + [26-27]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元/人）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 [24]
城镇产业结构优化情况（%） 第二、三产业产值/县域GDP + [25]
可持续性 人口就业 城镇人口占比（%） 城镇居民常住人口/居民常住总人口 + [26-27]
城镇人口密度（人/km2） 城镇居民常住人口/建成区面积 + [26-27]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占比（%）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数/总从业人数 + [26-27]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失业人口/城镇总人口 - [27]
生态环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27]
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人） 城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27]

2.2.2 县域乡村共同富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将共同富裕界定为“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学术界普遍认为“富裕”“共同”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29-33]。本文根据政策和学术界成果，从“富裕”和“共同”维度遴选指标，构建县域乡村地区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表2）。
表2 县域乡村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Tab.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of rural areas in counties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指标（单位） 指标描述 指标属性 参考文献
富裕 经济发展 乡村人均GDP（元/人） GDP/总人口 + [29-30]
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29,31]
乡村人均消费支出（元/人）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 + [29,31]
乡村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29,31]
文化教育 乡村人均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册/人） 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总人口 + [29,31]
乡村人均拥有教育经费（元/人） 农村人均教育经费 + [29-30]
乡村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比例（%）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总人口 + [31-32]
乡村传统文化基础（个） 乡村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 [33]
生态环境 乡村森林覆盖率（%） 县域森林覆盖率 + [29]
乡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县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32]
乡村环境噪声水平（dB） 县域环境噪声水平 - [32]
乡村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县域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 [32]
乡村自然生态基础（个） 乡村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数量 + [33]
公共建设 乡村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床/万人） （乡村人口/总人口）×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 [29-30]
乡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例（%）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乡村人口 + [33]
乡村路网密度（km/km2） 县域路网密度 + [29]
共享 发展成果
共享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29-30]
乡村基尼系数（%） 农村居民基尼系数 - [29-30]
具体地，在“富裕”一级维度下选择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生态环境、公共建设二级维度。其中经济发展体现乡村居民生活富裕富足水平，选取人均GDP[29-30]、人均收入[29,31]、人均消费[29,31]、生活质量[29,31]等指标；文化教育体现乡村居民精神自信自强程度，选取公共图书馆人均图书藏量[29,31]、人均教育经费[29-30]、高校学生比例[31-32]、文物保护单位[33]等指标；生态环境体现乡村环境宜居宜业水平，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选取森林覆盖[29]、垃圾处理[32]、环境噪声[32]、空气质量[32]、国家级生态类景区[33]等指标；公共建设体现和谐和睦的社会氛围，是乡村基本民生保障水平，选取人均医疗[29-30]、最低生活保障比例[33]、路网密度[29]等指标。在“共享”一级维度下，以发展成果共享来反映公共服务普惠普及性，遴选城乡间[29-30]和乡村居民间[29-30]差距缩小程度等指标。

2.3 研究方法

2.3.1 共生单元水平测度

通过熵值法[14,27]计算得到权重后，采用线性加权法分别计算出县域新型城镇化和县域乡村共同富裕水平。

2.3.2 共生模式识别

县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模式采用Lotka-Volterra物种竞争模型[23]进行识别，包括互利、偏利、偏害、寄生、互害、无关6类模式。具体公式如下：
d C ( i ) d t = r C C ( i ) K C - C i - α R ( i ) K C
d R ( i ) d t = r R R ( i ) K R - R i - β C ( i ) K R
式中： i为样本县域； C ( i )为新型城镇化水平； R ( i )为乡村共同富裕水平； K C、 K R分别为新型城镇化、乡村共同富裕最高值； r C、 r R分别为新型城镇化、乡村共同富裕增长率； α为乡村共同富裕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效应； β为新型城镇化对乡村共同富裕的作用效应。参考相关研究[23]，当 α、 β均<0时，共生模式为城乡互利，是城乡双向互动、共生共赢的理想模式；当 α<0且 β>0，或 α>0且 β<0时，为寄生模式；当 α 、 β 均>0时，为城乡互害模式；当 α、 β仅有一个为0时，为偏害或偏利模式；当 α、 β均为0时，城乡无关，没有要素流动。

2.3.3 共生水平测度

县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水平采用共生协调度指数[23]进行测度，采用自然间断点法将结果划分为高、较高、一般、较低、低5类。具体公式如下：
ρ = C ( i ) + R ( i ) 2 · e - C ( i ) - R ( i ) K
式中： ρ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协调度，即共生水平； K为 C ( i )和 R ( i )的最大值。

2.3.4 共生水平机制探测

GTWR模型将时间和空间相结合，解决了时空的非稳定性问题[35]，能够揭示各影响因素对县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的时空异质性。具体公式如下：
Y i = ∂ 0 μ i , v i , t i + ∑ k = 1 p ∂ k μ i , v i , t i X i k + ε i
式中： Y i为 i县的县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水平； k表示影响因素的序号； X i k为 i县第 k个影响因素，选取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水平、旅游市场规模、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人才建设进行实证分析； p表示影响因素的总个数； μ、 ν表示样本地区空间坐标； t表示时间； ∂ 0 μ i , v i , t i、 ∂ k μ i , v i , t i分别为该模型的截距项和各影响因素的估计系数； ε i为 i县的残差。

2.4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长三角地区60个国家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的统计资料和空间地理数据，研究期为2000—2021年。在统计资料方面，经济、生态、旅游等相关数据来源于2001—2022年各县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文化和旅游厅（局）、EPS数据库（https://www.epsnet.com.cn）网站，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足。在空间地理数据方面，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等相关旅游空间数据根据历年国家政策公布的名单按县域进行统计，并在百度地图平台逐一核对以确定数据的准确性。

3 结果分析

3.1 县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特征

3.1.1 时间演进特征

采用核密度估计解析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乡村共同富裕、二者共生模式和水平的时间演化特征，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共同富裕的时序变化

Fig.2 Symbiotic evolution between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n typical counties of rural tourism

①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能够推动城镇、乡村高质量发展以及促进示范县城乡共生发展，但县域间逐渐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特征。如图2a~图2c所示，2000—2021年长三角地区示范县新型城镇化、乡村共同富裕和二者共生水平的核密度曲线不断右偏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曲线波峰不断下降，曲线逐渐变宽，数值差距逐渐增大，区域内出现多个异质性城乡共生系统。
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长三角示范县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乡村正逐步追赶城镇。如图2d所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逐渐升高，二者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同时，乡村发展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城镇，说明乡村发展不仅仅依赖于城镇，也不断创新突破。由图2e可知，共生水平逐年提升，也进一步证实乡村旅游能够促使示范县城镇与乡村共生均衡发展。
③长三角地区示范县城乡差距逐渐缩小的原因在于城镇对乡村的剥夺减少，要素逐渐从城镇流向乡村。如图2f所示，α处于波动状态且小于0，β始终大于0且逐渐下降，说明城乡共生模式为城寄生于乡，即乡村共同富裕水平提高能促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反而抑制乡村发展，但这种抑制效应逐渐减弱且有转向促进效应趋势，尤其在2014年出现较为明显的城镇对乡村抑制减弱的趋势。这表明尽管现阶段乡村发展仍然受到城镇发展抑制，但“以城带乡”已取得显著成果，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分别明确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及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和农业现代化的乡村振兴基调，为“以城带乡”的城乡共生演进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3.1.2 空间演进特征

为了把握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①长三角示范县城乡发展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从2000、2010、2020年的演变情况看，长三角示范县新型城镇化、乡村共同富裕以及二者的共生水平均有所提升，且多按从低至高的等级层次依次连续提升。②长三角示范县城乡发展空间俱乐部趋同效应明显，形成了核心—边缘等级层次，大都市城乡共生发展的示范效应明显。从空间演进趋势看，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从上海扩散至浙江、江苏和安徽，上海和浙江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上海具有超大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2021年新型城镇化处于最高水平，为0.584，大都市带动周边乡村发展优势明显；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以杭州、宁波为主要城市的县域城镇快速发展，同时乡村旅游发展优势明显，2010年乡村共同富裕多已达到一般水平，城乡共生发展程度高，2021年全省被列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江苏省城乡高水平发展示范县主要为以南京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苏南城市较早经历了工业化积累，新型城镇化较为成熟且江南水乡旅游资源禀赋高，而苏北多为资源型城市，城镇仍处于转型发展阶段，其乡村旅游资源也有限，城乡共生发展有待进一步促进；安徽省城乡整体发展处于较低水平，城镇和乡村人口基数均较少，城市功能单一，县域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纽带作用难以发挥。
图3 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和乡村乡村共同富裕的空间变化

Fig.3 Spatial change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in typical counties of rural tourism

3.2 县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机制

3.2.1 变量选取

结合前述分析框架，基于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的原则，根据已开展相关研究成果和数据的可获得性[14,25,34,36]，选择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和旅游市场规模、资源禀赋、人才建设等旅游发展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调动农民生产生活积极性[25]，有助于城乡要素畅通流动和区域共生发展，选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来表征；经济发展是城镇与乡村发展的物质基础，会促进城乡发展水平提高和质量提升[14,25]，选取GDP（亿元）来表征；政府调控能够弥补区域经济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不足，适度政府调控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14,25]，选取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例（%）来表征；旅游市场规模表现为旅游者从城市涌入乡村，为提升乡村旅游市场接待能力，城镇基础设施、资本、人才等要素向乡村流入，城乡逐步实现共生发展，选取旅游总人次（万人）来表征；旅游资源禀赋是城市旅游者流向乡村的主要吸引力，是城乡要素流动的前提基础，选取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的总数量（个）来表征；旅游人才建设是乡村旅游地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能够提升乡村旅游品质，进而促进城乡资源有效流通和差异化发展，选取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例（%）来表征[36]。
通过构建OLS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影响因素对城乡共生演进的影响程度与显著性水平，各变量VIF最大值小于2，即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又考虑到OLS模型只能研究全局回归系数的局限性，故进一步构建GTWR模型分析城乡共生演进影响因素的局部效应。从对比结果看，OLS模型调整后的R2为0.708，GTWR模型调整后的R2为0.917，GTWR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高于OLS模型，使用GTWR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的影响机制。

3.2.2 共生演进机制

本文绘制各影响因素2000—2021年回归系数的箱线图以揭示其时间演变趋势（图4），并且基于各影响因素作用强度的均值绘制其空间分布态势（图5）。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市场规模、旅游人才建设和适度的政府调控水平能够起到促进作用，旅游资源禀赋和城乡收入差距并不能起到绝对的促进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图4 影响因素GTWR回归系数的时间演变

Fig.4 Time evolution of GTWR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图5 影响因素GTWR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TWR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①随着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对城乡共生演进的影响作用下降，且在共生水平较低地区起到促进作用。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共生演进的作用强度呈现“波动下降”的时间演变趋势（图4a），在江苏和安徽地区起到促进作用，在上海和浙江东部地区起到抑制作用（图5a）。可能的原因是对于共生水平较低的示范县来说，乡村发展主要为城镇控制引导和自身被动响应，城乡差距越大，共生演进程度越高，这是恶性发展陷阱；而共生水平较高的示范县，乡村具有较高内生动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已形成“城镇—乡村”要素平等流动的共生机制，城乡差距缩小更能促使要素畅通，因而培养乡村自身发展能动力是共生水平较低示范县的重要发展目标。
②经济发展水平对长三角示范县城乡共生演进均起到促进作用，随着速率放缓而下降。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共生演进的作用强度呈现“波动下降”的时间演变趋势（图4b），对长三角示范县均起到促进作用，尤其在安徽和浙江东部地区作用强度更高（图5b）。经济发展作用程度较高的示范县位于安徽省安庆、六安、黄山、宣城和浙江省宁波等城市，分别在合肥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内，属于交通枢纽城市，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城镇能够为乡村提供金融借贷、城市资本投入和旅游设施建设等，说明经济发展是示范县城乡共生融合的重要推动力。
③政府调控水平对城乡共生演进影响较为稳定，但多为抑制作用。政府调控水平对城乡共生演进的作用强度呈现“平稳波动”的时间演变趋势（图4c），抑制作用明显，仅在长三角东西部边界示范县起到促进作用（图5c）。政府调控水平的影响效应有正有负，说明适度的政府调控水平将有利于部分示范县城乡共生演进，而长三角多数示范县处于政府调控过度或不足状态，2010年前长三角政府调控多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2011年后有所不同，其原因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积极发展并强化小城镇综合作用，各县政府积极引导城乡融合发展，但政府干预成效有所差异。具体地，浙江省西部和江苏省西部的示范县为调控不足状态，2000—2010年安吉县、高淳区、沭阳县等20个县政府调控水平均值为11.495%，城乡共生水平均值仅0.098，2011—2021年调控水平增长至15.979%，城乡共生水平也增长至0.173，说明江浙两地城乡共生进程加快，亟需加强政府财政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平台等的支撑作用。安徽省南部的示范县为调控过度状态，2000—2021年南陵县、黄山区、绩溪县等7县调控水平多高于20%，常年保持较高水平，2000—2010与2011—2021年2个时期，城乡共生水平仅从0.070增长至0.124，说明相比于江浙沪，安徽省示范县政府财政支持力度较高，但政府过度干预影响城镇资本进入和文旅产品创新。
④旅游市场规模对城乡共生演进影响呈现较为稳定的促进作用。旅游市场规模对城乡共生演进的作用强度呈现“平稳波动”的时间演变趋势（图4d），对长三角示范县均起到促进作用，尤其在江苏省东部地区促进作用显著（图5d）。旅游市场规模表现为旅游者向乡村地区涌入，而乡村旅游接待能力有限，饱和的旅游者群体在邻近城镇住宿休憩，进而使城镇和乡村均能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收益，且以文旅产业为基础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共同富裕也增强了城乡居民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富裕。
⑤旅游资源禀赋对城乡共生演进影响较为稳定，且存在部分地区抑制作用。旅游资源禀赋对城乡共生演进的作用强度呈现“平稳波动”的时间演变趋势（图4e），对浙江部分地区起到抑制作用，在江苏省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图5e）。旅游资源禀赋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共生水平较高地区有负向效应，说明旅游资源的高低并不能成为城乡共生演进的关键因素，即旅游资源禀赋低的示范县，也可以通过大都市的带动作用、乡村旅游创新产品、旅游良好口碑和旅游品质化氛围营造等其他因素促进城乡共生演进，如湖州市和宁波市的示范县。
⑥旅游人才建设对长三角示范县城乡共生演进起到促进作用，且逐年递增。旅游人才建设对城乡共生演进的作用强度呈现“波动上升”的时间演变趋势（图4f），除安徽个别示范县外，均起到促进作用，作用强度从西向东递减（图5f）。旅游人才队伍是乡村旅游地发展的持续动力，人才回流促进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因而旅游人才建设能够起到外源内生作用，即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并引导城镇发展资源要素有序有效流向乡村。同时，相比于江浙沪地区，安徽省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整体薄弱，但近年来发展迅速，有效推动了城乡共生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是解决城乡均衡问题和乡村共富难题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共生理论，构建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共生演进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2000—2021年长三角地区60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模式、水平和演进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①长三角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能够持续共生演进发展。随着时间的演进，长三角地区示范县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共同富裕水平提高，乡村共同富裕的增长速度高于新型城镇化，乡村正逐步追赶城镇；二者的共生模式为城寄生于乡，但寄生强度逐年减弱，二者的共生水平逐年提升，要素逐渐从城镇流向乡村。
②长三角乡村旅游典型县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水平呈不均衡发展特征，逐渐形成了核心—边缘等级层次的空间格局。即各县的演化按低至高的等级层次依次连续提升，从上海扩散至浙江、江苏和安徽，以上海、杭州、宁波和南京为核心城市，大都市城乡共生发展的空间趋同效应明显。
③长三角乡村旅游典型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受社会经济和旅游发展等多要素影响。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和旅游资源禀赋对部分示范县的共生演进未能起到正向影响，政府调控水平过度或不足对共生演进起到负向影响，适度的政府调控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市场规模、旅游人才建设对长三角地区示范县共生演进均能够起到持续正向促进作用。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为推动城乡共生均衡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①乡村旅游典型县的城乡共生发展应提升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带动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我国以县域为单元的城乡共生发展仍需要较长时间的“以城带乡”引领。因此，在培育乡村旅游地自身发展内生动力的同时，应把握县域城镇的“发展质量”“可持续性”双重内涵，加强以县城为核心的县域经济发展、公共建设、生态环境和生计就业等，尤其是安庆、池州、黄山、丽水、衢州、宣城等中小城市县域，其新型城镇化水平较低，带动乡村旅游地发展能力有限，是未来区域城乡共同富裕需要突破的重点地区。
②乡村旅游典型县的城乡共生发展应以旅游需求为导向，加快以乡村旅游人才建设为核心的各要素整合。乡村旅游典型县城乡共生发展是以城市旅游者在城乡间的循环流动为直接动力的各要素融合发展，同时旅游人才建设在本文探究的因素中唯一呈现上升的促进趋势特征。因此，乡村旅游地应因地制宜地打造优势化产品，提高乡村旅游产品供给能力，吸引城市旅游者消费体验。此外，引导和鼓励旅游人才下乡返乡，营造宜居宜业的人才就业创业环境，补齐乡村医疗、教育、交通、物流、网络等短板，进而推动城乡各要素优化配置，逐步实现以乡村旅游人才建设为核心的城乡各要素融合发展。
③乡村旅游典型县的城乡共生发展应打造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优势乡村旅游县域联盟。长三角县域城乡共生核心—边缘的扩散演进结构明显。2020年，长三角率先成立一体化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联盟，应发挥联盟的资源配置优势，整合核心区资源要素，突破行政边界进行尺度重组，打造优势县域联盟，提升城乡共生对边缘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形成城乡共荣共生的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格局。

4.3 讨论

共生理论内涵与方法在解释城乡共生演进研究中有较好的应用前景[7-8]，本文创新性运用共生理论解释乡村旅游发展情境下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理论逻辑，提出有效的县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模式与水平定量测度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厘清其发展阶段性和多元实现路径，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研究案例。但仍有一些不足：县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的共生演进处于初步摸索阶段，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未来还需优化评价指标体系和选择更多的影响因素，实地调研并结合大数据平台获取更加详细的研究数据，进一步在不同尺度和更多区域上开展实证研究，以期更深层次揭示二者共生演进的时空特征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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