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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4: 64 - 7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4.007

Mechanism and Social Effects of 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 in Large City of China：A Case Study of South Korean Enclaves in Guangzhou

  • HUANG Xing , 1 ,
  • LIU Zhen 2 ,
  • WU Tingting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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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1，Guangdong，China
  • 2. Nansha Sub-bureau of Guangzhou Municipal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Guangzhou 510199，Guangdong，China
  • 3.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SCUT Co.，Ltd.，Guangzhou 510641，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20

  Revised date: 2023-12-12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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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 is a social space reconstruction phenomenon caused by high-skilled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emphasizing the interaction,succession and game between high-end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and low-income residents,it has strong class,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Taking the South Korean enclaves in Guangzhou as the research area,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ocial effects of 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 It's found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germination stage,growth stage,development stage and persistence stage,each stage has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opulation composition,spatial form and capital source. 2) 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 is promoted by the complex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formed by local governments,real estate developers,transnational gentrifiers and local residents,but local governments occupy an absolute dominant position. 3) 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 has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social spatial effects,such as class and ethnic succession,lifestyle change,cultural separation and social division,but i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ult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uralism and complexity.

Key words： 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 government-leading; transnational high-skilled migrants; local residents; South Korean enclave; ethnicity; social segmentation

Cite this article

HUANG Xing , LIU Zhen , WU Tingting . Mechanism and Social Effects of 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 in Large City of China：A Case Study of South Korean Enclaves in Guangzhou[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4) : 64 -7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4.007

1964年，英国社会学家Ruth Glass首次提出绅士化（Gentrification）的概念，用来描述中产阶级进入伦敦内城修缮、改建原有房屋，并对当地低收入群体进行置换的过程[1]。随着社会空间发展形式的多元化，绅士化的主导力量、发展背景、参与主体、产生形式、作用地点、形成机制及空间效应都发展出更加多元与复杂的形式，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全球化时代下绅士化的新发展趋势——跨国绅士化（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随着1990年代全球化的兴起，全球要素中跨国资本和跨国移民对社会经济空间产生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2]，成为全球化时代新的研究热点[3]。在跨国绅士化过程中，具有高收入和高学历的技术型移民构成了跨国绅士化群体，其独特的生活习惯与文化氛围，不可避免地对迁入地的社会空间产生较大影响，甚至会对迁入地当地居民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排斥”与“隔断”。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跨国资本的流入也为我国大城市带来了大量的跨国移民，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高端移民。根据“六普”和“七普”的相关数据，2020年我国境内的外籍人员数量已增至84万余人[4]，比2010年同期增长了42.4%[5]。目前中国大城市中的跨国移民聚集区具有较大封闭性[6]，跨国族裔群体与当地居民处于空间隔离状态，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文化冲突也越发明显[7]，如何管理跨国移民群体已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6年Thomas Sigler等首次提出跨国绅士化的概念，意指随全球化迁移到其他国家的跨国绅士化群体改造升级迁入地社会空间环境，并排斥当地低收入群体的现象[8]。相应地，跨国绅士化最明显的特征是跨国移民的迁入对当地社会结构、物质空间的影响。其目的在于通过对特定经济资本的利用，来达到当地特定自然环境与跨国生活方式的体验与消费。跨国移民的参与常常使得跨国绅士化与旅游绅士化相混淆，但两者却有本质上的区别。旅游绅士化更加强调短暂的旅游活动对社会空间的影响，行为主体主要是游客；而跨国绅士化则强调跨国移民超越旅游行为活动对当地的长期作用。与一般绅士化研究的思路相似，西方对跨国绅士化的研究主要从生产端和消费端来进行诠释和分析。
在生产端层面，学者们发现，跨国绅士化源于欧债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8]。Neil Smith提出的“租差理论”揭示了资本是如何在非均衡发展背景下逐利而导致了绅士化的产生[9]。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欧债危机促使资本在全球尺度上需找新的住房投资，也让传统绅士化研究中的租差拥有了跨国属性[8]，从而转变为“跨国租差”来诱发跨国绅士化的产生[10]。因此，跨国绅士化也被认为是全球低收入地区实现更新的重要方式[11]。由于可以从租差中获取收益，地方政府也参与到跨国绅士化过程中，使得地方政府的推动成为跨国绅士化的另一大动力[12]。当地方政府意识到本地已经产生了绅士化现象，他们往往就会通过制定房地产政策来加强和加速城市空间的价值提取[13]，从而促进城市发展的资本循环。此外，跨国旅游业发展与短租平台的兴起也在诱发“跨国租差”的产生[14]，使得普通社区完成向旅游消费空间的转变，从而迎合跨国消费需求，诱发了跨国绅士化的形成[15]。
在消费端层面，跨国绅士化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跨国绅士化群体自身对改善生活方式的迫切需求。基于生活方式改善的跨国迁移形式有很多种，包括数字游牧主义[13]、散居性返回移民[16]、“暂住式”都市生活[17]等。它们对迁入地的物质空间和文化消费形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迫使当地居民和传统文化习俗方式转变为跨国绅士化群体的偏好，造成了当地居民的流离失所[11,16]。同时，基于地方特色的目的地选择也是跨国绅士化的诱因之一，例如对目的地在民族、宗教、情感和个人方面的考虑[13]。此外，也有研究指出，国际消费主义营销的“消费主义目的地”成为了跨国绅士化驱动力的重要一环，他们通过宣传自由主义生活方式，将高收入跨国群体吸引到低成本城市，影响并改变跨国绅士化群体的目的地选择[18]。
跨国移民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城市发展利益再分配的影响[19]受到国内学者的认同与重视。在此基础上，国内对跨国移民的研究有了一定积累。例如，对跨国移民迁移机制与动力[20]、族裔聚集区发展历程[21]与空间生产效应[22]、地方情感依恋[23]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成果，学者还针对不同国别主体的跨国移民展开了细致的空间研究，包括对黑人聚集区[24-25]、日本移民族裔空间[26]以及韩国人社会融入情况[27]等方面的分析。
然而，一般的跨国移民研究主要以移民自身为对象来诠释其生活与行为空间的变化，而跨国绅士化的研究对象是社会阶层重构的邻里或社区空间，不仅关注高端跨国移民，低收入的本地居民同样是研究重点，同时也强调跨国移民与本地居民双方之间的互动和博弈。这使得跨国绅士化除了具有族裔性这一要素外，还具有阶层性和政治性的特征。
本文从“跨国绅士化”这一概念出发，旨在探讨绅士化在跨国移民社区的延伸与表现。本文使用“跨国绅士化”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将跨国移民社区的绅士化演进过程与传统移民社会空间的形成相区别，突出高端跨国移民与本地低收入居民的互动与博弈，关注具有族裔和阶层双重演替的邻里变迁，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复杂特殊的发展轨迹。
本文选取广州远景路韩国街区对跨国绅士化的过程、机制与效应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发展跨国绅士化的“中国实践”。远景路韩国街区符合一般的绅士化跨国移民社区的基本特点，即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单元中集中了跨国生活方式，并逐渐取代本地生活方式的进程。具体地，选择此地作为案例的原因有以下3点：①韩国移民是广州当前人数占比最大的外国族裔群体，在2013年人口一度超过2万，远景路则是韩国移民在广州最大规模的聚集区域[22]；②远景路在韩国移民进驻前后产生了明显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结构变化，由原先的城中村转变为中高档社区和韩国风情商业街，具有明显的绅士化现象特征；③远景路是由中韩两国政府在广州合作打造的唯一韩国商业街区，具有较强的行政干预与政府主导性质。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以下简称为韩国街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城区西北部，包括广州白云区棠景街道远景路及其附近地区（共有棠下南、棠下西、心谊、机场北及机场西5个社区）（图1）。该区域是广州著名的“韩国风情街”，汇聚大量韩式餐饮店、咖啡馆以及韩风建筑，是典型的跨国族裔街区[11]。该区域在1990年代末是城中村，经由政府征收部分土地成为城市建设用地，还有部分土地依旧由村集体所有，因此该区域兼具城中村改造和跨国移民聚集双重特点。随着新世纪以来地方政府的市政建设和街区改造，以及随后的白云区政府和韩国领事馆及工商会的合作，远景路逐渐由城中村转变为韩国街区，成为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绅士化的典型案例。远景路的棠下村是广州较为著名的城中村，根据笔者访谈棠景街道办的数据，2021年末棠下村本地居民约6700人，外来流动人口约4.5万人，疫情前在远景路活动消费的韩国人峰值为1500人，公安机关登记常住在远景路的韩国人约350人。作为广州市政府与韩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协作打造宣传的“韩国风情街”所在地，远景路事实上已成为广州市内韩国人聚集数量最多的街区。该区域人口结构复杂，城市景观多样。直到经历了改造之后，其配套设施、空间景观以及社会结构方面才得到了较大提升。
图1 远景路的“韩式”街景

Fig.1 South Korean-style block in Yuanjing Road，Guangzhou

1.2 数据来源

笔者于2021年3、4、11月，2022年4、10月，2023年6月共6次前往远景路，通过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对案例地进行田野调查。调研时间跨越3年之久，主要为了对远景路的社会空间变化和绅士化进程采取追踪式的连续调查，每次调研都记录了当地社会空间变化，以及弥补上一次调研的不足。受访者的选取采用滚雪球式随机抽样，共计访谈对象66名，包括当地居民11名、沿街商户16名、城中村租户17名、韩国移民14名、当地房产中介2名、社区保安3名、街道办及社区工作人员3名，每名受访者访谈时间在30 min~120 min不等，有效记录文本约5.5万字。访谈内容主要涉及受访者对远景路发展脉络、拆迁改造过程中各方利益斗争情况、韩国人/企业进驻后远景路发展对比、韩国人进驻后对社区的影响、各受访者在绅士化过程的参与方式、各受访者对居住环境变化及租金上涨等方面的看法，以及各受访者在远景路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模式变迁过程等。其中重点访谈对象20名，包括当地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本地居民、外来租户、韩国移民/绅士化群体等（表1）。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与重点访谈对象保持较为紧密的社会联系，在各阶段都对其进行持续访谈，以确保研究的紧密性和弥补研究内容的不足。此外，笔者还还搜集了关于远景路韩国人街区的大量政府文件、媒体新闻、地方志等二手资料，以确保获得更多历时性资料来补充和佐证田野调查的数据成果。
表1 部分重点访谈对象信息

Tab.1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key interviewees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调研地点 职业类型 类型
G3 男 40 远景路三社1号 韩国外贸企业老板 跨国绅士化群体
G5 男 34 远景路三社1号 韩国外贸企业员工 跨国绅士化群体
R11 女 26 棠下南街35号B栋111A号 美甲店服务员 外来租户
R14 男 36 远景路184号 韩国商品零售店老板 外来租户
R20 男 44 机场西路景丽街翠逸家园北门 门卫 外来租户
Z7 男 43 棠下南社区服务中心 社区中心主任 政府工作人员
Z9 女 40 棠下西街15号棠下西社区居委会 社区中心副主任 政府工作人员
Z10 男 38 心谊路89号 社区民警 政府工作人员
G27 男 35 机场西路和顺北街49号 韩国物流企业员工 跨国绅士化群体
R31 女 32 远景路远景花园108号 咖啡馆店员 外来租户
G28 男 27 远景路远景花园108号 韩国外贸企业员工 跨国绅士化群体
R33 男 25 远景路88号1号店 韩国商品零售店员 外来租户
Y37 男 70 棠下西街14号 无业 本地居民
Y40 男 55 远景路172号 超市老板 本地居民
Y43 男 66 棠景路1号 无业 本地居民
G30 男 39 汇景路68号 韩国物流公司员工 跨国绅士化群体
Y46 男 42 远景路152号 远景村第二经济合作社负责人 本地居民
G49 女 24 心谊路又一居小区78号 韩国留学生 跨国绅士化群体
G50 男 27 远景路24号 韩国游客 跨国绅士化群体
Y62 男 56 三元里大道854号2层 无业 本地居民

注：受访者编号由“身份+总访谈顺序”组成，身份代码：Z表示政府工作人员；Y表示本地居民；R表示外来租户；G表示韩国移民/绅士化群体。

2 远景路跨国绅士化形成阶段与特征

远景路的跨国绅士化现象所经历的时空维度较长，社会空间特征复杂，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依据其发展特点，大致经历了萌芽、发育、发展、延续4个阶段，呈现出一种渐进式的演化历程（表2）。
表2 远景路跨国绅士化形成阶段与特征

Tab.2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 in Yuanjing Road of Guangzhou

形成阶段 人口构成 空间形态 资本来源
萌芽阶段 本地村民稳定；外来人口增加；零星韩商分布 城市区域蔓延，传统农村转为自建房、厂房等混杂城中村形态 地方政府在城市蔓延土地征收进行投资，村民自筹资金修建自建房；外来人口租住城中村
发育阶段 韩国移民逐渐增加；外来人口减少 城中村自建房、厂房、仓库与新建少许写字楼和小区混合；韩国样式骑楼开始兴建 地方政府投资进行“三旧改造”；包括韩国商铺在内的各类商铺由商户进行投资开业
发展阶段 韩国移民、韩国消费者、其他消费者增加；本地居民部分减少；外来人口锐减 部分城中村被拆除，新建高档住宅区和商业大厦；韩国消费空间生产占主导 地方政府与韩国领事馆、韩国工商会进行合作；地产开发商进驻投资；各类商铺自主投资增加
延续阶段 疫情原因，韩国移民减少；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保持稳定；疫情结束后，韩国移民人数开始回升 疫情期间，部分商铺停业；疫情结束后，韩国商铺开始复兴，且与城中村区域混合交错 疫情期间，部分商铺停业撤资；包括来自韩国移民的各类消费减少；疫情结束，商铺投资、物业投资、消费等回升

2.1 跨国绅士化萌芽阶段

1998—2004年是远景路跨国绅士化的萌芽阶段。远景路紧邻原广州机场，具有良好的交通优势，因此有较大的改造潜力。1998年广州市政府决定征收远景路所在的棠下村土地，其空间形态由农田转变为自建房、厂房、餐饮店等混杂的高密度建筑群。在此过程中，村民的生计方式也由原先传统的农业转变为自建房或厂房的租聘，城中村区域逐渐由外来人口占据。从本地居民受访者Y37的访谈得知，当时本地村民与外来人口存在居住隔离，外来人口主要居住在城中村，而本地居民则搬迁到条件更加优厚的公寓和机场路地段。
由于远景路靠近原机场和广州火车站，良好的交通优势吸引了部分从事贸易的外国人驻留，尤以韩国人为主，这为今后的韩国人聚集区形成埋下了伏笔。随着2004年机场从白云区迁往花都区，远景路片区转变为普通居民生活邻里。空运交通优势的丧失使得该区域开始逐渐衰败。然而，这种物质空间的衰败却和远景路邻近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形成了潜在租差，为今后绅士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2.2 跨国绅士化发育阶段

2005—2011年是远景路跨国绅士化的发育阶段。白云区政府为消除机场搬迁后空运交通区位减弱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出台了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城中村改造的政策。在此背景下，白云区政府投资拆除沿街的居住自建房、厂房和仓库等，主导了远景路片区的“三旧改造”工作，计划新建商业写字楼和商品房小区。但由于考虑到居民拆迁后的收益保障，最终该改造方案未能实行。随后，白云区政府利用当地有韩商居住的特点，提出打造“韩国人街”的计划，让远景路重焕新生（图1a）。在此期间，远景路沿街计划兴建韩国风景骑楼街，路面加建韩式建筑小品、雕塑等，街道两侧商铺也由原本的餐饮店、杂货店变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零售店、服装店、美食店、咖啡店等，吸引了全广州的韩国人来此消费。远景路高峰期聚集了在穗2.5万韩国人的半数以上[16]，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式消费文化空间。在政府的推动下，远景路的空间使用主体逐渐变为韩国移民，而国内外来租户群体则逐渐被排斥。据此，远景路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跨国绅士化现象开始显现。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外贸行业举步维艰，使得居留在远景路的韩国人开始锐减，相应的改造计划也随之搁置。直到2011年韩国风情骑楼街才建成，远景路两侧店铺林立，人流交织。但其北边一路之隔的棠下南、棠下西等社区依旧是建筑密集、基础设施较差的城中村。

2.3 跨国绅士化发展阶段

2012—2019年是远景路跨国绅士化的发展阶段。为复兴远景路“韩国风情街”盛况，2012年广州市政府与韩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广州韩商工会合作，开始举办“韩风粤情·共绘远景韩国风情周”等活动，吸引了很多韩国移民重新回到远景路。与此同时，政府也积极吸引房地产商对该地进行再开发投资。诸如时代地产等大型开发商对该地进行了投资改造，将原先的城中村部分住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高档居住小区和商业大厦。除了直接投资远景路地产开发外，本地资本也利用其社会影响力吸引韩商进入，帮助政府打造“韩国风情街”。根据受访的房地产中介介绍，在地产商开发改造之后，远景路沿街商铺租金较之前上升了约20倍。同时，来自街道办的受访者也表示，地产开发后更加迎合了韩国移民的居住要求，开发后的韩国移民开始激增。在这一阶段，中韩政府的合作、开发商的进驻加速了远景路的跨国绅士化进程。随着租住和经商的韩国人越来越多，“韩国人聚集区”逐渐形成，远景路的社会空间也大部分转变为韩式消费生活空间（图1b），跨国绅士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2.4 跨国绅士化延续阶段

2020年至今是远景路跨国绅士化的延续阶段。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大部分在穗韩国人回国，人口数量骤减。据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描述，疫情期间远景路居留韩国人可能不足100人，许多韩国商铺也都歇业。笔者统计了大众点评网上远景路距离范围5 km以内的韩系商铺，共计42家，其中关店或尚未营业的有11家，正常营业的有31家，与实地走访数据基本一致。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化进程受挫，远景路的跨国绅士化现象也较大程度出现衰退。
然而，随着2023年疫情的结束，远景路的韩国人数量再次回升。根据2023年6月对街道办的跟踪访谈，疫情结束后对外贸易和全球人员来往恢复，远景路韩国人的数量较疫情期间增加了约4成，且每月都有一定数量的增加（图1c）。根据田野调查来看，昔日热闹的韩国商铺林立的沿街景象开始复苏。同时，韩国商铺也蔓延到城中村区域，与传统的中式商铺交错林立（图1d）。时代地产重新打造以韩国文化为主题且占地60000 m2的商办综合体。远景路的“韩国风情一条街”再现原先的活力。虽然当前的韩国移民数量没有其鼎盛时期那么多，但作为广东省规模最大的韩式消费生活空间的远景路将维持这一现状水平，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跨国绅士化延续阶段。

3 远景路跨国绅士化的形成机制

综上看出，远景路跨国绅士化的各阶段发展都充斥着地方政府、开发商、韩国移民、本地村民和租户之间的相互博弈。这些过程都可以从生产端和消费端视角来提炼并加以分析。同时，考虑到远景路城中村土地制度以及当地居民/村民在跨国绅士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优势，本文将本地居民的作用作为超越生产端和消费端的第三视角并纳入跨国绅士化进程的分析中；以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为切入点，详细解析其跨国绅士化的形成机制（图2）。
图2 远景路跨国绅士化形成机制与社会效应

Fig.2 Mechanism and social effect of 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 in Yuanjing Road

3.1 生产端：土地、资本与跨国绅士化

从生产端视角来看，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供给的强大控制和跨国资本对建设活动的财政支持，地方政府和跨国资本组成的增长联盟成为跨国绅士化的主要推动因素。这两者对于跨国租差的追逐导致了跨国绅士化现象的产生，其中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最为明显。相关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在3个方面对我国绅士化现象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解决土地产权破碎化问题、卸下生产限制枷锁以疏通资本流动、扩大消费市场以迎合绅士化群体消费需求[28]，地方政府在远景路的跨国绅士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与之类似。

3.1.1 土地资源整备

由于我国独特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属于国家或农村集体所有。而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的建成与扩张吞并了大量农村居民点，从而形成了土地、住房、公民权益等异于周边城市区域的城中村。城中村因其较低的土地利用效率和缺乏公共景观等因素曾被政府视为城市发展的痼疾，大部分城中村都会走向“城市再开发”[29]或“迷你绅士化”[30]的归途。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赋予了政府征收、改建村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土地成为政府垄断且能有效调配的重要资源[31]。在此背景下，白云区政府按照现代商业地产开发对完整、大面积土地的要求，通过征收村集体土地、拆迁补偿等措施，整备了远景路所属棠下村的集体所有土地，并提供给开发商。这些举措为后面的城市再开发、跨国化建设提供了完整连片、基础设施齐全的城市中心区地块，为跨国绅士化进程提供了土地支持。

3.1.2 资本的引入

在土地整备工作结束之后，区政府就大力支持棠下村经济联合社积极引入外资，并为此举办了棠下城中村改造项目推进情况介绍会，将该地作为优质项目进行全球招商，为远景路的前期建设募集到近15亿元的投资。同时，其也为开发商提供了诸如降低贷款利率等优惠政策，为远景路的建设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资金保障。此外，政府还直接投入近700万元[22]，用于远景路“韩国风情街”的前期拆迁补偿。政府对韩国街区建设需求的公共服务投入贯穿了远景路跨国绅士化的全过程。在土地出让之前，政府投入财政以拓宽道路并完善其周边配套市政设施，将附近片区转为可直接开发的“熟地”再进行出让。为了营造“韩国风情”，政府不仅打造了韩式街景，还联合举办韩国风情周等特色活动，为商铺建设统一风格的招牌。这些都为跨国绅士化提供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和资金保障。

3.1.3 消费环境的改善

为了将远景路建设成更符合韩国人消费习惯的街区，政府多次对其进行市容环境专项整治，并持续进行基础设施升级工程。在人流集散地设置中韩两国语言标记的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具有韩国风味的特色景观小品。同时，优化步行系统，实施韩国业态植入、丰富街道绿化、完善给排水和供电等市政设施、拆除卷帘门及统一规整沿街店铺招牌等具体措施，以实现远景路在物质空间上的韩化。另外，针对韩国人居住和生活服务问题，在街道办设立外国人服务专项窗口，并在社区居委会、公安机关以及白云区政务服务大厅均设立了中韩双语的接待引导服务指示牌和服务专项窗口，为韩国人的租房、开办企业等提供便利。同时，大量的韩式料理、韩国烤肉、咖啡馆等店铺被引入，以满足韩国人的消费需求。

3.1.4 跨国资本的助推

跨国资本和跨国企业的到来也促进了远景路在产业结构、城市形象以及社会结构方面的转变。根据对街道办工作人员的访谈得知，大量韩国服装和物流公司进驻之后，他们对于产业发展和生活消费的需求直接刺激了远景路产业由原本单纯的低端服务业和非正规租赁向服装制造与销售、国际物流与贸易、国际旅游业等方向转型。在提升产业附加值的同时也优化了街区的基础设施，引发了远景路街区形态的转变。此外，这些跨国企业员工的到来对当地的租户也造成了一定的排斥，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

3.2 消费端：跨国绅士化群体的消费与宣传

关于跨国绅士化的现有研究表明，跨国绅士化群体对特定生活方式的追求是跨国绅士化形成的主导力量之一。他们会主动参与社会空间的改造来助推跨国绅士化进程，并对本地居民造成一定的排斥[32]。然而，与西方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中的韩国绅士化群体并非因生活追求，而是因工作派遣或商务贸易来到中国，并且他们也没有实际参与当地的空间改造。但其在远景路的消费与生活却加速了跨国绅士化的进程。换句话说，远景路的跨国绅士化群体没有获取跨国租差带来的收益，但他们却享受了由政府和开发商打造的现成“绅士化空间”。
事实上，跨国绅士化群体在扩大韩式空间氛围和激发跨国绅士化延续上具有关键作用。这些跨国移民的出现就是远景路韩国消费形式的最佳名片。只要他们来到远景路并进行消费，远景路的“韩国风情”就可以通过他们而营销并延续扩大。来到远景路的跨国绅士化群体本身的服装风格、行为模式和消费选择也成为远景路韩式消费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蕴藏着独特的文化符号，吸引了更多消费者的来访，为提升远景路的经济发展和跨国绅士化程度做出了间接的贡献。根据对当地中国消费者的访谈得知，很多消费者本身就是冲着在远景路可以看到韩国人、体味韩国风情、品尝到韩国料理而来。
另外，一些韩国移民表示，韩国人在来到远景路之后，会在自己的社交圈子里分享在远景路通过体验韩式氛围而获得的身份认同与价值体现，这造成的连锁效应直接导致了更多的韩国人选择来此地消费与居住，无形中强化了这种身份认同的印象，形成了较强的媒介效应。“这边整体氛围和韩国很像，文字和语言都没有太大的障碍，这样会感觉更加亲切……如果在广州其他地方，不会中文的话行动会很困难，但这里不会……”（G28，韩国外贸企业员工）。“在这里租房子的话有韩语服务，并且很多认识的人也都在这里，虽然身在异乡，在这里朋友多比较踏实……并且饮食和生活超市都和韩国国内一样，安全感比较足……”（G47，韩国企业员工家属）。

3.3 超越生产端与消费端：本地居民的作用

在现有大多数绅士化研究中，本地居民常常被视为绅士化的直接受害者或失败者。他们被高收入阶层排斥或驱逐，最终不得不离开故土，因此没有任何能力干涉绅士化的进程。但是，本文中的本地居民却表现出一种更加复杂和多元的微妙作用。
与西方跨国绅士化案例中的本地居民不同，远景路的本地居民拥有土地的初始产权，他们可以在跨国绅士化改造过程中获得部分改造收益。因此，远景路的本地居民不会产生西方绅士化过程中那样大规模的流离失所现象，反之还有一定主动参与绅士化进程的权利，从而获取更多利益。在此背景下，远景路片区部分传统商铺就通过主动升级来迎合跨国绅士化群体消费习惯而得以留存。据对本地某店铺老板（系城中村本地居民）的访谈得知，原本他在远景路上开的是面馆，主要消费对象是租住在远景路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自从该地的韩国人越来越多，外来务工人员数量骤减，面馆生意日渐惨淡，因此老板开始自学朝鲜族喜爱的食物做法，将面馆改成了延边牛肉汤饭餐馆，同时兼顾拉面的售卖，以满足远景路上韩式消费空间的需求。在部分学者的研究中，绅士化群体喜爱地方的原真性氛围，对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文化习惯等具有消费偏向[33]。在跨国绅士化的发生地，本地居民经营的商铺正是为了迎合跨国绅士化群体的消费需求而主动改变了自身的业态形式。
此外，本地居民对跨国绅士化进程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为绅士化群体提供居住空间。由于我国对外国人购买房产实行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来到远景路的绅士化群体无法像西方案例那样购买当地房产以获取改造后的租差收益，所以他们就只能向本地居民租赁住宅。这极大地刺激了远景路住房租赁市场的活力，带动了远景路租房市场的另类繁荣。而对于失去了生计来源（即田地）的本地居民们来说，为跨国绅士化群体提供住房保障成为他们参与跨国绅士化过程的另一重表现。
事实上，本地居民为韩国移民/绅士化群体提供消费空间和居住空间的行为是典型的资本逐利过程。相较于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国内外地租户，韩国移民无论在日常消费或居住上都有较强的经济资本优势。这势必使得本地居民更加倾向韩国移民，为迎合他们而提供消费与居住的空间，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本利益。但是其中的代价却是原租住在此的大量外来人口被迫搬迁。对于本地居民来说，韩国移民的到来虽然改变和扰乱了当地社会文化结构，但带来了更多的经济资本，因此对跨国绅士化持有一种复杂、多元且微妙的态度。

4 远景路跨国绅士化的社会效应

考虑到跨国绅士化具有阶层与族裔双重演替的特点，对其社会效应的分析也将从跨国族裔变化和阶层演替所引发的后果来进行分析。因此，本文拟从阶层群体的置换、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文化与社会的割裂等方面对其进行探讨（图2）。

4.1 高端跨国移民置换本地租户与居民

跨国绅士化对远景路最深刻的影响体现在它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在跨国绅士化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外来人口被排斥离开，当地变成了跨国绅士化群体的消费空间。根据笔者对远景路居民的访谈结果，依据产权和来源地情况，将远景路的居民分为本地居民、外来租户以及跨国租客（即跨国绅士化群体）三类，远景路社会人口结构变化体现在这三者的数量动态变化中。
远景路在人口总量上保持着平稳增长趋势，只有在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情况影响下才会偶尔出现波动。三类居民中本地居民较少迁出，社交网络相对稳定；外来租客的流动性大，在居住灵活性高的同时更新速度也很快，总体上迁出数量较大；跨国租客则呈现出“候鸟”式居住特征，数量平稳增长。
从三类居民个体来说，跨国绅士化对各主体迁入或迁出的影响力大小各有差异。首先，对于远景路的本地居民来说，虽然他们总体迁出人数的比例较低，但跨国绅士化仍是导致其迁出的最主要因素。正是远景路的跨国绅士化改造过程使得本地居民拥有了拆迁补偿的一次性收入，加之出于改善自身居住环境或腾出更多租房空间获取更多租金的目的，本地居民们会选择主动迁出。其次，对外来租户而言，跨国绅士化促进了个体户或体力劳动者迁出，但加强了物流、服装批发等公司员工的迁入。外来租户中个体户和体力劳动者工作不稳定，在绅士化发生之后无法负担上涨的房租，最终选择迁出。而周边的物流、服装批发产业则由于跨国绅士化所带来的韩国客户越发繁盛，为节省其职工通勤时间且节约成本，这些公司会选择在远景路租下部分房屋以充作公司宿舍，这也导致了远景路外来租客中宿舍员工的迁入。但从总体来说，消费环境的升级、上涨的租金，以及变化的生活空间使得外来租户不得不另谋住所。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低端劳动者成为被排斥人群的主力军。最后，对于跨国租客而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受到了跨国绅士化的影响而迁入，但是跨国绅士化对他们的迁出几乎不产生影响，他们往往是出于工作派遣或者家庭因素等选择离开远景路回国，这样更加印证了他们“工作型”的迁居性质。
从人口流动的角度来看，远景路的跨国绅士化吸引了跨国租客，以及因韩企进驻而增加的物流、服装贸易等相关企业的员工，同时也导致了少部分本地居民的主动迁出。但最深刻的却是排斥了大量从事传统低端服务业的外来人口。随着该地的产业及消费能级逐渐趋向高端化，其人口结构也在随之不断更替，从而完成高端人口对低端人口的过滤。

4.2 韩式生活方式取代本地生活方式

跨国绅士化不仅改变了远景路的阶层与族裔结构，它所带来的跨国群体生活方式也对本地的消费模式与邻里氛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地生活空间原本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当地居民，而现在为了迎合跨国绅士化群体而发生改变。
跨国绅士化群体的到来导致了远景路的物质空间商品化。原本的广府传统生活氛围几乎消失，转而变成追求跨国式消费的商业街区，物质空间商品化趋势日渐明显。根据对部分本地居民的访谈，居民原先可在远景路街区获取几乎全部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但在改造后，居民们需要前往数公里外的菜市场去购买日常生活品。同时，居民的休闲空间也被挤压，想要进行休闲活动需步行至马路对面的广场或公园，大大增加了居民日常生活的交通与时间成本。
建成环境变化导致了双重社会结构。跨国绅士化群体与当地居民存在语言和习俗的天然区隔，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难以被当地居民理解，更趋向于与自己生活方式相近的人共同生活。因此，跨国绅士化群体常去的消费空间如咖啡馆、烤肉店、小酒馆、韩国超市等地均是当地居民不轻易进出的场所，在同一街区内部产生了社会空间分异。除生活方式不同外，消费过高也是本地居民对远景路的“韩国化”设施使用频率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边很多韩国餐馆都很贵，而且我们也吃不惯，所以都不会去光顾……韩国超市卖的什么我都不懂……咖啡馆更不会去，我平时都喝茶的……”（Y46，原住居民）。
韩式生活方式与街景的侵蚀也造成了本地居民精神层面的物质空间焦虑。跨国绅士化排斥低收入群体迁出远景路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首先，在远景路改造之初，地方政府便通过拆迁改造、建设商品房等形式提升了本社区的生活成本。其次，在远景路上发生的消费升级更是加剧了这种现象。最后，贴近居民生活日常休闲的空间，如街头广场和绿地等被占用，被改造成韩式景观小品。居民感受到上述变化后，将远景路的社会空间符号化，认为这里的空间已完全变为替韩国人服务的空间，造成了对物质空间保有权不安全的情感和物质焦虑[34]。

4.3 跨国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文化割裂及社会区隔

跨国绅士化所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物质空间的剧烈变化影响着远景路居民的文化结构与社会交往。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异质性会严重影响社区居民间的邻里交往效果，其中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多为负面效果[35]。而远景路的跨国绅士化在当地社区产生了巨大的异质性，包括但不限于社会空间、社会阶层以及公共服务方面。绅士化现象的出现会导致绅士化群体与本地居民之间产生社会阶层隔离，减少居民间的社交活动，逐渐破坏当地社区之前良好的社交氛围与紧密的社交网络。远景路的跨国绅士化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
在跨国绅士化过程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租户各自内部的社会交往网络关系被破坏，社会交往对象和频次都大幅度减少。本地居民之间原本保留着较好的社交氛围，但随着跨国绅士化群体进入社区，一部分本地居民成为房东搬出社区，空间上的距离阻断了原有的社交网络链条。而另一部分的本地居民则认为，那些租房给韩国人的房东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因为韩国移民几乎不与本地居民交流，也不使用社区内的公共空间，两者之间社会隔离程度较高。这些跨国租客被其他本地居民所共同排斥，同时租房给韩国移民的本地居民房东们也一并被排斥出社区社交网络。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中西方跨国绅士化的异同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远景路的绅士化过程与西方相比，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异（表3）。
表3 跨国绅士化的中西异同比较

Tab.3 A comparison of transnational gentrification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contexts

对比项目 西方 广州远景路
发展历程与特征 伴随着大量新建住房与消费空间发展 发生地点为城中村，混杂着老旧建筑翻新和二次开发，以及商品房的新建
形成机制 推动角色 以政府和跨国绅士化群体所组成的增长联盟为主 政府为主导力量，开发商和原住民也发挥积极作用
作用机制 欧债危机后，海外住房市场的开拓，政府和跨国绅士化群体获取跨国租差，原住民流离失所 全球贸易推动下，政府发挥绝对主导作用，外资引进，原住民配合助推发展，跨国绅士化群体参与且催化
影响后果 人口结构 原住民被迫流离失所 小部分本地居民主动迁出，但大部分没有受到此影响；低端外来人口租户大量被迫迁出
社会文化 破坏居民社交网络，居民持负面态度 居民呈现出复杂态度，社交网络及传统生活空间氛围受到负面影响，但却因绅士化得到经济红利
①从发展特征与物质景观来看，西方的跨国绅士化主要发生在历史文化街区，其发展往往伴随着大量住房与跨国消费空间的新建落成。这其中强调了西方跨国绅士化群体较强的能动作用，以及他们对国外历史文化景观的青睐。而在远景路，城中村的开发与优势的交通区位成为其绅士化形成的最初诱因，土地的整备和最初零星韩国商人聚焦的先决条件注定了其后期的绅士化发展与延续。同时，远景路跨国绅士化群体并没有直接参与城中村改造，而是享受了兴建完成的韩式街区“成品”，其中的能动作用较低。
②从动力机制与发展背景来看，西方跨国绅士化主要源于欧债危机后跨国住房市场的寻求、数字平台的兴起，以及跨国移民对独特生活的追求。可以说，西方的跨国绅士化源于“生活型”导向的住房需求者和国际住房市场在发展中国家的蓬勃兴起，使其“跨国租差”的假设得到很好的印证。而广州案例则表现为，全球化的跨国贸易吸引了更多“工作型”移民的到来，而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地方政府则对跨国绅士化进行了直接干预与主导，逐利的本地居民也成为绅士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推动者。
③从社会效应与人口置换来看，西方突出了跨国绅士化群体对本地居民的直接置换，仍然具有针对社会不公平的评判性质。而广州案例则呈现出结果的复杂化，即大量外地租户受到了流离失所的影响，但本地居民却从中获益甚至成为空间重构的推动者。同时，中韩之间的社会文化隔阂使得本地居民和韩国移民之间的社会融合度较低，社会空间的分异十分显著。
综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跨国绅士化产生的背景、文脉、推动力量、社会后果等都与西方大相径庭，但却产生了同样表征的跨国绅士化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印证了中国的跨国绅士化现象并非遵循“核心—边缘”的等级扩散模式[36]，而是内嵌于自身经济社会与文化背景的独立城市社会重构过程。远景路跨国绅士化的先决条件来源于全球化的推动和广州自身国际贸易优势的助力，参与全球分工与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引来了跨国资本和“工作型”的跨国绅士化群体，企业家型的地方政府为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绅士化运动的主导者，最终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开发商、跨国绅士化群体以及本地居民的推动激发了跨国绅士化。

5.2 结论

本文通过引介西方跨国绅士化的概念，以广州远景路韩国街区为例，揭示了绅士化现象在全球化时代下在中国大城市的跨国延伸，探讨了跨国绅士化现象的发展过程、形成机制与空间效应，并对中西差异进行了对比。得到结论如下：
①远景路基于其优良的国际交通区位积累了跨国群体数量，从而被地方政府选为彰显其国际化优势的改造地区，带动了其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促进了其跨国绅士化的发展。
②地方政府在远景路跨国绅士化进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占据绝大部分租差，而跨国绅士化群体则是被动参与其中。此外，远景路的本地居民由于具备土地初始所有权也主动参与远景路的跨国化改造并获取一定的租差收益。
③跨国绅士化对远景路的社会结构、物质空间以及邻里交往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跨国绅士化群体的到来挤占和改变了当地居民和外来租户的生存空间，他们的消费偏好主导了远景路的改造方向，并对当地社会网络产生了负面影响。
④通过比较看出，中国的跨国绅士化与西方相比存在较大差异，而差异的产生与跨国绅士化的发展背景、阶段、机制以及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密不可分。今后对于跨国绅士化的空间优化策略，可以从政府主导、环境升级与社会融合出发，建立由政府引导的外国人—本地居民议事机制、引入公众参与的弹性社区治理机制，以及打造面向各类群体公共服务设施的融合型国际化社区等。
跨国绅士化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对新时代我国大城市社会空间演替过程的认知，也可以探讨由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中可被城中村所利用的部分，由此明晰城中村社区在政府主导的大拆大建发展模式之外的新模式，对新时代下城中村社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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