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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7: 22 - 3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7.003

Level Measurement，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in China

  • JIANG Yanpeng ,
  • YU Xiaoyang ,
  • LIN Dong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07

  Revised date: 2024-04-21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3

Fold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a fundamental driv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and the transition from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to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with a focus on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and increased efficiency is an imperative step towards realiz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formulates a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aking 298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of China,this paper uses the entropy-weight metho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in 2006-2021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ts pattern evol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mpetitive mode of China's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has shifted from land-oriented competition to capital-oriented competition. 2) Cities with high-level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are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Pearl River Delta, and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s. 3) Among the four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s the leader in terms of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level,while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s catching up with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and the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is at the lowest level. 4) Beijing,Tianjin,Shanghai and Chongqing,as well as Suzhou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consistently rank at the top in terms of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level,while Xi'an and Chengdu have ranked higher in recent years. 5)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growth pressure,officials' promotion pressure,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erbate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while a higher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can mitigate the progress of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sights to analyze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practice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rapid urbanization;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urban agglomeration; official's promoti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igh-quality urban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JIANG Yanpeng , YU Xiaoyang , LIN Dong . Level Measurement，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7) : 22 -3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7.003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的关键时期，推进高质量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之举，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劲动力和坚实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了2022年的65.22%，城镇化进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城镇化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引擎。然而，在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快速的城镇化也带来了人口—土地城镇化失衡[1]、半城市化[2]、房地产冒进开发[3]、开发区泛滥[4]、耕地和粮食安全风险[5]等问题，城镇化发展质量与速度落差明显[6]。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为进一步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急需厘清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此，“中国城镇化为何如此快速发展”之问引发了学者的孜孜探求。
围绕该议题，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镇化驱动要素识别、发展模式归纳等方面。就驱动要素识别而言，城镇化驱动要素日益多元，经济发展水平[7]、基础设施投入[8]、人口迁移[9]、政府主导[10]、工业化[11]、外商投资[12]、财政分权[13]、金融深化[14]等均会影响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发展模式方面，学者从不同切入点归纳凝练了多种城镇化模式：中等城市为主、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发展模式[15]；以推进主体切入的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16]，政府、企业、个人多主体的发展模式[17]；以外部因素为归因的外资驱动下外向型城镇化发展模式[18]；以城镇建设运作特性为切入的“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发展模式[19]和具有竞争内核的城镇化发展模式[4,20]等。总体而言，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本文具有重要启示，但其主要聚焦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直接驱动因素，而忽视了我国新阶段中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内在缘由。
西方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背景下的城市增长机器（Urban Growth Machine）、城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等城市化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解释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机制[21]。然而，在领域政治经济视角下，中国政府主导的城镇化驱动机制中蕴含着府际竞争、尺度竞争等复杂的非经济因素[22]，而强调市场和利益驱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难以诠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镇化的核心机制[23]。据此，姜炎鹏等将政府主导性及其派生出的竞争性从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剥离出来，于2016年提出了竞争型城市主义（Competitive Urbanism）[20]。竞争型城市主义将府际竞争嵌入到城镇化动力的解释中，为解析中国城镇化动力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该理论聚焦大型城市工程（Mega Urban Project）等单体项目，通过案例研究剖析了大型城市工程背后的土地、资本要素的联合运作逻辑，但未通过大尺度下系统、全面的量化测度对理论进行普适性验证。基于此，为厘清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内涵，本文从竞争型城市主义理论内核出发，结合城镇发展金融转向新趋势的研判[24]，由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出发，解析竞争型城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竞争城镇化发展模式下的实践，刻画我国竞争型城镇化的空间分异格局，解析竞争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的高质量城镇化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1 理论框架

政府主导是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和动力机制最突出的特征，从地方政府行为出发能更明确地认知竞争型城镇化模式形成的背景及逻辑。1994年分税制改革塑造了“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长期面临巨大的财政收支缺口，陷入财政收入难以弥合城市建设、公共服务供给支出的困境。同时，在向上负责体制下形成了基于上级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经济绩效成为考评体系中的重点，将地方官员置于“晋升锦标赛”中[25]。因此，在财事权错位、官员任免等压力下，地方政府不得不从预算外另辟蹊径以完成考核目标在发展竞赛中脱颖而出。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形象、完善公共服务水平、优化政策措施、提升行政效率等手段以期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方政府偏好能够获得大笔预算外收入同时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双赢”策略，即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城市形象参与竞争，并将视线转向了以土地为核心，以土地城镇化为基底的城镇化[26]。
土地供给制度赋予了地方政府土地要素的支配权。在现有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可自由支配土地获得高额预算外收入，通过土地开发项目获得投资收入及短期经济增长[27]。这种以土地为核心、以土地城镇化为基底的城镇化能够达成财政增收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的，并在府际竞争中获得优势。同时，相较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动力，城镇化普适性更强，各发展阶段的城市均可利用土地进行城镇建设拉动经济循环，地方政府也更易利用城镇化在府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此外，21世纪以来，中国以工业化规模收益递增获利的“世界工厂”角色逐渐落幕，开始向高质量、高附加值产业方向转型[28]，工业化带来的增长已难以满足地方政府“短平快”的发展追求。由此，土地城镇化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地方政府将重心由工业化转向城镇化，以此完成竞争目标[10,19]。还有，城镇化本就置身于领域扩张的竞争中，地方政府利用各种策略不断加强和巩固对城市土地的控制权，加之在中国独特的行政层级和城乡二元结构，地方政府更试图吞并周边农村地域以获得更高的竞争优势[29]。上述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压力以及府际竞争串联并行，推动了竞争型城镇化（Competitive Urbanization）发展模式的形成。竞争型城镇化以土地为核心，以土地城镇化为基底，通过出让土地、借助城投公司发放城投债、招商引资等获得财政增收，施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新城新区、开发区、城市更新项目及大型城市工程等城镇建设项目，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和提升竞争力[4,20]。
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以地生财”“以地引资”及“以地融资”等方式“增收”，为竞争型城镇化建设积累资本。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指出，土地有偿使用费30%上缴中央财政，70%留给地方政府，使土地出让成为各地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地方政府通过高价出让土地获得巨额土地出让金，为其竞争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保障。招商引资作为政绩考核的关键因素之一，亦是地方政府竞争的重点，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工业企业投资落户与外商投资[30]达成以地引资的目的，同时企业入驻带来大量就业机会也为吸引人才奠定基础。以地融资的主要表现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抵押借由城投公司之手发行城投债[31]，利用投资直接为地方经济注入资本要素。同时，地方政府以“建设”为手段推进竞争型城镇化发展，主要表现为道路、住房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不断涌现的开发区和新区新城，以及各类大型城市工程、城市更新等项目的建设。其中，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在实现短期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还有利于改善城市硬环境，提升城市宜居度，为人才争夺大战打下良好基础；开发区的建立和扩张是竞争型城镇化模式的重要环节之一，有助于实现辖区的招商引资、经济增长、人才引进；新区新城建设涉及的各环节均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带来GDP增长和官员政绩，被地方政府视为拉动投资和短期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32]；城市大型工程项目的建立和发展能够提升城市地位，获得竞争优势，例如上海虹桥建设项目不仅能促进经济发展，还能增强区域竞争力[20]；城市更新项目作为一项城市美化计划，能够展示出城市的形象和政府的政绩[23]，为地方政府获得竞争优势。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收支压力和官员考核压力的双重影响下，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财政缺口与经济发展压力，同时还肩负着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竞争型城镇化正是地方政府在此横向（府际）和纵向（央地）关系张力下，利用城镇化将土地作为核心，以土地城镇化为基底，参与到资本、人才等资源争夺的横纵竞争中，从而实现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表现为土地空间及其派生的资本空间的快速扩张。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理论分析框架，竞争型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土地空间和资本的扩张。其中，土地竞争是竞争型城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侧重以土地要素增殖和开发为核心竞争力的竞争型城镇化程度；资本竞争则是维系竞争型城镇化得以运作的关键支撑，聚焦通过土地要素资产化与金融化汲取土地潜在价值的强度，强调资本积累竞争下的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因此搭建土地竞争和资本竞争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同时，基于数据可得性与适配性，参照已有研究中土地城镇化的测度指标[33]，结合竞争型城镇化的竞争表现，选取如下指标：①土地竞争维度：建成区面积增量表征城市的空间扩张程度、开发区面积增量表征地方政府创造招商引资空间的竞争强度、道路面积增量表征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强度；②资本竞争维度：土地出让金额表征以地生财水平、城投债发行额表征以地融资水平、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表征以地引资水平、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表征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强度。
表1 竞争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

Tab.1 Evaluation index of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level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基础指标 权重
竞争型城镇化 土地竞争 开发区面积增量（hm2） 0.29
建成区面积增量（hm2） 0.02
道路面积增量（hm2） 0.03
资本竞争 城投债发行额（百万元） 0.21
土地出让金额（百万元） 0.16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百万元） 0.17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百万元） 0.12

2.2 研究方法

2.2.1 熵权法

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值的方法，能够有效降低主观性，本文参考张旭等的做法[34]，采用考虑时间变量的熵权法对我国竞争型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该方法基于传统熵权法增加了时间维度，使各指标权重在研究期内保持一致，具有跨期可比性。

2.2.2 全局自相关与冷热点分析

采用全局莫兰指数度量全局自相关性，其能够反映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区域的关联程度，采用Getis-Ord Gi*测度竞争型城镇化的高值和低值的空间分布[35]。

2.2.3 面板回归模型

经过Hausman检验选取双向固定面板回归模型探究竞争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模型公式为：
C i , t = β 0 + β 1 X i , t + β 2 C o n t r o l i , t + u i + σ t + ε i t
式中： C i , 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综合竞争型城镇化水平（Com_Urban）、资本竞争型城镇化水平（Cap_Com）、土地竞争型城镇化水平（Land_Com）； X i , t为核心解释变量，包括官员晋升压力（Off）、经济增长压力（Ecopre）、财政分权水平（Fisdec）； C o n t r o l i , t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dp）、产业化水平（Ind）、金融发展水平（Findec）；i和t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 u i、 σ t、 ε i t分别代表城市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以及随机误差。因熵权法所得竞争型城镇化水平的波动幅度较小致使回归系数过小，参照崔惠玉等的做法[36]，将竞争型城镇化指数扩大100倍，其仅在经济意义上改变单位，并未改变回归的显著性。同时，采用逐步回归法避免多重共线性引发的模型偏误问题。

2.3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市域为研究单元，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最终选取2006—2021年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以下简称地级市）进行实证分析（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城投债发行额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数据库，开发区数据来源于《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土地出让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官员数据来源于各城市人民政府官网，城市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2006—2021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3 中国竞争型城镇化的时空格局及演变特征

3.1 全国与区域尺度竞争型城镇化水平的变化特征

3.1.1 竞争方式由土地竞争主导转向资本竞争主导

根据表1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6—2021年全国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并进行均值处理[37]，并依据资本竞争和土地竞争两个维度将其拆分为土地竞争型城镇化和资本竞争型城镇化，计算出研究期内三者平均水平（图1）。具体来看：2006—2017年综合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呈波动式小幅上涨态势，2017年开始下降，2020年略有回升，2021年再次回落；土地竞争型城镇化与竞争型城镇化变动态势相同；资本竞争型城镇化在研究期内总体波动增长，2009年资本竞争超过土地竞争成为竞争型城镇化的主导方式，这与2008年中央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推出的“一揽子计划”紧密关联，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号召组建地方融资平台举借“城投债”用于基建，自此开始了城投债规模化发行，资本竞争成为地方政府参与府际竞争的首选方式。此外，三者均在2021年呈下降态势，可能的原因是2021年提出的集中供地政策提升了土地出让门槛，且疫情期间企业资金链紧张使其拿地积极性降低，同时城投债发行政策不断收紧，使得土地竞争和资本竞争的竞争程度降低，同样致使土地竞争型城镇化和资本竞争型城镇化水平下降，由此导致了综合竞争型城镇化水平的降低。
图1 2006—2021年分类型竞争型城镇化水平演变

Fig.1 Level of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by category from 2006 to 2021

3.1.2 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高开高走

按照东、中、西、东北划将我国城市分为四大区域，均值化处理得到2006—2021年各区域的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图2）。具体来看：2006—2020年东部地区竞争型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及其他区域的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具有平稳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具有相对扎实的竞争基础以及更大的经济发展压力，在其双重作用下，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处于高位。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整体上相差不大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中部地区竞争型城镇化水平波动最大，整体呈上升走势，仅有2010年高于全国均值；西部地区在研究期内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均值，呈现平稳波动的状态；东北地区的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先升高，至2013年略微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后不断降低，并于2017年开始位于末位；2021年四大区域同样因土地和资本两类竞争方式的强度降低，均呈现出下降趋势。
图2 2006—2021年分区域竞争型城镇化水平演变

Fig.2 Level of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by region from 2006 to 2021

3.1.3 高值呈“菱形”分布格局，南移态势明显

选取2006、2011、2016和2021年4个等时间间隔截面，基于自然断点法将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划分为高水平、次高水平、中等水平、次低水平、低水平5类（图3）。整体来看，2006—2021年中国竞争型城镇化的高值区域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于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构建的菱形四顶点，呈现出向南移动的演化态势。分阶段看，2006年竞争型城镇化高值分布较为分散，呈现“一面多点”的格局，主要分布于菱形顶点及菱形面东侧，其中上海市表现突出，竞争型城镇化水平达0.84。2011年中国竞争型城镇化高水平区域略显收缩态势，形成以京津冀为核心沿边界线向南北方向扩散至长三角城市群与黑龙江省的高水平带，以及成渝和珠三角城市群等构成的高水平点。2016年中国竞争型城镇化高水平集聚区域扩散，零散分布于胡焕庸线东侧区域，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城市群为核心的“多点”分布格局。2021年中国竞争型城镇化高水平集聚区域呈现出“一带一点”的空间格局，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核心向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延伸的东部沿海竞争型城镇化高水平带，以及由成渝城市群构成的竞争型城镇化高水平点。
图3 2006、2011、2016和2021年中国竞争型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图4同。

Fig.3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level in 2006，2011，2016 and 2021

进一步探究竞争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特征，计算4个时间节点竞争型城镇化的全局莫兰指数，所得值分别为0.14、0.16、0.14和0.20，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竞争型城镇化总体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进一步借助Getis-Ord Gi*进行冷热点分析（图4），发现4个年份的热点城市分别为55、65、43和48个，冷点城市分别为22、15、23和35个。从空间分布来看，热点区域呈片状分布，长三角地区为“恒热”现象，京津冀则自2011年后退出热点区域；冷点区域呈点状分布于中、西和东北地区。
图4 2006、2011、2016和2021年中国竞争型城镇化水平的冷热点城市分布

Fig.4 Hot and cold analysis of China's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level in 2006, 2011, 2016 and 2021

3.2 城市群尺度竞争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

由图3可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是竞争型城镇化高水平城市的聚焦区。城市群内城市合作更紧密，但同样带来了城市间激烈的资源竞争，以期在城市群内争夺区域的中心或副中心地位，甚至于倾向“积极竞争，消极合作”[38]。为此，以上述四大城市群为例，探究2006—2021年我国四大城市群的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图5）。①长三角竞争型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居于首位，仅有2011和2014年低于京津冀，呈现波动小幅上升趋势。②京津冀早期紧跟长三角，总体水平处于第二位，研究期内先波动上升后波动下降，于2019年被珠三角城市群赶超。③珠三角城市群的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大幅波动上升趋势，自2019年后位居全国第二。④成渝城市群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平稳的波动状态，研究期内仅2006年略低于全国均值。此外，2021年四大城市群的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同样表现为下降态势。
图5 2006—2021年四大城市群竞争型城镇化水平演变

Fig.5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level of China's four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06 to 2021

从城市群内部城市来看，2006—2021年我国的4个直辖市表现突出，常年位于竞争型城镇化水平位次前五名，其中上海市出现频次最高（15次），苏州有12次位列前五，超过北京（10次）与天津（11次）。此外，西安和成都自2017年以来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多次居于前列。上述结果说明竞争型城镇化的重心虽目前仍在东部沿海地区，但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在“强省会”“国家中心城市”等规划及发展目标加持下，地方政府需要加大竞争强度以应对发展压力。

4 中国竞争型城镇化的驱动因素

4.1 变量选取

竞争型城镇化模式是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压力、官员晋升压力、经济发展压力下利用城镇化参与到横—纵竞争中的体现，主要受官员晋升压力、财政分权水平、经济发展压力等方面的影响[27]，参考相关研究，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以下变量探究竞争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表2）。
表2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Tab.2 Variable meaning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竞争型城镇化水平 Com_Urban 利用熵权法计算得竞争型城镇化综合指标（×100） 4768 0.091 83.870 7.612
资本竞争型城镇化水平 Cap_Com 利用熵权法计算得资本竞争型城镇化指标（×100） 4768 0.004 56.731 6.429
土地竞争型城镇化水平 Land_Com 利用熵权法计算得土地竞争型城镇化指标（×100） 4768 0.086 32.227 3.211
核心解释变量 官员晋升压力 Off （所在省份地级市官员变更总次数-本地级市官员变更次数）/所在省份地级市政府官员总人数 4768 0.000 0.8333 0.187
经济增长压力 Ecopre 虚拟变量，若各地级市GDP增长率小于所在省份的GDP增长率加权平均值，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其中直辖市各市与所有直辖市的GDP增长率加权平均值比较 4745 0.000 1.000 0.499
财政分权水平 Fisdec 市级财政支出/本省财政总支出 4639 0.693 100 11.786
控制变量 产业化水平 Ind 第三产业产值/GDP 4701 0.086 0.883 0.103
金融发展水平 Findev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GDP 4682 0.075 9.623 0.620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人均GDP 4739 0.276 21.812 3.037

4.1.1 核心解释变量

①官员晋升压力（Off）。地方政府官员的“去留”由中央或上级政府决定，当中央或上级政府决定更替更多官员时，地方政府官员的职业前景不确定性增大，此时，地方官员会力求在短期内取得良好业绩以争取晋升，从而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地参与到竞争中，影响竞争型城镇化水平。据此，选取各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变更数据，参考刘佳等的做法[39]，利用“（所在省份的地级市官员变更总次数-本地级市官员变更次数）/所在省份地市政府官员总人数”来衡量官员晋升压力（直辖市计算方法相同）。因研究对象为市长和市委书记，则将所在省份地级市政府官员总人数计为该省份地级市个数的2倍。
②经济增长压力（Ecopre）。经济增长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重点，以GDP为主的经济增长目标成为地方政府竞争重心，其绩效也是影响地方政府是否正承受更大的经济发展压力、参与竞争强弱的重要因素。本文参照钱先航等的做法[40]，将各地级市GDP增长率与所在省份GDP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比较，加权平均值的权重为各地级市的GDP总量，若地级市的GDP增长率小于加权平均值，则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其中4个直辖市的GDP增长率与所有直辖市的GDP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比较。
③财政分权水平（Fisdec）。财政分权制赋予地方政府获得财政收益的自主权，财政自主权越高，地方政府越容易通过利用土地融资、引资等获取财政收入，并倾向将可支配的收入用向能够快速展现经济发展的地方，提升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参照毛捷等的做法[41]，采用市级财政支出占本省财政总支出的比值测度财政分权水平。

4.1.2 控制变量

①产业化水平（Ind）。产业化与城镇化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相较于城镇化，产业化水平能够带动就业增长，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增长能够带来规模的经济倍增，达成快速发展经济的目的[42]。由此当产业化水平提升时，地方政府可能会降低利用城镇化参与竞争追求发展的欲望。参考以往研究，采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与GDP的比值衡量。
②金融发展水平（Findev）。金融发展能够为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公共产品供给等提供充分的融资支持，当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时能够为地方带来更充足的资本。参考沈红波等的做法[43]，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③经济发展水平（Pgdp）。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地方政府竞争的基础，亦是竞争型城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参考已有研究，采用人均GDP衡量。

4.2 实证结果分析

4.2.1 竞争型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将2006—2021年的竞争型城镇化水平作为因变量，测度官员晋升压力（Off）、经济增长压力（Ecopre）、财政分权水平（Fisdec）等解释变量对竞争型城镇化的影响（表3）。将核心解释变量回归得到模型（1）~模型（3），于模型（4）加入控制变量。此外，由上文可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四大城市群竞争型城镇化水平较高，据此将各地级市按照是否属于该城市群进行分组回归，探讨城市群异质性，得到模型（5）（6）。
表3 竞争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回归结果

Tab.3 Empirical regression result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1） （2） （3） （4） （5） （6）
Off 0.964***（3.35） 0.957***（3.32） 0.882***（3.05） 1.264***（4.09） 1.676**（2.37） 1.124***（3.26）
Ecopre 0.174（1.42） 0.252**（2.03） 0.249**（1.97） 0.262（0.74） 0.246*（1.90）
Fisdec 0.586***（5.92） 0.493***（4.11） 0.094（0.52） 0.703***（4.80）
Pgdp 0.350***（7.40） 0.548***（4.66） 0.180***（3.83）
Ind -2.237**（-2.28） -6.182（-1.47） -1.843*（-1.84）
Findev -0.036（-0.26） 1.995*（1.74） -0.202（-1.59）
常数项 38.121***（17.34） 38.044***（17.26） -20.434**（-2.03） -13.098（-1.09） 23.799（1.31） -0.712（-0.35）

注：括号中为稳健的t统计量，***、**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表4~表5同。

①官员晋升压力在模型（4）~（6）中与竞争型城镇化呈现显著正相关。当官员面临更多的更替风险时，地方政府官员会具有强烈意愿参与到竞争中，以期在短期内获得经济快速发展，在政绩考核中获得优异表现，对竞争型城镇化具有推动作用。四大城市群内城市和非四大城市群城市均能推进竞争型城镇化的发展，然而相较于非四大城市群城市，四大城市群内城市往往具备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同时也为争夺资源形成了更加激烈的竞争，往往形成积极竞争的现象，致使其与竞争型城镇化水平的相关系数最高。
②经济增长压力和财政分权水平在模型（4）（6）中均与竞争型城镇化呈现显著正相关。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越大，越需要快速提升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竞争，对竞争型城镇化的提升越明显。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水平越高、财政自主权越大，其越倾向利用土地财政、城市基础建设争夺资源，并以此快速推进经济发展项目，从而推动了竞争型城镇化发展。相较于四大城市群内城市，非四大城市群城市的经济增长压力和财政分权水平提升能够推动竞争型城镇化发展，可能的原因是非四大城市群内近一半的城市属于西部、东北地区，该地区的地方政府虽同样面临着城市快速发展的需求，但相较于东部地区，其土地管理能力和违法查处行为更弱[39]，地方政府更倾向将土地作为核心参与到激烈的府际竞争中。
③经济发展水平对竞争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模型（4）~（6）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正显著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不仅本身具备稳固的竞争基础，且会为了保证自身在区域甚至全国的地位，在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供给、保证自身发展的同时争夺更多资源，从而参与“逐顶竞争”，显著推进竞争型城镇化。而四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平均发展水平较非四大城市群城市高，地方政府将推进城市群建设视为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将资源集中在城市群，使其更具备竞争的基础和动力，由此该区域的竞争型城镇化强度最大。
④产业化水平在模型（4）~（6）中与竞争型城镇化均呈现负相关，其中模型（4）（6）显著。产业化作为推进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其发展能缓解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核心获得资本和城镇建设的行为。尤其非四大城市群城市多位于二线及以下级别，其产业存在更大的发展升级空间，若当地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地方政府会转向大力扶持当地产业发展，缓解因发展地方经济而利用城镇化进行竞争的行为，最终抑制竞争型城镇化发展。
⑤金融发展水平仅在模型（5）中与竞争型城镇化呈正显著相关。自投融资体制改革后，要素投入，尤其是金融资本投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抓住投资就相当于抓住经济增长的主力，由此各地方政府开始组建城投公司等各类融资中心吸引资金，以期获得大笔竞争资本。同时四大城市群内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高于其他城市，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蓬勃发展，地方政府更易建立城投公司发放城投债、利用银行或金融机构获取融资等积累资本为参与竞争打下基础，推动竞争型城镇化发展。

4.2.2 资本和土地竞争型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进一步分别测度核心解释变量对资本竞争型城镇化与土地竞争型城镇化的影响作用，比较二者异同（表4）。
表4 资本和土地竞争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apital and land competitive urbanization

资本竞争型城镇化 土地竞争型城镇化
（1） （2） （3） （4） （5） （6） （7） （8）
Off 0.606**（2.26） 0.618**（2.29） 0.630**（2.33） 0.439***（2.64） 1.403***（6.23） 1.399***（6.19） 1.248***（5.42） 0.825***（3.27）
Ecopre 0.012（0.17） 0.038（0.54） 0.047（0.66） 0.129（1.33） 0.143（1.43） 0.202**（1.97）
Fisdec 0.194***（3.27） 0.232***（3.48） 0.108（1.41） 0.261***（2.69）
Pgdp 0.539***（15.68） -0.190***（-5.88）
Ind -0.077（-0.14） -2.159***（-2.62）
Findev 0.063（0.71） -0.099（-1.01）
常数项 33.928***（15.02） 33.910***（14.99） 14.631**（2.36） 6.332（0.93） 2.650***（3.80） 2.593***（3.69） -8.210（-1.07） -19.430**（-2.03）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768 4745 4639 4571 4768 4745 4639 4571
R2 0.880 0.880 0.882 0.887 0.115 0.115 0.115 0.129
官员晋升压力、财政分权对两类竞争型城镇化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官员晋升压力和财政分权压力越大时，其倾向于资本竞争和土地竞争并行，以期加速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压力显著促进土地竞争型城镇化的发展，而对资本竞争型城镇化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经济增长压力时，地方政府会直接利用土地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参与到竞争中，获得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
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本竞争型城镇化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土地竞争型城镇化呈显著负相关，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本身具备扎实的资源基础，利用土地进行招商引资的能力更强，更倾向利用多样的竞争方式积累资本参与竞争，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现有资源稀缺，多数城市仅能通过土地等现有资源进行城镇建设而参与竞争。产业化水平与两类竞争型城镇化均为负相关，仅有土地竞争型城镇化显著，即产业化的发展能够降低地方政府直接利用土地参与城镇化的意愿，能够有效缓解土地竞争型城镇化。金融发展水平与两类竞争型城镇化均不相关。

4.2.3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改变指标测度方式和样本数据缩尾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表略）。①财政分权水平度量指标变更。为避免指标选择的多样性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将财政分权水平指标更换为市级财政收入占本省财政总收入的比值。②样本数据缩尾。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结果的干扰，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按照1%的比例前后缩尾进行回归。上述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验证了基准回归模型的稳健性。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选取2006—2021年全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从资本竞争和土地竞争两个维度构建竞争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利用熵权法测算中国竞争型城镇化水平，刻画中国竞争型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探究驱动中国竞争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①整体而言，研究期内我国竞争型城镇化的竞争方式由土地竞争主导转向资本竞争主导。区域层面，东部地区的竞争型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东北地区的竞争型城镇化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水平城市集聚于东部沿海城市带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四大城市群构成的菱形四顶点区域，整体呈南移趋势。城市群层面，长三角竞争型城镇化水平位四大城市群首位，京津冀、珠三角和成渝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珠三角超过了京津冀；具体至城市层面，四大直辖市常年处于竞争型城镇化水平排名前五名内，苏州在其中表现不俗，西安和成都近年竞争型城镇化水平排名靠前，表明西部城市同样具有利用城镇化参与竞争谋求城市发展的强烈需求。
②官员晋升压力、经济增长压力、财政分权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加剧竞争型城镇化，而产业化水平提升能够缓解竞争型城镇化。官员晋升压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四大城市群内城市和非四大城市群城市的竞争型城镇化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增长压力、财政分权水平对非四大城市群城市的竞争型城镇化提升作用显著；产业化水平提升能够降低非四大城市群城市的竞争型城镇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能够显著推进四大城市群城市的竞争型城镇化水平。
③从资本竞争型城镇化和土地竞争型城镇化来看，官员晋升压力、财政分权水平提升会显著推进两类竞争型城镇化发展；经济增长压力的提升能够显著推动地方政府为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直接利用土地参与竞争，推进土地竞争型城镇化；产业化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土地竞争型城镇化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时，地方政府会更加倾向于积累资本参与竞争。

5.2 讨论

竞争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提出进一步廓清了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内在逻辑，对推进高质量城镇化具有重要启示：①完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制度，改变经济绩效为重心的考核方式。以土地为核心的城镇化成为地方政府达到经济发展政绩目标的捷径，因此转变经济绩效为主的考核方式，将政绩考核指标与城市发展现状结合，全面考察城市各方面建设，同时加强对土地市场与债务融资的监管，从根源上降低政府追求短平快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缓解竞争型城镇化的重心。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双循环中的产业实力。以创新引领、协同发展为目标，结合本地产业发展优势，合理布局与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保持产业链的韧性与安全性，提升城市硬实力，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城镇化转向。多角度共同发力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从提速转至提质增效，提升我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任务。
尽管本文提出与测度了竞争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并解析了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但由于数据收集、文章篇幅等方面限制，还存在以下不足与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①仅考虑了前期以土地作为竞争核心的竞争型城镇化，未考虑后期以吸引人才为核心的竞争型城镇化，今后应将人才流动等指标加入竞争型城镇化测度体系；②竞争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选取并不全面，后续可考虑添加更多维度、多层级的影响因子；③不同类别影响因子对竞争型城镇化的影响路径不同，未来要利用多种模型深入探讨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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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进, 赵定涛.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学家, 2012(5):61-67.

[2]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6(5):107-122,244.

[3]
仇兵奎, 张惠. 武汉市城镇化与房地产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5, 34(2):81-84.

[4]
Jiang Y, Waley P. Keeping up with the zones(es):How competing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use development zones as back doors to urbanization[J]. Urban Geography, 2023, 44(4):752-772.

[5]
蔡运龙, 俞奉庆. 中国耕地问题的症结与治本之策[J]. 中国土地科学, 2004(3):13-17.

[6]
方创琳, 王德利. 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J]. 地理研究, 2011, 30(11):1931-1946.

[7]
王小鲁. 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研究, 2010, 45(10):20-32.

[8]
刘生龙, 胡鞍钢.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J]. 经济研究, 2010, 45(3):4-15.

[9]
许抄军, 罗能生, 王家清. 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J]. 城市问题, 2007(8):20-25.

[10]
张平, 刘霞辉. 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1, 46(11):4-20.

[11]
汪段泳, 朱农. 中国城市化发展决定因素的地区差异[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7(1):66-71.

[12]
Zhang K H. What explains China's rising urbanisation in the reform era?[J]. Urban studies, 2002, 39(12):2301-2315.

[13]
彭代彦, 彭旭辉. 财政分权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基于1981—2013年数据的分析[J]. 城市问题, 2016(8):58-66.

[14]
潘峰华, 蒙莎莎. 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地理学发展[J]. 经济地理, 2021, 41(10):106-116.

DOI

[15]
沈建法. 中国城市化趋势、模式与战略对策[J]. 地域研究与开发, 1989(3):24-26.

[16]
李强, 陈宇琳, 刘精明. 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7):82-100,204-205.

[17]
宁越敏. 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J]. 地理学报, 1998(5):88-95.

[18]
薛凤旋, 杨春. 外资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J]. 地理学报, 1997(3):3-16.

[19]
周飞舟, 王绍琛. 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1):66-83,203.

[20]
Jiang Y P, Waley P, Gonzalez S. Shanghai swings:The Hongqiao project and competitive urban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Economy and Space, 2016, 48(10):1928-1947.

[21]
Yang Y R, Chang C. An urban regeneration regime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urban redevelopment in Shanghai's Taipingqiao area[J]. Urban Studies, 2007, 44(9):1809-1826.

[22]
Wu F, Zhang F, Liu Y. Beyond growth machine politics:Understanding state politics and national political mandates in China's urban redevelopment[J]. Antipode, 2022, 54(2):608-628.

[23]
He S, Wu F. China's emerging neoliberal urbanism:Perspectives from urban redevelopment[J]. Antipode, 2009, 41(2):282-304.

[24]
Jiang Y, Waley P. Financializ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Fantasy,fact or somewhere in between?[J]. Regional Studies, 2022, 56(8):1271-1281.

[25]
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 经济研究, 2004(6):33-40.

[26]
何艳玲, 汪广龙, 陈时国. 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7):87-106,206.

[27]
Wu F, Zhang J. Planning the competitive city-region:The emergence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 plan in China[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7, 42(5):714-740.

[28]
陈昌兵, 张平, 刘霞辉, 等. 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09, 44(10):4-21.

[29]
Hsing Y. Land and territorial politics in urban China[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6,187:575-591.

[30]
Liu M, Tao R, Yuan F, et al. Instrumental land use investment-driven growth in China[J].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2008, 13(3):313-331.

[31]
Jiang Y, Waley P. Who builds cities in China?How urban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companies have transformed Shanghai[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20, 44(4):636-651.

[32]
彭冲, 陆铭. 从新城看治理: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建城热潮及后果[J]. 管理世界, 2019, 35(8):44-57,190-191.

[33]
陈忠暖, 高权, 王帅. 中国省际城镇化综合水平及其空间分异[J]. 经济地理, 2014, 34(6):54-59.

[34]
张旭, 魏福丽, 袁旭梅. 中国省域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与演化[J]. 经济地理, 2020, 40(2):108-116.

DOI

[35]
王维. 长江经济带城乡协调发展评价及其时空格局[J]. 经济地理, 2017, 37(8):60-66,92.

[36]
崔惠玉, 田明睿, 王倩. 增值税留抵税款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吗[J]. 财贸经济, 2022, 43(8):59-73.

[37]
张改素, 魏建飞, 丁志伟. 中国镇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研究, 2020, 39(3):627-650.

DOI

[38]
赵曦, 司林杰. 城市群内部“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行为分析——基于晋升博弈模型的实证研究[J]. 经济评论, 2013(5):79-88.

[39]
刘佳, 吴建南, 马亮. 地方政府官员晋升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2, 9(2):11-23,122-123.

[40]
钱先航, 曹廷求, 李维安. 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J]. 经济研究, 2011, 46(12):72-85.

[41]
毛捷, 黄春元. 地方债务、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验证[J]. 金融研究, 2018(5):1-19.

[42]
黄泰岩. 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道路和动力[J]. 经济学家, 2015(5):5-12.

[43]
沈红波, 寇宏, 张川.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6):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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