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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5: 202 - 21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5.021

Measurement and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Level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mpowerment

  • YANG Shasha , 1 ,
  • HU Long 2
Expand
  • 1. Business School，Guilin Tourism College，Guilin 541006，Guangxi，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Guangxi Minzu University，Nanning 530006，Guangxi，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1-19

  Revised date: 2024-04-10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4

Fold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gital empowerm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t the prefecture level,and describes the changes and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284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0.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overall level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hows an obvious upward trend,but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ity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are obvious. Typical cities with high-leve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clude Beijing,Shanghai,Nanjing,Shenzhen and Hangzhou,while typical cities with low-leve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clude Ya'an,Shangluo,Suihua,Qiqihar and other cities. 2)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Chin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and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spatial relations are significant. Hot spot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represented by Beijing and Tianjin,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represented by Shanghai and Hangzhou. The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represented by Zhengzhou has been in the cold and sub-cold areas. 3)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various dimensions,and the integration foundation,scale and efficiency have been improved to varying degrees. Through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blems of cities with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yp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iated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digital technolog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fficiency; urban agglomeration

Cite this article

YANG Shasha , HU Long . Measurement and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Level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mpowerment[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5) : 202 -21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5.021

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战略产业支柱，因其关联度大、涉面广、拉动力强的产业特点在促进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具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先天优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共识，发展文化高地和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成为区域和城市旅游业发展的核心目标[2]。目前，文旅产业作为中国的“朝阳产业”已经全面融入国家战略体系，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层面变得愈发重要[3]。但是，城市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还比较突出，不同城市间的“文—旅”资源差距存在较大差异[4]。实现文旅融合均衡且高质量地发展成为目前城市文旅产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伴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已成为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对文旅产业之间的融合深度[6]、融合路径[7]、融合模式[8]等带来重要变革。因此，以数字技术为抓手，以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赋能文旅产业[9-10]，加速文旅市场新的变革[11]，促进文旅产业高端化和智能化成为城市文旅产业发展新的方向[12]。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文旅领域广泛而深入地应用，深刻改变了文旅的内涵、外延与具体表现形式，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13-14]。此外，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还需要政策支持与引导、资本投入与产业协同、人才培养与引进等多种因素的支持，实现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已成为打造具备深厚文化气息、旅游高质量、数字文旅业态城市以及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和重要支撑[15-16]。
那么，当前我国城市文旅融合水平发展如何?演进趋势怎样?时空分异特征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城市当前文旅融合发展现状、演进态势，厘清文旅融合城市间差异的形成与演进机理，从而为我国城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学者们围绕文旅融合发展的理论脉络[17]、内涵解析[18]、测度评价[19-20]、影响机理[21-22]与政策路径[23-24]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在定量分析上，大多从时间和空间视角切入，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计量模型以及空间效应模型等对不同省域[25]、城市群[26]、市域[27]数字技术与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测度；在定性分析上，则多从文旅产业数字化、数字平台化、文旅融合产品价值链等角度对文旅融合主题进行了诸多有意义的探讨，使得文旅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拓展深化[28]。
综上发现，既有针对文旅融合综合评价的文献虽较丰富，但仍存在以下需要完善之处：①现有文献大多围绕文旅融合的内涵、演化机理及路径开展研究，但整体来看研究内容较为浅显，缺少关于数字技术推进文旅融合的逻辑机理剖析。②在研究视角方面，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区域、不同阶段的文旅融合发展特征不尽相同，但现有研究成果的视角相对单一，多基于单一年份截面数据的静态评价分析，缺乏不同时期下文旅融合发展演变动态格局及时空异质性的对比分析与研判。③在研究尺度方面，现有研究较为宏观粗放，多以区域、省域或某一特定地市为研究对象，对更微观和精细尺度下文旅融合发展的态势、格局及特征的整体刻画分析相对欠缺。
鉴于此，本文围绕文旅融合内涵，聚焦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动态性、系统性，以数字技术赋能文旅融合来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测算2010—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文旅融合水平，对文旅融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分异格局、演进特征进行分析，以期为因地制宜优化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建议。

1 文旅融合发展内涵及指标体系构建

1.1 融合发展内涵

文化是灵魂，旅游是载体。文化旅游融合已成为现代城市旅游产业的一种全新体验形式，其通过发掘传统文化、开发新的旅游地和资源，并将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成为全国许多区域旅游经济新的发展趋势。文旅融合是指文化与旅游产业中的资源要素彼此之间交互、渗透或者重新组合，使得文化旅游产业要素资源突破原有的领域和产业边界，彼此之间整合而形成新的文旅产业体系和业态，从而实现文旅融合后的价值创造，使得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做到有机统一[29-30]。文旅融合的本质在于将文化元素和内核与旅游的资源平台进行融合，从而产生新的文旅产品、产业生态、要素集聚，在发展市场中实现价值耦合[31]。
文旅融合发展，从融合基础、融合规模、融合效率等方面，推动文化和旅游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适应的和谐关系，旅游产业通过游客对文化体验的需求和消费行为，也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市场导向和坚实的经济支撑，推动了文化产业向多元化、创新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
在文旅深度融合过程中，数字技术赋能成为关键所在。数字技术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引领着新一轮的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其赋能于各行业的发展之中都使行业发生巨变，带来新的发展面貌[32]。新型数字技术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数字化生产力，推动文旅产业经济发展新模式和变革，能使文旅资源实现信息共享、集聚和互联互通，且进行快速文旅宣传推广，扩大市场需求并提供网络技术帮助，使得文旅发展水平大大提升[33]。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不仅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和数字治理效率，也使得文旅相关企业生产效率得到增强，促进了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之，文旅融合发展系统中包括人口、土地、产业等空间实体要素，同时也包括信息、技术、文化、服务等非实体要素。文旅融合发展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在文旅资源要素不断开发与创新中[34]，上述实体和非实体要素在文旅融合发展系统互动互融与自由流动的过程中，促进要素资源联动创新，通过数字技术与文旅价值的结构功能优化，实现文旅空间布局优化并最终达成文旅资源基础创新、产业规模扩大、经济发展效率增强、人口互融互动、空间布局合理的全面协同发展（图1）。
图1 中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内涵机制

Fig.1 Connotative mechanism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ese cities

1.2 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文旅融合过程蕴含着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在融合开始前需要有基础支撑，融合中表现出一定的发展规模，融合后呈现出相应的发展效率，因此本文参考宋德勇、熊正德等的方法[35-36]，从融合的“基础—规模—效率”3个维度出发构建区域文旅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结合上述文旅融合发展需重点关注的方面及数据可获得性对指标体系作进一步完善，构建中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评价体系，并对指标的选取主要采取理论分析法、频度统计法 ① ，以此增强指标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表1）。
表1 中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in China

目标层 结构层 要素层 观察层（权重/属性） 计算方法（单位） 参考文献
融合基础 文化产业基础 基础设施 人均公共图书馆数量（0.051/+） 地区公共图书馆总量/地区年末总人口数（个/人） [4,25]
科教投入 政府科技教育支出比重（0.031/+） 地区科技教育财政支出/地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4,6]
旅游产业基础 配套设施 星级饭店比重指数（0.045/+） 地区星级饭店数量/全国星级饭店总量（%） [4,32]
旅游环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029/+） 地区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地区建成区面积（%） [29-30]
数字赋能基础 设施服务 互联网宽带普及率（0.058/+） 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地区年末总人口（%） [11,13]
数字网络 人均移动电话用户数（0.037/+） 地区移动电话用户数/地区年末总人口（部/人） [31,36]
融合规模 文化产业规模 文化企业 新注册文化企业数比重指数
（0.075/+）		 地区新注册文化企业数量/全国新注册文化企业总数（%） -
就业人员 文化娱乐从业人员比重指数
（0.065/+）		 地区文化娱乐从业人员数量/全国文化娱乐从业人员总量（%） [4,6]
旅游产业规模 旅客人数 旅客人数比重指数（0.049/+） 地区旅客人数/全国旅客总量（%） [25,36]
旅游产业 旅游总收入比重指数（0.066/+） 地区旅游收入/全国旅游总收入（%） [25,36]
数字赋能规模 就业人员 科学技术从业人员比重指数
（0.091/+）		 地区科学技术从业人员数量/全国科学技术从业人员总量（%） [7,11]
数字产业 网上移动支付水平（0.040/+） 数字金融支付业务指数 [7,11]
融合效率 文化产业效率 人才培养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0.081/+） 地区高等院校学生在校数量/地区年末总人口数（人/万人） [6,31]
产业集聚 新注册文化企业地理集中度
（0.102/+）		 （地区新注册文化企业数/全国新注册文化企业总数）/（地区行政面积/全国行政面积）（%） -
旅游产业效率 消费潜力 旅游消费指数（0.042/+） 地区旅游总收入/地区旅客总数（%） [23,32]
旅游贡献 旅游收入占地区GDP比重
（0.054/+）		 地区旅游总收入/地区GDP（%） [23,32]
数字赋能效率 科技创新 专利授权率（0.036/+） 地区专利授权总量/地区专利申请总量（%） [6,25]
数字经济增长 数字产业产值平均增长指数
（0.049/+）		 地区电信邮政业务年均增长率（%） [7,11]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结合数据的可得性、科学性、客观性，本文选择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为2010—2020年，同时西藏、香港、台湾和澳门的相关年份数据缺失较多，基于严谨性考虑并未将以上地区纳入测算范围。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和公报；网上移动支付水平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专利授权数源于中国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库。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移动平均法、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2.2 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

2.2.1 融合指数分析

在计算文旅融合水平之前，需对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赋权。本文采用熵值法来确定权重，将所有指标的标准化值乘以对应的权重加总得到各文旅融合状况，计算步骤参考曾鹏等的研究[37]。

2.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

为能够识别出我国城市文旅融合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本文引入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主要借助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2种分析工具。其中，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基于总体层面来判断文旅融合水平是否具有空间关联性，通过全局莫兰指数测算可体现整体集聚情况[38]，其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分析研究区内文旅融合水平是否发生聚类，即采用冷热点分析（Get-Ord Gi*）来计算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冷热点[39]，从而衡量文旅融合水平空间变化的聚集与分异特征。

3 结果与分析

基于2010—2020年文旅融合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算了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鉴于文章篇幅考量，本文特别选取了2020年文旅融合发展水平领先的城市与相对滞后的城市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不同城市间文旅融合发展的差异与潜力（表2）。从全国层面来看，高融合发展水平排名靠前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区域，低融合发展水平城市主要分布在西部与东北部。具体到四大区域来看，高融合发展水平城市多为省会城市、直辖市和一线城市，这些城市通常是区域的经济中心，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和商业基础，科技创新能力较强，且对于本省的经济发展起着引领和带动作用，其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区域内其他城市。低融合发展城市多为区域内附属城市、地理位置偏远、资源枯竭等类型城市。
表2 2020年中国城市文旅融合高低水平对比情况

Tab.2 Comparison of high and low levels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Chinese cities in 2020

全国 文旅融合水平 东部 文旅融合水平 中部 文旅融合水平 西部 文旅融合水平 东北部 文旅融合水平
高融合
水平城市		 成都 0.399 上海 0.398 南昌 0.306 成都 0.399 长春 0.215
上海 0.398 杭州 0.360 武汉 0.306 雅安 0.279 松原 0.196
杭州 0.360 宁波 0.343 长沙 0.286 攀枝花 0.279 大连 0.188
宁波 0.343 天津 0.316 合肥 0.272 贵阳 0.278 鞍山 0.183
天津 0.316 广州 0.308 郑州 0.253 乐山 0.269 沈阳 0.173
广州 0.308 厦门 0.298 上饶 0.248 南宁 0.266 哈尔滨 0.166
低融合
水平城市		 商洛 0.115 淮安 0.148 淮南 0.130 河池 0.131 铁岭 0.115
鸡西 0.112 云浮 0.147 鄂州 0.129 白银 0.124 鸡西 0.112
黑河 0.108 滨州 0.147 荆门 0.127 庆阳 0.121 黑河 0.108
双鸭山 0.103 菏泽 0.147 宿州 0.126 陇南 0.119 双鸭山 0.103
齐齐哈尔 0.103 肇庆 0.144 黄冈 0.125 资阳 0.119 齐齐哈尔 0.103
绥化 0.079 连云港 0.134 随州 0.115 商洛 0.115 绥化 0.079

3.1 时空分异格局

本文运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类法将全国284个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分为4类，并根据文旅融合水平测度的结果，将0~0.160界定为低水平区域，0.161~0.221界定为中低水平区域，0.222~0.282界定为中高水平区域，0.283以上为高水平区域。图2呈现了2010和2020年的全国文旅融合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布情况。从演变趋势来看，在2010—2020年，由低水平过渡到中低水平、低水平过渡到中高水平的城市占比逐渐增大，全国整体融合发展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特征。其整体呈“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东北较低”的分布格局，表现出东部平稳增长、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逐渐崛起的特征。
图2 中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变化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23）276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下同。

Fig.2 Evolution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China

具体来看：2010年处于高水平的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深圳、南京以及沈阳，这几个城市综合实力较强、经济体量较大，在文旅融合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中高水平城市多分布在高水平城市周围，原因在于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得周边城市能吸收相关资源要素来推动该城市发展。约有68%城市文旅融合水平仍较低，主要呈条状形式分布在华南西部、黄淮南部、西北东部、内蒙古以东及东北地区。2020年，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整体有明显的提升，低水平区域城市占比从68%降至32%，全国大多数城市已经脱离低发展水平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中高水平值及高水平值区域城市数量显著增加，主要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以及上海、杭州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形成较为典型的高集聚地带。

3.2 时空聚集格局

在研究期间，全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全局莫兰指数均表现为正值（表3），并且P值均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一结果表明，研究区域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在空间集聚格局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进一步观察莫兰值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2010—2020年全局莫兰指数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正在逐步增强，空间聚集程度有所提升，并且核心城市的中心极化作用也日趋显著。
表3 中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全局莫兰指数

Tab.3 Global Moran index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in China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Moran's I 0.097*** 0.118*** 0.140*** 0.180*** 0.163*** 0.148*** 0.179*** 0.250*** 0.230*** 0.169*** 0.244***
z 4.147 4.961 5.880 7.450 6.753 6.114 7.345 10.174 9.383 6.911 9.955

注：***表示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

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冷热点分析变化显示（图3），2010—2020年我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的局部空间关系特征明显。2010年，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以及杭州，这些城市拥有拥有大量的文化旅游资源和科技企业总部资源，具备较为完善的数字产业链和生态圈，使得其加速了文旅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催生出文旅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其文旅融合水平发展程度高。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以成都、重庆为代表的川渝城市群和武汉、长沙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冷点和次冷点区域，原因在于当时的长沙、成都等省会城市都承担着经济发展的重任，政府在政策制定、资金扶持、人才培养等方面并没有对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2020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各项政策措施的不断落实，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热点城市数量稳步上升。同时，以长三角地区为辐射中心，通过人才、科技、资本和信息的流动，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区域协同效应，支持其文旅产业发展。推动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武汉、长沙等城市完成冷点向热点的跃迁。此外，在2010—2020年，以郑州为代表的中原城市群一直处于冷点和次冷点区域，原因在于郑州的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缺乏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支持。在文旅方面，郑州也未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使得郑州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处于劣势。并且由于郑州作为省会城市存在虹吸效应，使得与周围城市在文旅资源的整合与开发上受到了抑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业集聚的能力受限，进而阻碍了其文旅融合进程的推进。
图3 中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时空集聚格局

Fig.3 The spatiotemporal clustering pattern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3.3 分维特征的时空演化格局

在了解我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总体时空分布和时空集聚的基础上，本文还从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形成的各个维度进行分析，深入探究我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状况。

3.3.1 文旅融合基础

由图4可知，我国城市文旅融合基础水平逐渐提升，由中低水平为主逐渐变为中高、高水平为主。在研究时段，位于高融合基础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北京、上海、东莞、福州等。北京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众多的旅游景点，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其文旅融合基础发展水平表现良好。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旅游业发展非常成熟，加上基础设施完善，交通网络发达，这些为文旅融合基础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东莞和福州的特点在于其港口经济发达，对外开放程度高，所以其现代服务业发达，随着国家相关政策帮助其沿海城市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和文旅市场体系，东莞和福州利用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风光，发展旅游业，推动经济增长。在研究时段，位于低融合基础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商丘、信阳、六安、广元等。商丘和信阳均在河南省境内，其产业结构单一，缺乏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撑。这种产业结构使得两地的文旅产业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和动力，难以适应当前产业升级的趋势。且商丘和信阳得到的政策支持相对较少，导致这些地区在文旅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品牌建设和推广方面相对滞后。而六安和广元文旅融合基础落后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对文旅产业的投入不足，限制了文旅产业的发展速度。
图4 中国城市文旅融合基础发展水平时空分布

Fig.4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asic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Chinese cities

3.3.2 文旅融合规模

由图5可知，我国城市文旅融合规模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但大多是由低水平向中低和中高水平转变，由低水平跃迁至高水平的城市占比较少。在研究时段，位于高融合规模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上海、杭州、成都、西安等，位于低融合规模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沧州、石嘴山、黑河、金昌等。上海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外交流合作中心，其经常举办国际性的文旅活动和展览，提升了文旅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有利于吸引大量外国游客，进一步推动文旅产业的规模扩大。同时，上海拥有完整的文旅产业链，使得文旅产业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和循环，文旅就业规模居全国前列。杭州依托其独特的龙井茶文化、丝绸文化等丰富了文旅产业的市场，同时作为国内互联网平台的重要基地，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旅融合规模的扩大。而成都和西安文旅融合规模发展水平程度高的原因在于其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成都成功创建了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在“十四五”期间，成都还计划创建首批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并力争建成更多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西安提出了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目标，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推动文旅产业的发展，其未来要建设更多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5A级旅游景区等。低融合规模发展水平城市的特点在于本身城市的定位不在于旅游，缺少文旅主题特色等因素，造成文旅产业水平低下，文旅企业和就业规模较小，缺乏文化旅游产业的龙头企业，导致文化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旅游经济优势。
图5 中国城市文旅融合规模发展水平时空分布

Fig.5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scale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Chinese cities

3.3.3 文旅融合效率

由图6可知，我国城市文旅效率融合发展水平速度加快，融合效率发展趋势积极向好。在研究时段，位于高融合效率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三亚、海口、济南、武汉等，位于低融合效率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固原、本溪、陇南、铜川等。三亚和海口作为海南旅游的重要城市，旅游业是其支柱产业，文旅产业对GDP的贡献显著，2010—2020年，三亚和海口的文旅产业产值持续增长，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其文旅融合效率发展水平呈现出大幅上升的趋势；济南和武汉的文旅产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文旅市场繁荣活跃，形成了以动漫游戏产业、民营出版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影院产业、休闲健身产业为代表的产业链，全市规模以上文旅企业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文旅融合效率发展水平增长速度较快。低融合效率发展水平的城市的特点在于旅游产业产值低下，对城市GDP贡献度不高。由于资源整合不充分，难以形成有效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导致文旅产值无法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其他地区文旅市场的竞争压力，其文旅产业缺乏创新能力，产品和服务同质化严重，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导致文旅融合发展效率低下。
图6 中国城市文旅融合效率发展水平时空分布

Fig.6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efficiency in Chinese cities

4 结论与建议

4.1 主要结论

本文结合文旅融合内涵和实践要求，从融合基础、融合规模和融合效率3个层面构建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2010—2020年284个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并深入分析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时空分布、时空聚集及分维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①在2010—2020年，文旅融合由低水平过渡到中低水平、低水平过渡到中高水平的城市占比逐渐增大，全国整体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特征。其整体呈“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东北较低”的分布格局，在研究时段，文旅融合发展水平一直处于高水平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和杭州，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典型城市有雅安、商洛、绥化、齐齐哈尔等。
②我国城市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有进一步集中趋势，存在一定空间溢出效应。局部空间关系变化特征较为显著，在2010—2020年，热点地区主要分布在以北京、天津为代表的京津冀城市群和以上海、杭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川渝城市群的相关城市处于冷点和次冷点区域，但在研究时段后期完成了冷点向热点的跃迁，而中原城市群在考察期内一直处于冷点和次冷点区域。
③各个维度文旅融合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融合基础、规模、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高融合基础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北京、上海、东莞、福州等，低融合基础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商丘、信阳、六安、广元等；高融合规模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上海、杭州、成都、西安等，低融合规模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沧州、石嘴山、黑河、金昌等；高融合效率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三亚、海口、济南、武汉等，低融合效率发展水平的典型城市有固原、本溪、陇南、铜川等。

4.2 政策建议

①基于我国城市文旅融合水平仍存在明显的发展潜力，应以更大的发展决心持续解决其发展不充分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对于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和东北区域城市要进一步围绕融合基础、融合规模和融合效率3个维度，持续提高城市文化整体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旅游消费水平，加快提升城市产业基础和产业效益，完善城市基础功能和服务功能，拓展城市经济发展新的赛道。未来文旅融合高发展水平的城市和热点区域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深圳等首先要注重对已有文旅资源的保护，进而在城市文旅资源禀赋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以巩固文旅产业发展基础。同时推进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产业进一步协同联动，构建文旅数字化平台，应以“智慧文旅”为核心发展宗旨，通过进一步优化市场运营、技术研发和场景应用等方面的资源投入结构，保障文旅产业数字平台多元功能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实现文化旅游要素与数字技术要素的快速高效结合，实现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其次在空间布局方面，优化省会城市与周围附属空间布局，同时中心城市要起到对周边及附属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强城市与城市间的要素资源等流通机制，推进相关数字资源、文旅资源、人才资源等相关要素的互动互促，从而实现城市间协调联动，协同发展。
②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川渝城市群的冷点区域城市及外围城市应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产业发展的活力，加强数字技术的更新换代进而更好赋能产业发展尤其是文旅产业。与此同时，要注重与文旅产业发展相关的交通道路、旅游服务、文旅宣传等相关因素的提升，实现文旅融合发展的多维度平衡性与协调性，避免出现文旅融合失调发展的局面。应继续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保障机制和就业机制，制定相关财政支持政策等措施，对城市在资金、基建、数字产业、文旅资源开发等方面给予帮助与扶持，引导资源要素、人口在空间上的聚集。西部和东北的雅安、商洛、绥化、齐齐哈尔等城市，文旅融合发展尚处于较低水平，必须善于利用自身文旅资源与区位优势，发展地方特色文旅产业，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于文旅带来的新动能推动地区数字文旅供应链、产业链形成，充分释放数字红利，加强发展特色文旅，实现融合发展的跃迁；中原城市群的相关城市应积极保持与东部地区的发展联动性，进行文旅资源要素的流通，充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数字经济辐射作用推动自身经济发展，共建共享数字平台，同时强化自身扩散效应，并为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桥梁纽带作用，有效提升文旅融合发展水平。
③对低文旅融合基础发展水平城市应加大文旅融合的力度，加强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升旅游品牌建设和推广水平，丰富旅游产品和服务类型，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宣传营销力度。应利用自身独特的资源环境发展特色旅游，开发文旅资源，提高文旅质量、完善文旅体系；低文旅融合规模发展水平城市必须立足于当地条件，遵循地方经济发展规律，并充分利用国家扶持等相关政策带来的经济发展机会、市场机会和制度机会补齐发展短板，探索适用于本地区的发展路径。加强文旅产业相关专业的教育和培训，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文旅产业人才，加大文旅产业的资金投入，吸引更多优秀的文旅企业，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有利于文旅企业发展的政策，如税收优惠、资金扶持、土地使用等，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激发企业活力。未来低文旅融合效率发展水平城市应根据自身的定位，有针对地进行调整和发展。针对文旅市场的竞争激烈问题，地方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项目等政策扶持文旅产业发展，搭建中介服务平台，引进优质企业和项目等措施，提高文旅市场经济活力。针对资源整合不充分，文旅产业要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实现各类资源的互通有无，利用不同资源之间的互补性，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此外，利用数字技术如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终端设备等在文旅产业的应用，提高文旅企业的运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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