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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7: 1 - 1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7.001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Provincial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 WANG Kai ,
  • LIU Meilu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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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Tourism，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6-18

  Revised date: 2024-03-29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3

Fold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inter-provincial from 2010 to 2020,this paper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to measure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 China,and the modified gravity model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2010-2020,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showed a gradually decreasing gradient from the east of China to the west of China,and the optimal equilibrium degree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in the north-south dire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ast-west direction. 2)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was becoming closer at the provincial level,the spatial network structure was complicated,multi-threaded, and dense, an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flow was "strong in the east of China and weak in the west of China". Beijing, Shanghai, Jiangsu, Zhejiang and other provinces occupied the core position in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of common prosperity, controlling and influencing the external radiation and spatial spillover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while Tibet, Xinjiang, Qinghai and other provinces had less influence in the network,and were in the marginal position, difficult to control and influence other regions. 3) Spatial adjacency relation,the differe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difference in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jointly drove the optimiz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structure of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driving mechanism; regional coordination policy; sharing

Cite this article

WANG Kai , LIU Meilun .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Provincial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7) : 1 -1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7.001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是通过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健全，经济发展行政边界的逐步打破，区域间生产要素的互联互通，省际共同富裕的资源要素在空间尺度上呈现出一定的关联。同时，本省通过与外界密切相连的“全球管道”获得其他省份促进共同富裕的资源要素，又通过“本地蜂鸣”不断将要素传导溢出至邻近省份，促使区域共同富裕之间产生较强的溢出反馈关联效应，并形成较为复杂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可通过强化其负载能力和扩展能力，推动各地区的共同富裕从“极化效应”逐步向“涓滴效应”过渡，加强省际共同富裕的交流与合作。因此，精准识别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明晰不同省份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厘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的驱动因素，对全面了解区域间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传导机制、把握共同富裕跨区域协同发展方向及制定区域共同富裕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学者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人类福祉与人类发展水平方面，研究显示：人类福祉的不平等在逐渐加剧[2]，这种不平等与收入差异有着密切关系[3]，通过市场化进程对其进行自然修正能够提升人类整体福祉[4]。同时，学者们采用人类发展指数（HDI）[5]以及可持续人类发展指数（SHDI）[6]测算人类发展水平，结果显示：人类发展水平的不同维度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短期相关性[7]，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8]、降低贫困脆弱性[9]等途径提升人类发展水平。国内学者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3个方面：①共同富裕内涵诠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是指逐步缩小贫富差距[10]，其本质内涵是共有、共建、共享[11]。从政治角度，共同富裕是国强民共富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从经济角度，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创共享物质财富和精神成果的过程；从社会角度，共同富裕是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社会结构[12]。②共同富裕实证测度及影响因素。一部分学者以国家[13]、省域[14]、市域[15]及县域[16]等不同尺度的地理单元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基尼系数[17]、熵权TOPSIS法[18]及纵横向拉开档次法[19]等测度共同富裕水平，研究显示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中，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还有部分学者采用中介效应模型[20]、SARAR模型[21]及空间计量模型[22]等探究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因素，发现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及旅游业发展等能够有效提升共同富裕水平。③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学者提出通过加强顶层设计[23]、完善分配制度[24]、构建治理体系[25]与发挥“还权赋能”[26]等方式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稳步提升。
综上，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对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内容丰富、视域广阔、方法多样，但既有成果忽视了中国省际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时空异质性、资源要素的空间耦合性、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性及区内体制机制的制约性等特征，缺乏对于大尺度地理区域内部共同富裕水平的协同互动及双向互馈的差异探析。且现有研究多以“属性数据”视角考察共同富裕空间聚集方式，难以刻画区域共同富裕整体联动结构和个体微观联系。从实证型“关系数据”视角出发，全景式勾勒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其空间溢出渠道，准确识别各省份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的地位与角色的研究仍较为鲜见。鉴于此，本文借助熵值法、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索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在理论上可进一步揭示各省份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的整体联系及聚类特征，深化地理学视域下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和区域传导认知；实践上以期为制定共同富裕跨区域协同提升策略及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科学参考。

1 内涵解析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从空间角度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全域共富[27]。在推动区域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本省份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会对其他省份共同富裕水平产生一定程度的正向外部性，即共同富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8]，符合“先富带后富”这一战略安排。基于此，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具体表现在地区间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进而促使先富地区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空间外溢，带动后者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富裕，这事实上构成了省际共同富裕的空间传导路径，表现为省份与省份间的关联链路。同时，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这就决定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国家宏观调控与省际协同合作。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及建立健全对口支援机制过程中，随着各省份共同富裕联系（东西协作、对口支援、经济技术协作、资源跨区域调配与产业西进等）愈发频繁和深入，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的链路逐渐演化成庞杂的关联网络。因此，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是从空间角度构建“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的立体对口支援网络，其直接表现为促进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协同提升的资金、技术、信息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所构成的“流”。作为经济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的实质是在共同富裕发展目标指导下，以各省份为节点，以各省份之间共同富裕的空间传导路径为链路，影响共同富裕发展的流体要素通过传输通道串联共同富裕发展速度及层次各异的省份，并在由国家宏观调控所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下，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与扶持机制，借助对口支援及东西协作等方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以实现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及共同富裕而形成的点、线、面相互交织的复杂的网络型自组织巨系统（图1）。
图1 中国1978年以来促进区域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及实践演化

注：区域协调发展参照文献[29]划分为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发展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与新型功能性平台；对口支援机制相关实践参照文献[30]绘制。其中，新型功能性平台包括自由贸易区、国家级新区与高水平示范区。其时间节点分别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发展重大战略与主体功能区战略为正式实施时间；城市群与都市圈、国家级新区为正式批复时间；自由贸易区为正式揭牌时间；高水平示范区为正式发布时间。

Fig.1 The evolution of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since 1978

从现实来看：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经历了从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27]。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重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与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开发区域等）协同实施，城市群与都市圈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新型功能性平台（浦东新区等）培育并行，共同构筑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骨架，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实现全域共同富裕[29]。因此，这一格局体现在国家层面对实现区域共同富裕的引导，是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共同富裕互补互促、协调推进的网络体系。②对口支援机制的功能性目标是解决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问题，本质性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0]，已成为促进区域之间由“先富—后富”走向“共同富裕”的空间均衡性治理。中国的对口支援通过资源互补、资金投入、产业合作、劳务对接与人才交流等措施，带动西部地区发展，塑造了参与对口支援实践各方集散资源的互动过程。同时，对口支援的运行场域从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到反贫困、重大工程、应急救灾和疫情防控，援受结对关系从省际对口支援发展至中央对口支援地方、东西部各层级之间的对口支援以及地方内部不同单位之间相互支援[30]，形成了纵横交织的立体对口支援网络[31]。因此，从区域发展的空间角度看，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是提高增长极地区的综合实力、完善增长极地区的辐射带动渠道，进而增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能力，推动形成先富带动后富的立体对口支援网络，实现区域整体富裕。③资源的空间配置是实现区际联系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与北煤南运等工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状况，有效促进东西部在合作中实现相互发展。此外，随着国家开始注重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资金投入及政策倾斜等方式加快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促进投资转移、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与对口援助等区域互助，加快外商投资和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区域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共同富裕是通过补偿和矫正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让全体人民有机会、有能力均等地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32]。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物质财富与精神成果全面共享，是更加平衡的收入分配格局[33]。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共同富裕发展性具有促进经济社会总体财富增加以实现经济发展提质增效，推动居民人均收入稳步提升，并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共享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共同富裕共享性具有促进不同区域、城乡及不同人群收入相协调的能力，促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以推动实现文化、医疗、基础设施、通信、社会保障及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共享。可持续是共同富裕的保障，共同富裕可持续性具有促进环境可持续承载以确保发展的可持续，通过保障稳定的财政收入、加强与创新社会治理以确保共享的可持续性。因此，共同富裕是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34]。参考陈丽君等的研究[34]，同时结合以往共同富裕水平测算的成果[35]，基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大维度评价共同富裕水平。共同富裕发展性强调的是经济财富增加、中产阶级扩大与社会协调发展[32]，在发展中共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根基，可反映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否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6]，以经济质效和高质量发展表示。共同富裕共享性是逐步实现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与收入差距，也是全体人民在物质与精神财富方面全面共享并形成平衡的分配格局[33]，可衡量我国在缩小城乡、区域与收入差距方面以及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共享方面的成效[36]，以共享协调、精神富足与医疗健康等表示。共同富裕可持续性是发展要与人口、资源及环境相协调[32]，要使发展与生态环境相辅相成，共享与财政及治理相适应，可反映生态环境、财政收支与社会治理的潜力[34]，以生态、财政及治理表示。由此构建由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30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区域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区域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单位） 属性 权重
发展性 经济质效 0.069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0.037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 0.030
恩格尔系数（%） - 0.002
高质量
发展		 0.163 R&D经费投入强度（%） + 0.044
城镇登记失业率（%） - 0.019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件） + 0.100
共享性 共享协调 0.055 基尼系数（-） - 0.031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 - 0.013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 0.011
精神富足 0.071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 + 0.048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元） + 0.023
医疗健康 0.039 每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 0.019
每万人拥有的执业医师数（人） + 0.020
公共基础
设施		 0.178 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km/km2） + 0.036
每平方公里铁路里程数（km/km2） + 0.059
城市污水处理率（%） + 0.003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辆（标台） + 0.049
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座） + 0.031
数字应用 0.038 互联网普及率（%） + 0.019
移动电话普及率（%） + 0.019
社会保障 0.099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总人数（%） + 0.057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0.042
教育 0.031 高等教育生师比（-） + 0.006
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人） + 0.025
可持续性 生态 0.068 森林覆盖率（%） + 0.039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GDP（%） + 0.029
财政 0.076 税收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0.018
人均财政收入（元） + 0.058
治理 0.113 社会组织单位数（个） + 0.049
自治组织单位数（个） + 0.064

2.2 研究方法

2.2.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在考虑各因素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权重判定的综合评价方法，既能避免主观认识偏差，也能有效克服指标信息重叠。本文采用熵值法测度共同富裕水平。相关计算公式参考文献[14]。

2.2.2 修正后的引力模型

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就是各省份共同富裕的关系集合，网络中的节点和线路分别为各省份及省份间共同富裕的空间关联关系，以此构建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本文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构建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矩阵，测度2010—2020年省际共同富裕联系强度。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为：
R i j = k G i P i C i 3 G j P j C j 3 D i j g i - g j 2 ,     k = C i C i + C j
式中：Rij为省份i与省份j之间的共同富裕空间联系强度；k为引力系数；Gi、Gj分别为省份i和省份j的GDP；Pi、Pj分别为省份i和省份j的常住人口；Ci、Cj分别为省份i和省份j的共同富裕水平值；Dij为两省省会城市间的球面距离；gi、gj分别为省份i与省份j的人均GDP。由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构建共同富裕的空间关联矩阵，将矩阵中每行数据的平均值作为阈值，对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将高于阈值的引力值记为1，表示该行省份对该列省份的共同富裕存在空间溢出；反之则记为0，表示该行省份对该列省份的共同富裕不存在空间溢出[37]。

2.2.3 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针对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及其属性的定量分析方法。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整体网络结构特征及个体网络结构特征。具体计算公式见表2。
表2 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分析的主要指标说明

Tab.2 Explanation of main indicators for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of common prosperity

指标 计算公式 公式说明
整体网络 网络密度 D = K / N × N - 1 K为共同富裕网络中省份间所有的实际关联关系数；N为研究的省份总数
网络等级 H = 1 - P / m a x ( P ) P为共同富裕网络中对称可达的节点省份数
网络效率 E = 1 - G / m a x ( G ) G为共同富裕网络中空间关联冗余线的总数
个体网络 度数中心度 L D = n / N - 1 n为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的总数
接近中心度 C C = ∑ j = 1 N d i j dij为共同富裕网络中两省省会城市间的球面距离
中间中心度 M C = 2 ∑ i N ∑ j N q i j ( s ) N 2 - 3 N + 2 , q i j ( s ) = t i j ( s ) t i j tij（s）为共同富裕网络中省份i、j之间发生联系时经过省份s的最短距离数量；tij为省份i、j之间最短距离数量；qij（s）为省份s处于省份i、j之间捷径上的概率

2.3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以2010—2020年为研究期。数据来源于201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其中，各省会城市之间的球面距离利用ArcGIS软件测算得出。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分布

利用Matlab软件刻画2010—2020年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分布趋势。图2显示，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及地带性分布特征，从沿海到内陆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具体而言，拟合曲面形态上，整体呈现“东部凸起、西部凹陷、尾部翘起”状，反映出共同富裕水平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东西方向上，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省份凝聚于曲线右侧分布，表明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省份地域集聚特征显著，且中国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整体上高于西部地区，主要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理指向性。南北方向上，各个省份较为均衡地分布于曲线上下两侧，拟合曲线峰值及峰度变化较东西方向曲线相对平稳，表明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南北方向优化均衡程度高于东西方向，即南北方向共同富裕水平差距小于东西方向。
图2 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空间分布趋势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0）463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图3同。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trend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3.2 共同富裕联系强度分析

利用ArcGIS软件绘制2010、2015和2020年大于阈值的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图。由图3可知，研究期内，省际共同富裕交互影响渠道互相交织，不同时间节点共同富裕空间关联传输存在邻近渠道和跳跃渠道并存的局面，表现出典型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溢出性；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日趋呈现出复杂化、多线程与稠密化的特征，空间上表现出“东密西疏”的格局。其中，共同富裕的主要网络流发生在北京—天津、北京—河北与江苏—安徽等空间邻近的区域内，这些省份的空间联系势能较强，与其他省份存在较多的空间关联关系，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核心节点位置。而新疆、西藏与其他省份关联较少，空间联系势能较弱，处于边缘节点位置，需加强与其他省份的联系。表明东部地区省份间共同富裕空间流动的双向互馈强度高于西部地区，这与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分布趋势一致。同时也映射出省际共同富裕空间流动的距离依赖性较强，即共同富裕空间流动大多发生于邻近省份之间，原因在于省份的空间邻近会降低民生领域合作联系的时间及距离成本，促进省份之间的资源配置与要素流动，加强经济合作与优势互补，推动共同富裕的空间联系。
图3 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

Fig.3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为了清晰揭示各省份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的合作关联关系，结合各省份之间的共同富裕联系强度值，绘制排名前30位省份之间的共同富裕空间联系强度的弦图（图4）。由图3与图4可知，省份之间的多向联系已成为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的显著特征，一方面省份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得共同富裕网络不断相互兼容并发生结构重组与优化，另一方面也在重构传统的共同富裕空间网络结构，使共同富裕联系密切的凝聚省份子群成为网络核心。从省份之间的合作关系来看，北京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扮演着“支配者”的角色，流动频次高，流动范围广，合作关联关系紧密，与其他省份共同富裕协同发展状况较好。同时，江苏与安徽、北京与河北及上海与浙江之间的合作关联流动也较为频繁，在关联网络中扮演着“深入者”的角色，并不断向外辐射和溢出，与周围节点产生“块连点”的联通关系。此外，安徽与江苏的空间关联强度远大于其他省份之间的共同富裕联系强度，这2个省份共同富裕水平较高，距离很近，交通互联互通，在深化战略合作、推动资源共建共享和提升民生共享水平方面互动频繁，共同富裕联系强度较高。
图4 省际共同富裕空间联系弦

Fig.4 Chord diagram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3.3 共同富裕整体网络结构特征

运用Ucinet软件探析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整体网络结构特征。由图5可知：①网络密度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表明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的紧密程度具有一定的波动性，这可能与不同时期省份发展政策差异及共同富裕水平相关。因此，各省在推动共同富裕水平提质增效过程中，也应关注内部共同富裕优势互补与协作重组，避免无效竞争博弈。尽管各省份共同富裕的集聚性、连通性不断加强，集聚结网态势明显，但网络密度最大值只有0.252，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省份之间的共同富裕相互关联、依赖程度仍需增强。表明当前各省份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仍存在一定的“势差”，这种“势差”通过不同途径影响网络集散效益的发挥。②研究期内，网络等级整体上表现出波动下降的演化态势，由2010年的0.340下降至2020年的0.235，表明较为森严的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等级逐渐被打破，区域之间均存在共同富裕空间溢出的可能性，这种溢出关系并非是对称的，具有等级性。这显示出在各省资源要素流通与交互过程中，共同富裕已逐渐突破利益藩篱，交流与合作的联系不断加强，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匹配关系的异质与失衡有所缓解，从而使得森严的共同富裕网络结构得到抑制，并且不同省份间共同富裕的相互依赖和层次传导作用也在逐步增强，网络的转移惰性与路径依赖有所弱化，网络的多维空间属性不断强化。③与之相对应，网络效率也呈现出相似的下降变化态势，意味着由于共同富裕空间关联格局渐趋优化，各省在推动跨区域协作及发挥联动效应方面显著，使得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的冗余关系数增多、网络的稳定性上升，空间关联网络向外溢出渠道的多重叠加效应明显，冗余交互影响方式朝着合理方向展开，网络的连通性也趋于稳健。
图5 共同富裕整体网络结构特征

Fig.5 Overall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 prosperity

3.4 共同富裕个体网络结构特征

通过考察研究期内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中心性指标特征发现，由于空间关联网络较为稳定，各省份指标变化波动并不明显，因此仅展示2020年的结果来分析中国省际共同富裕个体空间网络结构的中心性特征（表3）。
表3 2020年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心性特征

Tab.3 Centr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2020

省份 度数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点入度 点出度 中心度 排序 中心度 排序 中心度 排序
北京 28 8 93.333 1 93.750 1 14.076 2
天津 5 11 40.000 7 58.824 5 11.020 6
河北 10 5 33.333 8 47.619 14 1.418 15
山西 3 5 20.000 25 40.541 16 0.050 23
内蒙古 1 5 16.667 30 24.793 22 0.885 18
辽宁 1 5 20.000 25 3.444 26 0.000 26
吉林 1 6 20.000 25 3.333 27 0.000 26
黑龙江 1 8 26.667 13 3.333 27 0.138 21
上海 27 7 90.000 2 90.909 2 15.307 1
江苏 25 6 83.333 3 83.333 3 12.053 5
浙江 20 4 70.000 4 75.000 4 12.663 3
安徽 4 7 26.667 13 46.154 15 8.916 8
福建 11 10 50.000 6 53.571 9 8.935 7
江西 6 7 23.333 18 49.180 12 3.072 12
山东 9 5 30.000 11 57.692 6 1.339 16
河南 8 6 33.333 8 48.387 13 2.137 13
湖北 6 8 30.000 11 53.571 9 5.616 10
湖南 3 7 23.333 18 51.724 11 1.114 17
广东 12 9 53.333 5 56.604 8 12.635 4
广西 7 5 23.333 18 35.294 17 5.746 9
海南 1 7 23.333 18 32.967 20 0.034 24
重庆 7 8 33.333 8 57.692 6 5.242 11
四川 2 8 26.667 13 24.194 23 0.106 22
贵州 3 8 26.667 13 34.884 18 0.369 20
云南 2 7 23.333 18 33.708 19 1.906 14
西藏 0 7 23.333 18 3.226 29 0.000 26
陕西 1 6 20.000 25 20.000 24 0.019 25
甘肃 4 3 13.333 31 30.612 21 0.378 19
青海 1 8 26.667 13 20.000 24 0.000 26
宁夏 0 6 20.000 25 3.226 29 0.000 26
新疆 0 7 23.333 18 3.226 29 0.000 26
均值 6.742 6.742 34.409 - 40.026 - 4.038 -

3.4.1 度数中心度

2020年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的度数中心度取值范围为[13.333,93.333]，由于省际共同富裕空间联系流的层级性与作用的不均衡性，共同富裕互馈联系的非均衡性显著。其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天津的度数中心度高于全国均值，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主动地位，促进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不断凝聚与整合。这反映出我国东部地区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及交通便捷等方面的优势产生虹吸效应，使共同富裕水平较高，并且与其他省份产生较多的空间关联，成为共同富裕网络的集聚中心。从点入度来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点入度位于前列，表明这些省份共同富裕具备较强的磁吸力，集聚作用明显，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其他省份的资源要素会大量涌入到这些省份，成为共同富裕网络的核心节点和集散中枢。从点出度来看，天津、福建、广东等省份点出度高于其他省份，表明这些省份共同富裕具备较强的辐射力，对外连接度高，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区域资源要素向外不断扩散，并涌现新的路径创造。此外，各省份的点出度均大于0，表明各省份通过制度学习与模仿使得区域共同富裕演化方式不断趋于协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向外溢出。

3.4.2 接近中心度

2020年各省份接近中心度分布相对较为均衡，多数省份位于[30,60]之间，说明2020年共同富裕整体空间关联网络中各省份能快速与其他省份产生空间关联，加强流动频次，提高流动效率。此外，接近中心度的均值为40.026，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重庆等16个省份高于均值，说明这些省份在网络中属于“中心行动者”的角色，能够较快地与其他省份产生关联，且不易受其他省份的控制，与其他省份之间共同富裕空间关联流动的频次更高。原因在于上述省份共同富裕水平较高，共享网络的形成与协同治理的局面使得共同富裕向外辐射的诉求日益显现，从而加强了与其他省份的共同富裕联系。

3.4.3 中间中心度

2020年中间中心度高于10的省份有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与天津，说明这些省份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具有较高的交流能力，处于核心位置，可以通过控制或者掌握有利信息的传递来加强与其他省份间的共同富裕联系，并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发挥着桥梁与纽带作用，掌控着网络中绝大部分的共同富裕空间联系与对外溢出。可以看出，这些省份均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主要以国际产能合作为载体，通过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释放经济发展活力，扩宽共同富裕增收渠道，同时也对其他省份共同富裕空间关联产生影响。而西藏、新疆、青海、宁夏、辽宁与吉林的中间中心度位于尾端，说明这些省份在网络中获益较小，受到路径依赖的桎梏及空间传导的粘滞，处于“被支配”的边缘位置，对外交流能力较低，对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的掌控力较弱。

3.5 共同富裕空间网络结构的驱动机制

3.5.1 驱动因素选取

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是各省份间共同富裕水平的关系集合，其形成与发展是各地通过搭建共同富裕桥梁并相互联系、协调与互动的动态演化过程，不同驱动因素在时空交互联系后会影响这一过程的实现。①空间邻近的地区能产生较强的联系，邻近省份之间共同富裕的“距离衰减”和“路径依赖”使共同富裕的空间关联与溢出效应更加显著，采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进行表征，省份相邻设为1，否则设为0。②经济发展水平是各省份共同富裕空间联系的基础，能够直接影响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发育水平，采用人均GDP表征经济发展水平[38]，进而构建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矩阵。③城市化能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区域资源要素投入的方向与向外辐射的强度，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的发育与演化，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表征城市化水平[38]，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矩阵。④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大循环体系，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进而影响共同富裕在空间上的溢出与联系，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表征对外开放程度[39]，继而构建对外开放程度的地区差异矩阵。⑤人力资本是破解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可推动省份间人才流动，优化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采用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表征人力资本水平[38]，参照方时姣等的研究[40]计算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基于此构建人力资本水平的地区差异矩阵。⑥政府宏观调控能够克服网络联系流的空间固着性，塑造较大空间尺度下的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采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比重表征政府宏观调控[39]，进而构建政府宏观调控的地区差异矩阵。本文采用QAP（非线性二次指派程序）回归来实证检验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形成的驱动因素，该方法因无需假设变量间相互独立而比传统参数检验更具稳健性，可以避免多重共线性影响所产生的偏误，由此建立驱动因素计量模型如下：
F = f ( d i s , p g d p , u r b a n , o p e n , h u m , g o v )
式中：因变量F表示以省份间共同富裕空间联系强度而构建的空间关联矩阵；dis为空间邻接权重矩阵；pgdp、urban、open、hum和gov分别为以省份i与省份j各驱动因素差异的绝对值而构建的关系矩阵，并采用极值标准化对关系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进而探析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的驱动因素。

3.5.2 驱动因素分析

选取2010、2015和2020年3个年份进行驱动因素分析。由表4可知，经过5000次随机置换计算得到的调整后的R2位于[0.301,0.318]，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随着时间的演进，不同驱动因素对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影响系数的大小发生不同的变化。具体而言：
表4 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的驱动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Tab.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driving factors of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of common prosperity

影响因素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空间邻接关系 0.219***
（0.000）		 0.238***
（0.000）		 0.240***
（0.000）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0.342***
（0.000）		 0.336***
（0.000）		 0.452***
（0.000）
城市化水平差异 -0.291***（0.002） -0.371***（0.000） -0.407***（0.000）
对外开放程度差异 0.225***
（0.003）		 0.236***
（0.001）		 0.273***
（0.000）
人力资本水平差异 0.066
（0.155）		 0.005
（0.460）		 0.081
（0.111）
政府宏观调控差异 0.048
（0.136）		 0.026
（0.282）		 0.003
（0.460）
截距项 -0.051***（0.000） -0.073***（0.000） -0.069***（0.000）
R2 0.304 0.321 0.316
调整后的R2 0.301 0.318 0.313
P值 0.000 0.000 0.000
随机置换次数 5000 5000 5000
观察值 930 930 930

注：*、**、***分别表示10%、5%、1%水平显著，括号内为P值。

①空间邻接关系对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空间邻近性会增强共同富裕的联系强度，邻近省份共同富裕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从而助推共同富裕网络结构的形成。究其原因，空间邻近的省份距离摩擦较小，交通通达度高，共同富裕合作交流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更低，进而发挥交通的“时空压缩”效应，推动生产要素与资源跨区域互通流动，共同富裕合作交流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并不断通过强化循环累积效应加强省份间的共同富裕联系。
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的省份之间越容易发生共同富裕的空间关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利于劳动力、资本、技术与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区域集聚与扩散，进而增强共同富裕的空间联系，且网络聚集态势也会不断增强。
③城市化水平差异对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省份间城市化差距越小，越能提升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的稳健性。城市化进程对“核心—边缘”结构的区域经济网络影响显著，但随着区域协调发展体系的完善、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健全，一方面，城市化推动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加强了城乡和区域间经济社会交流；另一方面，随着各省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省份间城市化水平差异变小，意味着这些省份基本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区域协调、城乡协调契合度较高，在民生福祉方面具有相似的需求，进而促进城市化水平差异较小的省份在深耕民生领域方面开展合作，共同富裕空间联系更加紧密。
④对外开放程度差异对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均衡性会产生示范效应，激励邻近省份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市场增加社会财富，在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也会加强与其他省份交流合作，共建互联互通协作网，实现共同富裕协同发展的多赢局面，区域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的范围也会持续扩大。
⑤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与政府宏观调控差异对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始终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与区位环境差异较大，使部分省份利用先发优势对外来人力资本产生虹吸效应，相应地其他省份人力资本变得匮乏，产生人力资本要素错配，从而扩大地区差距，未能有效强化省际共同富裕的空间关联。而政府宏观调控差异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破除制度壁垒，畅通要素跨省流动，但政策倾斜、政策失灵和过分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资源的分配不均，加剧收入不平等，致使政府宏观调控对促进共同富裕空间关联强化作用不显著。
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是包含各类驱动因素及其关联关系所形成的复杂网络系统，多重驱动因素交互叠加共同助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发育，并通过不同驱动因素方向与作用强度的变化促进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演化。由于各地区间受到空间邻接关系等稳定性因素影响，加之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及政府宏观调控等阶段性因素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省份间产生“资源势差”。在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下，促使物质、资本、技术、劳动力与信息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与空间再组织，不断相互交流、传递、组织与再分配，从而在客观上为共同富裕空间关联效应释放创造条件。同时，为了避免“市场失灵”与“市场扭曲”，以及由“市场失灵”所产生的“虹吸效应”与“极化效应”，导致省际差异较大，在政府对口支援及东西协作等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干预与调控下，通过引导资源要素适配，共同推动了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的优化与演进。因此，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是在多重驱动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受到“资源势差”源动力驱动、“市场调节机制”决定性驱动与“政府宏观调控”调节性驱动，并通过溢出效应不断在空间范围内进行流动与扩散，进而形成的多节点、多连线、多流向与多区域的复杂空间关联网络（图6）。
图6 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驱动机理

Fig.6 Driving mechanism of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of common prosperity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阶段应积极推动正向驱动因素差异较大的省份间的优势互补及定向合作，利用资源“位势差”的正向外部性，通过市场调节机制不断促进资源要素在空间范围内合理重组与优化适配，并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下开展合作，避免无序竞争与零和博弈，打破省际资源要素流动的壁垒，提升共同富裕空间联动效率，增强共同富裕空间联系强度。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10—2020年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基于修正后的引力模型构建省际共同富裕的空间关联矩阵，继而构建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演化的关键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研究期内，中国省际共同富裕水平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地理指向性，呈现出由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且南北方向共同富裕水平优化均衡程度高于东西方向。②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日趋紧密，空间关联流动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格局；网络密度表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网络效率、网络等级则呈现出下降态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在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中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居于全国前列，位于核心位置，控制和影响着共同富裕水平的对外辐射与空间溢出，而西藏、新疆、青海等省区在网络中影响力较小，处于边缘位置，难以控制和影响其他地区。③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具有多源性，空间邻接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对外开放程度差异对共同富裕空间关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化水平差异对其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与政府宏观调控差异对其影响不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得出启示如下：①应重视共同富裕水平的地区差异性与非均衡性，各省份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契合自身的共同富裕提升战略及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优势互补功能，补齐省份内弱势短板，强化多维协调治理，开拓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推动共同富裕协同高效发展；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政策支持，促进各省份建立健全区域共同富裕协同合作机制，深化战略协作与对口支援，畅通共享渠道，多举措推动形成先富带后富局面，缩小区域差异，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富裕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与管理互鉴，拓展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空间。②要注重省际共同富裕的空间关联，以全局视角拓宽共同富裕空间溢出渠道，打破行政界限，破解共富掣肘，强化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的稳健性与紧密性；充分利用核心省份的主导作用，发挥共同富裕“溢出高地”功能，增强省际共同富裕空间联系频次，推动边缘省份充分发挥学习效应和交流机制，使各省份在共同富裕网络中处于均衡位置。③要加大推进邻近省份间共同富裕空间联系，通过深化区域合作、搭建共享平台及建立共享网络实现区域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以增强经济活力、深耕经济合作与扩展经济增长空间赋能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以经济可持续增长改善民生，提升居民福祉；注重城市化发展差异，优化区域发展布局，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着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放宽市场准入，破除隐性壁垒，提高外资参与热情，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助推共同富裕网络结构优化与演进。
本文系统分析了中国省际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及驱动机制，弥补了现有文献对共同富裕空间关联分析的不足，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呼应了中国省际共同富裕存在空间关联性与空间溢出效应[28]，也证实了不同省份在实现整体共同富裕征程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各异，实现路径及渠道存在多元化与阶段性特征[17]。但部分内容仍有待深化：①共同富裕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区域发展差异与区域内外联动等因素，本文仅从省域层面进行探析，未来研究可下锚至市域或县域层面，以更加精准地勾勒共同富裕的空间关联特征；②对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进行深层次、系统性与多维度探析，并对网络的形成路径和未来趋势进行预测；③由于共同富裕空间关联网络会受控于行政边界的自然属性、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差异以及自然环境地域分异的影响，对其驱动因素的探讨也应考虑行政区位、经济格局、资源禀赋、自然环境及区域分工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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