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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4 , Vol. 44 >Issue 1: 174 - 18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1.018

Evaluatio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Farmer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Ethnic Tourism Villages：A Case Study of 10 Village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and Hubei

  • WU Jilin , 1, 2 ,
  • XIAO Yuchun 1 ,
  • LIU Shuiliang 3 ,
  • ZUO Jinyou 1 ,
  • YIN Ningling 1 ,
  • XIE Wenhai , 1, 2, ※
Expand
  •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Jishou University，Zhangjiajie 427000，Hunan，China
  • 2. Rur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Wuling Mountain Area，Zhangjiajie 427000，Hunan，China
  • 3. Tourism College，Jishou University，Zhangjiajie 427000，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3-20

  Revised date: 2023-07-27

  Online published: 2024-06-03

Fold

Abstract

Livelihood resilience,which can assess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farmer households in coping with external shocks such as rural tourism,is one of the current hotspots in the research of rural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resilie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armer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buffering capacity,adaptive capacity and transformation capacity. It takes 480 farmer households of 10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and Hubei as the research objects,classifies their livelihood resilience types,quantitatively evaluates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ex,and analyzes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bstacle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of farmer household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cultural inheritance type,diversified livelihood type,policy support type and traditional livelihood type. 2) The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ices of the four types of farmer households are 0.4562,0.3865,0.2022 and 0.1964 respectively,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type has the highest values in three dimensions,followed by the diversified livelihood type,the policy support type has the lowest value in terms of transformation capacity, and the traditional livelihood type has the lowest values in terms of buffering capacity and adaptive capacity. 3) Four indicators,including the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participating in tourism,access to professional skills training,the education level of core family members,and the types of assistance subsidies available to the family,are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farmer households.

Key words： ethnic tourism village; farmer households' livelihood; livelihood resilience; cultural inheritance; policy support; obstacle factor; Wuling Mountain area

Cite this article

WU Jilin , XIAO Yuchun , LIU Shuiliang , ZUO Jinyou , YIN Ningling , XIE Wenhai . Evaluatio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Farmer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 Ethnic Tourism Villages：A Case Study of 10 Village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and Hubei[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1) : 174 -18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1.018

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经济繁荣、农户增收致富的“朝阳产业”和“环保绿色产业”，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动力和抓手，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乡村旅游业作为一项综合性产业，在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剩余劳动力就业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农户在乡村旅游中占主体地位，实现农民增收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给繁荣发展的旅游业带来了极大冲击[2]，乡村旅游遭受重创，对农户生计系统造成损害并使之变得更加脆弱，制约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疫情过去，农户生计恢复工作面临巨大挑战[3]。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和外部干扰，许多学者认为，恢复力是改善生计、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效途径[4-6]。恢复力（Resilience）理论起源于生态学，由Holling在1973年提出，描述生态系统在受到干扰和压力时恢复到原始状态的能力，强调系统对极端干扰和持续压力做出的反应[7-8]。后来许多学者将恢复力引入到民生研究中，拓宽了恢复力研究领域[6,9-10]，并于1990年代初期首次提出生计恢复力的概念[11]。受研究视角差异的影响，不同学者提出的生计恢复力概念不同，但已达成初步的共识，即生计恢复力是指社区或家庭的生计系统具有的应对环境变化，并从不利影响中恢复和转型的能力[12]。
国内外学者对生计恢复力开展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研究视角多集中在特定干扰下的生计恢复力，如生态脆弱地区[13-14]、移民安置[15-16]、气候变化[6,10]等。研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①生计恢复力评估框架的构建与测度。早期研究多为阐释生计恢复力的概念、探讨其理论和构建恢复力提升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无法直观地反映生计恢复力的水平高低，于是有学者尝试构建合适的分析框架对生计恢复力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评价。较典型的有Quandt等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五大生计资本为基础构建的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估框架[17]，Speranza等构建的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3个维度的评价框架[9]，Sina等构建的包括个人福祉、个人反应能力、生计资源获得机会和社会—物质稳定性等在内的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11]和Monirul等提出的抗灾能力指数（RCI）恢复力评价框架[18]等。其中，Speranza等的分析框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不仅注重了生计资本，还考虑了人的管理和学习行为对生计恢复的重要性。该框架提供了可操作的指标体系，且同时强调维持生计系统功能的稳定性和从脆弱性环境中恢复的能力，得到业内的广泛认可，并成为国内外众多研究中构建新分析框架准则层及指标层的基础[9]。而在恢复力水平测度的方法方面，目前主要采用综合指数法[14,19]、TOPSIS法[20]、集对分析法[21]等，其中综合指数法应用最普遍。②生计恢复力影响因素分析与生计恢复力优化策略。构建生计恢复力评估框架进而对生计恢复力进行测度，最终目的是分析生计恢复力在面对不同外界冲击时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并针对不同影响因素提出生计优化策略。学者们往往从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多方面考虑，采用灰色关联分析[20]、障碍度模型[19]、回归分析[21]等方法对生计恢复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针对影响因素，从不同层面提出生计恢复力的优化策略。如Forster和Marschke等发现多样化的生计是应对环境冲击，增强生计恢复力的重要策略，而对资源的依赖则会相应地削弱其生计恢复力，因此应加强资源管理，构建用户自组织能力来应对外部冲击，进而维持生计恢复力[22-23]；Cooper等指出政府的管理和调控对生计恢复力的影响应引起重视[24]；Waaben等指出国家干预在家庭生计恢复中起到重要作用，家庭生计资本的获取机会和生计多样性是影响乡村家庭生计恢复力的关键[5]；Noralene等指出地方规划和制定适当的适应策略对建设生计恢复力极为重要[25]。
湘鄂武陵山片区是武陵山集中连片欠发达地区的主要区域，境内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典型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为发展乡村旅游提供了极佳的基础条件[26]，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以历史文化、特色景观、特色少数民族文化和红色旅游为主题的民族旅游乡村。针对武陵山片区农户生计问题，已有学者开展了以下研究：①从生计方式等方面探讨武陵山贫困片区农户贫困特征[27]；②构建农户生计响应指标体系考察农户的城镇化生计响应[28]；③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部分地区生计资本状况进行分析[29-30]。然而，并无学者从恢复力的角度分析农户生计面对外界干扰下的自我抵抗能力。国内近10年来众多学者基于Speranza等的分析框架，结合研究对象具体情况，构建了新的分析框架准则层及指标层，并对精准扶贫背景下贫困地区的农户生计恢复力展开了深入研究，如针对湘西自治州[27]、甘肃榆中县[31]、陕北黄土高原[19,32]、河南秦巴山片区[20]等贫困人口集聚复合区域或生态环境脆弱区的农户或低收入群体的研究。以上研究证实了不同风险干扰、不同生计类型会对农户生计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产生影响，拓宽了生计恢复力的研究范畴，但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的具体应用尚未形成规范，仍具有较大挖掘与拓展空间。因此，在已有分析框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实际，完善生计恢复力的分析框架对生计恢复力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本文将生计恢复力引入到农户生计的研究中，选取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典型民族旅游乡村480户农户，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将其划分为4种生计类型，基于Speranza等构建的三维度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考虑文化资本、心理资本和政府政策在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中的作用，构建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的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综合指数法对农户生计恢复力进行定量评价，然后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以拓展和丰富生计恢复力理论在民族旅游乡村的实证研究，促进湘鄂武陵山片区民族旅游乡村乃至类似欠发达地区旅游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1 研究区域和方法

1.1 研究区域

武陵山片区面积达17.18万km2，2020年总人口0.36亿[33]，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片区内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2.5%。武陵山片区民族特色鲜明，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在《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中，旅游产业被定位为武陵山片区的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2016年原国家旅游局、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等10多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制定并印发的《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将武陵山片区2106个村列为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予以支持。其中，湘鄂地区作为武陵山片区的主要分布区域，其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族文化特征能较好地代表该片区，以湘鄂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区域，对促进全国集中连片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方法

综合相关文献资料，结合研究区域实际情况，本文按照“指标体系构建—问卷设计—预调研—问卷修正—问卷调查—指标量化—数据标准化—信度与效度检验（可行性检验）—指标权重计算—生计恢复力指数计算—生计恢复力水平分析—影响因素分析—提出优化策略”的思路，对湘鄂武陵山片区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1.2.1 指标体系构建与变量描述

借鉴已有研究[17,34]，为充分反映政府政策、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对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作用机制，同时考虑到农户自身的生计资本、文化传承、心理素质等方面对其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从而实现全面、深入地评价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本文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可获得性及可操作性原则，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方面构建了湘鄂武陵山片区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对变量的选择解释如下：
表1 农户生计恢复力测度指标体系

Tab.1 Index system of farmer households’ livelihood resilience

维度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变量描述与赋值 权重
缓冲能力
0.3333		 生计资本 家庭劳动力人数C1（人） 1=无；2=1人；3=2人；4=3人；5=3人以上 0.0100
人均耕地面积C2（亩）
（1亩约合666.67 m2）		 1=0.10亩及以下；2=0.11~0.30亩；3=0.31~0.60亩；4=0.61~0.90亩；5=0.91亩及以上 0.0531
家庭固定资产总额C3 1=低；2=较低；3=一般；4=较高；5=高 0.0284
宅基地面积C4（m2） 1=80 m2以下；2=80~119 m2；3=120~149 m2；4=150~179 m2；5=180 m2及以上 0.0147
年人均收入C5（万元） 1=0.50万元以下；2=0.50~0.99万元；3=1.00~1.99万元；4=2.00~2.99万元；5=3.00万元及以上 0.0326
年人情开支C6（万元） 1=0.50万元以下；2=0.50~0.99万元；3=1.00~1.49万元；4=1.50~1.99万元；5=2.00万元及以上 0.1127
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C7（种） 1=无；2=1种；3=2种；4=3种；5=3种以上 0.2870
文化资本 民俗文化知晓种类C8（种） 1=无；2=1种；3=2种；4=3种；5=3种以上 0.1716
民俗技艺掌握情况C9（种） 1=无；2=1种；3=2种；4=3种；5=3种以上 0.2402
心理资本 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持度C10 1=不支持；2=比较不支持；3=一般；4=比较支持；5=非常支持 0.0205
对政府（村干部）的信任度C11 1=不信任；2=比较不信任；3=一般；4=比较信任；5=非常信任 0.0138
乡村旅游发展的自信度C12 1=不自信；2=比较不自信；3=一般；4=比较自信；5=非常自信 0.0152
适应能力
0.3333		 认知能力 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C13 1=未受教育；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专及本科以上 0.3305
交通可达性 家庭距村主干道距离C14（m） 1=1000 m以上；2=500~1000 m；3=300~499 m；4=100~299 m；5=100 m以内 0.0332
学习能力 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C15（次） 1=无；2=1次；3=2次；4=3次；5=3次以上 0.4012
乡村政策知晓程度C16（种） 1=0种；2=1种；3=2种；4=3种；5=3种以上 0.0934
每月手机通信费用C17（元） 1=50以下；2=50~79元；3=80~119元；4=120~149元；5=150元及以上 0.0729
家庭每年教育费用C18（万元） 1=0.20万元以下；2=0.20~0.49万元；3=0.50~0.99万元；4=1.00~1.99万元；5=2.00万元及以上 0.0687
转型能力
0.3333		 政策扶持 政策扶持度C19（种） 1=无；2=1种；3=2种；4=3种；5=3种以上 0.2544
转型路径 收入多样性指数C20（种） 1=1种；2=2种；3=3种；4=4种；5=5种及以上 0.1216
非农收入比重C21（%） 1=0~80%；2=81%~90%；3=91%~98%；4=99%；5=100% 0.0903
家庭参与旅游人数C22（人） 1=无；2=1人；3=2人4=3人；5=3人以上 0.5338
①缓冲能力。指在维持系统结构和功能不变的前提下，对外界干扰的最大容纳量。在农户生计系统中，缓冲能力可理解为农户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抵御和吸收干扰并维持生计系统稳定且持续进步的能力。农户运用这种能力达到更好的生计结果。多以5大生计资本表征[34-35]，同时考虑到所选案例村均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且农户的心理资本对农户在面对外部扰动时的积极主动性有显著的影响[20]，故将文化资本和心理资本的部分指标也纳入缓冲能力维度指标体系构建范围。
②适应能力。指农户凭借已有经验和认知水平，对外界干扰的响应和适应能力。主要从3个方面来考量，包括认知能力、交通可达性和学习能力。农户出行越方便越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新鲜事物，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越强，越容易适应外来新鲜事物的干扰，因而具有越强的适应能力。
③转型能力。指农户凭借自身条件或是在政府帮扶下，创造新的发展路径的能力。主要从2个方面来考量：一方面，在偏远的乡村，如果农户能够得到政策的扶持，则更容易找到新的生计方式；另一方面，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多样、从事非农工作的人数越多，则农户转型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1.2.2 案例村的选取与数据获取

1.2.2.1 案例村选取

案例村选取不仅要考虑在湘鄂武陵山片区的整体空间分布情况，尽可能使案例村贯穿南北，还应能更好地探究乡村旅游对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案例村应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乡村旅游开发力度大，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较深，在区域甚至国家层面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了十八洞村等10个民族旅游乡村（图1），分别分布于湘西州、张家界市、怀化市和恩施州的10个县（含市辖区、县级市和自治县），能够较好地代表湘鄂武陵山片区的地域特色。此外，调研所得480份农户数据的信息丰富全面，包括不同民族（土家族、苗族、羌族、侗族）、不同乡村类型（传统村落、非传统村落）、不同旅游开发模式（政府主导型、公司主导型、社区主导型）和不同生计方式，能够基本涵盖湘鄂武陵山片区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的生计特征，这些研究样本具有较强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图1 研究区域位置

Fig.1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region

1.2.2.2 数据获取

借助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经过预调研和正式调研获得农户数据。
①预调研阶段：2021年12月，随机选取了竹山、德夯、马儿山和罗潭4个案例村进行预调研。首先走访了村部和旅游公司，收集相关数据，如旅游发展状况、农户生产生活和民俗文化等；然后对村委成员、旅游公司负责人、能人大户以及普通农户等部分样本进行访谈与问卷调查；最后，根据预调研情况修改和完善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
②正式调研阶段：2022年8~9月，对选取的10个案例村进行调研。主要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获取数据。首先召开座谈会，对村委会主要成员及典型农户进行深入访谈，全面了解乡村旅游发展及农户生计情况，然后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抽取部分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19]。最后，共获得问卷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80份，有效率达96%。

1.2.3 数据标准化

农户生计恢复力测度前，首先采用极值法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同趋势化和无量纲化处理，以消除数据数量级和量纲的影响[36]。

1.2.4 信度与效度检验

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对原始数据进行信度检验；采用KMO检验系数和Bartlett检验系数对原始数据进行效度检验。计算得出Cronbach's α系数为0.752，通常认为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700时表示量表具有相当的信度。同时得出KMO检验系数（0.800）大于0.500，Bartlett检验系数（Sig.）值为0.000，表明测度指标的效度检验良好[35]。

1.2.5 指标权重计算

采用熵权法[35]确定农户生计恢复力测度指标权重，样本生计恢复力测试指标权重结果见表1。

1.2.6 生计恢复力指数计算

本文中生计恢复力是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能力的组合[19]，采用综合指数法对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进行计算，通过参考相关研究文献，此处将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在3个维度层中所占的权重视为同等重要，按各占1/3算[19,31-32]。

1.2.7 障碍因子分析

为进一步识别影响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运用障碍度模型计算各评价指标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33]。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划分

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了湘鄂武陵山片区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7个主因子，并根据各主因子与评价指标的相关系数分别命名为：教育文化因子、经济实力因子、心理接受因子、社会参与因子、政策支援因子、基础建设因子和人力财物因子。进一步对7个主因子进行K-均值聚类分析，依据各主因子的最终聚类中心值（表2），并结合区域特征和农户实际情况，将农户划分为传统生计型、政策扶持型、生计多样型、文化传承型。各类型农户在调研村落的分布情况如图2。
表2 最终聚类中心值

Tab.2 Central values of final clustering

类别 传统生计型 政策扶持型 生计多样型 文化传承型
教育文化因子 1.5922 1.4785 2.9448 4.4962
经济实力因子 1.7617 0.1695 1.8084 3.0755
心理接受因子 1.3915 1.8002 2.3796 2.6148
社会参与因子 0.9456 0.8554 1.3493 1.2267
政策支援因子 0.5357 0.8115 1.2364 1.0038
基础建设因子 1.1040 0.9599 0.8652 0.6814
人力财物因子 1.1289 0.9631 1.2206 1.3870
图2 农户生计类型分布情况

Fig.2 Distribution of farmer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types

①传统生计型：该类型农户仅基础建设因子得分最高，其他各主因子得分均较低（表2）。该类型农户生计基础较差，主要生计来源以务工和务农为主，家庭可供支配的资金有限，且社会关系网络简单，文化资本也相对匮乏。这类农户属于典型的“传统农户”，拥有一定的自然资本，但受限于家庭条件无力也不愿参与乡村旅游，农户生计受乡村旅游影响程度较小，也未能获得政策支援，因此命名为“传统生计型”。由图2可知，这一生计类型的农户占比最大，达39.17%，除捞车河村外，其他各调研村均有较大比例。
②政策扶持型：该类型农户除政策支援因子和心理接受因子得分排名倒数第二，其他各主因子得分均为最低，且经济实力因子等得分与其他类型农户相差悬殊（表2）。该类型农户大多因各种原因家庭较为困难，生计基础薄弱，因此各项主因子得分均较低。政府通过就业扶贫、资金扶贫、产业扶贫等方式给予相应帮助，农户能够从乡村旅游中获益。该类型农户生计对政策的依赖性强，因此命名为“政策扶持型”。这一类型农户占比最小，仅为17.29%，主要分布于麻柳溪、伍家台、地笋和十八洞等村（图2）。
③生计多样型：虽然基础建设因子得分较低，但其他各因子均得分较高（表2）。该类型农户家庭往往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社会资源，传统农业型生计并非他们依赖的生计方式，在面对乡村旅游带来的风险和机遇时，能够充分利用政策利好积极参与到旅游开发中，实现生计转型和生计多样化，因此命名为“生计多样型”。这一类型农户占比较大，为24.79%，在各调研村均有分布（图2）。
④文化传承型：除基础建设因子得分最低，其他多项主因子得分最高（表2）。该类型农户一方面作为湘鄂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能够基于所掌握的民俗技艺参与乡村旅游，促使农户家庭由农业生计向旅游生计转型；另一方面，国家传统文化保护等政策的大力实施使得该类型农户能够充分得到政策支持，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积极性高并且能够切实从中受益。因此，将该类农户命名为“文化传承型”。这一类型农户占比不大，为18.75%，在所调研村中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分布于捞车河村、皇都村、十八洞村和德夯村等（图2），主要是由于此类型农户对民俗文化的依赖度高。

2.2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分析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转型能力和生计恢复力指数如图3所示。运用K-均值聚类（K-Means Cluster Analysis）法对其进行等级划分，结果为：缓冲能力低级（0.0156~0.0909）、中级（0.0910~0.1529）、高级（0.1530~0.2688）；适应能力低级（0.0085~0.0909）、中级（0.0910~0.1689）、高级（0.1690~0.2966）；转型能力低级（0.0000~0.0749）、中级（0.0750~0.1449）、高级（0.1450~0.2667）；生计恢复力低级（0.0893~0.2579）、中级（0.2580~0.4274）、高级（0.4275~0.7553）。
图3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各维度层能力指数

Fig.3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each dimension layer capacity index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types of farmer households

从各属性维度来看，4种类型农户在3个维度上的能力整体表现较为均衡，其中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和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稍弱，应注重提升这3种类型农户的转型能力。为了进一步探讨其内部差异性及其来源，绘制了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各维度和生计恢复力指数柱形散点图（图4~图7），并对生计恢复力指标的标准值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表3）。
图4 不同类型农户缓冲能力指数

Fig.4 Buffering capacity index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types of farmer households

图7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

Fig.7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ex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types of farmer households

表3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标特征

Tab.3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icators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types of farmer households

农户类型 传统生计型 政策扶持型 生计多样型 文化传承型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家庭劳动力人数C1 0.8378 0.2026 0.6717 0.2675 0.8256 0.2359 0.9667 0.1137
人均耕地面积C2 0.5399 0.2898 0.8795 0.1718 0.5693 0.2434 0.1972 0.2233
家庭固定资产总额C3 0.4535 0.2415 0.5120 0.2170 0.5693 0.2132 0.5361 0.1931
宅基地面积C4 0.4973 0.0684 0.4759 0.1211 0.6345 0.2202 0.8472 0.2505
年人均收入C5 0.6476 0.2080 0.2108 0.1932 0.6197 0.2344 0.8667 0.1844
年人情开支C6 0.4322 0.3194 0.3795 0.3412 0.3025 0.2872 0.1917 0.2372
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C7 0.1144 0.2346 0.1355 0.2599 0.3130 0.3728 0.1583 0.2635
民俗文化知晓种类C8 0.0997 0.1909 0.1416 0.2596 0.3739 0.2891 0.7861 0.1819
民俗技艺掌握情况C9 0.0120 0.0594 0.0361 0.0967 0.2710 0.2491 0.7167 0.1990
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持度C10 0.5505 0.2834 0.7952 0.2315 0.9622 0.1010 0.9778 0.0808
对政府（村干部）的信任度C11 0.5479 0.1874 0.6205 0.2079 0.7038 0.1659 0.7417 0.1268
乡村旅游发展的自信度C12 0.5213 0.1923 0.6235 0.2005 0.7143 0.1878 0.7444 0.1498
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C13 0.1135 0.2464 0.1004 0.2130 0.4426 0.2714 0.5778 0.1716
家庭距村主干道距离C14 0.8936 0.2327 0.8223 0.2775 0.8256 0.3063 0.8111 0.2466
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C15 0.0572 0.1358 0.1928 0.1926 0.3193 0.2891 0.3111 0.3052
乡村政策知晓程度C16 0.3085 0.1751 0.2801 0.1806 0.4202 0.1978 0.3528 0.2397
每月手机通信费用C17 0.6051 0.2051 0.1717 0.1743 0.5756 0.2337 0.8556 0.1910
家庭每年教育费用C18 0.3949 0.2410 0.3675 0.2041 0.5798 0.2390 0.9111 0.1367
政策扶持度C19 0.1503 0.1978 0.3464 0.2585 0.5126 0.2641 0.3611 0.2252
收入多样性指数C20 0.3138 0.1807 0.3012 0.2094 0.4328 0.2025 0.3528 0.2397
非农收入比重C21 0.6410 0.2134 0.1717 0.1743 0.6197 0.2344 0.8667 0.1844
家庭参与旅游人数C22 0.1090 0.1554 0.0633 0.1344 0.2248 0.2731 0.3056 0.2536

2.2.1 缓冲能力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缓冲能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文化传承型（0.1640）、生计多样型（0.1259）、政策扶持型（0.0770）、传统生计型（0.0689）（图3）。其中，文化传承型农户均为中、高等级，其均值表现为高级；生计多样型农户以中、高等级为主，均值表现为中级；而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农户缓冲能力指数则呈现低值聚集状态，均值均表现为低级（图4）。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缓冲能力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他们之间的生计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差异。如表3所示，传统生计型农户人均耕地面积（C2）少、家庭固定资产总额（C3）低、能够获得的救助补贴种类（C7）少，民俗文化知晓种类（C8）和民俗技艺掌握情况（C9）也少，文化传承型农户的文化资本明显高于其他3种类型。总之，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及文化资本都明显低于其他类型，因此其缓冲能力处于最低水平。武陵山片区旅游乡村少数民族文化是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本，尤其对于文化传承型农户，文化是其主要特色资源，因此文化资本明显高于其他3种类型。而对于心理资本，由于各指标权重较低，且各生计类型的农户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持度、自信度以及对政府（干部）的信任度的水平均较高，故心理资本并非各生计类型的农户缓冲能力指数差异的主要来源。因此，在湘鄂武陵山片区民族旅游乡村生计恢复力评价中，文化资本可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而心理资本则影响较小。

2.2.2 适应能力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适应能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文化传承型（0.1669）、生计多样型（0.1410）、政策扶持型（0.0672）、传统生计型（0.0634）（图3）。其中，文化传承型和生计多样型农户的适应能力指数多为中、高等级，且中等级居多，其均值表现为中级；政策扶持型均为中、低等级，而传统生计型以中、低等级为主，且呈低值聚集态势，这2种类型农户的适应能力指数均值均表现为低级（图5）。
图5 不同类型农户适应能力指数

Fig.5 Adaptive capacity index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types of farmer households

究其原因，湘鄂武陵山片区是欠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尤其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农户家庭核心成员的受教育程度（C13）、每年教育费用（C18）、手机通信费用（C17）均较低，且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C15）少（表3），导致该2种类型农户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差，整体适应能力偏低。

2.2.3 转型能力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转型能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文化传承型（0.1254）、生计多样型（0.1196）、传统生计型（0.0641）、政策扶持型（0.0580）（图3）。其中，生计多样型农户的转型能力指数无明显聚集态势，内部差异较大，文化传承型农户则分布均匀，这2类农户的转型能力指数均值均表现为中级；而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农户转型能力指数则以中、低等级为主，呈现低等级聚集，其均值均表现为低级，但传统生计型农户转型能力高于政策扶持型农户（图6）。
图6 不同类型农户转型能力指数

Fig.6 Transformation capacity index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types of farmer households

湘鄂武陵山片区既是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乡村旅游发展地区，又是欠发达地区，旅游发展程度和政策的支持对当地生计极为重要。数据表明，农户家庭的转型能力主要由参与旅游人数（C22）、享受的政策扶持（C19）以及收入多样性指数（C20）决定。传统生计型和政策扶持型农户在家庭参与旅游人数（C22）、享受政策扶持（C19）、收入多样性指数（C20）3个指标都处于相对较低的等级（表3），所以该两种类型农户的转型能力整体偏低。而传统生计型农户的转型能力高于政策扶持型是由于其在收入多样性指数（C20）、非农收入比重（C21）、家庭参与旅游人数（C22）3项指标上都比政策扶持型高（表3）。

2.2.4 生计恢复力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文化传承型（0.4562）、生计多样型（0.3865）、政策扶持型（0.2022）、传统生计型（0.1964）。其中，文化传承型农户基本上都为中、高等级，且高等级居多，其均值表现为高级；生计多样型农户以中、高等级为主，且中等级居多，均值表现为中级；而传统生计型和政策扶持型则出现了低等级集聚态势，均值均表现为低级（图7）。
由于生计恢复力是各维度能力之和，因此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指数的大小决定了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如文化传承型农户各维度能力指数均为最高，故其具有最高的生计恢复力指数。而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为最低值，所以其生计恢复力指数也为最低值。以上结果反映了湘鄂武陵山片区旅游乡村农户生计对文化资本的依赖，同时也体现出当地对发展多种生计方式的需求。

2.3 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

运用障碍度模型计算各指标的障碍度，进一步判断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为提高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提出针对性策略。考虑到累计贡献率超过50%的为主导障碍因子[37]，而4种类型农户排名前5位的障碍因子的累积障碍度均超过65%，可见本文提取前5个障碍因子作为主要的影响因子，足以代表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障碍因子（表4）。
表4 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标层因子障碍度

Tab.4 Factor obstacle degree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ex of farmer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 types

农户生计类型 障碍因子 障碍度（%） 障碍度排序 累积障碍度（%）
传统生计型 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C22 19.71 1 19.71
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C15 15.73 2 35.44
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C13 12.09 3 47.53
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C7 10.52 4 58.05
民俗技艺掌握情况C9 9.90 5 67.95
政策扶持型 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C22 20.91 1 20.91
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C15 13.49 2 34.40
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C13 12.41 3 46.81
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C7 10.36 4 57.17
民俗技艺掌握情况C9 9.72 5 66.89
生计多样型 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C22 22.14 1 22.14
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C15 14.70 2 36.84
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C7 10.75 3 47.59
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C13 10.02 4 57.61
民俗技艺掌握情况C9 9.66 5 67.27
文化传承型 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C22 22.26 1 22.26
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C15 16.37 2 38.63
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C7 15.07 3 53.70
政策扶持度C19 10.13 4 63.83
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C13 8.70 5 72.53
结果表明，影响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呈现趋同态势，4种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公共障碍因子有4个，即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C13）、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C15）、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C22）和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C7）。其中，C13和C15属于适应能力维度指标，C22属于转型能力维度指标，C7属于缓冲能力维度指标。4个障碍因子在4种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累积障碍度分别达到了58.05%、57.17%、57.61%和62.40%，因此这4个因子为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导障碍因子[33]。民俗技艺掌握情况（C9）是传统生计型、政策扶持型和生计多样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第5大障碍因子，属于缓冲能力维度指标；政策扶持度（C19）是文化传承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另一重要障碍因子，属于转型能力维度指标。
①影响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最大的障碍因子均为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C22）。在传统生计型、政策扶持型、生计多样型、文化传承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度分别为19.71%、20.91%、22.14%和22.26%。农户作为乡村旅游的主体参与乡村旅游发展，不仅可以降低农户的脆弱性，还能为农户生计的“稳态”提供保障[38]。但是调研结果显示，传统生计型、政策扶持型、生计多样型和文化传承型分别有63.30%、79.52%、52.10%、30.00%的农户未参与到乡村旅游行业。在此背景下，家庭成员能够参与旅游的人数成为了生计恢复力提升的最大障碍。
②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排名第二的障碍因子是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C15）。在传统生计型、政策扶持型、生计多样型、文化传承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度分别为15.73%、13.49%、14.70%和16.37%。调研结果表明，湘鄂武陵山片区地方政府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做得远远不够，54.58%以上的受访对象表示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职业技能培训，22.92%以上的农户表示仅有过一次对自己就业作用不大的培训。参加专业技术培训，提升工作技能，对提高农户的生计稳定性和收入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而缺少获得专业技能培训的机会使农户的技能不足，获得择业和就业的机会也随之减少。因此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成为了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的第二大障碍。
③家庭核心成员的受教育程度（C13）是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又一重要障碍因子。在传统生计型、政策扶持型、生计多样型、文化传承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度分别为12.09%、12.41%、10.02%和8.70%。家庭核心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各种外来干扰前，能更快速适应新的环境，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而调研结果显示，湘鄂武陵山片区所有受访对象的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平均标准值为0.2799（即小学到初中水平），因此极大地阻碍了生计恢复力水平的提升。
④对于武陵山片区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在疫情期间，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大受影响的情况下，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的种类（C7）也成为了制约各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在传统生计型、政策扶持型、生计多样型、文化传承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度分别为10.52%、10.36%、10.75%和15.07%。
⑤对于武陵山片区传统民俗文化旅游村寨，传统的民俗文化和民俗技艺成为旅游开发的一大特色，因此农户对传统民俗技艺的掌握情况（C9）成为了影响传统民俗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关键因素，是传统生计型、政策扶持型和生计多样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又一主要障碍因子，障碍度分别为9.90%、9.72%和9.66%。对于文化传承型农户而言，文化资本的民俗文化知晓种类（C8）和民俗技艺掌握情况（C9）2个指标的水平较高，对生计恢复力提升的阻碍相对较小，障碍度均未排入前5，更需要的是政府出台相应的非遗文化保护政策，因此相关政策的扶持（C19）极大地影响了该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障碍度为10.13%。综上，在湘鄂武陵山片区民族旅游乡村生计恢复力评价中，文化资本非常重要，是大部分旅游乡村不可忽视的障碍因子。而由于4种生计类型农户心理资本水平均较高，使得心理资本的相关指标障碍度均未排入前五，因此其在湘鄂武陵山片区民族旅游乡村生计恢复力评价中并非主要障碍因子。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研究在Speranza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旅游乡村农户特点，将心理资本和文化资本纳入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典型民族旅游乡村的48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对其生计恢复力特征与障碍因子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①湘鄂武陵山片区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类型可分为传统生计型、政策扶持型、生计多样型和文化传承型。其中，传统生计型农户数量最多，占样本数量的39.17%。农户生计恢复力由高到低依次为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
②各生计类型农户在3个维度上的能力表现整体较为均衡，其中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和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稍弱，应注重提升这3种类型农户的转型能力。各生计类型农户中，文化传承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均最高，生计多样型次之；政策扶持型农户的转型能力最低，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最低；传统生计型和政策扶持型农户在3个维度能力均全面落后。
③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呈趋同态势，其中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C13）、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C15）、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C22）和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C7）是阻碍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提升的共同主要因素。此外，农户对传统民俗技艺的掌握情况（C9）是传统生计型、政策扶持型和生计多样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第5大障碍因子；政策扶持度（C19）是文化传承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重要障碍因子。对于湘鄂武陵山片区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而言，文化资本不可忽视，而心理资本并非主要障碍因子。

3.2 讨论

生计恢复力研究为农户应对风险干扰和改善生计状况提供了新思路，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有着重要作用。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基于客观数据对农户生计恢复力进行评价分析，对农户主体对外界干扰的生计响应和主观感知研究有所欠缺[20]，本文对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的指标维度进行了补充，完善了农户生计的主客观评价方法。研究表明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存在较大差异，生计多样型农户相比传统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更高，主要结论与郑殿元[19]、何艳冰[20]等学者相关研究结论一致；此外，农户生计恢复力还呈现出较强的地域特征和主体特征，民族地区农户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对乡村旅游的心理接受程度同样会对农户生计恢复力产生重要影响。民族旅游乡村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存在趋同态势，且与纪金雄[35]、刘伟[34]、何艳冰[20]等学者关于茶农、易地扶贫移民、贫困山区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相似；农户生计基础的有限性以及农户参与行为的积极性是阻碍农户生计恢复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强政府”的国情则使得农户生计与政府引领息息相关。政府应该创造良好的民生环境，积极引领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建设，提升文化技艺、专业技能培训的实用性，促使农户整体素质提高；农户则应该依据自身生计基础，主动适应旅游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进行生计转型，实现生计恢复力“稳态”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针对排名前5位的障碍因子，分公共主要障碍因子和非公共主要障碍因子两类，从政府和农户2个层面提出农户生计恢复力提升的对策：①公共主要障碍因子。在增加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方面，政府应鼓励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创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本村农户就业；农户应积极投身于乡村旅游发展建设之中。在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方面，政府应提升旅游乡村专业技能培训数量、质量和实用性，农户应根据自身需求积极参加技能培训。在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方面，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调节作用，适度提升乡村普惠政策覆盖面、扶持度，以及政策知晓度，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对农户进行适当补贴；农户应及时关注国家扶持政策，根据自身条件积极争取相应的救助补贴。在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方面，政府应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农户应充分重视教育，有效利用教育资源，增加教育投入。②非公共主要障碍因子。在民俗技艺掌握情况方面，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传统生计型、政策扶持型和生计多样型农户对民俗技艺的学习；以上3种类型农户应加强学习和巩固当地传统民俗技艺，开发具有乡村文化底蕴的特色项目。在政策扶持度方面，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非遗文化保护政策，加大文化传承型农户乡村旅游产品培育的力度，加大对乡村文化底蕴特色项目的支持；文化传承型农户则应利用好自身优势，尽可能争取到国家对挖掘乡村文化底蕴特色项目的支持，如民俗文化演出、游客体验活动等，提高旅游收入。
农户生计恢复力是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大背景下，农户生计恢复力也将面临更多的影响因素并持续发生动态变化。本文仅选取了疫情背景下的单一截面数据对农户生计恢复力进行评价和分析，缺少疫情前后两种状态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对比研究，不足以深刻描述动态时序的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演变特征及机制，在后续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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