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7: 206 - 21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7.021

Impact Mechanism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on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in Scenic Area：A Case Study of Danxia Mountain Scenic Area in Guangdong

  • ZHANG Chaozhi , 1 ,
  • LI Zhishuai 2
Expand
  • 1. The Department of Tourism，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31

  Revised date: 2024-06-10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3

Fold

Abstract

Taking six villages in Danxia Mountain scenic area of Guangdong as the research area,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resource protection on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of farmers and its impac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field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with 88 local farmer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1) Resource conser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of tourism-dependent rural households. When resource conservation is strengthened,the choice of tourism livelihood strategy decreases,while the choice of migrant worker livelihood strategy increases. When resource conservation is moderate, rural households tend to have more diversified livelihoods,their choice of traditional livelihood strategy is relatively high. 2) In the context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due to limited available livelihood capital,the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of households are more easily influenced by the degree of implementation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policies,emotional factor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family,as well as social capital factors. 3) In the context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the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s should,compared to previous DFID analysis frameworks,place more emphasis on considering factors such as emotional factor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and social capital. This study pays attention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vulnerability contexts,and the diversity and dynamic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of rural households. At the same time,by incorpor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s,families,and society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it is conducive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residents'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and guiding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of protected area communities.

Key words： natural reserve; resource conservation; livelihood strategy; emotion; social capital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Chaozhi , LI Zhishuai . Impact Mechanism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on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s in Scenic Area：A Case Study of Danxia Mountain Scenic Area in Guangdong[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7) : 206 -21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7.021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保护地内居民的生计可持续性往往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巨大挑战。在自然保护地管理实践中，或者因为历史上的“抢救式保护”导致保护地面积“求大”“求宽”[1]，或者由于近年“生态红线”的“一刀切”式管理措施对当地社区的自然资源使用采取“从严”“从重”的控制措施，导致自然资源保护与当地社区生计的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冲突频繁发生。有研究表明：生态保护降低了当地社区的自然资本[2]、影响了其家庭资产配置[3]、改变了其生计策略[4]、形成了不同生计策略反应[5]。但农户生计策略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5-6]，现有研究大多是基于截面数据进行分析[7]，对这一过程的动态变化缺乏观察，从而也并不清楚资源保护究竟如何影响农户生计。与此同时，目前关于资源保护与农户生计研究仅考虑保护地社区居民大尺度空间范围的异质性[8]，如南北方、东中西部[8]、省市县[2]等，基本上将保护地范围的农户统称为“当地社区”或“农户”并以之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默认只有缓冲区、实验区或一般控制区可能存在当地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① 。实际上，部分农户仍居住在自然保护区内，即便核心保护区也由于历史原因依然有不少居民在其中生产生活，但这些居民的生计可持续性受其所处的资源保护政策执行强度和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他们的生计状况也存在很大区别。此外，大部分自然保护地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与当地情况相适应的旅游活动，当地居民的传统生计不同程度地与旅游发展密切相关，旅游发展对其生计策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拟以开展旅游活动的自然保护地为案例，分析不同资源保护强度背景下，当地社区居民的生计策略的动态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为自然保护地社区管理提供经验借鉴和决策依据。

1 文献综述

1.1 可持续生计与生计策略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L）思想源于国际上关于如何应对贫困问题时的讨论[9-11]，强调从环境的角度转向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来讨论可持续发展[12]，将减贫问题的核心关注从收入增长转向资产与生活资料在受到压力和冲击时的恢复能力，如果这种恢复能力不以破坏资源与环境为前提则该生计方式称为可持续生计[13]。到1990年代末，以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为代表提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后[14]，可持续生计已经成为开展减贫工作的理论依据和评估生计可持续性水平或评价社区生计策略的分析框架。
在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下，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大多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贫困的动态性、过程性、情境性、实践性和风险性进行评估。在旅游地理研究领域，学者们应用该分析框架就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化和生计策略多元化进行分析评估[15-17]，乃至对乡村旅游带来的可持续生计类型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开展评估[18]。为更好地区分农户的生计策略，部分学者对生计策略进行了分类，分类依据包括家庭收入来源[19]、主要劳动力投入方式[20]或土地经营方式[21]。在涉及旅游发展的社区中，农户的生计方式常被分为传统农业型、农业兼业型、本地务工型、外出就业发展型、旅游兼业型、旅游专营型[4,19-20]6类。

1.2 资源保护与生计策略选择

在自然保护地管理实践中，通常会根据保护强度要求对人类活动采取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根据赵智聪等的研究，将保护地人类活动划分为设施建设、生产活动、游客活动、管理活动4类[22]，且不同的保护强度对这4类活动的限制程度也不尽相同。而生计策略则是农户基于一系列复杂认知、价值观和能力的结果[5]，保护地农户往往会根据资源使用的限制政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相应的生计策略，保护兼容性生计因此也被作为一个专门的概念进行讨论。
现有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并导致农民生计策略的地区差异[8]，即农户所处地区基础设施越好，越会增加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可能[8]。同时，根据资源与生态保护强度的不同，其对农户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限制也不相同，如核心区禁止居民进行生产生活活动，农户主要会面临易地搬迁、禁林禁牧及能源更新等问题，他们只能主动选择新的生计策略，转变甚至放弃部分传统生计方式。在游客活动方面，资源保护强度主要体现在对游客可进入性和游客规模的政策引导和限制，核心区禁止游客进入，缓冲区禁止较大规模游客的进入和活动，实验区允许适度开展游赏活动，但地理上的隔离和基础设施（如道路）的缺乏也阻碍了游客的流动[23]，当地农户相应地选择旅游相关生计的机会也随之发生改变。在管理活动方面，核心区仅允许开展经审批的观测类科研活动，缓冲区仅允许开展经审批的科研活动，建设不影响价值保护目标和自然环境的科研设施。
自然保护地资源与生态保护对农户生计影响是双向的[24]。一方面，农户很容易因资源与生态保护而失去自己的基本生存资料，导致可持续生计能力削弱而形成“生态贫民”[25]；另一方面，保护地丰富的资源与良好的生态有利于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等生计替代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农户的生计能力[24]。因此，自然保护地为实现生态资源保护，会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实行保护措施，不同功能区农户生计资本分布与功能定位和管理强度相关[26]，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产生不同的影响。综上，已有研究对资源保护背景下某项具体生计策略变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但各类自然保护地如国家公园建设如何影响与重塑生计尚不清晰，对其影响机制的理解更是非常有限[27]。

1.3 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多年来也一直是可持续生计相关研究的热点。由于可持续生计的概念源于解决贫困问题，国外学者基本上以非洲等一些贫困地区为案例进行研究，如Eneyew等研究发现，埃塞俄比亚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包括户主年龄、居住条件、家庭人口规模、外部接触机会、牲畜饲养、信贷能力、培训机会、年收入、合作体成员资格等，但获得化肥的能力是影响其生计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28]；Ayana等研究认为，埃塞俄比亚农户的教育水平、获得灌溉机会、与城市的联系等因素是影响其生计策略的重要因素[29]。在国内研究中，大多以乡村为案例的研究表明，生计资本是主要影响因素，如社会资本、地理区位优势、物质资本对草原牧区农户生计策略现状发挥关键作用，但人力资本和信息资本对其未来生计策略影响最大[30]；而在水稻种植区，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年家庭收入、家庭耕地面积等因素是影响其生计决策的重要因素[31]。总体来看，关于生态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大多没有专门将资源保护作为一个分析背景进行考虑，而这恰好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背景下自然保护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背景因素。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 案例地概况

丹霞山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丹霞山）位于广东韶关市，自1988年起相继被认定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5A级旅游景区，是一个典型的在自然保护地基础上发展旅游业的区域。由于历史原因，丹霞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分区并不完全一致，原风景名胜区规划将保护地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保护区域，而自然保护区将保护地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① ，但无论是哪一种分区方式，丹霞山的不同保护区域都有当地百姓居住与生产生活。
尽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不同功能区划分方式各不相同，保护要求也大相径庭，但在2020年以前，《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的具体执行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对严格，对当地社区生计策略影响也相对较大，所以本文以丹霞山风景名胜区一级保护区内或邻近地域、二级和三级保护区地域、景观环境保护带作为不同资源保护强度的划分依据，选择高资源保护强度的缩小型村落（丹霞街道办的车湾村和周田镇的龙坑村）、中资源保护强度的控制型村落（丹霞街道办的夏富村和董塘镇的白莲村）、低资源保护强度的聚居型村落（丹霞街道办的黄屋村和周田镇的周田村）6个村落为研究对象（表1），对这些处于不同保护区域的社区居民生计策略选择进行调研走访。
表1 研究案例地基本情况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tudy site

资源保护强度 规划居民点类型 镇属 村属 现状人口（人） 规划控制人口（人） 人均建设用地（m2） 行政区划总面积（hm2）
高 缩小型 丹霞街道办 车湾村 2066 2050 120 24.60
高 缩小型 周田镇 龙坑村 849 820 120 9.84
中 控制型 丹霞街道办 夏富村 2438 3700~3790 130 49.27
中 控制型 董塘镇 白莲村 1371 1400~1450 140 20.30
低 聚居型 丹霞街道办 黄屋村 2538 3500~3940 140 55.16
低 聚居型 周田镇 周田村 2682 3700~4130 140 57.82

注：根据《丹霞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1—2025年）整理。

2.2 数据收集

考虑到家庭结构对生计资本水平和时间配置的影响[32]，本研究以农户家庭为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研中，研究团队分别于2021年3月23—31日和2021年7月23日—8月16日两次前往案例地进行调研访谈。研究团队共访谈88位居民，其中聚居型村落受访者35人，包括黄屋村21人、周田村14人；控制型村落受访者27人，包括夏富村14人、白莲村13人；缩小型村落受访者26人，包括车湾村18人、龙坑村8人。每位受访者访谈时间持续15~150 min，访谈的问题主要包括他们的家庭人口结构状况、家庭收入来源、家庭成员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选择或不选择这些生计方式的主要原因。

2.3 数据分析

针对调查收集的农户数据，结合农户访谈情况对农户家庭的生计策略类型进行划分（表2）。当遇到农户不愿透露生计活动的收入情况时，农业收入以同村其他受访者的平均水平为参考，本地零工以当地平均薪资为参考，外出就业发展以就业城市平均薪资为参考。对于可能存在交叉的生计活动，本文根据其财产用途、劳动力投入情况具体判断，如房屋出租租金，若农户家庭是租给经营户进行旅游接待，则纳入旅游业收入；若农户家庭是租给租户生活居住，则纳入其他收入的财产性收入。
表2 丹霞山农户的生计策略类型与划分标准

Tab.2 Type and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in Danxia Mountain scenic area

类型 家庭收入来源 劳动力投入的主要方向 代表性生计活动
传统农业型生计 农业收入>95% 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 种植粮食、蔬菜、水果、毛竹，养殖畜禽鱼
农业兼业型生计 农业收入>60% 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
打工、其他		 种植粮食、蔬菜、水果，养殖畜禽鱼，建筑零工，农忙帮工
旅游兼业型生计 旅游业收入>60% 旅游业、打工、其他 经营超市、宾馆、餐馆，景区环卫、安保，商场打工，外出打工，建筑零工，出租车，房屋旅游经营出租
旅游专营型生计 旅游业收入>95% 旅游业 经营超市、宾馆、餐馆，景区环卫、安保、售票、表演，导游讲解，房屋旅游经营出租
本地务工型生计 务工收入>60% 打工、其他 短期销售前台，建筑零工，工厂务工，农忙帮工，土地、房屋出租
外出就业发展型生计 其他非农收入>60% 其他非农活动 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土地房屋出租
在对受访者录音转录的基础上，作者对39.7万字的转录文本通过质性分析软件MAXQDA2020进行编码分析，对受访者关于生计策略选择的原因文本进行标记，以此为基础样本进行质性分析。本研究运用主题分析法，先熟悉受访者原始表述、提取字节段落、创建初始代码，然后构建正式代码，数据编码由2位研究者共同参与完成，遇到不一致的编码结果由参与者共同商讨决定。在形成正式代码后以正式代码为基础，形成类别和主题，共生成4个一级维度，包括个人因素（共计305个代码）、家庭因素（共计142个代码）、自然环境因素（共计59个代码）、社会环境因素（共计176个代码）。

3 结果与分析

3.1 资源保护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资源保护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显著，资源保护强度越高，对农户的生计影响越大。在资源保护强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农户以旅游专营型、旅游兼业型和外出就业发展型生计为主，占比分别为40.00%、25.71%和22.86%；而资源保护强度相对较高的区域内，外出就业成为当地农户的主导型生计，占比达48.15%，其次是在本地务工，占比达29.63%，从事旅游相关生计的农户比重明显减少，旅游兼业型、旅游专营型和农业兼业型生计策略占比分别为11.11%、7.41%和3.70%；在资源保护强度最高的区域内，由于农业收入难以支撑家庭开支，65.38%的农户选择了外出务工，30.77%的农户选择在本地务工，只有3.85%的农户选择了一些农业兼业型生计，基本没有农户选择旅游相关生计（表3）。因此，资源保护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非常显著，即资源保护强度加大，选择旅游生计方式减少，而外出务工的生计策略增加；在资源保护强度适中时，居民的生计方式相对比较多元化，保护传统生计方式的农户也相对较多。但总体来讲，在资源保护的背景下，传统生计方式在减少。
表3 不同资源保护强度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比较

Tab.3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illagers'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 under different resource protection intensity

行政村 低资源保护强度村落 中资源保护强度村落 高资源保护强度村落
黄屋村
（户）		 周田村
（户）		 比例
（%）		 夏富村
（户）		 白莲村
（户）		 比例
（%）		 车湾村
（户）		 龙坑村
（户）		 比例
（%）
生计策略类型 传统农业型生计 / / 0.00 / / 0.00 / / 0.00
农业兼业型生计 / / 0.00 / 1 3.70 / 1 3.85
旅游兼业型生计 7 2 25.71 3 / 11.11 / / 0.00
旅游专营型生计 13 1 40.00 2 / 7.41 / / 0.00
本地务工型生计 / 4 11.43 5 3 29.63 6 2 30.77
外出就业发展型生计 1 7 22.86 4 9 48.15 12 5 65.38
合计 21 14 100.00 14 13 100.00 18 8 100.00

3.2 资源保护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受访者访谈的文本材料的主题分析，在资源保护的背景下，由于可供选择的生计资本有限，其生计选择方式主要取决于其个人的生活方式偏好以及家庭关系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表4）：
表4 资源保护背景下自然保护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Tab.4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 in protected natural areas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代码示例 编码文本示例
个人
因素		 价值与偏好 事业心/心理障碍/行业热爱 我很喜欢丹霞山，我是热爱这个行业，热爱这个地方。（黄屋村-H10）
饮食习惯/劳作方式/逃离家乡 那些田基本上都荒了，也不会说把这些地都承包，大家都不愿意做辛苦活。（黄屋村-H9）
逃离农村/服务偏好/热爱家乡/外出学习启发 去海南开会就看到人家做的民宿，回来有启发的，要不然没有出过门谁知道。（黄屋村-H4）
从众效仿/消费习惯/职业认可度 环境就是那样子，大家都搞旅游。（黄屋村-H15）
有益身体/个人喜欢/适合养老 刚开始在这做房子我就做了一层，没加起来的，就等于我在那（房子里）养老，地方山清水秀的，在这养老的，后来（高的楼层）才慢慢弄的。（夏富村-X14）
技能与能力 手艺技能/服务意识 他们很多人就出去学厨师，学厨艺啊，在外面以前是帮人家打工，做厨艺，现在开发了，他们就自己回来开农庄。（夏富村-X8）
教育水平/专业对口/从业经验 农村人又没什么文化，哪里做得了稳定的工作。（夏富村-X3）
身体承受力/年龄优势/身心劳累/时间精力 像我们这样大的年纪，出去外面没人要的。（白莲村-B10）
成本收益比较 收入渠道/投资回报率/利润空间/利润分配 橘子再怎么低价，一块多也好，都比水稻要好得多。（龙坑村-L2）
生产成本/时间成本/经营成本/投资门槛 农民要换果树的话成本还是很高的。因为它果树需要时间成长，就像贡柑这个树的话，它头三年种下去是没果的，完全没有产出的，三年之后它才能结果，才有一点点收益。（周田村-Z6）
家庭
因素		 血缘关系 人脉关系/随亲戚创业与打工/家庭组合方式 出来社会飘来飘去，就跟他姐夫去兰州。（车湾村-C16）
家庭责任 照顾家庭/结婚成家 结了婚要带孩子，出去就不方便，在家里方便，还有家庭。（黄屋村-H18）
支持儿女创业/下一代接手传承 后来我大女儿大学毕业，说大学生创业有什么补助的，就做起来。（黄屋村-H4）
家庭经济负担 本钱积累/资金缺乏/人手不够 好像那边老村修房子，有钱你们就干，没钱你们不能干，盖你就要盖起来，盖不起来你就不给盖。（黄屋村-H7）
生活开支/子女上学/生活压力 小孩读书，交通费，要有生活费，家里面的水费电费。（白莲村-B9）
社会
环境
因素		 人际关系 人情社会/人际交往压力 肯定不可能一直住在老房子，是不是?什么亲戚来也没有。（黄屋村-H3）
就业竞争 游客接触机会/销售渠道/产业带动/景点项目带动 我们这里米酒也有，最主要还是我们这里的旅游流动客太少。（白莲村-B8）
行业垄断/市场先机/竞争优势 自家的在卖，别人家也有，大家都是一样的，在附近是销不出去的。（周田村-Z3）
租房市场需求/旅游需求/人车流量/租地需求 因为现在广州东莞很多人都过来找房子，租房子住了。（夏富村-X8）
激励政策 林下经济扶持/贷款扶持/耕田补贴 政府有这样子的政策，在山里面做一些林下经济，刚好对得到政策。（夏富村-X14）
人造林限制/种植种类限制/违建拆除/申遗拆除 猪舍建了很多，拆掉了1000多个平方，全部拆掉，现在也不准养。（车湾村-C13）
八项规定/公职坐班制度 八项规定餐饮不是下滑了吗，我就马上就搞客房。（黄屋村-H4）
公共卫生事件 防疫措施严格 疫情以后就到现在，确实比较少，就没什么生意了。（夏富村-X5）
自然
环境
因素		 生产活动条件 土壤箘种感染/空间限制/农药污染/生产原材料 我们这边种果太厉害了，那个蚕很怕农药的。（白莲村-B8）
资源条件 土地资源/耕地面积 我们家不种，没有田来种，我才两亩田吃什么，就种点水稻花生，自己吃的米、油就不用买了。（周田村-Z2）
交通便利程度 不通桥/交通条件限制 没开发的时候桥都没做，我们怎么做，以前是过船的。（黄屋村-H12）
自然冲击 野生动物冲击/自然灾害/天气影响/病虫害 最大的压力来自动物，动物多了，现在鸟类也多了，你种出来的东西会给动物吃掉，马上就把它毁掉了。（黄屋村-H20）
地理位置 房子地理位置/土地地理位置/离景区距离 离丹霞山还好远，开车都要十几二十分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龙坑村-L7）
①个人因素。受访居民大多表示，在保护区内选择何种生计方式时，首先还是看自己的个人喜好，特别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大多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有过一些城市生活经历，他们在选择是否继续留在保护地生产生活时，首先还是基于他们对自身能力、身体情况的认知，以及在主观心理上对自己适合或不适合生计方式的判断，如自己是否喜欢乡村生活或城市生活，是否具有去城市打工的技能或者学历，以及到城市打工和留在乡村务工的收益比较等。
②家庭因素。从访谈结果来看，农民选择何种生计策略时通常会考虑家庭因素，如或者因为需要照顾家里老人小孩而继续选择在家务农，或者选择在家门口的旅游业，或者因为外地亲戚的生意需要帮工而选择离开家乡等。
③社会环境因素。大量受访农户表示，政府执行保护政策时的力度及其执行方法也会影响他们的生计策略选择，甚至周边社会关系和谐程度、本地旅游业或者相关产业就业竞争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他们的生计策略选择。
④自然环境因素。访谈结果还表明，保护地内部不同区域的居民在选择生计策略时，还会受微观区位影响，如居民地是否能够参与旅游业或有其他就业机会、交通是否便捷、生活是否方便等因素影响。

3.3 资源保护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机制

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农户的生计策略主要受生计资本的影响，即在脆弱性背景下，个体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外部制度相互作用下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由于研究目标各不相同，现有研究对各项生计资本进行测量或描述的指标也各不相同[7,33-34]。为了进一步分析DFID分析框架在自然保护地背景下的适用性，本研究将访谈整理出的保护地内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与DFID常用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表5）。
表5 资源保护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Tab.5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 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source protection

本研究生计策略影响因素 对应的DFID生计资本
个人因素 价值与偏好 事业心/心理障碍/行业热爱 /
饮食习惯/劳作方式/逃离家乡 /
逃离农村/服务偏好/热爱家乡/外出学习启发 /
从众效仿/消费习惯/职业认可度 /
有益身体/个人喜欢/适合养老 /
技能与能力 手艺技能/服务意识 人力资本
教育水平/专业对口/从业经验 人力资本
身体承受力/年龄优势/身心劳累/时间精力 人力资本
成本收益比较 收入渠道/投资回报率/利润空间/利润分配 金融资本
生产成本/时间成本/经营成本/投资门槛 金融资本
家庭因素 血缘关系 人脉关系/随亲戚创业与打工/家庭组合方式 社会资本
家庭责任 照顾家庭/结婚成家 /
支持儿女创业/下一代接手传承 /
家庭经济负担 本钱积累/资金缺乏/人手不够 金融资本
生活开支/子女上学/生活压力 金融资本
社会环境 人际关系 人情社会/人际交往压力 社会资本
就业竞争 游客接触机会/销售渠道/产业带动/景点项目带动 /
行业垄断/市场先机/竞争优势 /
租房市场需求/旅游需求/人车流量/租地需求 /
激励政策 林下经济扶持/贷款扶持/耕田补贴 政策法规
人造林限制/种植种类限制/违建拆除/申遗拆除 政策法规
八项规定/公职坐班制度 政策法规
公共卫生事件 防疫措施严格 政策法规
自然环境因素 生产活动条件 土壤箘种感染/空间限制/农药污染/生产原材料 自然资本
资源条件 土地资源/耕地面积 自然资本
交通便利程度 不通桥/交通条件限制 自然资本
自然冲击 野生动物冲击/自然灾害/天气影响/病虫害 自然资本
地理位置 房子地理位置/土地地理位置/离景区距离 自然资本
由表5分析可知，在资源保护背景下，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等因素是农户进行生计策略选择时更多关注的因素，而物质资本却基本不受关注。在资源保护的背景下，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户家庭可以选择生计方式非常有限，他们要脱离传统生计方式只能依赖自身能力或者家庭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户的房屋面积、牲畜养殖规模、农用交通工具等物质资本相差不大，他们的生计策略选择往往取决于其与周边人群的竞争关系，而不是家庭物质资本的相对优势。
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以往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往往基于农户家庭整体视角，但在资源保护的背景下，其实农户可供选择的各类生计资本都非常有限，在抵制城市生活吸引力的过程中，农民个体的生活方式偏好、家庭情感连接都是其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
当然，由于资源保护直接体现为具体资源利用的限制政策，所以各类资源保护政策直接影响了农户生计选择策略。此外，农户可供选择的生计策略也受市场需求的影响，如旅游需求的快速增长会增加农户参与旅游业的机会，推动农户生计策略向市场需求的方向转变。因此，在资源保护背景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个人与家庭的情感、政策法规和市场的作用更为重要（图1）。
图1 资源保护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机制

Fig.1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 cho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source protection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对丹霞山自然保护地范围内资源保护不同强度下的农户生计选择策略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如下：
①资源保护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资源保护越严格，选择旅游生计策略越少，而选择外出务工的生计策略相应增加；在资源保护强度适中时，农户的生计相对比较多元化，同时传统生计保持也相对较好。
②在资源保护背景下，由于可供选择的生计方式与物质资本有限，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更容易受其个人与家庭因素、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而资源保护与生计补偿等政策的执行情况则直接影响农户生计选择策略。
③在资源保护的背景下，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与以往DFID的分析框架相比，应该更注重对农户个体及家庭的情感因素、社会资本等因素的考虑。

4.2 讨论

由于自然保护地资源特征及其保护对象的差别，保护政策对当地社区生计的影响可能跟具体案例情境有关，本研究涉及的丹霞山自然保护区，由于丹霞地貌往往会在峰林“陡坡”之间形成“盆地型”社区聚居地，而这些区域往往被划为核心保护区，其生计被改变的方式往往与资源保护强度相关。本研究表明，当资源保护强度适中时，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比较多元化，传统生计策略选择也相对较好。因此，建议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进程中，对部分居民聚居区的资源保护强度要与其传统生计方式维系相适应，以促进居民生计可持续与生态资源保护协调发展。
本研究尝试将脆弱性背景的资源保护具象化，关注到脆弱性背景的异质性以及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与动态性，对以往截面研究的结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同时，本研究还对现行主流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将个人—家庭—社会的关系纳入生计策略的分析框架中，有利于更全面地分析居民的生计策略选择机制。但本研究尚未关注到外在环境冲击和生计策略的动态发展趋势，不同旅游地类型和农户类型间存在的共性和差异也有待深入研究，特别是针对保护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如个体情感与家庭关系，等等，需要进一步开展量化研究，以使该分析框架更具可操作性和指导性。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张同升, 孙艳芝. 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对风景名胜区的影响[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19, 32(10):8-19.

[2]
林静, 廖文梅, 黄华金, 等.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会影响林农生计资本吗?[J]. 林业经济, 2021, 43(10):5-20.

[3]
尚海洋, 寇莹, 赵越, 等. 生态脆弱区应对返贫风险生计研究的国内进展[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21, 37(7):836-843.

[4]
薛东前, 居尔艾提·吾布力, 刘精慧, 等.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陕西省黄陵县为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9(2):117-124.

[5]
Burbano D V, Meredith T C. Effects of tourism growth in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Resource-base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 the Galapagos Islands,Ecuador[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21, 29(8):1270-1289.

DOI

[6]
Cottyn I, NijenhuisG. Making a living between places:The role of mobility in livelihood practices in rural Rwanda[J]. Mobilities, 2022, 17(1):136-151.

[7]
王梦晗, 苏明明. 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2, 42(5):36-44.

DOI

[8]
耿亚新, 刘栩含, 饶品样. 农户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林业经济, 2021, 43(5):17-31.

[9]
Sen A. Poverty 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M]. Oxford:Clarendon, 1981.

[10]
Chambers R,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R].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1.

[11]
Moser C O N. The asset vulnerability framework:Reassessing urban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J]. World Development, 1998, 26(1):1-19.

[12]
De Haan L J. From Poverty to Social Exclusion:A Livelihoods Introductory,in Livelihoods and Development:New Perspectives[C] // Livelihoods and Development: New Perspectives, 2017.1-12.

[13]
ScoonesI.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R].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1-16.

[14]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K), 1999.

[15]
崔晓明, 杨新军.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一区三县为例[J]. 人文地理, 2018, 33(2):147-153.

[16]
Srijuntrapun P, Fisher D, Rennie H G. Assess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tourism-related livelihoods in an urban World Heritage Site[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 2017, 13(5):395-410.

[17]
左冰, 陈威博. 旅游度假区开发对拆迁村民生计状况影响——以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为例[J]. 热带地理, 2016, 36(5):776-785.

[18]
苏伟锋, 马晓龙, 贾文通, 等. 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特征的影响[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474-489.

DOI

[19]
刘小波, 王玉宽, 李明, 等. 典型山区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分析[J]. 山地学报, 2020, 38(4):596-607.

[20]
刘俊, 张恒锦, 金朦朦, 等.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估与生计策略选择——以海螺沟景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8):1735-1747.

DOI

[21]
朱建军, 胡继连, 安康, 等.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2):49-58.

[22]
赵智聪, 彭琳, 杨锐.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构[J]. 中国园林, 2016, 32(7):11-18.

[23]
KC B. Ecotourism for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via community-based homestay:A formula to success or a quagmire?[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21, 24(9):1227-1243.

[24]
陈传明, 侯雨峰. 山区生态保护对当地社区居民生计影响的研究进展及展望[J]. 林业科学, 2019, 55(3):160-166.

[25]
王昌海. 中国自然保护区给予周边社区了什么?——基于1998-2014年陕西、四川和甘肃三省农户调查数据[J]. 管理世界, 2017(3):63-75.

[26]
李双, 孙孝平, 方彦君, 等.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及其空间特征[J]. 生物多样性, 2019, 27(1):64-75.

DOI

[27]
赵雪雁, 苏慧珍. 国家公园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及关键议题[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9):2217-2236.

DOI

[28]
Eneyew A, Bekele W. Determinants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Wolaita,southern Ethiopia[J].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Reviews, 2012, 1(5):153-161.

[29]
Ayana G F, Megento T L, Kussa F G. The extent of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n the determinants of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 AssosaWereda,Western Ethiopia[J]. GeoJournal, 2022, 87(4):2525-2549.

[30]
Lan X, Zhang Q, Xue H, et al. Linking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with sustainable grassland use and conservation:A case study from rural households in a semi-arid grassland area,China[J]. Land Use Policy, 2021, 101:105186.

[31]
Zhang L, Song J, Hua X, et al. Smallholder rice farming practices across livelihood strategies:A case study of the Poyang Lake Plain,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89:199-207.

[32]
李树茁, 梁义成, Marcus W F, 等. 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可持续生计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0, 7(2):1-10.

[33]
王蓉, 代美玲, 欧阳红, 等. 文化资本介入下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测度——婺源李坑村案例[J]. 旅游学刊, 2021, 36(7):56-66.

[34]
梁长军, 程文仕. 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有序logit模型的定西市实证分析[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23, 36(5):83-89.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