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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6: 1 - 1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6.001

Sources of Differences in China's Regional Marine Economy Based on Theory of Unequal Opportunities

  • SUN Caizhi , 1, 2 ,
  • MIAO Hejuan 1, 2 ,
  • YANG Yudi , 1, 2, ※
Expand
  • 1. Institute of Mar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Liaoning，China
  • 2. 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Marine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iaoning Province，Dalian 116029，Liaoni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1-02

  Revised date: 2024-04-28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4

Fold

Abstract

Unbalanced regional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obstacle to the realiz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this paper utilizes the Shapley value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obtain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unequal opportunity factors to regional marine economic disparities,and explores the multiple indirect channels through which unequal opportunity factors act on marine economic dispar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the spatio-temporal dimension,the index of unequal opportunity of China's regional marine economic disparity showed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in 2012-2020. The index of unequal opportunity was higher in the southern marine economic circle,but slightly decreased in recent years. The index of unequal opportunity was lower in the eastern marine economic circle,and the trend change was not obvious. The index of unequal opportunity in the northern marine economic circle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former two,but the rising trend was more obviou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urce factor decomposition,national-level policies and the opening-up factor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regional marine economic disparities,while the improvement of talent support,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ther factors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regional marine economic disparities. The opening-up factor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regional marine economic difference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marine economic circles.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eastern marine economic circle are mainly caused by national-level policy factors.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ce channels,unequal opportunity factors ca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local factor inputs,such as marine innovation inputs,through local policy making, and thus cause regional marine economic differences. Among the local factor inputs, the indirect channel of labor inputs mainly affects the southern marine economic circle, and the indirect channel of innovation inputs mainly affects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marine economic circle.

Key words： marine economy;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regional differences; innovation input; labor input; industry results;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Cite this article

SUN Caizhi , MIAO Hejuan , YANG Yudi . Sources of Differences in China's Regional Marine Economy Based on Theory of Unequal Opportuniti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6) : 1 -1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6.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并明确指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近年来区域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严重，实现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议题受到重点关注[1-2]。机会不平等理论主要阐述了内部不可控的机会不平等因素对个体收入差异的影响，被社会学者们广泛应用于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3-4]。因此，本文拟基于机会不平等理论，系统解析导致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机会不平等因素及机会不平等水平，致力解释阻碍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作为一种非均衡发展的地理现象，相关议题一直广受关注。现有研究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讨论：在理论视角方面，利用地理学的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极化”理论、区域差异趋同理论等相关基础理论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5-6]；在测度方法方面，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方法有基尼系数、Theil系数、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等[7-9]；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尺度方面，区域差异研究以省域视角为多，城市群、长江经济带、环渤海地区等区域尺度也成为研究的热点[10-12]。对于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研究，目前则主要集中在对区域经济之间的差异程度及趋势分析、海洋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13-14]、区域海洋生产要素投入的差异等角度[15-16]。同时，机会不平等理论自Rawls、Roemer等学者引入社会经济学范畴以来，已在收入和消费、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丰富成果[17-18]。例如，Bourguignon、Checchi、李莹等国内外学者利用事前参数法测算个人收入层面的机会不平等[19-21]；Palomino、邹薇等基于阶层差距探究教育机会不平等[22-23]；马超、刘波等将机会不平等理论纳入卫生经济学公平性分析框架中，测度中国居民健康差距中的机会不平等[24-25]。关于机会不平等的研究虽然已经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其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领域仍存在一定应用空间。
既有研究在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探索上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在理论视角、方法与机制挖掘等方面仍存在可深入拓展之处。一是已有研究多从地理学视角出发，讨论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规律，社会学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略显单薄，亟需引入多学科视角，构建系统性理论框架，挖掘造成区域经济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二是既有研究在衡量区域海洋经济差异方面，多使用Theil系数、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进行组内、组间分解，而这些方法由于路径依赖性可能无法实现无差别完全分解，使用条件受到严格限制；三是以往相关研究更加侧重于对区域经济差异指数进行测度，而区域海洋经济差异来源因素的贡献度及具体作用渠道仍待进一步解析。鉴于此，本研究将机会不平等理论引入区域海洋经济研究，借助机会不平等理论与相关方法的优势，量化分析机会不平等因素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程度及作用渠道。
相比已有研究，本研究致力在以下方面进行拓展创新：①在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理论分析架构方面，将机会不平等理论融入区域海洋经济差异问题的分析中，在原有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基础上，为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提供更多角度的理论支撑；②在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量化分析方法方面，使用MLD指数对机会不平等因素的影响进行识别，有效规避分解次序问题，并运用Shapley值分解法直接测算机会不平等因素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程度，实现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完全分解以及对机会不平等因素占比的直接量化；③在产生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渠道挖掘方面，使用多层次反事实产出构建方法揭示机会不平等因素导致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多种间接渠道，更加深刻地解析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形成机制。

1 理论框架构建

机会不平等作为社会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机会不平等思想最早由Rawls提出，尝试将个体对平等的需求纳入社会公平分配领域[17]。在此基础上，Roemer等学者将这一思想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从经济学角度系统解释了机会不平等的内涵[18]：机会不平等是指由“个体不可控”因素而导致个体面临结果的不平等，这是不合理且人们不愿接受的。主流研究普遍认为，机会不平等不仅是个体不平等感知的重要来源，更是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得到广泛关注[26]。
将机会不平等理论引入社会经济研究的优势在于，可将机会不平等因素和非机会不平等因素从经济差异的成因中分解出来，并给出生成源泉与作用渠道方面的相关信息，为政府决策调控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这也为学界探索社会经济内部差异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基础。在区域海洋经济发展方面，根据机会不平等思想，沿海地区面对的要素禀赋、区位特征、经济基础和宏观政策导向等不可控因素差别较大，可能造成各地所面临的发展机会不同，最终导致区域内各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27]。因此，本文将机会不平等理论引入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研究框架，探究造成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1.1 海洋经济发展的机会不平等因素

在以往社会经济研究中，Sapata将“是否严格受到个体控制”作为区分机会不平等因素和非机会不平等因素的主要标准[28]，获得学界广泛认可。在海洋经济研究中，资源要素、区域政策偏好、外商投资的区位变迁、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发展实力、固定资产积累、劳动力投入、科技创新投入、环境规制等多种因素已被证明显著影响地区海洋经济发展，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相对应地，本文将“当期无法被改变的且不受本地区控制”作为机会不平等因素的衡量标准，选取包括岸线资源、国家级政策、经济基础、市场需求、对外开放、人才支撑、文化环境、产业结构和城市化9个因素，作为导致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机会不平等因素，而将“当期本地区可以控制”的其他因素视为非机会不平等因素。

1.2 机会不平等因素的作用渠道分析

在社会经济实践中，机会不平等因素可能还会通过作用于非机会不平等因素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机会不平等因素对海洋经济差异的影响渠道分为直接作用渠道和间接作用渠道。在直接作用渠道中，机会不平等因素直接导致海洋经济差异；在间接作用渠道中，机会不平等因素通过作用于非机会不平等因素间接导致区域海洋经济差异。鉴于政策实施和要素投入因素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得到普遍确认，本研究拟从地方政策和地方要素投入两方面对机会不平等因素的间接作用渠道进行解释。
首先，地方政府在推动海洋政策制定过程中，受地方海洋资源禀赋、经济基础、人文环境等机会不平等因素的影响，可能选择制定差异化的海洋经济发展政策，海洋政策的差异也将导致各地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出现差异。因此，机会不平等因素可通过地方政策渠道作用于区域海洋经济差异。
其次，各地海洋政策的差异化可能显著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和作用路径，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产生潜在影响，如地方海洋政策可能导致劳动力集聚、海域使用、固定资产投入、创新投入等方面的差异，要素投入的差异又会对海洋经济产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机会不平等因素可通过影响地方政策制定，作用于生产要素投入渠道，最终导致区域海洋经济差异。
综上分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首先，根据机会不平等理论，机会不平等因素与非机会不平等因素共同导致了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其中由机会不平等因素导致的差异通常被认为是更加不合理的，因此成为本研究主要考察对象。其次，对于机会不平等因素的构成，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地理区位理论、区域产业演化理论等多种理论思想，总结出影响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9种机会不平等因素，并分别从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解析这些因素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影响，其中间接渠道包含地方政策和地方要素投入两种存在关联的中介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以上逻辑展开。
图1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2.1.1 机会不平等指数测算

本研究采用Bourguignon等提出的基于事前参数法的反事实构建形式[19]将机会不平等因素导致的海洋经济差异从整体差异中分离，并使用MLD指数作为机会不平等指数的度量指标，反映区域海洋经济差异。
作为机会不平等指数度量指标，MLD指数又叫泰尔零阶指数或对数偏差均值指数，相较于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MLD指数满足不平等的齐次性，数值扩大或缩小相同倍数时，不平等指标值不变，组内、组间可完全分解且不存在路径依赖，是能够将经济不平等从机会不平等因素和非机会不平等因素之间进行完美分解的指数。
MLD指数公式为：
G E ( 0 ) = l i m α → 0 1 α 2 - α 1 n ∑ i = 1 n y i y α - 1 = 1 n ∑ i = 1 n l o g y y i
GE（0）指数不仅符合洛伦茨准则一致性原则，而且可以将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分解成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之和，其分解公式为：
G E ( 0 ) = I W + I b = ∑ g = 1 G N g N ∑ i ∈ g 1 N l o g y g ¯ y i + ∑ g = 1 G N g N l o g y ¯ y g
式中：N为总样本数；Ng为g组的样本数； y g ¯为g组的样本均值；yi为第i个样本的海洋经济产出；α代表给予不同组之间差距的权重。
事前参数法具有不需要识别非机会不平等程度和对数据集的要求较低等优点，用于从总体差异中剥离由机会不平等因素导致的产出差异。参数法将海洋经济产出方程设定为线性函数，通过估计参数值并将机会不平等变量取均值来构造消除机会不平等因素影响的反事实分布，反事实分布与实际分布的差异即为机会不平等导致的产出差异。假设Ci表示无法控制的机会不平等因素，Ei表示可控的非机会不平等因素，ui为残差项，表示其他不可观测因素。三者共同决定了海洋经济水平yi，函数可表示为：
y i = F ( C i , E i , u i )
非机会不平等因素会受到机会不平等因素的影响，式（3）可改写为：
y i = F C i , E i ( C i , ν i ) , u i )
式中： ν i表示无法观测到的影响非机会不平等的因素。在机会不平等—非机会不平等二元分析框架下，海洋经济产出函数可具体表示为半参数形式：
l n y i = α C i + β E i + u i
进一步假定机会不平等因素以线性形式影响非机会不平等水平：
E i = ρ ∙ C i + ν i
将式（6）代入式（5），从而得到简约形式：
l n y i = ψ C i + ε i
系数ψ同时包含了机会不平等因素对海洋经济的直接影响，以及机会不平等因素通过影响非机会不平等因素对海洋经济产生的间接影响。参考李莹等的方法[21]，可以用OLS估计式（7）的简约形式，之后定义反事实 y i c，以此来反映类别间的不平等（即机会不平等）：
y i c = e x p ( ψ ^ C i )
通过构建反事实方程 φ i = e x p ( ψ ^ C ¯ + ε i ^ )衡量机会不平等因素类别内部的不平等，其中， C ¯表示均等化的机会不平等变量，I表示不平等指标，海洋经济差异不平等I（yi）就分解为类别间的不平等I（y i c）与类别内部的不平等I（фi），依据MLD指数的分解，I（y i c）即为机会不平等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平等绝对值。

2.1.2 机会不平等因素的贡献率及作用渠道分解

①机会不平等因素的贡献率分解。在测度机会不平等指数测算结果后，基于Shapley值分解法对各个机会不平等因素的贡献率进行分解量化。参考Björklund等提出的方法[29]，Shapley值分解法的测度思路分为两步：第一步，基于式（7），对于包含多个变量的要素集，逐步剔除每个变量，依次比较包含该变量与不包含该变量之间的不平等指标差异；第二步，考虑到各个变量出现的顺序不同可能会影响结果，对各种顺序下的结果取均值得到该因子对机会不平等（MLD指数）的贡献率。Shapley值分解法需要多次迭代过程，同时基于式（7）的分解，满足各个机会不平等因素引起的机会不平等总和等于由反事实 y i c计算的机会不平等I（y i c）。
②机会不平等因素的作用渠道分解。本研究参考Palomino等提出的多层次反事实收入构建法[22]来分离机会不平等因素的作用渠道。在事前参数法测度机会不平等指数的基础上，将地方政策和地方要素投入逐一作为中间变量，构建新的反事实海洋产出，进而将间接渠道中的地方政策与地方要素投入渠道分离。
第一步，地方政策间接作用渠道的测度。在机会不平等测度中构建可观测机会不平等变量导致的反事实海洋经济产出 y i c，它既包含可观测机会不平等变量的直接影响，还包括机会不平等变量通过影响地方政策和地方投入等导致的间接影响。为将地方政策渠道分离出来，仍需进一步构建反事实海洋经济产出。 y i c将作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l n y i c = l o c P o l i η + ν i
式中：locpoli表示地方政策间接渠道； ν i表示不可观测的中间变量以及其他随机误差项。在此基础上，基于均等化的地方政策 l o c P o l ¯，定义反事实海洋经济产出 y i c , l o c P o l和 y i c , l o c P o l ¯：
y i c , l o c P o l = e x p l o c P o l i ∙ η ^
y i c , l o c P o l ¯ = e x p l o c P o l ¯ ∙ η ^ + ν i ^
式中： y i c , l o c P o l表示机会不平等因素通过地方政策间接影响的海洋经济产出； y i c , l o c P o l ¯则表示地方政策通过地方要素投入和其他不可观测中间变量以及残差项影响的海洋产出部分。
第二步，地方要素投入间接渠道的测度。地方政策不是机会不平等生成的唯一渠道， y i c , l o c P o l ¯中还包含了机会不平等因素在地方投入要素中的作用进而间接生成机会不平等，为将其分离，将第一步中反事实经济产出 y i c , l o c P o l ¯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构建回归方程：
l n y i c , i n p u t ¯ = i n p u t i γ + ξ i
式中：inputi表示地方要素投入； ξ i表示残差项； ξ i是在 y i c , l o c P o l ¯中既没有被地方政策渠道解释，也没有被地方要素投入渠道解释的部分，包括机会不平等因素对海洋经济产出的直接影响，以及机会不平等因素通过不可观测的中间因素产生的间接影响。如果地方政策和地方投入存在相关性， y i c , l o c P o l ¯已经排除了地方政策的影响，从而获得地方投入对海洋经济产出的净效应。再次定义反事实海洋经济产出：
y i c , i n p u t = e x p i n p u t i ∙ γ ^
y i c , i n p u t ¯ = e x p i n p u t ¯ ∙ γ ^ + ξ i ^
式中： y i c , i n p u t ¯为机会不平等因素通过除地方政策、地方海洋要素投入以外的其他中间因素间接影响视为海洋经济产出的部分，以及机会不平等因素直接影响的海洋经济产出部分。

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我国于2012年提出海洋强国战略，以及海洋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2012—2020年中国沿海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参考官方统计惯例与现有海洋经济研究范式，省级海洋单位主要为11个沿海地区，并已基本形成北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和南部海洋经济圈3个海洋经济团组①。由于三大海洋经济圈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定位有所区别，经济圈之间存在的区域发展失衡现象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因此多应用于海洋经济差异分析范畴[36]。
参考以往研究，选择海洋产业生产总值（GOP）作为海洋经济规模指标，9个机会不平等因素分别选取当期无法控制的滞后一期变量进行表征，代表性变量见表1。本研究政策型数据由作者自行搜集整理，主要通过查询中央政府及下属各部门、沿海各省级政府及下属各部门的官方网站获取政策文本的一手数据，其他数据来源于CNRDS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和各年份《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
表1 主要变量及参考

Tab.1 Main variables and references

因素种类 因素名称 代表性变量 参考文献
机会
不平等
因素		 岸线资源因素 海岸线长度 [30]
国家级政策因素 中央部门关于某地区的海洋经济政策发布量 -
经济基础因素 GDP -
市场需求因素 地区人口数量 -
对外开放因素 外商投资额 [30]
人才支撑因素 研究生及以上在校生人数、海洋科研机构从业人员 [30-31]
文化环境因素 人均博物馆文物藏品数 -
产业结构因素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32]
城市化因素 地区城市化水平 [33]
间接
渠道
因素		 地方政策因素 沿海各地区的海洋经济政策发布量 [34]
海域使用要素 海域使用金数额 [33]
劳动力投入要素 沿海地区就业人员数 [35]
固定资产投入要素 固定资产投资额 [30]
海洋创新投入要素 海洋R&D经费投入量 [32]

注：“-”代表没有参考文献。

3 机会不平等指数测算及源泉因素分解

3.1 机会不平等指数的时空差异分析

在估计式（7）的回归系数并构建式（8）的反事实海洋经济产出基础上，计算得到2012—2020年机会不平等因素对海洋经济差异影响的时间演化趋势（图2）。图2a显示，机会不平等指数在2012—2020年起伏波动，2012年后总体呈上升趋势，计算结果介于0.2636~0.3018之间。2013—2020年的线性趋势线斜率显著为正，说明自2013年起，由机会不平等因素导致的我国海洋经济差异总体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亦即机会不平等因素可能是导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图2 海洋经济机会不平等指数

Fig.2 Index of unequal opportunity of marine economic

针对三大海洋经济圈内部差异进行海洋经济机会不平等指数测算，结果如图2b所示。使用全样本计算出南部机会不平等指数最高，北部次之，东部机会不平等指数最小。为探究三大海洋经济圈内部机会不平等指数的变化趋势，选取2012—2016、2016—2020年2个时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南部海洋经济圈机会不平等指数呈下降态势，而北部海洋经济圈则呈增长态势，东部海洋经济圈无明显变化。综合来看，东部海洋经济圈的机会不平等指数长期维持较低水平，说明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情况较好；南部海洋经济圈的机会不平等指数虽有下降趋势，但绝对水平仍然较高，在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机会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这可能由该经济圈内部广东、福建两省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突出优势所导致；北部海洋经济圈机会不平等指数虽然低于南部经济圈，但呈现较明显的增长态势，说明由机会不平等因素导致的区域内海洋经济差异逐渐扩大，造成区域内海洋经济差异的具体因素有待进一步解析。

3.2 机会不平等指数的源泉因素分解

3.2.1 源泉因素贡献率的时间演化分析

根据Shapley值分解法计算2012—2020年各机会不平等因素对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率，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机会不平等贡献率的时间演化趋势

Fig.3 Evolution of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unequal opportunity

在9种机会不平等因素中，国家级政策因素的贡献率始终较高，是导致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该因素对海洋经济差异的解释程度由2012年的10.18%提升到2020年的15.56%，并且分别在2014和2019年达到较大峰值。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海洋事业开启新的发展维度，国家层面针对部分地区制定了专属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及策略。如国务院批准《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使福建海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2018年国家率先在部分沿海地区设立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这些获得国家级政策支持的地区不断强化自身优势，促进海洋经济增长动能快速释放，导致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因素对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率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由2012年的最大贡献率16.91%，逐步下降至2018年的13.45%，随后开始小幅度提升，而从绝对水平看一直维持在较高的位置，是造成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重要源头因素。我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长期受益于较大的开放力度与较完善的开放环境，特别是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部分优势省份由于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配套支撑，不仅对外资的吸引力较大，丰富的沿海港口设施更利于外贸发展，这都将对本地区海洋经济发展产生巨大促进作用。
人才支撑、经济基础2种因素对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率相对较高。从绝对量值来看，人才支撑因素是导致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从变化趋势来看，该因素的贡献水平在2012—2020年有所下降，说明研究期间人才支撑因素对海洋经济差异的影响程度有所减弱。2011年发布的《国家“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培养壮大人才队伍，增强海洋科技竞争能力”。沿海经济弱势地区也更加意识到海洋人才对于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要影响，如河北等地纷纷加大海洋人才的培育与引进力度，尝试通过高质量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来拉动海洋经济增长，有利于缓和由人才因素导致的区域内海洋经济差异。此外，经济基础因素对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度在2013年达到9.70%的低值后开始持续升高，在2020年达到13.92%的水平。经济基础强大的地区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固定资产、技术、人力等多维度条件支撑，并且较强经济支持可以创造更多更广泛的市场需求，带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因此，经济基础因素也成为扩大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
岸线资源因素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率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2012—2017年，贡献率不断增加并达到研究期内峰值8.79%，之后开始下降，在2020年降至3.70%。作为海洋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自然禀赋之一，岸线资源因素对于海洋经济差异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具体来看，2012—2017年，由于传统海洋产业对海洋近岸资源依赖性较大，地区岸线禀赋差异等对海洋经济的区域差异产生较大影响，但近年来随着海岸线资源的保护工作逐步开展，沿海各地海洋经济活动不断由近岸向深远海拓展，海洋经济对海岸线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弱。
文化环境、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3个因素对区域海洋经济的机会不平等贡献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文化环境因素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影响较弱，趋势变化较为平稳；产业结构因素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影响呈下降态势；各地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显著，可为海洋经济提供先进且完备的发展条件，使城市化因素对于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程度逐渐降低。
相比之下，市场需求因素的贡献率虽绝对水平不高，但从2013年开始呈现显著上升态势，说明市场规模庞大的地区，可以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充足、强劲的市场需求，可能导致区域海洋经济优势进一步扩大。

3.2.2 源泉因素贡献率的空间差异分析

三大海洋经济圈内部各机会不平等因素对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率如图4a所示。经济基础、人才支撑和对外开放因素对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较高，是造成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差异逐渐加大的重要源头；国家级政策因素对东部海洋经济圈内部差异的影响较大，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因素对该区域内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对于南部海洋经济圈来说，岸线资源、对外开放因素是导致该区域高海洋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
图4 三大海洋经济圈机会不平等因素的贡献率及分时段变化情况

Fig.4 Contribution rate of unequal opportunity factors in the three major marine economic circles and their changes in two time period

图4b~图4d分别反映了三大海洋经济圈机会不平等因素的贡献率在2012—2016、2016—2020年2个时间段的变化情况。北部海洋经济圈内部各机会不平等因素的贡献率变化较为明显，其中，对外开放与文化环境因素贡献水平较高，国家级政策、经济基础因素的贡献率有上升的趋势，而人才支撑和对外开放因素的贡献率呈现下降的态势。山东海洋经济发展起步较早，依靠其全国前列的经济规模，叠加国家级海洋政策的鼎力支持，海洋经济发展成效显著。而河北通过黄骅港的对外枢纽作用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快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拉近与先进地区的海洋经济差距。东部海洋经济圈中经济基础因素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对海洋经济差异的影响有所减弱，而人才支撑和产业结构因素的贡献率有所提升。上海制订的《关于上海加快发展海洋事业的行动方案（2015—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形成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强海洋人才队伍建设，以加快发展上海海洋事业，此举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海洋经济发展优势；对于南部海洋经济圈，国家级政策因素的贡献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余因素的贡献率变化不明显，一定程度上说明南部海洋经济圈的高机会不平等指数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需要海洋经济发展滞后地区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部署，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能级，以缩小与区域内海洋经济先进地区的发展差距。

4 机会不平等因素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作用渠道分析

4.1 间接作用渠道的时间特征分析

机会不平等因素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率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探索其中的作用渠道是解析这些差异的重要手段。为此，本部分将进一步分析机会不平等因素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间接作用渠道，更具体地，这些因素如何通过影响地方政策制定和地方要素投入来发挥影响。
表2显示了沿海地区2012—2020年各间接渠道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到，地方政策渠道的绝对量从2012年的0.0218上升至2020年的0.1143，呈现较为明显上升趋势。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地方政策的提出、实行可能受到国家级政策指引、地区经济基础等机会不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地区海洋经济政策存在显著差异，地方政策实施过程往往也表现出差异化的执行效率，这都将对区域内海洋经济差异产生严重影响。政策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如果一地区的地方海洋政策效果显著，则可以更加科学有效地解决海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实现新突破。值得注意的是，从2013年开始地方政策间接渠道绝对值出现波动上升，2012年国家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沿海各地区响应国家号召，纷纷跟随出台相关海洋政策，但由于各省份海洋发展基础不同，地方海洋经济政策产生的效果也存在差异。海洋经济发展先进地区快速出台地方海洋支持政策，促使海洋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将进一步巩固自身海洋经济发展优势。
表2 机会不平等指数的间接渠道绝对量分年份测算结果

Tab.2 Absolute indirect channel measurements of the unequal opportunity index by year

年份 地方
政策渠道		 地方要素投入渠道
海域
使用		 劳动力
投入		 固定资产
投入		 海洋创新
投入
2012 0.0218 0.0140 0.0802 0.0887 0.1753
2013 0.0784 0.0031 0.0420 0.0396 0.1427
2014 0.0402 0.0134 0.0666 0.0609 0.1618
2015 0.0818 0.0009 0.0538 0.0446 0.1486
2016 0.1337 0.0092 0.0234 0.0080 0.1246
2017 0.1204 0.0866 0.0163 0.0076 0.1312
2018 0.1403 0.0546 0.0212 0.0099 0.1383
2019 0.1236 0.0086 0.0144 0.0059 0.1636
2020 0.1143 0.0311 0.0244 0.0096 0.1342
机会不平等因素还可通过影响地方政策作用于海洋要素投入渠道，从而间接影响海洋经济差异。如表2所示，各投入要素渠道对于海洋经济差异影响程度及其变化趋势显著不同。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入渠道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海域使用渠道的影响力在2017年有明显升高。《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立健全海域和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市场化配置及流转管理制度”，并在2018年制定、实施了相关使用办法，尝试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提升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但沿海各地对于新政策的响应时间和推进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同将拉大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差异。劳动力投入渠道的作用力整体呈下降趋势，说明实现地方海洋政策对海洋经济的积极影响，不再只是通过简单的劳动力数量累积，还与海洋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附着在劳动力上的知识溢出和创新能力等存在密切关联。固定资产投入渠道的影响从2016年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与地方政策渠道的影响在2016年显著提升形成对照，说明通过地方政策吸引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刺激海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被广泛应用，因此该渠道造成的区域海洋经济差异也会相对减弱。海洋创新投入渠道的绝对量相较其他渠道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说明地方政策可以通过刺激涉海科技活动投入来显著提升本地海洋经济规模，从而加大区域内海洋经济差异，这体现出科技创新仍然是驱动海洋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但随着科技创新在海洋开发中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各地均大幅提升对于海洋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原本海洋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尝试通过针对性的海洋政策来鼓励海洋创新投入。因此，海洋创新投入渠道对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程度近年来已有所减弱。

4.2 间接作用渠道的空间特征分析

三大海洋经济圈内部机会不平等要素的间接作用渠道结果见表3。对于南部海洋经济圈来说，无论是地方政策渠道，还是地方要素投入渠道，绝对量均高于北部和东部海洋经济圈，该结果与机会不平等指数的空间特征相契合。
表3 三大海洋经济圈机会不平等指数的间接渠道绝对量测算结果

Tab.3 Absolute indirect channel measurements of the unequal opportunity index for the three major marine economic circles

地区 地方
政策
渠道		 地方要素投入渠道
海域
使用		 劳动力
投入		 固定资产投入 海洋创新投入
北部海洋经济圈 0.0289 0.0244 0.0076 0.0205 0.0751
东部海洋经济圈 0.0067 0.0052 0.0084 0.0048 0.0109
南部海洋经济圈 0.1575 0.1370 0.2288 0.1615 0.1751
由表3可知，在4种地方要素投入渠道中机会不平等因素通过地方政策的制定，使地方海洋创新投入产生差异，导致北部海洋经济圈内部的海洋经济差异增大。北部海洋经济圈中，山东作为科技创新政策先行区，创新要素吸附能力更强，在以创新驱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更具优势，显著地拉开了与区域内其他地区的海洋经济差距。东部海洋经济圈虽然机会不平等指数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海洋创新投入仍然是该区域最有影响力的间接渠道，其中上海作为创新龙头，在海洋科技创新方面拥有雄厚基础，在丰富的政策支持和高水平的海洋科研投入刺激下，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显著领先，进而驱使该区域海洋经济差距加大。劳动力投入间接渠道对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影响较为突出，圈内海洋经济发达地区凭借产业及基础设施优势，广泛吸引劳动力向本地集聚，利用要素优势拉开与其他地区的海洋经济差距，且福建与广东均为海洋经济大省，在海洋产业发展方面各具优势，对涉海劳动力的吸纳作用突出，海洋经济在规模和质量上大幅领先圈内其他两省区，因此劳动力渠道的作用在南部海洋经济圈中更加明显。
为探究三大海洋经济圈各个间接渠道的变化情况，分别利用2012—2016、2016—2020年2个时间段的样本进行分析计算，借助ArcGIS对计算结果进行空间可视化，进一步展现三大海洋经济圈间接渠道的变化情况（图5、图6）。由图5可知，东部海洋经济圈地方政策渠道绝对值呈下降趋势，而北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地方政策渠道的影响逐渐升高，说明地方政策渠道对北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差异的影响愈加显著，海洋经济发展弱势地区要强化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地实施效果，推动海洋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
图5 三大海洋经济圈地方政策渠道的变化情况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图6同。

Fig.5 Changes in indirect channels for local policies in the three major marine economic circles

图6 三大海洋经济圈4种间接渠道的变化情况

Fig.6 Changes in the three major marine economic circles and four indirect channels

图6显示了三大海洋经济圈4种地方要素投入渠道的变化情况。根据图6a中海域使用间接渠道的变化情况可知，该渠道对北部和东部海洋经济圈的影响呈现下降趋势且北部海洋经济圈下降幅度较大，而南部海洋经济圈的绝对数值依然在升高。南部海洋经济圈中的先进地区对国家层面海域使用权市场化制度建设目标的响应更加积极，相关政策的快速实施显著提升了海域使用效率，进而拉大了区域内海洋经济差异。图6b~图6d显示，劳动力投入、固定资产投入和海洋创新投入3种间接渠道的绝对值对于三大海洋经济圈均表现出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有所不同，说明这3种间接渠道对区域内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一定程度上减弱。海洋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通过制定针对性海洋政策，加大这3种要素投入，促进本地海洋经济发展，能有效缓解区域内海洋经济发展差异。

5 结论与启示

5.1 主要结论

①机会不平等指数的时空分异结果显示，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机会不平等指数在2012—2020年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由机会不平等因素导致的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愈加严重。从空间上看，南部海洋经济圈机会不平等指数较高但呈下降态势；东部海洋经济圈机会不平等指数值较小，变化幅度不明显；北部海洋经济圈机会不平等指数值介于东、南海洋经济圈之间，且呈上升态势。
②源泉因素分解结果显示，国家级政策和人才支撑因素对整体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影响较大。此外，对外开放是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差异的重要来源；国家级政策因素对东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差异的贡献较大；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差异受到岸线资源、人才支撑、对外开放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岸线资源因素和人才支撑因素贡献率较高且有上升的趋势。
③在影响渠道方面，机会不平等因素通过地方政策渠道显著影响海洋经济差异，还可通过地方政策差异影响海洋经济活动中的要素投入。同时，海洋创新投入也是导致海洋经济差异的重要渠道。虽然各地普遍开始重视海洋创新能力建设，海洋创新要素投入对海洋经济差异的影响有所减弱，但仍是造成海洋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从三大海洋经济圈来看，劳动力投入是影响南部海洋经济圈内部差异的主要渠道，海洋创新投入一直是影响北部和东部海洋经济圈内部差异的重要渠道。

5.2 政策启示

①北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差异表现更为突出，宏观角度上需在国家层面提出针对性、多样化的方案，地方层面要加强各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各地应配合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人口、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更深入、更广泛地进行“内部化”协作，推动经济在竞争中增长，激励市场创新，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家战略出发，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②利用好国家层面的“有形之手”，强化国家级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要鼓励沿海各地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高海洋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海洋经济内驱力以及对外开放水平。北部海洋经济圈内海洋经济滞后地区需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强化经济基础和人才支撑力度，坚持科教兴国，促进海洋经济提质增量；东部海洋经济圈内海洋经济滞后地区需积极争取国家战略引导和政策扶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缩小与先进地区的经济差距，引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南部海洋经济圈内海洋经济滞后地区需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部署，以加快突破岸线资源因素限制为主线，积极培育深海远洋产业，鼓励海洋经济向深远海发展。
③因地适时优化制定地方海洋经济政策，带动海洋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经济发展。在制定海洋经济政策时，应积极响应、有效落实国家层面涉海方针政策，根据地方特色优势开展政策调控，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差异化发展，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弥补与先进地区的海洋经济差异。对于机会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的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发展滞后地区要加快吸引劳动力和科技创新等资源进入本地海洋经济部门，促进海域空间资源的市场化利用，有效提升海洋经济体量和影响范围；北部海洋经济圈中的滞后地区应坚持对内以港口航运资源的优化整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对外积极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海洋经济发展活力，促进海洋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成为沿海各省份促进海洋经济提质增效的政策着力点，有效缓解区域内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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