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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5: 144 - 15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5.015

Building Livable，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in China：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 WANG Cheng , 1, 2 ,
  • DAI Ruilian 1, 2 ,
  • DOU Haojian 1, 2 ,
  • WANG Zhenglin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Laborator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 2. New Liberal Arts Laborat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ural Western China，Chongqing 400715，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02

  Revised date: 2024-03-25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4

Fold

Abstract

Building livable,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is the key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powerful country. It is als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advanc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ollowing the logical approach of "micro-entry and macro-exit",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era context and mission of building livable,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building livable,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rinsic connection,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and explains the key issues of building livable,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atic speculation,process and pattern,flow mechanism,alloca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elements,policy optimization and guarantee mechanism,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building livable,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nally,this article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building livable,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nstruction subject,construction object and construction carrier,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plan formation of livable,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Key words： livable,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 rural reconstruction; era context;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peasant; rur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al strategy

Cite this article

WANG Cheng , DAI Ruilian , DOU Haojian , WANG Zhenglin . Building Livable，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in China：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5) : 144 -15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5.015

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领乡村建设，全国各地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和基础设施等条件明显改善，乡村面貌和人居环境持续向好。但是，当下中国部分乡村仍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空心化、老龄化等多重难题[1-2]。针对我国乡村建设的这一现实情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并做出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大战略部署，这既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等一脉相承，又应景了新征程下我国乡村建设的新时代需求，为未来乡村建设赋予了新的元素与文化内涵。因此，如何充分阐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时代使命与科学内涵，并厘定出因地施策的实现方略，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当前，国内外学者们已从不同视角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主题开展了诸多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是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相关的概念内涵认知。“宜居”主要包括生态可持续发展和适合人类居住两个方面[3]。学者们探讨了宜居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4-5]与影响因素[6]；“宜业”主要包括适宜产业发展和适宜就业，重点研究就业质量与宜居、工作满意度等其他因素的关系[7-8]，学者们指出宜业乡村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9]；“和”可理解为“和谐”之意，充分体现了人的需求与其环境合拍，既要尊重生命规律，也需尊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10]；“美”在汉语词典中的字义为“好，善”，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乡村建设的动力和最根本的目标[11]。
二是中国乡村建设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建设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①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改造时期（1949—1977年）。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乡村建设在农村全面展开，但总体上乡村建设并不具备真正的主体性，中国大部分农村的生产生活水平仍未得到较大改善。②改革开放时期（1978—2004年）。改革开放初期伴随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建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得到极大提高[12]，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和国家逐渐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的经济建设上，乡村建设再度被边缘化[13]，“三农”问题亟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③小康社会建设阶段（2005—2020年）。我国乡村建设跳出乡村地域本身，逐渐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桎梏，强化城乡统筹发展，乡村建设开始迈向新的台阶。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阶段（2021年至今）。党的二十大作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战略部署，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我国乡村建设开启了新纪元[14]。
三是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实践探索。挖掘乡村资源并激活乡村要素、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既要发挥政府引领乡村建设与发展的作用，又要凸显农民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和组织改革过程中的主体地位[15]。同时，乡村建设与发展涉及多元主体[16]，发挥乡村能人作用[17-18]、乡村企业家精神[19]、培育高技能的劳动力、营建多元社区模式、加强乡村治理[20]以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1-22]已是目前中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综上，国内外已有研究形成的相关理论虽为乡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仍无法诠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时代使命与科学内涵，现阶段如何精准界定其内涵意义，探寻其实现方略已迫在眉睫。因此，本文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时代语境与使命出发，充分利用目前乡村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及理论，阐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逻辑，界定其内涵并探寻实现方略，以期为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1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时代语境与使命

1.1 政策支持与作用导向

乡村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发挥政策能效作用，充分调动农民和全社会力量以推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已成为目前中国乡村建设最有力的方略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建设经历了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再到“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理念的转变。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和经济建设的深化而不断转化，尽管相关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但始终朝着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目标前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乡村功能与乡村多元主体需求匹配、人地矛盾转变与人地关系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及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相关政策，指明了新时代乡村的建设方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相关政策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要求，能够加快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为解决“三农”问题、助力乡村振兴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增添了新动能。为此，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一方面既要抓物质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另一方面既要见物也要见人，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未来的建设仍需制定并优化相关政策：①优化国土空间规划，确保现代化乡村基础设施能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以保证乡村建设和农业生产的有序进行。②制定支持农村产业发展的政策，倡导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引导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推动乡村产业升级和转型，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③强化农民权益保护，完善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④健全并完善社会保障和就业体系，多渠道多样化为农民提供就业和增收机会，以保障农户持续增收和老有所保。⑤着力营造人心和善、和睦安宁的乡风文明和原生态乡土风貌，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1.2 实践示范与中国样本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乡村建设便进入了新局面，乡村土地利用不断转型[23-24]，乡村新业态在“三产”融合中不断催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接续推进[25]，“三生”空间布局优化[26-27]，乡村重构加速[28-29]，宜居宜业格局正逐步形成；绿色农业取得新进展[30]，空间治理、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31-32]，资源环境等问题得到遏制[33]；数字乡村、智慧乡村正稳步推进[34-35]；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系列伟大壮举，为人类乡村建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建设和人类减贫事业发展，贡献了中国实践和中国样本。
但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当前我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缓慢、村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乡村人才短缺。面对这一现实情景，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战略应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入手，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和增进农民福祉、激发乡村发展内生活力、优化城乡发展格局、传承并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等多个方面发力，建设一批各美其美、美而不同、全面和谐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乡村建设提供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中国实践和示范样本。

1.3 乡村建设的中国话语体系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根植于中国大地，兼具中国国情与乡情，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中国不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在国际社会需要携手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当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展现大国形象，阐释好乡村建设的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主动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乡村建设故事，为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因此，深刻体悟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与期盼，分析新时代中国现实需求与未来发展趋向，准确把握世界各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从理论构建、发展模式、实践路径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乡村建设的话语体系，分享乡村建设的中国理论与方法，不断提升中国乡村建设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①提出传承并发展乡土文化、生态文明和乡村高质量发展一体化的理论框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理论体系。②创建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人类住区，形成中国式乡村生活共同体，为建设健康生产生活方式的乡村等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③总结、整理、推广中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成功案例和样板，通过学术交流、国际研讨会、优秀案例展播等方式，与国际专家深入研讨、交流观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由此，逐步构建起一个更宏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话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提升中国乡村建设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2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逻辑

2.1 逻辑起点：内在关联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一项系统工程，宜居、宜业与和美可理解为其综合要素，系统分析宜居、宜业与和美的内涵及其关系是理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内涵的逻辑起点。“宜居”即适宜居住，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村亟须从软硬件两方面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差距，通过提升乡村的宜居性，吸引和留住人才，推动优化宜居生活空间。“宜业”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既要见物也要见人。摸清乡村资源和经济基础“家底”，疏通城乡间要素流动的堵点，构建城乡要素双向互动的体制机制，依托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县城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科学精准定位乡村产业发展，引导农民就近就地就业，激发乡村竞争力和活力。
和美是宜居与宜业的最终目标，“和”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它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关系，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关系，既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美”的本质是从客观物质的属性和精神中去寻找美的根源，“美”强调人的综合感知，就乡村而言，主要包括生活美、环境美、人文美等。
同时，居住和农业生产是乡村的初始职能，“安居乐业”密不可分，宜居是宜业的前提，宜居意味着环境宜人，拥有良好的空气质量、清洁水源和生态环境，以及便利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宜业是宜居的保障，包括政府支持的产业发展政策、市场需求、人才培养等因素。宜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机会，为农民生活在乡村谋福祉、谋保障。和美是乡村的社会和谐和人文精神，和睦的人际关系、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是“人”的现代化和“物”的现代化的共同缔造体。

2.2 逻辑中介：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关系，自城市产生之日起，就产生了城乡关系。就世界各国城乡发展历程而言，全球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从城乡分割、对立，到城乡协调、一体化、等值化的变化转型过程[36]。在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历程中，城乡间要素流动促进了我国城市化发展与乡村建设，其形成的城乡关系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37]。
目前，中国以县域为重要载体，逐步在县域内打破城乡界限，推动形成县—乡—村统筹发展的格局，同时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将城乡关系作为逻辑中介理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深刻内涵，既能回应新时代要求，又能更充分地诠释乡村发展规律。
城乡界面作为空间界面的一种，介于城市系统和乡村系统之间，由两个系统要素流间的吸纳、融合和冲突等交互作用生成[38-39]，基于城乡界面这一空间载体，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地系统。在新时代背景下实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战略，将强化不同情景下城乡要素的相互交流作用，进而助力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因此，基于空间界面理论，借助城乡关系这一中介理清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之间的互通关系、乡村系统内部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情景下城乡间要素流动的作用过程，揭示城乡间人口流动和资源共享、经济合作与产业互动、资源的循环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动规律，对于逐步构建城乡关系新格局，阐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涵及其实现方略意义重大。

2.3 逻辑终点：全面和谐之美

“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等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继承发展乡村文化意涵并构建全面和谐之美乡村，是理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逻辑终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核心要义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协调人地关系，共建和美乡村。以“和”为贵，“和”的基础在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程中应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地的关系，破除部分落后的思想意识，营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推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形成，促进乡村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40]。②传承并弘扬乡土文化，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处理乡村事务和纠纷离不开礼法的节制与法律的约束，培养并树立农民的法律意识，依法依规解决乡村问题，让公平正义深入人心，在广大农民思想意识中形成以法律为准绳约束自身行为、用法律手段监督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行为，推动乡村治理法律化。同时，以“和”理念为支撑点，将优秀的传统思想与现代价值、民风民俗与新时代要求相融合，建立村规民约，形成文明、有序、和谐的和美乡村文化，逐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③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以城乡界面为载体，疏通城乡间要素流动的堵点，加快城乡间要素流动的频率与速度，吸引高素质人才留在乡村，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乡村的竞争力，营建“家和”“邻睦”“村亲”的乡村空间场域，体现乡村内在的和谐、内在的美，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由此将乡村逐步建设为乡村地域内居住环境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物质基础和精神文化满足乡村多元主体需求，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协调发展的乡村生活共同体，形成居民满意度、幸福度高，社会公平公正的现代化全面和谐之美的乡村。

3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问题

3.1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系统思辨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由要素到整体”的系统思维，解析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之间多层次互通和多维度互动关系是研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首先，分析城乡要素流动的方向、频率、强度等，发现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和城乡间要素流动的堵点，通过揭示城乡系统间的互通关系，建构城乡界面，理清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外部驱动力及驱动机理；其次，通过阐释乡村地域系统中“点—点”“面—面”和“点—线—面”间互动作用机理，找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突破重点和内生动力，探究从“点—线—面”互动以实现“和美”的机制；最后，基于厘清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合力作用过程与机制，构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理论体系。

3.2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过程与格局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多元主体在乡村地域上采取各种行为以满足其需求的时空过程。而地理学主要关注陆地表层自然和人文要素的时空分异规律[41]，地理格局是地理现象在区域和空间结构上的表现，运用地理学思维，选取不同地域环境、不同经济水平、不同传统文化底蕴的样本村，从多主体参与度、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乡村发展活力度、文化传承和发展水平以及村级治理水平等维度出发，剖析乡村的时空演变过程和地域空间格局，多尺度多维度揭示当前乡村肌理和演变规律，提炼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要素，为建成各美其美、美而不同、全面和谐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要素支撑。

3.3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流机制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涉及多个方面，受到所处地域的自然、社会环境的支撑和约束，既包括对外部环境的吸纳、融合与冲突过程，又包括乡村内部要素的重组[42]。首先，以城乡界面为媒介，分析外部环境输入信息流、物质流和能量流的作用过程和频率，全面解析其“流速”“流量”“流向”。其次，基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关键要素的识别结果，构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系矩阵图谱，筛选出关系强的组合，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子与因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强弱。最后，探索时间维度上的叠加和空间尺度上的累积效应特征，运用元耦合框架分析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人类和自然交互过程，据此通过外力、内力和合力解构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流机制，为出台政策、部署重点任务和安排建设时序提供支持。

3.4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不同尺度主客体要素配置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契合体，找准其配置模式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关键。首先，分析乡村多主体间的关系和作用机理，划分权、责、利边界，理清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以及乡村场域中的个体、群体及组织等行为决策之间的联系及逻辑表征；解析不同阶段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任务导向和多元目标诉求，优化配置主体要素。其次，综合分析我国城乡资源配置的制度障碍、配置错位、流通不畅等问题及成因，明确“人—地—业”统筹配置方式和配置重点；从多尺度、多维度分析不同类型乡村与农民过上美好生活需求的差距，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分析优化配置客体要素方式。最后，根据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阶段性研判和类型划分结果，选择不同样本，从多尺度多维度进行实地考察和案例分析，以点带面，总结凝练不同阶段主客体要素有机组合配置的格局及其最佳空间配置模式。

3.5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政策优化与保障机制

首先，分析政策效能与偏差，找到政策发力点，从战略目标有分解重调适、战略重点分步骤有差异、战略任务分阶段有重点提出政策优化路径。其次，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为指导，以“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目标，结合乡村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状况、未来发展方向，拟定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的多情景方案，进而提出“分阶段—按类型—突重点”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最后，从体制、组织、执行层面剖析多重目标与多主体行为选择的矛盾，重组优化“身份—权能—责任”链，从组织优化层面建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保障机制。

4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践方略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既要考虑我国“大国小农”的国情与“地域差异显著，各地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各异”的乡情，又要考虑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立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语境，从建设主体、建设客体、建设载体3个维度出发，通过回答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谁来建、建什么、建成什么样这一时代之问，探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践方略（图1）。
图1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践方略

Fig.1 Practical strateg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ivable，workable and harmonious villages

4.1 明晰建设主体权责，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新时代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涉及村民、政府、企业、村集体以及多层级的合作组织等多元主体，分析多元主体间的行为逻辑，以及据此引发相互间的竞争与合作、博弈与合谋等作用过程，理清各主体间的作用机理与逻辑表征，从而辨清乡村多主体间的关系及其角色定位。建立健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组织化机制，在尊重农民意愿、引导农民全程参与和美乡村建设的基础上，明晰多元主体目标诉求与权责划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以形成合力协同共建和美乡村，提高工作实效，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4.2 分阶段按类型突重点优化配置客体资源，凸显美而不同的和美乡村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既要适应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又要彰显原生态乡土特点，还要融入现代化生活元素，留住乡风乡韵乡愁。中国是地貌类型多样、区域差异显著的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省（市）之间、甚至省（市）内不同区县之间的乡村发展差异明显，要科学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差异性，整体谋划、分步骤推进，既要升级换代现有建设成果，又要补齐短板以适应多元主体需求。基于不同地貌类型、经济水平、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的乡村发展规律，研判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点任务，以实用性村庄规划为引领，分阶段、按类型、突重点优化配置客体资源要素，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创建生活便利、办事快捷、道路通达、干净整洁有序的基本现代化生活条件，建立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的各美其美、美而不同的和美乡村，满足农民建设美丽家园过上美好生活的期盼，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

4.3 营建“家和”“邻睦”“村亲”的乡村空间场域，实现全面和谐之美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须把“和”理念贯穿于始终，体现和谐共生、和而不同、和睦相处等。家是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单元，“家和”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和谐美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邻睦”既能营造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风气，又能推动资源共享、环境共建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注入新的动能。“村亲”既要有“物”的现代化也要有“人”的现代化，尊重乡村发展规律，由表及里、形神兼备营建人心和善、和睦安宁的乡村生活共同体。

5 结论与展望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中国面向新发展阶段做出的新部署，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进一步体现，顺应了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文在阐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时代语境与使命的基础上，以内在关联为逻辑起点、以城乡关系为逻辑中介，以全面和谐之美为逻辑终点理清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的理论逻辑；从系统思辨、过程与格局、流机制、主客体要素配置和政策优化与保障机制阐释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关键问题，可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美乡村建设理论提供参考；进而从建设主体、建设客体、建设载体3个维度回答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谁来建、建什么、建成什么样的实现方略，以期助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但以上均为初步设想，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未来还需融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五大关键问题，从理论、政策、实践等维度进行研究，形成系统化的乡村建设理论体系和解决方案，设计出有针对性的建设步骤，辅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实践总结，为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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