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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7: 214 - 22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7.022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ulti-subject Conflicts in Ecotourism Destinations Based on the Actor-network Theory：A Case Study of Shengnongjia，Hubei Province

  • LIU Haimeng , 1, 2 ,
  • HU Jing , 1, 2, ※ ,
  • LYU Li 3
Expand
  •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 2. Wuhan Bran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Wuhan 430079，Hubei，China
  • 3. Tourism and Aviation Service College，Wuhan Polytechnic，Wuhan 430074，Hubei，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25

  Revised date: 2024-06-18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3

Fold

Abstract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ulti-subject conflicts in ecotourism destinations based on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ANT) in the case of Shennongjia,and reveals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ulti-subject confli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onflicts of ecotourism destinations are dissents triggered by benefit imbalance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actor network construction,with dynamic change characteristic. 2) With the increase of actors,it shows a gradual development trend from germination stage to exposure stage and escalation stage. 3) Benefit imbalance is the direct driving factor for multi-subject conflicts,discrepancy in capital possession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that drives conflicts,the absence or failure of institutions is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conflicts,and the imbalance of power,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tourism disorder are the intermediary conditions.

Key words： ecotourism; tourism destination conflict; actor-networktheory; conflictevolution; formationmechanism; multiple subjects

Cite this article

LIU Haimeng , HU Jing , LYU Li .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ulti-subject Conflicts in Ecotourism Destinations Based on the Actor-network Theory：A Case Study of Shengnongjia，Hubei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7) : 214 -22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7.02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生态旅游作为强调生态保护、环境教育和民生福祉的负责任的旅游形式，是践行“两山”理论、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重要抓手[1]。生态旅游地是具有生态旅游特质和功能、受人类干扰和破坏较少、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区域[2]，因其生态多样性和脆弱性，长期面临着旅游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冲突，导致生态旅游效益受限[3]。实际上，利益主体的利益失衡是引发生态旅游地保护与发展冲突的本质原因[3-5]，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生态旅游开展的效果[6-7]。因此，探究生态旅游地利益主体冲突对协调生态资源保护和利用、促进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冲突指因利益、目标或价值不相容而引发的行为主体间对立情绪或对抗行为[8]。近年来，旅游地冲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备受关注，形成了冲突类型和空间结构[8-13]、冲突形成机制[8,13-16]、冲突调控策略[14,16-17]等议题。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衍生出社会文化冲突、经济冲突和环境冲突[9]、群内冲突和群间冲突[10]、显性冲突和隐性冲突[11]、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和结构冲突等[12]多重概念和类别体系。其中，利益冲突不仅是主要的冲突类型，还是引发冲突的关键诱因。研究发现，经济利益是引发冲突的直接原因[14-15]，利益分配和利益补偿机制的不完善等制度因素是冲突产生的内在根源[15-16]，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是引发冲突的充分条件[11,15]。社区居民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常处于弱势地位，是旅游地冲突的关键群体[11,18]。因此，现有研究多以社区居民为本位探究旅游地冲突[8,11,18-19]，并从相对剥夺感[15,20]、社会资本[11]、社会交换[21]等理论视角解释冲突的形成原因，认为巩固社区居民地位和提高社区参与度是缓解冲突的有效途径[16]。
生态旅游地人与自然互动频繁、人地关系较为复杂，其可持续旅游发展取决于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协调程度[6]。现有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究了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类型、利益诉求和矛盾、冲突调控策略和合作机制等[3,5-6]，但均是关注社区居民、旅游者、政府和旅游企业等人类行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非人类行动者。旅游现象作为人与物相互作用推动的结果，其分析和理解需考虑非人类因素的作用[22]。同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动态追踪利益主体间行为及其影响、利益关系变化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3-25]。冲突会随着利益主体、目标诉求及互动关系的变化而呈现阶段性的变化[26-27]，过程性、动态性的研究视角能够更好地理解利益主体的利益联结关系和冲突[25]。此外，旅游地冲突的成因解释也多局限于描述性分析或个体心理层面，对冲突产生机理的深入阐释还有待加强。
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平等地看待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并提出通过网络关系来考虑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为多元主体的互动分析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方法[28]。鉴于此，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分析的理论框架，解析神农架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的演变和形成机制，以期丰富旅游地冲突的理论体系，为生态旅游地的冲突管控、人地关系协调提供决策支持。

1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的理论框架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将能够改变事物状态的人类和非人类因素（资源、环境等非人的物体）视为平等的行动者，并通过“转译”构建行动者网络，以结构化的方式分析行动者的互动关系[28]。转译包括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5个关键环节[29]，能够将利益主体相互作用关系、利益联结过程及行动影响进行系统、直观地展示[25]。ANT的广义对称性原则、过程性研究视角和独特的网络概念有助于揭示复杂旅游现象中多重因素的作用关系、现象变化及其深层次原因，对旅游研究范式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22]。一些研究基于ANT探讨了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和冲突治理[25,30-34]、旅游地空间演变[28-29]、旅游地治理和可持续发展[35-36]等问题。Woods指出ANT作为分析冲突的理论框架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即行动者联结活动的分析有助于透过微观行动审视宏观事件；人类和非人类因素的综合考量有助于将地理实体、动物等一同纳入冲突分析中；不断征召、转译行动者的过程有助于理解冲突发生的本质原因[32]。
生态旅游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目标的实现既需要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和平衡，还需要尊重自然的存在和发展的权利[37]。生态环境作为生态旅游活动的直接作用对象，常被视为生态旅游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要素[38]；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被证实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9]。ANT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因素的联系，与生态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密切相关[34]，有助于纠正人类中心主义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思维，厘清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的角色和作用。生态旅游地冲突源于多元利益主体资源分配和利益博弈过程中的不均衡，会随着利益主体均衡关系的变化而变化[40]。ANT中的行动者网络和转译作为描述事物发展的工具和方法，强调交互和变化的过程[28]，有助于揭示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关系、利益博弈过程和冲突演变[25]，为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提供关系性、过程性和动态性的理解。
生态旅游发展是行动者网络不断构建和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转译进行利益联结和协商，以利益网络联盟为平台进行利益共享，但由于行动者利益诉求的差异，网络联盟构建过程中也会出现利益失衡的状况，引发行动者间的争议与背离，也即异议，影响行动者的互动质量和利益网络的稳定性。同时，随着行动者的不断征召和动员，各个阶段的行动者及其利益联结关系、异议均会呈现动态变化。因此，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在利益网络发展过程中因利益失衡而引发的异议，具有动态变化性（图1）。
图1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的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ulti-subject conflicts in ecotourism destinations based on the ANT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神农架林区（以下简称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是我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县级行政区。自1982年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神农架陆续增设了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世界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等11类保护地[41]。但各类保护地的分散管理及不合理的资源管理模式，也引发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42-43]。2016年，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获批，成为协调生态保护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新探索和实践[43]。神农架国家公园和神农架林区的“园政合一”模式[42]，使生态资源、人类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等多重要素关系趋于复杂化、多样化[41]，在探索多元主体相互作用关系和冲突演变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典型性，因此，本文选择神农架林区为研究案例地。鉴于生态保护管理制度对生态旅游的影响[41]，本文依据神农架生态保护的关键节点，并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地旅游资源利用的阶段特征[3]，将神农架发展阶段划分为粗放发展和有限保护、探索转型、绿色发展3个阶段（图2）。
图2 神农架林区大事记和发展阶段

Fig.2 Important event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of Shengnongjia Forestry District

由于冲突主要发生在生态旅游地门户社区，故本研究选择神农架的木鱼镇、坪阡古镇、红坪镇和下谷坪乡4个主要的门户社区开展研究。其中，木鱼镇是神农架的南大门，集聚了80%以上的核心景点，是主要的旅游集散地和核心旅游社区；坪阡古镇是由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的原住民搬迁后形成的生态移民新城镇，是次核心旅游社区；红坪镇境内有华中地区海拔最高的机场及规模最大的高山滑雪场，是旅游廊道节点；下谷坪乡是神农架唯一的少数民族聚集乡，属于旅游廊道节点。

2.2 数据收集

研究资料和数据主要来源于实地调研和网络文本。一方面，在2018年和2019年8月实地调研神农架生态旅游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于2022年7月4—14日进入神农架开展正式调研，先后对木鱼镇、红坪镇、坪阡古镇、下谷坪乡的当地居民、政府人员、旅游企业、外来经营者和候鸟移民等利益主体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根据所在社区对受访对象编码，如木鱼、红坪、坪阡和下谷坪的第一位访谈对象分别为MY01、HP01、PQ01、XGP01，以此类推对所有访谈对象进行编码。共访谈70人，其中木鱼镇37人、红坪镇6人、坪阡古镇16人、下谷坪乡11人，每人访谈时长均在20 min以上，访谈文本约13万字。另一方面，整理神农架政府、国家公园管理局等官方机构发布的与生态旅游和国家公园建设相关的政府文件、公告及新闻资讯，约9万字；同时，汇总2022年7月前马蜂窝和携程上的相关游记和游客评论，并以“UGC+发表时间”对文本进行编码，如2020年8月10日游记或评论编码为UGC20200810，文本共8万多字。

3 结果分析

3.1 行动者及其利益诉求识别

在参考现有对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识别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5-6,28,38-39]，结合神农架生态旅游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和实地调研情况，发现对神农架生态旅游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有地方政府、保护地管理机构、旅游企业、社区居民、游客、外来经营者及候鸟移民等人类行动者，以及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环境等非人类行动者。
行动者具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和问题障碍[29]。神农架经济基础薄弱、地方发展落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地方政府的诉求；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被破坏，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是保护地管理机构的首要目标；当地居民旅游收入不稳定，其目标是提升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旅游企业经济收益不理想，其诉求是降低成本、提升经济收益；游客认为旅游特色不突出、旅游体验欠佳，其诉求是提升旅游体验质量；外来经营者的经营成本较高，其想要提升收益和经营的稳定性；候鸟移民面临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等问题，规范管理、提升宜居水平是其主要诉求；自然资源在低效利用中被破坏，其目标是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社会经济环境面临基础设施不完善和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其目标是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服务效能。
现实问题迫使多元主体找到利益的共通点，实现利益共享。地方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汇聚多元主体的问题障碍和利益诉求，形成了“促进生态保护和旅游利用协调发展”这一目标，这对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利益目标的实现均有所裨益，是其诉求满足的“强制通行点”（图3）。
图3 神农架生态旅游行动者的利益诉求与强制通行点

Fig.3 Ecotourism actors' interest objectives and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in Shennongjia

3.2 神农架生态旅游地行动者冲突的演变

3.2.1 粗放开发和有限保护（2000年以前）

2000年以前，神农架生态旅游发展处于初始阶段，林区政府作为关键行动者通过生态保护和生态旅游品牌创建调动行动者的积极性。一方面，开始注重迹地更新和人工造林，加强资源保护；另一方面，依托自然保护区开发生态旅游景区和旅游产品。当地居民、游客、自然资源及社会经济环境获得了各自的发展机会，成为主要行动者。
与此同时，行动者的不对等关系也引发了异议，表现为交通可达性不强、旅游接待设施不完善、利益补偿和保障不足、生态保护意识淡漠（图4）。神农架位于高海拔地区，交通可进入性不强是这一时期生态旅游发展的瓶颈；旅游接待系统和市场秩序的不完善，也使旅游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矛盾之一（MY05：最开始神农架没有这么多房子和酒店，晚上外边的人来住宿，七八百块钱都很平常，千把块钱弄个地铺）。另外，当地居民以开发和建设神农架的工人及其子女为主体，但由于土地权属问题导致这一群体的旅游征地补偿欠缺，造成了利益补偿和分配的冲突（MY02：我们在这边生活了几十年，跟本地人也差不多，就是当初征地的时候不一样，我们没有地，没有得到啥赔偿，也没有分宅基地，就没有房子可以做生意）。居民的生态保护观念也还未形成，仍存在捕猎野生动物的生态破坏行为，造成自然环境的利益受损（MY05：以前在神农架，要是招待远方来的客人，家里没两个野味都觉得不好意思）。
图4 神农架生态旅游的转译过程及行动者冲突的演变

Fig.4 Translation process of ecotourism in Shennongjia and conflict evolution of actors

3.2.2 探索转型（2000—2015年）

在此阶段，行动者通过多种征召或被征召的方式加入行动者网络，主要征召方式如下：①行政征召。神农架先后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11种保护地类型，同时全面禁止天然林砍伐，并通过生态移民和生态修复等促进资源保护和旅游利用。受行政征召，保护地管理机构、旅游企业等加入行动者网络。②资源征召。在资源征召下，游客和候鸟移民到此旅游或居住；旅游企业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建设旅游地产项目。③市场征召。受市场征召，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打造了探险、科考、研学等专项生态旅游产品；实现高速公路、游轮和航空的互通；当地居民和外来经营者开展旅游经营。
随着行动者的增加，主体间的分歧逐渐增大，表现为旅游交通不完善、旅游接待能力不强、景区运营和管理失范、旅游活动的生态破坏和生态搬迁支持度不高（图4）。具体来看，外部交通在该时期未得到明显改善，又因景点过于分散、内部公共交通连通性差，使旅游交通不完善的问题不断凸显；当地旅游供给难以满足旅游需求，旺季一房难求和价格飞涨成为常态；拦路收费和捆绑消费等不规范行为层出不穷，加大了游客与其他主体的摩擦（UGC20140710：要去大九湖，必经神农顶，因此必须买神农顶加大九湖的联票，不然等到下午七点后才允许通行。这种行为说文明点叫捆绑销售，说难听点跟耍流氓没区别）。同时，旅游地产项目开发、农家乐废水排放、游客不当行为等也加剧了旅游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矛盾（PQ11：2012到2014年这几年，二号湖就已经被污染了，一到那个地方就明显感觉到气味不对了）。生态搬迁过程中，部分居民不配合移民搬迁工作，在景区内继续从事非法经营，导致其与管理人员的冲突（PQ11：矛盾肯定有，因为老百姓的需求不一样。现在还有13户没搬下来，他们想要更高的补偿，或者就是觉得不可能搬完）。

3.2.3 绿色发展（2016年至今）

在此阶段，以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主体的保护地管理机构为关键行动者，以政策和权力机制为支撑，动员其他行动者。通过行政力量对保护区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动员各类保护地管理机构和地区政府进行协调和高效管理；建立生态补偿和特许经营制度等，动员当地社区和外来经营者参与生态保护和旅游经营；创新和完善政策制度体系，促进自然资源发挥生态价值；优化生态旅游品牌，动员游客和候鸟移民开展旅游活动；利用财政扶持，动员旅游企业积极参与示范创建及新业态培育；完善公共设施建设，提升当地社会经济环境服务效能。
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缓解了神农架生态资源过度开发的问题，但由于对旅游利益的竞争，多元主体的异议仍在不断演化，表现为内部交通衔接不畅、基础设施供应不足、景区运营和管理失范、旅游满意度较低、社区参与不足等（图4）。该阶段，神农架实现了机场、高速和高铁的互通，可进入性有效提升、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游客量的攀升使内部交通、地区基础设施、景区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短板逐渐暴露，旅游公共交通衔接不畅、“黑车”泛滥、景区不合理收费、游客疏散和管理低效、旅游服务水平较低、停车难和看病难等问题频发，导致游客、旅游企业、地方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分歧增加（UGC20220804：没有宣传介绍，管理混乱，卫生间发臭，游客乱扔垃圾，林区领导应该好好反思如何将大自然的神奇馈赠留给子孙后代）。
神农架居民多通过开办民宿和农家乐、包车载客等方式参与旅游，参与层次较低，在利益分配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导致其对优势群体的不满。同时，经济利益主导的行为方式造成了邻里关系恶化、社区服务商业化等社区生活失序现象，引发社群内部的冲突；利益分配不公、沟通体制失效等导致了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不满增加（MY03：领导大部分都是懒政。像那种招商引资的，找跟自己关系好的亲戚或者熟人，都比较正常）。候鸟移民具有新居民和游客双重身份，不仅面临着社区生活失序和旅游体验不佳，还遭遇开发商违规售房、维权困难和公共事务参与不畅等困境，激化其与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的冲突（MY30：我们买房的时候签了合同，法院不管我们这些人，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商业用地，就不是民用房，那个老板属于是非法出售）。旅游空间非均衡发展导致部分社区和居民被边缘化，加深了行动者的矛盾（XGP08：我们这边没客人了，政府也没给我们引来客人，对我们老百姓是蛮大的伤害，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另外，疫情的冲击导致利益竞争加剧，成为这一时期主体冲突的催化剂。

3.3 神农架生态旅游地行动者冲突的形成机制

3.3.1 资本分化是冲突产生的内在根源

资本是利益主体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动力，包含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44]，能够影响行动者的地位。资本分化是神农架生态旅游地冲突产生的内在动因，直接或间接引发了行动者的利益冲突（图5）。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作为优势群体主导旅游开发和管理，其他行动者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弱势群体对优势群体的敌对。另一方面，资本差异造成收入和阶级分化，使部分居民心理失衡、邻里关系恶化；外来经营者的经济和技术等优势，使社区居民的获利空间被挤压，导致二者利益冲突激化（MY16：本地人没那么有钱，钱都被外地人给挣了）。同时，部分旅游企业因资本的绝对优势处于相对垄断地位，常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引发生态破坏、旅游运营和管理不规范、社区生活失序等问题，损害了自然资源、当地居民、游客等的利益，造成主体摩擦加大（PQ11：客人被旅行社垄断了，他们会把房价、餐饮的价格压得很低，到农户手里就没有多少钱了，那客人能吃到什么东西）。
图5 神农架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的形成机制

Fig.5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ulti-subject conflicts of ecotourism destination in Shennongjia

3.3.2 制度失灵或缺位是冲突产生的充分条件

制度是调节主体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分为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45]。制度失灵或缺位是旅游实践中面临的普遍问题，是主体冲突的诱发因素之一[15]（图5）。旅游发展弱化了神农架传统社会的熟人关系，导致正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方式。社区参与和旅游利益分配制度的缺位使社区参与流于形式，导致权力结构失衡、社会分层和利益分配不公加剧，进而诱发了社区居民与地方政府、旅游企业、外来经营者等的利益冲突。信息沟通机制的欠缺使主体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受限，增加了主体冲突的风险。此外，旅游监管制度的执行不力引发了售卖假特产、过度涨价和恶性竞争等非理性经营行为，对旅游地社会秩序、目的地形象均产生了不良影响，加剧了多元主体的矛盾（MY31：我在这里住好多年了，结果在街上买的野生白木耳，回去用高压锅都煮不烂，从此我再也不踏进她的店了）。

3.3.3 权力失衡、社会分层和旅游失序是冲突产生的中介条件

社区居民处于失权或弱权状态，无法进行平等对话，引发竞争性冲突[46]。神农架当地居民主要参与非技术型旅游经济活动，较少参与旅游管理决策等政治活动，利益常受到漠视或侵占（MY21：就算有问题，反映也没有用，他们有话说）。同时，收入和阶级分化能够引发社会不公现象，导致弱势群体对不公现象的肇事者或优势群体产生敌对情绪[20]。旅游发展后，征地补偿、房屋条件和个人能力等的差异使居民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扩大，导致部分居民心理失衡、邻里矛盾增加（MY03：疫情之前，我们这些上班的，都被本地人看不起，挣得少嘛，他们随便一搞，都比我们挣得多）。非理性经营行为会导致旅游市场失序，引发主客冲突[47]。出于对短期利益的追求，旅游企业、外来经营者和当地居民等诱骗或强制游客消费，导致主客冲突增加；同时，价格上涨也使当地居民和候鸟移民的生活成本增加，激化了社群内部和主体间矛盾（MY03：其实我们不希望游客来，他们一来，我们菜价什么的都涨了，然后还要考虑菜有没有洗干净）。

3.3.4 利益受损是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

弱势群体的产生及利益受损是冲突产生的直接诱因[15]（图5）。旅游发展为神农架当地居民创造了新的生计方式，促进生计多样化和收入水平提升，但也使缺乏必要生计能力和资源的居民成为弱势群体，无法从旅游中获益或收益受限，造成社区内部的利益分配不均。客观层面的利益分配不均会逐渐内化成弱势群体心理层面的相对剥夺感，导致其与优势或权威主体的冲突[15]。同时，非优势社区依靠优势社区的客源溢出获得的旅游收益有限，导致旅游利益在空间上分配不均，引发非优势社区居民的心理失衡。此外，游客、候鸟移民等主体的利益受损会对旅游体验质量和目的地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导致主客冲突的产生或激化（UGC20220725：这个地方就是不停地换乘各种交通工具，风景一般，住宿餐饮一塌糊涂，垃圾得很）。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了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分析的理论框架，解析了神农架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的演变和形成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①生态旅游发展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为达到各自利益目标而缔结为网络联盟的动态过程。多元主体冲突则是转译过程中因行动者利益失衡而引发的异议，并因行动主体及其行动方式的不同而呈现动态变化。
②随着行动者增加及其互动关系的深化，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利益竞争不断加剧、冲突内容趋于复杂化，呈现萌芽、显化和升级的渐进式发展趋势。
③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是资本、制度、利益、权力、社会阶层和秩序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资本分化是冲突形成的内在根源，制度失灵或缺位、利益受损是冲突产生的充分条件和直接原因，权力失衡、社会分层和旅游失序是中介条件。

4.2 讨论

旅游领域的冲突研究多是延续社会学传统，将人的互动和行为作为解释起点，基于利益相关者[5-6]、社会冲突[15]、社会交换[21]、相对剥夺感[20]等理论视角探究社区居民、政府、旅游企业和游客的利益冲突。这种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忽略了环境因素对社会事实的影响。行为地理学领域的冲突研究虽然关注到了环境的作用，如基于空间认知探究旅游地多元主体的感知冲突[8,13]，但也仅是将自然环境视为人类感知的客体。生态旅游地涉及人、地、物多方对资源和生存生产空间的博弈[40-41]，需要兼顾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的利益诉求。本文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将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环境和传统的利益相关者视为平等的行动者，解析了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的利益互动和冲突演变过程，丰富了旅游地冲突研究的理论视角。
冲突是多元利益主体互动适应的结果，具有动态演变特征[11,26-27]。部分学者已从社会心理或社会经济视角探究了冲突产生过程[11]、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冲突表现[26-27]，但仍停留在核心利益相关者冲突的现象层面，未对冲突多元主体及其行动逻辑的变化进行剖析。本文借助ANT的转译过程，分析了多元主体及其互动关系的阶段性特征，深入揭示了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演变的内在逻辑。此外，冲突的形成机制也是旅游地冲突的研究热点。已有研究从利益、权力、政治制度等宏观视角探究了旅游地冲突的成因机制[14]，或从微观视角探究相对剥夺感[20]、社会资本[11]对冲突的解释作用，但多局限于简单的描述分析或个体心理层面，缺乏对冲突影响因素的系统考量。本研究综合了资本、制度、利益、权力、社会阶层和秩序等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系统阐释了生态旅游地多元主体冲突的形成机制。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①实地调研主要在旅游核心区开展，处于过渡区或边缘区居民的样本量较少，该群体的利益诉求是后续需关注的重点；②冲突形成机制的阐释未进行量化验证，未来可结合定量分析方法完善冲突形成机制的解析；③旅游地生命周期和发展模式对冲突演变的影响未考虑在内，未来可对此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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