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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3: 169 - 17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3.017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erdsmen in Qinghai Lake National Park under Multiple Pressures

  • ZHONG Juntao , 1 ,
  • MA Yongjie , 2, ※ ,
  • MI Wenbao 3 ,
  • SHI Jianli 2 ,
  • JIANG Xin 2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matics，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Shaanxi，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Xining 810008，Qinghai，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Ningxia，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6-28

  Revised date: 2023-11-30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2

Fold

Abstract

Taking Qinghai Lake National Park as the research area,the article uses the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to conduct livelihood surveys, based on the adjusted VSD framework,it assesses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erdsmen under multiple pressures,selects variables reflecting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erdsmen in Qinghai Lake National Park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ensitivity and adaptability,and calculates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erdsmen in different ecological functional zones. It uses obstacle degree models to identify the main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Natural disasters,grass/cultivated land degradation,food-clothing-housing-transportation, and returning grazing to grassland are the most severe livelihood pressures affecting the livelihood security of herdsmen in Qinghai Lake National Park. 2) Herders in the core protected areas have strong livelihood sensitivity,weak adaptability and high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The livelihood sensitivity of herdsmen is weak in the general control areas, the adaptability is strong,and the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s low. 3) The main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erd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highly similar in each dimension. Food self-sufficiency,rising lake water,shrinking tourism market,fixed assets,number of livestock,grassland area and household income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Key words：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erdsmen; multiple pressures;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 Qinghai Lake National Park

Cite this article

ZHONG Juntao , MA Yongjie , MI Wenbao , SHI Jianli , JIANG Xin .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erdsmen in Qinghai Lake National Park under Multiple Pressur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3) : 169 -17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3.017

国家公园，是指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为1872年美国建立的“黄石国家公园”。我国国家公园发展最早可追溯至1980年代初，1982年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设立被视为中国国家公园的开端。2015年国务院批准的《发展改革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提出，在9个省份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发改委同中央编办、财政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提出突出生态保护、统一规范管理、明晰资源归属、创新经营管理和促进社区发展5项内容，要求试点省份在选择具体试点区域时，主要考虑代表性、典型性和可操作性三点，旨在保护和保存珍稀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地理景观和文化遗产。2021年6月，按照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工作安排，三江源、大熊猫等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正式进入建设阶段。

1 文献综述

国外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早，生态体验项目开发经验较成熟，其国家公园体系及游憩利用方式已臻于完善，公园生态体验项目的设计与开展能够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情况大体完成游憩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同时兼顾对公众的环境教育与游憩需求的满足[1]。我国国家公园研究仍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由于我国将国家公园定位为最严格的保护地类型，要求核心保护区实施生态移民搬迁，一般控制区限制人为活动，以期减少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2]。而发展旅游在我国被视为威胁生态保护的重要因素，目前关于国家公园内要不要发展旅游，以及发展何种形式的旅游还没有形成共识。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受单一生产方式和自身文化素质的制约形成了固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缺少其他方面的生产技能和技艺，收入来源单纯依赖于草原畜牧业。近年来，随着高原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参与成为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生计方式的重要补充，对牧户生计提高具有重要影响[3]。青海湖国家公园的设立导致众多直接以自然资源为生计来源的牧户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骤增，由于生态保护而关停的旅游景点也使得部分牧户由“旅游+牧业”的生计模式被迫回到传统的养殖牧业。牧户生计面临着自然、社会（政策）、经济等多重压力的交互作用，而压力冲击不仅严重威胁到农牧户的生计安全，更阻碍着国家公园生态主体功能的发挥，因此亟需评估多重压力下农牧户生计脆弱性，以便更好地制定生计策略。
脆弱性概念起源于自然灾害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和学科视角的不同，对脆弱性内涵的界定亦不相同[4-5]。生计脆弱性是指家庭生计受自然和非自然等压力的影响程度或应对这些压力的能力[6]。近年来，在经济下行、气候变化和农牧业投资不足等压力下，农牧户的生计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生计脆弱性不断加剧。牧户作为牧业发展的最小单元，拥有的生计资本不仅影响其生计策略和最终的生计结果，更决定当地生态环境的干预方式和强度，对生态环境产生深远影响[7-8]，而多重压力下牧户生计脆弱性研究更是保障牧民安居乐业的重要课题。因此，准确评估多重压力下牧户生计脆弱性，对牧区可持续发展和牧户福祉改善具有重要意义[9]。
关注生计系统面对内外扰动的脆弱程度和影响因子，是实施具有针对性措施降低生计脆弱性，实现乡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早期的脆弱性研究多关注气候变化、地质灾害等单一压力扰动下生计系统的损失及自我适应能力。Hoque等测度气候变化下孟加拉国沿海社区农牧户的生计脆弱性[10]；Thao等、Sarker等分别根据实地调查数据分析证实了旱灾、洪灾等自然灾害是农牧户生计脆弱性的重要来源[11-12]。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近年来受“脆弱性源于人类本身”这一观点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人类自身压力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脆弱性研究的社会化趋势加强[13]。研究对象逐渐从自然生态系统领域延伸到自然—社会耦合系统，研究内容也逐步向多重压力扰动下农牧户生计脆弱性发展。Faseyi等通过重金属污染、废物处理不当等压力评估加纳西部沿海农牧户生计脆弱性[14]；Batenga等研究了资源稀缺、政治冲突等多重压力对坦桑尼亚基隆贝罗河谷农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15]；Tran等运用LVI评估多重压力下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农牧户生计脆弱性[16]。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仍多关注于气候变化、地质灾害等单一压力下农牧户生计脆弱性，对多重压力下农牧户生计脆弱性研究稍显不足。此外，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标较多关注自然压力，对医疗以及婚嫁等社会、经济压力关注不够。因此，科学全面制定评价指标，评估多重压力下区域农牧户生计脆弱性，探究农牧户生计脆弱性的障碍因子，成为推进生计脆弱性研究深化的新需求。
青海湖国家公园作为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维系青藏高原北部生态安全、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保障东部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屏障作用。同时，该区域又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随着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的持续，青海湖国家公园的气温和降水将会逐步增加，但由于气候变暖相较于降水趋势更为显著，导致青海湖国家公园蒸散发明显增加，干旱程度逐步增强。青海湖国家公园相较其他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目前该地区农牧户生计研究较少，仅有研究多关注生计资产评估和生计可持续发展，针对生计脆弱性的研究相对薄弱。再者，旅游业作为一种外力进入青海湖国家公园乡村社区，不可避免地对牧民、牧业产生综合影响，而旅游发展对牧民的影响是最核心的[17]。旅游业迫使牧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重构，打破了传统的共生和均衡关系[18]；导致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的生计方式发生改变，由传统牧业逐渐转变为新型的“旅游+牧业”等多重生计模式。近年来，受大型公共卫生事件影响，青海湖国家公园旅游业受到极大冲击，旅游经济的波动加剧了牧户生计脆弱性。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进行生计普查，基于调整的VSD框架构建多重压力下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估分析框架，从“敏感性、适应性”2个维度选取体现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变量，并将牧户旅游参与纳入到生计脆弱性研究，构建出一套更符合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要素禀赋的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进而探究多重压力对不同生态功能分区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分析牧户生计系统的主要致脆因子，为青海湖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区概况

青海湖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的交汇地带，属典型的高寒半干旱气候[19]。2022年国家公园管理局原则同意青海省开展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工作，标志着青海湖国家公园进入创建阶段。青海省政府根据《关于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社会功能大力开展自然教育工作的通知》，结合国家公园建设实际，出台《关于加快推进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自然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试行）》，要求青海湖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同时兼具科研、教育和游憩等综合功能。园区属多民族居住地区，其中藏族人数约占人口总数的68.61%，是园区的主要民族，人口集中分布在环湖的狭长地带以及交通相对发达的湖盆地带，牧户生计方式以传统牧业为主，辅以生态旅游业。《关于加快推进青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自然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试行）》中，强调要创新自然资源使用制度，积极实行国家公园经营收入利益分配机制等“输血”与“造血”并重的生态补偿制度和提供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多元化保护原住牧户权益。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多重压力测度

生计压力通常指国家、地区或家庭在某一时段内遭受的多种风险冲击，主要包括自然与人文因素变化的冲击和压力[20]。牧户生产生活中面临的压力往往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特征，各种压力之间彼此相互作用形成多层次、复杂的反馈和嵌套关系，在加剧各种压力危害性的同时也加强了不同压力之间的相互转化[21]。本文基于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将牧户主要面临的16种压力分为自然、社会、经济3种类型。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生计压力的测度指标及赋值

Tab.1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valuation of livelihood pressure

压力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是否遭受 对生计的
影响程度
自然压力 自然环境 自然灾害 1/0 分5级赋值
草/耕地退化 1/0 分5级赋值
生态环境恶化 1/0 分5级赋值
经济压力 内生因子 家人患病 1/0 分5级赋值
牲畜患病 1/0 分5级赋值
婚丧嫁娶支出高 1/0 分5级赋值
衣食住行费用高 1/0 分5级赋值
外在因子 修建房屋开支大 1/0 分5级赋值
子女学费支出高 1/0 分5级赋值
购买饲料开支大 1/0 分5级赋值
农牧产品销路难 1/0 分5级赋值
经营困难 1/0 分5级赋值
社会压力 社会阻碍 子女就业困难 1/0 分5级赋值
养老无保障 1/0 分5级赋值
人畜饮水困难 1/0 分5级赋值
政策冲击 退牧还草 1/0 分5级赋值

注：对生计的影响程度分5级，分别赋值为：无影响=1；较轻微=2；一般=3；较严重=4；很严重=5；是否遭受，赋值为：是=1，否=0。

在调查中通过询问牧户现阶段面临哪些生计压力、生计压力对家庭造成冲击的严重程度来获取牧户所遭受生计压力的相关信息，并采用5级量表打分的形式来确定生计压力对牧户生计安全的严重性程度。同时，为直观描述牧户遭受压力的多元性程度，将压力种类作为压力多元性指数，即牧户如遭受1种压力冲击则赋值为1，遭受N种压力则赋值为N，最后通过对区域牧户的压力多元性指数取平均值得出该区域牧户的生计压力多元性指数[22]。

3.1.2 多重压力下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

脆弱性评估分析框架作为组织整合数据和指标选取的基础和前提，对合理准确地分析牧户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根据调整的VSD框架和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生计特点，构建多重压力下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牧户作为农村社会最小的生计单元，不可避免地暴露于自然、经济、社会等多重压力下，各种压力作用于生计系统，导致生计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发生改变，生计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改变进而迫使生计脆弱性发生相应改变。因此，多重压力下的牧户生计脆弱性实际是牧户适应生计压力后仍存在的净影响，由生计敏感性及适应能力共同决定。通常，适应能力通过调整对生计压力的敏感性而改变生计脆弱性，生计敏感性指牧户生计受环境和社会等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程度[23]，敏感性越强生计脆弱性也就越高，牧户生计系统越易受生计压力的干扰和胁迫。适应能力则是指牧户处理自然和社会等压力时的应对能力或冲击影响过后的恢复能力，可用自然、人力、物质、金融、社会资本来体现[24]。最后，借助障碍度模型识别不同维度生计脆弱性障碍因子，探究牧户生计脆弱成因。
在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标选取中，考虑到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的生计特征及生计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内涵，本研究借鉴李玉恒、苏芳等的研究建立多重压力下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25-26]。一般情况下，牧户收入、食物和旅游市场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越高，家庭抚养比越大，湖水上涨淹没的草场面积越多，则家庭的经济负担越重，敏感性也就越大。因此，选取收入依赖度、食物自给度等5个指标来反映牧户生计敏感性。参照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相关文献[16,27-28]的研究，以生计资本作为牧户的生计适应能力。
采用熵值法确定各维度指标权重。首先，对各指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将标准化后的数据平移0.0001个单位，解决数值0无法取对数的影响；最后，利用熵值法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29]。各维度指标说明及权重见表2。
表2 多重压力下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

Tab.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erders under multiple pressures

维度 指标 指标描述与定义（单位） 权重
敏感性 收入依赖度（G1） 农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0.5051
食物自给度（G2） 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0.1175
家庭抚养比（G3） 抚养人口占劳动力人口比重 0.1297
湖水上涨（G4） 湖水上涨淹没房及草地面积（km2） 0.1385
旅游市场萎缩（G5） 客流量流失程度（5级量表，无影响—非常严重：5~1） 0.1092
适应能力 自然资本 草地面积（N1） 牧户家庭实际草地面积（km2） 0.2214
草地质量（N2） 牧户家庭每亩草地产草量（t） 0.0238
人力资本 劳动力数量（H1） 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人） 0.0431
物质资本 民族手工艺品（M1） 民族特色手工艺品种类数目（种） 0.0184
家庭固定资产（M2） 牧户所拥有的各项生活物品情况（种） 0.1813
牲畜数量（M3） 牧户拥有的牲畜数量（羊单位，牛马=5个羊单位） 0.1821
金融资本 家庭收入（F1） 牧户家庭上年收入情况（元） 0.2405
旅游业收入（F2） 牧户家庭上年旅游业收入情况（元） 0.0443
旅游产业指数（F3） 旅游房屋面积和经营性固定资产（m2/种） 0.0218
社会资本 邻里和谐度（S1） 邻居和谐程度（5级量表，非常好—非常差：5~1） 0.0231
信息来源渠道（S2） 对农牧产品价格波动及政策信息获取的渠道种类数（种） 0.0002

3.1.3 多重压力下生计脆弱性评估模型

生计系统对内外部压力的敏感程度影响着生计脆弱性，生计敏感性愈强生计脆弱性就愈强，适应能力愈强生计脆弱性就愈弱，因此本研究利用生计敏感性与适应能力的比值来评估牧户生计脆弱性。计算过程如下：
M i = ∑ W j · X i j '
N i = ∑ W i · X i j '
S = M i / N i
式中：S代表生计脆弱性指数，S值越大则生计脆弱性越高；Mi和Ni分别代表i牧户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指数；Wj为某个维度第j指标的权重； X i j '为指标标准化数据。

3.1.4 障碍度模型

得出牧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后，为更深入地系统分析各维度指标对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并诊断出制约生计脆弱性降低的内外部因素，本研究选取障碍度模型来分析各维度指标对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计算公式如下：
P i j = 1 - G i j
H j = P i j Q j ∑ i = 1 n P i j Q j · 100 %
式中：Hj为指标的障碍度；Pij为指标的偏离度，指各指标标准化值与最优值之间的差距（即评价指标因子标准化值与100%之差）；Qj为指标贡献度，表示单项指标对总目标贡献程度的大小；Gij为各指标标准化值。

3.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2022年2月，课题组首先在青海湖国家公园随机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10户家庭对生产生活中遭受的压力冲击及造成的影响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结果完善调查方案与调查问卷。2~5月，课题组（14人，2人一组，每组由研究生与藏族本科生组成）在经过2天问卷调查培训的基础上，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对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进行正式普查。因受访户多数为藏族，为便于牧户理解调查问卷问题，确保数据结果的准确性，故研究生调查员与受访户进行面对面访谈时由藏族本科生进行翻译工作并对问卷中一些封闭式的问题进行填写。最终获取有效问卷869份，有效率达92.68%，其中核心保护区169份，一般控制区700份。
调查问卷由以下4部分构成。包括：①牧户基本信息，包括户主的姓名、受教育水平、联系方式以及家庭规模、成员从业方式等。②牧户家庭面临的生计压力，包括自然灾害、草场/耕地质量下降、家人患病、生态政策等。③牧户对生计压力的敏感性，包括收入和食物依赖程度、家庭抚养比、湖水上涨及旅游市场萎缩程度。④牧户对生计压力的适应能力，包括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及社会资本持有情况。

4 结果与分析

4.1 牧户生计压力

经统计分析牧户生计压力数据，发现青海湖国家公园有92.87%的牧户面临着多重生计压力，其中75.53%的牧户面临3重及3重以上的生计压力。自然灾害、草/耕地退化、衣食住行、退牧还草是对牧户生计影响最广泛，也是最严重的生计压力，严重性指数分别为2.71、2.47、3.85、2.67。不同区域的压力严重性程度不同，核心保护区压力严重性指数明显高于一般控制区。核心保护区牧户经济压力严重性指数最高，自然压力严重性指数居中，社会压力严重性指数最低；一般控制区牧户自然压力严重性指数最高，经济压力严重性指数居中，社会压力严重性指数最低。
生计压力并不以单一形式冲击牧户的生计安全，大多数牧户面临的是各种压力的交互影响。青海湖国家公园由于其生态主体功能定位限制工业化发展，农牧业产业链条较短，许多特色资源难以转化为特色产品，直接影响了牧户的增收。牧民因其贫困失去许多参与社会、政治的机会，对主流社会产生一定离心力，社会保障参与等意识淡薄。因此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遭受经济、社会、“经济+社会”压力的牧户居多，占比分别为90.17%、67.44%、60.89%。不同区域牧户面临的生计压力组合也存在相应差异。核心保护区经济、社会压力是牧户面临的主要压力组合，面临该压力的受访户占比分别为97.04%、75.74%，牧户生计压力多元性指数达5.47。一般控制区牧户面临经济压力的比例最高，达到86.86%；其次是社会压力和自然压力，面临该压力的受访户占比分别为63.43%、59.43%；牧户生计压力多元性指数为4.14（表3）。
表3 青海湖国家公园不同生计压力下牧户占比

Tab.3 Proportion of herders under different livelihood pressures in Qinghai Lake National Park

N F S N+F N+S S+F N+F+S
核心保护区（%） 62.13 97.04 75.74 60.95 37.87 72.78 36.69
一般控制区（%） 59.43 86.86 63.43 51.14 35.71 55.14 27.43
全区域（%） 60.31 90.17 67.44 54.34 36.42 60.89 30.44

注：N是自然压力，F是经济压力，S是社会压力。图3、图4同。

4.2 牧户生计脆弱性

根据公式（1）~（3）计算，核心保护区、全区域、一般控制区的生计脆弱性依次降低，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别为0.8326、0.7746、0.7488。由图2可知，核心保护区牧户生计敏感性最高、适应能力最低；一般控制区牧户生计敏感性最低、适应能力最高；全区域牧户生计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居中。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全区域牧户生计敏感性多分布在0.30~0.50，两头小，相对较为集中，生计敏感性较高的分布略微分散。适应能力具有2个峰值区间，分别为0.60~0.75和0.45~0.50，这表明牧户适应能力分布不均匀。核心保护区生计脆弱性集中在0.55~0.75和0.95~1.00，一般控制区和全区域集中在0.55~0.75。总体而言，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生计敏感性和脆弱性分布较为集中，但适应能力集中性较弱，高度适应性和低度适应性的情况相对较多。
图2 多重压力下不同区域牧户生计敏感性、适应能力及脆弱性指数

Fig.2 Sensitivity，adaptability and vulnerability indexes of herdsmen's livelihood under multiple pressure in different regions

从牧户生计敏感性来看，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世代以草原为家，形成了以传统养殖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养殖放牧，生计方式和自身文化素质的制约导致许多牧民缺乏其他方面的生产技能和技艺。所以牧户的收入依赖度在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全区域均为最高，分别为0.3476、0.3260、0.3331。由于青海湖国家公园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实行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对怀孕与生育采取不加控制、顺其自然的态度，再加上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多胎生育的情况较为普遍。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牧户家庭抚养比均表现出较强敏感性，分别为0.2168和0.2174。
从牧户生计适应能力来看，核心保护区牲畜数量生计适应能力指数达0.1824，明显高于一般控制区。核心保护区的生态管护致使牧户生计方式较为单一，迫于经济压力只能增加牲畜数量。核心保护区牧户受到的惠民惠农补贴政策也明显多于一般控制区，92.33%的牧户常年享受草原生态保护补助、牛羊保险补助等多项补贴政策。一般控制区牧户的草地质量和旅游业收入生计适应能力指数分别为0.1022和0.1143，均高于核心保护区。草地质量是衡量牧户自然资本的重要指标之一，草地退化降低牧户生计资本总量，进而影响牧户的生计脆弱性，一般控制区所面临的草地退化风险较小，草场植被和土壤退化相对较轻。此外，一般控制区可以适当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而旅游参与是牧户生计方式的重要补充，对牧户生计发展转型具有重要作用。一般控制区牧户积极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生态旅游发展，包括环青海湖开展农家乐、牧家乐；发展自驾营地；旅馆接待等。
由于牧户受到的压力冲击不同，其生计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也存在着差别。“经济+社会”、经济、社会、“自然+经济”、自然、“自然+经济+社会”“自然+社会”压力冲击下牧户生计敏感性依次提高，最高值达0.4939，最低值为0.4706；“自然+经济+社会”“经济+社会”“自然+社会”、社会、“自然+经济”、经济、自然压力冲击下牧户生计适应能力依次降低，最高值达0.6431，最低值为0.6065；“经济+社会”“自然+经济+社会”、经济、社会、“自然+经济”“自然+社会”、自然压力冲击下牧户生计脆弱性依次提高，最高值达0.8010，最低值为0.7489，差值为0.0521（图3）。
图3 不同压力类型下牧户生计敏感性、适应能力及生计脆弱性

Fig.3 Livelihood sensitivity，livelihood adaptability and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erdsmen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s

对于不同区域牧户而言，生计敏感性和适应能力随着面临的压力组合方式的不同也存在着一定差异。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牧户分别在面临“自然+经济+社会”“自然+社会”压力时生计敏感性最为突出，分别为0.5019和0.4905；在面临“经济+社会”、经济压力时生计敏感性较为一般，分别为0.4750和0.4662。核心保护区牧户对“自然+经济+社会”“自然+社会”压力的适应能力最强，分别达到0.6156和0.6131，对经济、自然压力的适应能力最差，分别为0.5769和0.5803；一般控制区牧户则是对“自然+经济+社会”“经济+社会”压力的适应能力最强，分别达到0.6608和0.6510；对自然、社会压力的适应能力最差，分别为0.6197和0.6328。核心保护区“经济+社会”、社会、“自然+经济+社会”“自然+社会”、经济、自然、“自然+经济”压力冲击下牧户生计脆弱性依次提高；一般控制区自然、“自然+社会”、社会、“自然+经济”、经济、“自然+经济+社会”“经济+社会”压力冲击下牧户生计脆弱性依次降低（图4）。
图4 不同区域、不同压力类型下牧户生计敏感性、适应能力及生计脆弱性

Fig.4 Livelihood sensitivity，livelihood adaptability and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herdsmen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s in different regions

4.3 障碍度因子分析

应用公式（4）~（5）分维度计算各指标对牧户生计的障碍程度，识别探究牧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促成因子[30]，进而为缓解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生计脆弱性提供科学依据。鉴于本研究所选指标较多，且不同指标对牧户生计障碍度不同，故在此只列举排名前3的指标。由于敏感性维度与生计脆弱性呈正比关系，因此敏感性障碍度按由小到大选取3个指标视为影响牧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促成因子，结果见表4。
表4 牧户生计脆弱性各维度指标障碍度

Tab.4 Obstacle degree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icators of herdsmen

牧户类型 类型 敏感性 适应能力
1 2 3 1 2 3
核心保护区 障碍度因子 （G2） （G4） （G5） （M2） （M3） （N1）
障碍度 5.4260 7.3440 10.8565 24.1257 19.8036 19.0893
一般控制区 障碍度因子 （G2） （G4） （G5） （M2） （M3） （F1）
障碍度 5.8333 7.3228 9.8005 25.8335 22.6178 17.2848
从牧户生计敏感性来看，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牧户生计脆弱性的促成因子均为食品自给度（G2）、湖水上涨（G4）、旅游市场萎缩（G5），各因子的作用程度不等，但具有高度的趋同性。食品自给度对牧户生计脆弱性的促成影响最小，主要因为藏民多以放牧为生，日常生活以自家放养的牛、羊作为主要食物来源，食品支出在生活总支出中的比重较低。湖水上涨障碍度在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相差不大，说明2个区域的情况相近。湖泊水位上涨最直接的影响表现为部分牧户草场出现了季节性、阶段性或永久性淹没，牧民经济收入下降；潜水位上升导致环湖地区部分草场盐碱化，草场资源退化，草原产草量降低，且湖水水位上涨导致湖区西北岸少量牧民居民点有被淹没的风险。但由于政府部门积极建立青海湖水位上涨淹没草场生态补偿机制，对受淹牧户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因此湖水上涨障碍度较低。新冠疫情对青海湖国家公园旅游业的冲击尤其致命，直接后果便是旅游需求萎缩、旅游供给停滞。青海湖国家公园旅游业以酒店业和餐饮业为主导，对外部的需求波动更为敏感，而需求波动的持续影响势必会传导至其他旅游相关行业造成整个旅游经济陷入长期性衰退，最终导致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的生计脆弱性加剧。
在适应能力维度方面，影响核心保护区牧户生计脆弱性的促成因子主要为固定资产（M2）、牲畜数量（M3）和草地面积（N1），影响一般控制区牧户生计脆弱性的促成因子主要为固定资产（M2）、牲畜数量（M3）和家庭收入（F1）。各类牧户生计适应能力的障碍度因子也表现出较强的趋同特征。在忽略其他因素和特殊个体的条件下，固定资产能够体现出牧户的家庭生活质量高低。据调查发现，全区域牧户普遍拥有小轿车和摩托车等，普及率达到81%以上；家用电器方面，洗衣机已经普及，但彩电、电脑等其他家电保有量少，普及率较低，且牧户基本没有大型农牧业生产机械，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严重制约着牧户的生计资本积累。从牲畜数量来看，核心保护区牧户的牲畜数量障碍度明显低于一般控制区，且核心保护区障碍度排名第3位的是草地面积。这说明核心保护区牧户牲畜数量较多，但草地面积较少，牧户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加大载畜量，过度放牧反过来加剧了草地面积的萎缩速率，削弱了生计的缓冲能力，增加了核心保护区牧户的草地面积障碍度。与核心保护区相比，一般控制区的牲畜数量障碍度和家庭收入障碍度明显高于核心保护区。这表明一般控制区牧户牲畜数量较少，种植业和饲养业规模较小，多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小农生产为主。加之牧户受宗教文化影响买卖牛羊的意愿很低，能维持生活的状态下尽最大可能不买卖牲畜，而农牧业收入是牧户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牲畜的低出栏量导致一般控制区牧户家庭收入障碍度较高。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以青海湖国家公园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多重压力下牧户生计脆弱性及各维度指标障碍度。得出结论如下：
①自然灾害、草/耕地退化、衣食住行、退牧还草是对牧户生计影响最广泛，也是最严重的生计压力，严重性指数分别高达2.71、2.47、3.85、2.67。经济、社会、“经济+社会”压力是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面临最多的压力类型，分别达到90.17％、67.44％、60.89％。
②核心保护区牧户对生计压力的高敏感性—低适应能力使其生计具有高度脆弱性，达到0.8326；而一般保护区牧户对生计压力的低敏感性—高适应能力使其处于低度脆弱性，为0.7488。
③不同牧户生计脆弱性主要促成因子在不同维度具有高度趋同特征。在敏感性维度，食品自给度、湖水上涨和旅游市场萎缩是生计脆弱性的主要促成因子；而在适应能力维度，固定资产、牲畜数量、草地面积和家庭收入是牧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促成因子。

5.2 讨论

①生计脆弱性作为衡量多重压力冲击影响的重要手段，因压力的多样化与复杂性而表现出较大差异。研究发现多个生计压力同时作用会改变单一压力对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即当牧户生计系统遭受某种压力与其他压力的共同作用时，其生计脆弱性程度相较于单一压力反而趋于下降，而非以往研究结果所得遭受压力越多生计脆弱性程度越高[31-32]。主要原因是随着旅游参与等生计渠道的拓宽，牧户生计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部分牧户在访谈过程中也多次反映会通过外出打工等措施应对草/耕地退化等压力冲击，调动自然、人力资本来获得金融资本以维持生计。可见，不同牧户在面临同种压力或同类牧户面临不同压力组合时，其生计脆弱性都存在显著差异。此外，生计压力对生计脆弱性影响还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特征。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在“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等不同压力冲击下，生计脆弱性均发生显著变化且呈现加剧态势，但并非所有压力组合都会对生计脆弱性产生显著影响，某些生计资本仅对特定压力冲击具有易感性，而对其他生计压力具有耐受性。
②牧户面临的生计压力往往因其所处的自然、社会与经济环境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家庭面临的压力冲击也存在较大差异[33]。本研究所得结论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青海湖国家公园不同生态功能分区的牧户受到资源禀赋、自然环境、担负的主体功能等因素的影响，遭受的生计压力也不尽相同，压力的交互作用通过影响牧户生计资本拥有量与获取机会进而对牧户生计脆弱性产生不同影响。对于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而言，其生计多依赖于草场资源，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影响，自然灾害、草/耕地退化等已逐渐成为影响牧户生计脆弱性的首要压力，严重威胁到该区牧户的生计安全。李惠梅等研究也证实了牧户作为青海湖国家公园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生计行为对生态环境有着深远影响，而草/耕地退化等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下降，势必会导致牧户储蓄的下降[34]。
③牧户生计资产的丰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抵御压力冲击的能力，通常拥有资产越多的牧户，其风险抵御能力越强，受压力冲击影响也会越小[35]。研究发现，核心保护区牧户的适应能力最低，作为原则上禁止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的区域，当地部分乡镇、村庄身处核心保护区内，相对一般控制区而言修路、通电等提高牧户生计适应能力的活动都受到极大限制。再加上牧户倾向于传统的放牧、种植方式，牧户自然与物质资本的获取机会不断被压缩。胡晗等研究发现生计贫困家庭的便捷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贫困户扩大生计来源，生计适应能力也就越强[36]。而牧户随季节迁移的传统游牧生活导致其居住地距离城市较远，运输成本和运输距离限制了牧户与城市在内外物质、资金、人才和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从而削弱了牧户人力、金融、社会资本拥有量。
④综上所述，未来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青海湖国家公园牧户的生计能力，降低多重压力对牧户生计的影响，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首先，应针对性地建立牧户生计风险防范体系，加强生计风险的预警及应急能力；其次，提高当地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其中发展教育应作为核心手段来抓，坚持提升其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普及率，促进青海湖国家公园人口转移，并通过强有力的职业教育、专业技能培训等解决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牧户的生计问题，真正做到“移得出，稳得住”；再次，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奖补政策，通过科学测算来合理补贴，实施更加多元化和精准化的奖补机制，同时对退牧还草牧户提供更多的资金帮扶，对于由畜牧业转为非农就业的牧户给予相应的转业补偿；最后，多措并举，及时收集牧户对于政策实施后的反馈信息，正确引导牧户规避压力，降低多重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牧户带来的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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