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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6: 175 - 18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6.018

Digit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patial Change with Digital Empowerment

  • DING Bo , 1 ,
  • FANG Yelin 2
Expand
  • 1.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Anhui，China
  • 2. School of Business，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Anhui，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4-28

  Revised date: 2023-12-05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4

Fold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ountryside promotes the embedding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enables the process of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and optimizes the mode of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Rural space ha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ociety,and the changes of rural space reflect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rural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change,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physical space-social space-meaning space" to analyze the digital governance situation of rural spatial form,social correla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igital governance can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governance situation of rural spatial change, that is, promote the digit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patial change through the digital operation logic of physical space governance,social space governance and meaningful space governance. 2) The digital governance path of rural spatial change is mainly to promote the digital empowerment of villagers' life,the digital empowerment of village governance and the digital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community by improving the spatial adaptation ability, spatial governance ability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ability, so a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governanc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spatial governance; digital empowerment; rural space change; population mobility; digital governance

Cite this article

DING Bo , FANG Yelin . Digit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patial Change with Digital Empowerment[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6) : 175 -18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6.018

“数字中国”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乡村空间具有乡村社会的结构特征，它是乡村社会结构的空间秩序[1]。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各地兴起“农民上楼”“合村并居”“新农村建设”等运动，我国行政村数量不断减少，村委会从2008年的604285个减少至2017年的554218个，平均每天减少13.72个左右[2]，村庄数量减少意味着乡村空间形态和社会关联的变化。乡村空间变迁是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表现形式，它推动乡村空间治理的情境变化。当前，随着数字社会的发展，数字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嵌入治理过程，数字化治理成为乡村空间治理新模式。《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数字化治理能够有效应对乡村空间变迁的治理情境，以数字化推进乡村空间治理创新，提高乡村空间治理效能，缩小城乡基层治理的“数字鸿沟”，有助于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3]。
乡村空间变迁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和治理秩序。学界关于乡村空间变迁研究存在2种分析路径。①日常生活的空间向度，研究空间变迁中的社会融合。乡村空间变迁改变村民传统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情感认同，社会融合速度落后于空间变迁速度，诱发多重空间治理困境[4]。一方面，乡村空间变迁改变原有社会关联纽带，村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面临重构，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新的空间环境[5]；同时由于数字技术运用的鸿沟存在，数字技术悬浮于乡村社会，容易形成数字弱势群体[6]，致使村民数字素养不高、数字能力不足等[7]。另一方面，空间变迁形成新的治理机制和治理秩序，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回应空间变迁中的治理需求[8]，导致组织运行体系混乱、公共参与意愿较低、村民自治基础薄弱等空间治理困境[9]。②乡村空间的治理向度，研究空间变迁中的治理转型。数字化改变了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方式与结构，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空间治理过程，实现乡村空间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与重构[10]。乡村社会通过数字技术再造新的社会关联，以数字空间强化空间变迁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1]，重建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文化联系[12]，推进新型治理共同体建设，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建共治共享[13]。数字技术可以针对乡村空间变迁中的治理情境变化，发挥技术赋能的治理作用，在强调乡村空间结构功能特性的基础上，数字化重构乡村空间治理的物质空间形态、空间结构特征、空间组织关系等要素[14]，改变原有治理手段、治理内容和治理形式等[15]，推动乡村空间治理的数字化转向[16]。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对数字赋能乡村空间治理开展了丰富的研究，重视乡村空间变迁中的社会融合和治理转型，但对于乡村空间治理的情境变化及数字化运作缺乏深入考察。乡村空间变迁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方式和关联纽带，数字技术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形式嵌入乡村治理过程，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权力结构和治理方式，重构了乡村空间治理模式。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空间治理，将数字化的治理工具与乡村空间治理相结合，增强乡村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基于此，本文以空间变迁为研究视角，重点关注乡村空间变迁中的数字化治理转型，主要分析乡村空间变迁的数字化治理情境、数字化治理逻辑、数字化治理路径，揭示数字赋能乡村空间变迁的数字化治理转型（图1），以期进一步丰富乡村空间数字化治理研究。
图1 数字赋能乡村空间变迁的数字化治理转型

Fig.1 Digit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patial change with digital empowerment

1 乡村空间变迁的数字化治理情境

自社会理论空间转向以来，空间成为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维度[17]。爱德华·苏贾认为，空间是“社会生产出来的空间”，空间既是实体空间存在，也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存在[18]。空间具有“主观建构”和“客观实体”的主客体空间面向。一方面，空间是人们空间实践的客观形式，也是人们可感知的物质空间形态；另一方面，空间是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场域，空间变迁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构成的主体性空间变迁。列斐伏尔提出“空间是由一组关系和形态构成”[19]，他强调空间的3个组成元素：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性空间。其中，空间实践是感知的空间；空间的表征是构想的空间；表征性空间是生活的空间[20]。换言之，空间具有三维空间属性，即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意义空间（精神空间、情感空间等）[21]。其中，物理空间具有客观实在的物质属性；社会空间是行动者及其社会关系构成的空间形式；意义空间主要存在于人们观念中被构想出来的精神空间，意义空间拥有主体性，它是主体对于空间的主观构想、情感与认同[22]。乡村空间变迁不仅是外在物理空间形态的改造升级、集中居住等，而且还是主体社会关系的社会空间变化和内在意义空间的精神生活变化[23]。因此，乡村空间变迁的数字治理情境包括物理空间的形态转变、社会空间的关联转变和意义空间的认同转变。

1.1 乡村物理空间的形态转变

乡村物理空间变迁是以居住空间为主的空间形态转变。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促使乡村空间人口加速流动。一方面，乡村人口流动的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结构，导致乡村空间呈现凋敝、疏落、衰败的空间形态。《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07—2022）》数据显示，我国行政村数量不断减少，从2007年的577311个减少至2022年的477874个，16年共减少99437个（图2），同时2007—2022年不同省份行政村数量变化程度不同，其中山西、浙江、湖南、四川、陕西等省份行政村数量减少程度较大（图3）。另一方面，传统村落分散空间转为现代集中居住空间，主要形式有生活空间的居住集中和生产空间的土地集中[24]。其中生活空间的居住集中涵盖“农民上楼”“合村并居”等形式，生产空间的土地集中是由资本下乡所带来的土地流转集中[25]。乡村空间变迁形成了不同结构特征的空间形态类型，包括空间重组、空间改造等变迁方式，如整村推进和集中安置的易地扶贫搬迁、“合村并居”等，以及独栋单院的新型农村社区，这些空间变迁不同于以往治理模式。换言之，乡村空间变迁推动乡村空间治理方式变化，传统乡村治理方式难以适应生活空间的居住集中和生产空间的土地集中。数字技术以智能化、可视化和便利化的治理优点，创新空间治理方式，如“数字化+网格化”的治理形式。数字化与空间结构特征相结合，数字化的治理手段能够适应空间形态变化和空间流动加剧的治理需求，提高乡村空间治理效率。
图2 2007—2022年中国行政村数量变化

Fig.2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2

图3 2007、2022年中国行政村数量空间分布格局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in China in 2007 and 2022

1.2 乡村社会空间的关联转变

乡村社会空间变迁是以社会关联为主的主体空间转变。“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6]。乡村空间变迁改变了传统“熟人社会”的地缘、血缘等社会关联纽带，乡村社会结构逐步由“同质同构”转为“异质异构”[27]。乡村空间变迁使得社会关联纽带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社会关联纽带是维系乡村社会结构稳定的重要支撑。传统乡村社会的地缘、血缘等社会关联纽带，在居住空间的集中和上楼过程中发生断裂，导致传统村庄共同体消解。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的快速提高，极大拓展了村民线上公共交往，改善因时空条件限制带来的关系疏离，建构“线上在场”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以数字空间为基础的新型村庄共同体。乡村空间变迁使得乡村空间边界由封闭转向开放，数字化的治理空间可以发挥再造乡村社会关联纽带的治理功能。

1.3 乡村意义空间的认同转变

乡村意义空间变迁是以精神生活为主的精神空间转变。意义空间作为乡村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人们的心灵和精神空间。乡村空间变迁所带来的居住空间形态和社会联结关系的变化，使得村民传统亲情和邻里情感消失，影响了村民内心情感和精神生活，导致村民精神生活的空虚和寂寞。原子化的生活方式逐步影响村民日常生活，村庄集体生活记忆衰退，村民的集体认同和集体意识逐渐削弱。同时，村庄集体生活与村民个体生活的分开，使村庄公共性无法在村庄活动中获得再生产，村庄共同体面临消解。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嵌入村民精神世界后，可通过数字信息传播和手机App推广，利用智能化和便利化的数字化媒介，改变村民日常娱乐生活。《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的数据显示，82.20%的村民能够使用智能手机，并利用智能手机进行娱乐消遣活动。因此，数字技术既丰富了村民精神生活，又消除了精神空虚和内心孤单，从而促使数字空间成为村民内在精神生活的依托。

2 乡村空间变迁的数字化治理逻辑

乡村空间变迁改变乡村空间的治理情境与治理需求，数字技术重构乡村空间治理内容和形式，通过物理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意义空间治理的数字化运作逻辑，以数字化推进社会融合的角色转型和乡村空间的治理转型。

2.1 物理空间数字化治理：空间治理的数字化形式

乡村空间是村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地域空间，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整合与秩序构建的治理单元[28]。乡村空间边界界定了村民的权利和义务，它是村民心理认可和日常生活的边界。物理空间的数字化治理是依据乡村空间形态的治理特征，通过数字化改变乡村空间治理的手段方式，提高乡村空间治理效能。乡村空间治理的数字化形式主要呈现为村庄空间形态和村民空间流动的数字化治理。
①村庄空间形态的数字化治理。村庄空间形态数字化治理是以数字技术为治理手段，将空间形态特征与数字技术相结合，通过对村庄空间单元、空间功能、空间类型等数字化设置，实现空间治理的方式创新和效能提升。在乡村空间变迁进程中，形成了“农民上楼”“合村并居”等形式多样的新型农村社区，这些新型农村社区不同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新型农村社区空间形态主要是集中居住的楼宇空间，空间形态由平面分散分布转变为立体整体分布。因此，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不同于传统村庄治理，而是将数字化与集中居住的空间形态相结合，以网格化治理为基础，实施“数字化+网格化”的治理形式，形成以楼宇为空间单位的小微化治理单元，通过对楼宇单元进行数字编号，划分为不同的数字网格，建构治理有效的空间秩序。
②村民空间流动的数字化治理。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促使村庄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农村逐渐出现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的结构困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2022年，农村人口已经从8.07亿下降到2022年的4.91亿，与此同时，城镇化率提高到65.22%（图4），农村人口空间流动改变了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同时，村民自治受制于村民空间流动的时空限制条件，难以发挥基层民主的制度效能。因此，村庄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是村民空间流动，这与传统村庄治理模式有根本差别。传统村庄治理基础是“在场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共同在场，空间流动下的村庄治理更多表现为“缺场治理”的特征形式。村庄“缺场治理”需要数字平台作为技术支撑，《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村级在线议事行政村覆盖率为72.3%；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为75.9%，中部地区为75.4%，西部地区为64.0%。其中，1671个县（市、区）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数字化媒介可以提供高效的跨地域空间的数字治理平台，它能够将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村民汇聚到数字空间，拓展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渠道，提高村庄流动人口的数字化参与。换言之，村庄“缺场治理”通过QQ、微博、微信等数字化媒介，对村庄流动人口进行“线上”治理，推进居住地和住所地的治理信息互通，改变空间流动造成的治理低效困境，增强村庄治理的参与性和基础性。
图4 2000—2022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与城镇化率变化趋势

Fig.4 Change trend of China's rural permanent resident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rate in 2000-2022

2.2 社会空间数字化治理：社会关联的数字化建构

传统村庄社会是以血缘、地缘等为纽带的社会联结形式，村庄社会联结纽带是村民社会关系拓展的基础。传统村庄社会由于联结纽带的存在，使得村庄在时代变更中保持着相对稳定。但是，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传统村庄社会联结纽带发生变化，村民社会关系网络在乡村空间变迁中断裂，传统联结纽带作用不断被弱化，村民间的社会关系逐渐陌生化。数字时代的村庄社会联结纽带是以数字空间的形式，将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融入数字空间，发挥数字空间的多重联结作用。在乡村空间变迁中，构建数字空间的社会关联纽带，跨越地域空间阻隔，将空间分散和“不在场”的村民进行组织动员，促进村民“共同在场”和“公共交往”，实现数字化的社会整合。因此，社会空间的数字化治理是通过数字空间的社会联结，使不同地域村民能够在数字空间中建构“线上在场”的社会关系，数字空间的社会联结有助于村民及时参与村庄集体活动。同时，数字化媒介推动村民社会关系交往更加便利，进而言之，数字空间的互动交往可以修复联结纽带变化带来的社会关系断裂，从而为村民提供社会关系网络支持。
此外，数字空间的社会联结不同于传统血缘、地缘等纽带，它是基于各种数字化媒介搭建的数字平台。村民利用数字技术操作是数字空间运作的基础条件，这种门槛条件不同于传统社会联结，数字空间的社会联结拥有时代发展的技术特征。数字空间与传统社会联结纽带具有内在联系，数字空间的社会联结关系是基于现实生活中联结关系的外延拓展。数字空间中的联结关系强弱，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社会关系的联结情况，所以社会关系紧密程度将直接影响数字空间的联结关系发展。与此同时，村民利用数字空间的联结关系，能够拓展社会关系网络。例如，陌生化的地缘纽带关系是弱联结关系，但通过数字空间的公共交往，可以加深地缘联结关系，促使陌生化的联结关系转向熟人化的社会关系。

2.3 意义空间数字化治理：精神生活的数字化转向

“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29]，乡村空间形态的剧烈转变，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村民生活方式缺少了传统村庄空间载体，集中居住的高层单元楼式的空间形态与“原子化”的生活方式相结合，改变了村民的心灵空间，加剧了生活局促感和孤单感。同时，乡村空间变迁导致村庄生活记忆丧失，村庄生活记忆是村民社会生活的抽象记载，它是联结村民共同生活的情感支持，也是村庄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村庄生活记忆能够激发村民重建乡村秩序的情感与行动，同时村庄生活记忆是村庄集体认同的内生资源，可以实现新的村庄社会整合[30]。数字化媒介运用数字技术的影像功能，可以重新唤醒村民生活记忆，激发村民对于村庄集体生活的回忆和向往，增强村民的集体认同和集体意识。
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31]。数字化媒介的影像功能和传播渠道，使村民在耳濡目染中强化集体意识，有助于构建新型村庄共同体。此外，数字空间不仅是社会联结纽带的新形式，而且还能够弥补传统公共空间的萎缩。通过数字空间的实时交往和公共活动，例如村民通过微信转发村庄视频或图片，可以唤醒乡村生活记忆，发挥数字空间在代际传承、秩序建构、身份认同的作用，这样既缓解了在外流动人口的乡愁情感，又增进了村民的集体认同感与归属感。
目前，农村精神文化活动较为匮乏，农村留守群体缺少可供日常消遣的娱乐活动，所以如何消除留守群体的精神空虚是提升生活品质的重点。202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的农户微观数据显示，村民通过手机做的事情主要集中在新闻浏览、社交互动（包括接打电话与聊天社交）和娱乐，三者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2.55%、34.18%和14.74%，智能手机丰富了日常娱乐生活内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留守群体可以通过微信、QQ、抖音等数字化媒介了解外面社会的发展变化，及时与家人进行远程沟通交流，让农村留守群体不再内心孤单，精神生活更加积极健康。

3 乡村空间变迁的数字化治理路径

乡村空间变迁的数字化治理能力主要表现为空间适应能力、空间治理能力和空间发展能力。通过增强乡村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村民生活的数字化增权、村庄治理的数字化赋能和村庄共同体的数字化再造，实现乡村空间治理效能提升。

3.1 空间适应能力：村民生活的数字化增权

乡村空间变迁的治理情境变化，改变了村民日常生活的内容和形式，数字技术赋能村民日常生活，数字化提升了村民生活品质。然而，城乡之间“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村民数字设备的使用鸿沟和数字素养的知识鸿沟[32]。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在数字安全意识、电脑使用、数字化增收、电脑工具开发和手机工具开发等方面（图5），二者之间的差值依次为43.2%、31.7%、27.7%、25.6%、23.8%，差距最小的是数字内容创建能力和智能手机使用，分别为4.4%和9.5%。因此，提高村民在乡村空间变迁中的适应能力，主要以数字技术推进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改造，提升村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赋予数字发展权利，增强村民适应生产空间产业化和生活空间现代化的能力，实现社会角色转型和社会关系重建。
图5 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异

Fig.5 Difference of digital literac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具体而言，村民生活的数字化增权表现为运用数字化媒介获取数字发展信息、提高农业种植技术和改善日常生活品质。一是运用数字化媒介帮助村民掌握数字发展信息，通过各种数字平台了解社会发展动态，打破数字信息壁垒，缩小城乡数字“信息差”。二是运用数字化媒介帮助村民学习农业种植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村民通过各种农业技术平台，学习掌握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将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相融合，利用新型数字化农业种植技术，提高农业种植效率。例如，安徽省长丰县打造“数字草莓”的农业发展典型，就是利用数字化生产方式，降低村民草莓种植成本，推广图像识别、可视化等数字化种植技术，提高村民草莓种植收入。三是运用数字化媒介帮助村民改善生活品质，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和生活幸福感，缩小城乡日常生活的“数字鸿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显著增强了老年人乐享数字生活的保障力度，2023年已经有2577家老年人、残疾人常用网站和App完成了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工作，有超过1.4亿台与老年人数字生活息息相关的智能手机和智能电视也已经完成了适老化升级改造。数字化媒介可以弥合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数字鸿沟”，使农村老年人能够跟上数字时代的生活方式，帮助农村老年人强化数字身份认同、增强数字生活体验、树立数字发展信心和培养数字思维意识等[33]，推动农村老年人融入数字时代的社会发展。

3.2 空间治理能力：村庄治理的数字化赋能

赋能本义为通过一定的手段方式，赋予行动主体的某种能力或权力的过程[34]。村庄治理的数字化赋能是通过数字技术与村庄治理的全方位融合，以数字技术赋能村民自治协商、网格化治理和村民公共参与，增强乡村空间治理能力[35]。在乡村空间数字化治理实践中，数字技术促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截至2022年9月，全国已建设257个市级政务数据平台、355个县级政务数据平台，乡镇覆盖率达96.1%。通过智慧网络巡查、智能App和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36]，拓展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渠道，提升数字设备使用能力和数字信息掌握能力，促使乡村空间的“在场治理”逐步转为“缺场治理”，实现精细化与智能化治理。具体如下：
①将数字技术与村民自治相结合。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村民自治制度不断进行形式创新，数字技术嵌入村民自治过程中，可以释放村民自治的制度效能，进一步创新村民自治形式。数字技术可以提供村民自治协商平台实施“线上民主”，通过建设各种线上协商平台，使“线上民主”不受地域空间限制，推广村民线上议事协商民主。例如，浙江省象山县建设的“村民说事”微信小程序，针对村民关心的村庄公共事务进行自由讨论与议事协商，村级组织在“村民说事”微信小程序发布相关事项的“征求意见”，通过“村民说事”的赞成、反对和弃权等投票功能，征求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拓展村庄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渠道，实现“协商民主”的线上形式。
②将数字技术与网格化治理相结合。在集中居住的新型农村社区，网格员运用数字化的管理系统，及时掌握不同村民的个性化和差异化需求，达到优化村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目标。“数字化+网格化”可以推动治理单元下沉，在村民小组基础上依据技术使用标准和居住空间分布情况，将村庄划分为不同的数字网格。网格员通过数字平台及时上报和处理村民的生活事务，帮助村民解决生活难题，村级组织及时协调处理村民反馈意见，实现网格化治理的信息精准录入和问题分析，形成精细化、动态化、全程化治理，推进村庄网格化治理的数字化升级。
③将数字技术与公共参与相结合。例如，江苏省江阴市通过完善“积分制管理”，将数字化与积分制相结合。“数字化+积分制”是利用数字技术的便利性和积分兑换的奖励性，调动村民参与村庄公共活动的积极性。村级组织和村民代表共同制定数字积分设定和兑换积分标准，并依据村庄活动规模大小赋予相应分数。在数字积分App中，村民上报积分事项、村级组织审核积分标准，达到相应数字分数后，村民可在村庄“积分超市”兑现生活物品。

3.3 空间发展能力：村庄共同体的数字化再造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应该是“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37]。再造新型村庄共同体是优化乡村空间治理的重要目标，新型村庄共同体不同于传统村庄共同体，它是基于村民情感、价值、利益等共同认可的共同体。新型村庄共同体与数字化相结合，具有数字化联结的精神内涵。因此，新型村庄共同体是在数字空间基础上构建，它主要依靠数字空间的联结形式，村民可以在数字空间中自由广泛地参与公共活动。传统村庄共同体是基于血缘、地缘等纽带的联结形式，而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村庄共同体利用数字空间的联结关系，将分散的村民重新凝聚，成为具有集体意识的新型共同体，促进村民数字参与和公共交往。新型村庄共同体以数字技术为手段，以共同体形式应对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增强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在乡村空间变迁进程中，数字技术的联结作用是数字空间的形成基础。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增进村民在新的空间环境中进行公共交往，促使村民参与村庄集体行动和公共事务；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以公共空间和公共活动为载体，推动规模小微化的情感交往和社会性参与，培育数字空间公共性，实现熟人机制的数字联结。换言之，数字技术重塑村民社会关系，使村民可以从容地应对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空间环境变化，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此外，村庄通过数字化媒介，拓展村民社会关系网络，将村民重新联结起来，生长村庄新的公共性。公共性相对于私人性、个人性等概念，强调个体与集体的关联性质[38]。村庄共同体再造的关键是村庄公共性再生产，村民公共活动的数字参与，有利于培育村庄新的公共性。数字的公共性是数字时代的公共性特征，它以数字平台作为沟通交流载体，增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公共理性，使村民具有集体意识和公共行动，强化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

4 结论与讨论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内容，数字化治理是数字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转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提出，将“建设乡村数字治理体系”作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任务目标，构建以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乡村治理体系。乡村空间变迁中的数字化治理是从空间变迁视角出发，在分析乡村空间治理的情境变化基础上，揭示乡村空间变迁与数字化治理的内在关系，拓展乡村空间治理的议题和内容，有助于弥合城乡基层治理的“数字鸿沟”。乡村空间治理通过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意义空间的数字化治理，推进乡村空间的数字化治理转型。乡村空间治理的数字化运作，主要是发挥数字化在乡村空间变迁中的社会整合与秩序构建功能，激活数字化推动城乡空间融合的发展动力，优化乡村空间治理模式。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发展新型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是重塑新型城乡关系的关键措施[39]。城乡融合发展有助于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空间融合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城乡空间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与均衡发展。乡村空间变迁不仅是城乡空间融合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乡村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乡村空间治理是以空间作为乡村治理的研究视角，突出乡村治理的空间逻辑和空间维度，优化乡村空间布局，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乡村空间治理既关注乡村物理空间形态的治理方式，也重视乡村社会关联和精神生活的空间拓展。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空间治理过程，以数字化重构乡村空间治理模式，通过村民生活的数字化增权、村庄治理的数字化赋能和村庄共同体的数字化再造，促成乡村空间治理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从而实现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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