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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2: 208 - 218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4.02.021

Impact of Tourism Cooperation on the Regional Tourism Integrated Symbiosis：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 FENG Wanyi , 1 ,
  • ZHANG Shan , 2, 3, ※ ,
  • SHU Boyang 4 ,
  • WU Wenxiu 4
Expand
  •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Hainan，China
  • 2.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Hainan，China
  • 3. Library，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Hainan，China
  • 4.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Hubei，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27

  Revised date: 2024-02-22

  Online published: 2024-06-03

Fold

Abstract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and also the highest form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s well. Relying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and the social network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ymbiotic network for tourism integration, and then builds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regional tourism integration from five dimensions,includ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industrial development,infrastructure, marketing,and regional connections. It uses the evaluation system to measure the tourism symbiotic integration level in 26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11 to 2020,and tests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cooperation on regional tourism symbiotic integration by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The study finds that: 1)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can promote the tourism symbiotic integration,but the aggregation of factors among cooperating subjects will inevitably reduce its exchanging with others,which will destroy the balance of the integration symbiotic network and generate the "shadow of cooperation" effect. 2) The intervention of higher-level governments has a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cooperation and the tourism symbiotic integration, helping to weaken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restrictions,compress institutional distance,improve tourism cooperation efficiency,and promote tourism integrated development. 3) Under the dual effects of promotion and shadow effects,cooperation can medi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y relationship of integrated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its radiating effect on geographically adjacent areas.

Key words： regional tourism integration; tourism collaborat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ymbiotic network;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institutional distance

Cite this article

FENG Wanyi , ZHANG Shan , SHU Boyang , WU Wenxiu . Impact of Tourism Cooperation on the Regional Tourism Integrated Symbiosis：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 44(2) : 208 -21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4.02.021

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以城市群为代表的区域竞争逐渐取代传统城市及国家竞争关系。行政区划及权力的地理边界在生产资料的时空流动中慢慢消解，一体化正在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格局。国家“十四五”规划在关于“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形成网络型城市群”等要求，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背景下的府际合作，使其不仅成为应对区域治理挑战的关键手段，也是处理“行政区经济”“条块分割”等制度问题的必要之举。旅游作为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要素之一，旅游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推动交通、信息、服务的连通整合，旅游活动中要素、人才的流动也将促进产业经济与社会文化的交流互动。
一体化的本质是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状态，是城镇化的一种高级空间组织形式[1]。已有关于旅游一体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交通便利度出发，认为地理距离及通达条件对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探究了高铁开通、区域交通与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相关性[2-3]。随着区域性问题日益增多，学者们愈发意识到制度障碍是制约区域一体化的深刻力量[4-5]，开始关注行政区划及制度因素对要素流动的影响，认为制度建构下的区域边界会产生某种“非线性的贸易成本”，尤其在知识共享方面[6]，将阻碍生产要素跨行政区域的流动，对一体化产生影响[5,7]。
府际合作是一种制度性安排，主要指地方政府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或条约，协调政府活动、缩小制度距离以实现区域整体功能最大化的过程[8-9]。目前，合作已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发展实践，其内涵也在交通可达性与技术可行性加持下愈发丰富。作为区域集体行动的行政表征，合作在促进知识流动、解决公共问题、推动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战略意义[10-12]。区域旅游一体化作为一项跨行政区划的重大系统工程，涉及多部门协调整合与利益博弈，必须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然而，府际合作只是地方政府间达成的一种行动意愿，不具备行政效力或法律约束，合作能否落实有赖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与主观意向，导致府际合作面临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区经济”“条块分割”等诸多掣肘[13-14]。综上，府际合作与一体化均以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与协调发展为主旨，强调边界与壁垒的消除，那么在实践过程中，合作是否促进了旅游一体化发展?合作怎样才会促进旅游一体化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可以从地方政府互动关系中重新审视中国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15]。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一，具有坚实的市场基础以及大量合作经验。相较其他区域，长三角地区既存在特性，又兼具共性，其一体化战略更有示范意义[16]。因此，本研究拟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样本，构建旅游一体化共生评价指标体系，探究旅游合作对区域旅游一体化共生的影响。在实践方面，紧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其结果将有助于为城市群及区域一体化建设提供实践指导；在理论方面，将共生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相结合，把政府行为与区域发展相关联，构建出“政府合作—地方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框架。

1 旅游一体化共生内涵界定与理论框架

1.1 旅游一体化共生的内涵辨析

一体化指国家或地区间通过制度组织、法律协议等方式，消除经济贸易壁垒，谋求多方获益的过程[16-17]。旅游一体化描述的是一种打破区域壁垒，消除地方间制度、交通、信息障碍，整合旅游资源、促进要素流动以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过程[18-19]，关注成员间信息、物质联系以及系统的协调整合状态，与共生理论的内在逻辑高度相关[20]。共生理论最初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后被用于分析不同行为体之间基于物质交换而共存的社会现象，包括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3个要素[21]。共生普遍存在于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如企业、城市等，主体之间基于物质交换关系形成复杂的共生网络[20,22]。在共生视角下，旅游一体化共生可定义为一体化成员在交互、嵌套、叠加、渗透等互动行为中形成的动态系统，以促进旅游生产要素实现高效配置为共同愿景。

1.2 旅游一体化共生理论框架

1.2.1 共生单元

共生单元是形成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与交换单元。根据共生单元在产业链中的不同地位，主要将其划分为地方政府、旅游及相关企业、地方居民3类。地方政府是旅游一体化的核心主导者，中国的一体化是政府公权力强力推进的结果[20,23]。旅游及相关企业是一体化的执行者，影响着资源开发及产品供给，甚至决定产业布局及发展方向。地方居民既是旅游一体化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服务对象，是旅游活动发生的主要载体。

1.2.2 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又称为共生关系，指共生单元之间相互结合的形式，既是对共生单元之间作用方式、强度的综合概括，也能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互关系[21]。一体化发展目标是最大化地利用不同共生体的资源落差，使得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区域内部得到最优配置，激发旅游消费潜力。

1.2.3 共生子系统

基于行政区划分方式，区域共生系统可视作由以城市为单位的子系统相互关联、层叠嵌套所构成的复杂社会系统。在旅游一体化早期阶段，共生单元的物质与信息交换主要发生在共生子系统内部，城市共生子系统通过整体形象参与旅游一体化建设，城市之间以资源共享与互补的方式维持共生关系[20]。

1.2.4 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及其关系能够存在且持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在旅游一体化发展中具体表现为保障旅游活动正常开展的制度、交通、环境等要素。共生关系及共生环境之间是一种双向作用的过程，如旅游产业规模扩张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能为地方改善基础设施提供物质基础，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反过来也将为旅游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形成双向激励。

1.2.5 共生网络

从网络视角看，地方通过分工、合作、交换、竞争等行动形成共生关系，在共生关系的交织融汇中搭建起区域共生网络。各城市基于地理及经济属性在网络中占据特定位置，通过共生机制生成并控制能量分配[24]，生产要素、人才资本等经由共生关系的复杂管道被调配、输送，实现旅游生产资料的循环（图1）。合作的目的即在于弱化城市子系统的边界限制，提升共生单元跨系统联系的能力。需要说明的是，为保证模型图的简洁性与可读性，图1中仅标注了共生子系统内部的能量交换，实际上共生单元之间还存在少量的跨系统能量交换行为。
图1 旅游一体化共生网络结构图

Fig.1 Tourism symbiosis integration network structure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在旅游合作与旅游一体化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许多旅游政策的先锋实验地，城市群所拥有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占全国14%，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占全国22%。2003年首届长三角旅游城市15+1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并以常态型论坛形式每年举行。201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以下简称《长三角规划》），明确各地在城市群建设中的定位，一体化被上升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已在旅游公共服务、行业监管等多方面拥有密切联系，推出旅游年卡、建立信用监管平台等，形成了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长三角模式”。因此，关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有助于勾勒旅游一体化的阶段性规律，对其他区域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根据《长三角规划》的规划范围及数据可得性，本研究选取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2.2 区域旅游一体化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对旅游一体化共生的内涵理解及相关研究设计[25-27]，从共生单元及共生环境的影响因素出发，构建制度机制、产业发展、基础设施、营销宣传和区域联系5个维度的旅游一体化共生评价指标体系（表1），使用多源数据、从多维角度进行综合评价。①制度机制维度，地区经济发展矛盾根本在于政府的利益冲突[28]，消除制度障碍、弱化行政边界是推动要素及旅游者在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前提条件。②产业发展维度，一体化主张消除贸易壁垒，更大范围的市场竞争将倒逼旅游企业主动创新以提升竞争力[19]，引发产业结构调整与重新配置[29]。③基础设施维度，通达性被认为是地方旅游发展的关键，旅游一体化“互联互通”也依赖地区间基础设施的改善。④营销宣传维度，旅游资源的互补性、旅游空间的连续性及区域文化的相似性是打造区域性产品、形成区域旅游品牌的基础。⑤区域联系维度，以游客、资本及信息自由流动作为旅游一体化共生的流动视角表征。
表1 区域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评价体系

Tab.1 Evaluation system of regional tourism symbiotic integration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制度机制 协调机构 是否建立旅游一体化协调机构 地方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统一标准 统一的旅游标准或规范数量（项） 中国标准服务网
公共平台建设 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数量（个） 地方政府网站
公共资源再配置 公共财政支出占比[27]（%） 统计年鉴
产业发展 产业创新 旅游专利数量（项） 国家知识产权局
旅游产业创新支持能力[25]（赋值） 统计年鉴
结构优化 旅游收入增长率（%） 统计年鉴
旅游创汇收入比重[25]（%） 统计年鉴
基础设施 中远程交通 公路旅客周转量（万人） 统计年鉴
机场客运总量（万人） 统计年鉴
市内交通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量（辆） 统计年鉴
每万人拥有出租车数量（辆） 统计年鉴
信息化水平 互联网覆盖率（%） 统计年鉴
环境设施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hm2） 统计年鉴
营销宣传 联合营销 共同举办旅游推介会、展销会数量（个） 地方文化和旅游局
区域内组织旅游推介会、展销会数量（个） 地方文化和旅游局
节事活动 共同举办大型节事活动数量（个） 地方文化和旅游局
城市知名度 百度搜索指数（次） 百度指数
区域联系 客流联系 在区域内旅游的本地旅游者数量（人次） 马蜂窝网站
在本地旅游的区域内旅游者数量（人次） 马蜂窝网站
游览多个城市的外地旅游者数量（人次） 马蜂窝网站
经济联系 城市间经济联系[30]（赋值） 统计年鉴
信息联系 城市间网络关注度（次） 百度指数

2.3 研究方法

2.3.1 加入时间变量的熵权法

由于评价对象涉及不同年度与多个维度，根据分析需要，参考杨丽等的方法[31]，加入时间变量的改进熵值法，利用信息熵原理确定指标权重。

2.3.2 空间计量模型

首先，为了考察旅游合作对区域旅游一体化共生的直接影响，建立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T I i t = α 0 + α 1 C i t + α 2 X i t + u i + δ t + ε i t  
式中： i为城市； t为年份； T I为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 C为旅游合作，使用旅游合作项目与旅游合作关系表示； X为控制变量； α 0为常数项； α 1 、 α 2为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u i为个体效应； δ t为时间效应； ε i t为随机干扰项。
“一体化”发展不仅取决于地方市场主体间的联系，也与邻近城市与区域整体水平相关，存在空间相关性。进一步地，将公式（1）拓展为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T I i t = α 0 + ρ W T I i t + α 1 C i t + β 1 W C i t + α 2 X i t + β 2 W X i t + u i + δ t + ε i t
式中： ρ为空间滞后项系数； W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使用地理经济嵌套矩阵； β 1 、 β 2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乘项系数。

2.4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府际协议能较好地体现地方二元或多元合作关系，实现自组织网络关系的形式化与结构化建构[15]。本研究使用府际旅游合作协议作为旅游合作的评判标准，提取地方政府旅游合作项目参与数量（ C P）及旅游合作关系数量（ C R），衡量其旅游合作参与程度。参考已有文献设计[32-33]，选择旅游发展水平（ T o r）、旅游资源禀赋（ R e s）、经济开放程度（ O p e n）及产业结构（ S t c）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旅游发展水平是对地方旅游市场及旅游产业规模的整体概述；旅游资源禀赋是构成地方旅游吸引力、决定地方旅游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经济开放的地区具有更强的经济与制度活力，能够更好地推动一体化进程，使用经济开放程度指标衡量；第三产业是旅游一体化共生的重要支持条件，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相关变量的测算方法及描述性统计见表2，为减少数据波动，在回归模型中对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表2 研究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Tab.2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计算方法（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旅游一体化 TI 依据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的城市旅游一体化发展水平（赋值） 9.392 9.425 0.839 54.070
旅游合作项目 CP 旅游合作项目数量（个） 2.381 1.855 0 8
旅游合作关系 CR 旅游合作关系数量（个） 21.310 18.200 0 66
旅游发展水平 Tor 人均旅游收入（元） 16172 12914 1514 86629
旅游资源禀赋 Res 4A及以上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世界遗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总量（个） 17.260 12.910 1 71
经济开放程度 Open 外商直接投资额与GDP的比值（%） 0.031 0.024 0.001 0.298
产业结构 Stc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0.454 0.089 0.234 0.732
本研究采用多源数据对旅游一体化共生情况进行评价，可以弥补单一数据源的局限性，提高指标准确性与可靠性，部分缺失数据使用均值插补法补充。地方政府间旅游合作协议信息主要来源于各省份、各城市人民政府及文化和旅游厅（局）网站，并以人民网、搜狐网等大型新闻网站为补充，数据之间可以相互验证。

3 结果与分析

3.1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一体化时空格局演化

旅游一体化共生指数是对城市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的综合测算，指数值越高，说明该城市的旅游发展同区域整体旅游发展的联系程度更深。图2描述了2011、2014、2017及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的空间分布情况，并基于自然断裂点方法将其划分为5个等级。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整体提升，其中最低水平的城市由0.84上升至15.05，最高水平的城市由19.12上升至38.77，2017—2020年增速最快。在空间上，城市群东部的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明显更高。合肥、芜湖等安徽省城市的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于2014年快速上升至中等行列后，一体化重心再度回到长三角城市群的东部地区，且其优势地位在2020年时更加稳固。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梯队由“金字塔型”转为“沙漏型”结构，中部及南部城市的一体化水平明显提升，一体化空间格局趋向均衡。具体而言，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同地方经济实力、城市化水平密不可分，上海、杭州、南京不仅是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中心，也是旅游一体化共生的先进示范区。
图2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发展时空演化格局

Fig.2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touris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本研究采用莫兰指数对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进行全局自相关检验，结果见表3。2011—2017年旅游一体化共生的莫兰指数值均显著为正，该阶段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突出，呈现先强后弱的演化特点，制度保障、产业发展、公共服务、营销宣传及区域联系层面的空间相关性也得到验证。2018—2020年，莫兰指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此时期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共生同城市空间分布的相关性不高。时空分析发现，2016—2017年是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趋势转变的关键节点。《长三角规划》发布前后，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共生的时空格局表现出明显差异，侧面反映了中央政策宏观调控作用的有效性。
表3 全局莫兰指数

Tab.3 Global Moran's index

年份 旅游一体化 制度保障 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 营销宣传 区域联系
2011 0.231** 0.190** 0.185** 0.199** 0.203** 0.195**
2012 0.390*** 0.252*** 0.251*** 0.256*** 0.260*** 0.255***
2013 0.290*** 0.222*** 0.222*** 0.227*** 0.233*** 0.228***
2014 0.309*** 0.227*** 0.228*** 0.234*** 0.240*** 0.236***
2015 0.331*** 0.263*** 0.262*** 0.275*** 0.272*** 0.270***
2016 0.302*** 0.251*** 0.249*** 0.264*** 0.265*** 0.258***
2017 0.227** 0.288*** 0.287*** 0.298*** 0.299*** 0.295***
2018 0.123 0.292*** 0.292*** 0.299*** 0.302*** 0.298***
2019 -0.042 0.089 0.088 0.098 0.098 0.093
2020 0.065 0.092 0.092 0.103 0.106 0.099

注：***、**、*表示能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5%、10%的统计性检验。表4~表6同。

3.2 旅游合作对旅游一体化的影响效应估计

3.2.1 实证结果初步分析

多维邻近是一体化共生网络系统的独特机制[20]。为比较不同空间关系下城市间旅游合作对旅游一体化的作用，论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还构建了地理距离矩阵（WG）和经济距离矩阵（WE）进行回归估计，计算结果见表4。基于Hausman、Wald、LR等统计量判断，使用时空双固定空间杜宾模型更为合适。在3种权重矩阵下，旅游合作项目、旅游合作关系对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旅游合作项目及合作关系能够有效带动市场互动与资源流动，促进地方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旅游一体化共生的空间自回归系数 ρ在地理距离矩阵下显著为负，但在经济距离权重及地理经济嵌套距离权重下显著为正，说明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在经济邻近关系中具有正向溢出效果，对地理邻近城市则会产生负向溢出影响。此外，在经济距离矩阵及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下，旅游合作项目、旅游合作关系与空间矩阵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地方旅游合作的负面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经济联系更密切的城市中，对地理邻近城市的溢出作用并不明显。旅游一体化共生是一种区域发展状态，强调区域内部要素配置与资源利用的高度融合，因此城市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会受到其他具有相似地理及经济空间特征城市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邻近关系中。合作的溢出效应与旅游一体化共生的空间自相关作用相互抗衡，形成区域一体化共生的复杂依赖关系。
表4 不同权重下的回归估计结果

Tab.4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f regression under different weights

变量 旅游合作项目 旅游合作关系
WE WG WN WE WG WN
lnCP 0.285***（3.314） 0.440***（4.448） 0.440***（4.448）
lnCR 0.082***（2.925） 0.070***（4.138） 0.070***（4.138）
lnTor 0.211**（2.328） 0.212*（1.698） 0.212*（1.697） 0.226**（2.503） 0.271**（2.145） 0.271**（2.145）
lnOpen 0.066（1.279） 0.103**（2.384） 0.103**（2.384） 0.059（1.138） 0.073（1.528） 0.073（1.528）
lnRes 0.119（1.607） 0.172*（1.933） 0.172*（1.933） 0.146*（1.837） 0.166*（1.658） 0.166*（1.659）
lnStc -0.297（-1.000） -1.063***（-2.833） -1.063***（-2.834） -0.248（-0.835） -0.877**（-2.202） -0.877**（-2.203）
WlnCP 0.065（0.177） -0.767***（-7.653） -0.767***（-7.652）
WlnCR 0.143（1.118） -0.204***（-4.911） -0.204***（-4.912）
WlnTor -0.105（-0.235） 0.038（0.139） 0.038（0.139） -0.229（-0.502） -0.060（-0.230） -0.060（-0.231）
WlnOpen -0.527**（-2.373） 0.142（1.213） 0.142（1.215） -0.534**（-2.402） 0.207*（1.658） 0.207*（1.659）
WlnRes 0.145（0.459） 0.429（0.983） 0.429（0.983） 0.344（1.031） 0.550（1.365） 0.550（1.365）
WlnStc 2.300*（1.746） 1.099（1.022） 1.099（1.021） 2.186*（1.664） 0.892（0.819） 0.893（0.819）
ρ -0.899***（-5.011） 0.262***（3.135） 0.262***（3.134） -0.936***（-5.191） 0.235***（2.855） 0.235***（2.854）
R2 0.642 0.055 0.054 0.599 0.109 0.109
Wald- lag 15.39*** 35.97*** 35.97*** 11.91** 16.99*** 16.99***
LR- lag 19.19*** 39.19*** 39.19*** 15.54** 31.67*** 31.67***
Wald- error 22.33*** 25.98*** 25.97*** 21.93*** 25.06*** 25.05***
LR- error 21.70*** 27.58*** 27.57*** 21.42*** 27.06*** 27.05***
Hausman 12.97** 82.32*** 82.33*** 23.52*** 68.33*** 68.36***
旅游发展水平对地方旅游一体化共生的影响系数在3种权重矩阵的模型估计中均显著为正。旅游一体化共生同地方旅游发展存在天然联系，完善的旅游产业链、成熟的产业体系是地方实现旅游一体化共生的先决条件。产业结构在经济距离及地理经济嵌套矩阵中的系数为负，并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同王韧等关于城市群一体化的结果相反[33]，这是因为长三角地区的第三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挤压了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注意力。经济开放程度、旅游资源禀赋在经济距离矩阵与地理经济嵌套矩阵中显著为正，开放的经济环境可以更好发挥地方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作用，带来更多外部资本与先进技术，打造具有活力的营商环境，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共生深入发展。

3.2.2 空间效应分解

由于SDM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及其显著性并不能直接表示对旅游一体化共生影响的边际效应，本文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偏微分方法，以地理经济嵌套矩阵为空间权重矩阵，将时空效应进行分解，结果见表5。
表5 时空效应分解

Tab.5 The effect decomposition

变量 旅游合作项目 旅游合作关系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CP 0.405***（4.081） -0.845***（-6.277） -0.439***（-2.847）
lnCR 0.061***（3.271） -0.233***（-3.747） -0.172**（-2.355）
lnTor 0.213*（1.692） 0.131（0.346） 0.344（0.785） 0.266**（2.038） 0.003（0.007） 0.268（0.617）
lnOpen 0.118**（2.561） 0.227（1.392） 0.345*（1.730） 0.089*（1.780） 0.286*（1.776） 0.376*（1.858）
lnRes 0.200**（2.113） 0.634（1.062） 0.834（1.284） 0.198**（1.979） 0.763（1.488） 0.962*（1.716）
lnStc -1.033***（-2.948） 1.046（0.748） 0.012（0.009） -0.856**（-2.259） 0.860（0.654） 0.005（0.003）
旅游合作项目与旅游合作关系的直接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405、0.061，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再度证明旅游合作对提升地方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参与合作项目对旅游一体化共生的作用更为突出。合作项目是地方介入旅游合作的直接形式，围绕合作项目，地方会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多方面达成协作，加强发展要素在合作主体之间的流动。合作关系则是对合作主体行为的抽象表征，区域内部在合作关系的联结下形成纷繁复杂的合作网络，通过网络化的政府干预可以调节区域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方向[34]。旅游合作项目与合作关系的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说明合作在促进当地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会对邻近地区旅游一体化共生产生抑制作用，且总效应显著为负。这是由于府际关系中竞争与合作并存，合作主体间的要素集聚不可避免地将影响其他主体的要素交换，尤其是对地理与经济联系密切的城市，打破区域竞争平衡，导致后者面临旅游人才、企业流失等问题，类似高铁的“遮蔽效应”与“过滤效应”，形成“合作阴影”现象。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旅游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旅游资源禀赋在2个模型中的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这3个变量反映了地方旅游发展的资源基础与市场条件，旅游产业基础、对外开放均会对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产生正向影响，开放的经济贸易环境为长三角地区的商品和服务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35]。产业结构在2个模型中的直接效应系数均显著为负，即当前的产业结构形式并未直接促进地方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的提升。

3.2.3 上级权力介入、旅游合作与旅游一体化发展

对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一体化共生水平的时空分析发现，以《长三角规划》发布为时间节点，在此前后城市群旅游发展特点及趋势存在明显差异，这与已有研究所提出的上级政府权力嵌入有助于调控区域合作及协调发展的观点一致[11]。为进一步明晰上级政府在旅游合作中的作用，本研究以《长三角规划》发布时间为界，将样本城市分为处于中央政策发布前与中央政策发布后2个子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组回归。
表6显示，2011—2015年，旅游合作项目及合作关系与地方旅游一体化共生的相关系数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2016—2020年，旅游合作项目及合作关系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地方旅游一体化共生正相关，说明国家层面关于城市群的宏观规划与调控行为能增强地方政府之间的旅游合作效力。究其原因，合作协议的根本属性是一种政策性文件而非法律文本，缺乏明晰的权利义务逻辑及约束力[37]。行政区划的有限边界在客观上导致利益主体与决策主体的背离，合作主体间利益难以调和，成为影响旅游一体化共生的根本性障碍[38]，导致在面临行政区之间的利益博弈时，合作的执行效果多不理想。而来自中央的政策信号为旅游合作赋予了政治效力，城市群的空间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行政区经济”的竞争态势，能有效提升地方政府落实合作协议的主观能动性，此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取得了大量合作实践成果，如开通区域旅游巴士、推行导游资格互认、推出旅游年卡等。
表6 上级权力介入、旅游合作与旅游一体化共生的回归结果

Tab.6 Regression results of superior power involvement，tourism cooperation and tourism symbiotic integration

变量 上级权力介入前 上级权力介入后
（1） （2） （3） （4）
lnCP -0.051 0.891***
（-1.658） （8.316）
lnCR -0.019 0.227***
（-1.544） （4.82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Region fixed YES YES YES YES
R2 0.394 0.392 0.737 0.638
N 104 104 130 130

4 讨论

4.1 合作对旅游一体化共生的促进作用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弱化制度壁垒、促进要素流动是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两大重点任务[18-19]。结合旅游一体化共生评价体系的5个层面及其重点任务，本研究从制度整合及要素流动2个方面解析合作与旅游一体化共生的作用路径（图3）。
图3 旅游合作与旅游一体化共生作用机制

Fig.3 The framework of tourism cooperation and tourism symbiotic integration

在制度整合方面，旅游合作能够缩小城市制度距离，降低行政边界造成的限制因素及隐性成本。公共事务处理往往会因个体过度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引致集体利益受损，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旅游合作也不免如此。合作关系网络的构建可以降低地方间交易风险与成本，实现集体行动的最大化效用[39]，有利于应对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困境[10,40]。此外，上级政府的权力介入有助于推动地方政府主动摒弃地方保护主义与行政区经济思想，要素流动与市场化也因得到中央支持而更加活跃[41]，强化合作对旅游一体化共生的促进作用。
在要素流动方面，合作能够促进资源与客流形成良性互动，提高区域内部要素联系。一方面，旅游合作强调资源有机整合与利用，主张打造区域主题线路与专项旅游产品，串联区域精品项目，为生产要素与资本等流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旅游合作提倡开设旅游年卡、开通跨省公交线路、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监管制度等多方面保障游客异地出行体验。合作成为构建区域旅游“大市场”的重要力量，激励生产要素与消费群体在区域内部的自由流动，实现城市交往的流量扩容、流速提升[36]。

4.2 一体化发展中的合作阴影现象

研究发现，不同于合作促进一体化发展的传统认知，在区域竞争影响下，合作双方的关系变化会影响同其他城市的要素交换，产生合作的“阴影现象”。即对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而言，合作既存在正向的直接促进作用，也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中。一方面，旅游合作是一种关系概念，合作主体两者关系在增进的同时，同其他成员会相对疏远，导致大量关系在“强关系”与“弱关系”之间反复摇摆，影响区域组织结构稳态。另一方面，在城市体系中，不同城市之间的贸易成本是影响城市相对离心力和向心力的重要因素[42]。合作虽能畅通地方资源交往通道，增强资源流动便捷性，但也会引起发展要素向中心城市过度集聚，导致边缘城市的发展要素被动流失。

4.3 合作关系下的一体化共生格局

旅游发展需兼顾产业与事业、发展与保护、经济与社会的多重要求，较传统公共事务更具特殊性。从合作目的及主体看，地方合作既存在同质的“互惠性合作”，也包括异质的“帮扶性合作”[36]，不同类型的合作对旅游一体化作用相异。其中，互惠性合作主要发生在经济、市场等条件相近的城市之间，能够强化合作对一体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互惠性合作主要通过降低跨区域合作的交易成本，实现资源整合与市场共享，形成区域放大效应，提升城市经济效率[43]。帮扶性合作指发生在条件差异较大的城市之间，能够弱化合作对一体化的集聚阴影作用。在一体化发展中，城市相互影响、合作共生，使得旅游一体化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在经济距离关系下表现出正向溢出作用，在地理距离下表现出负向溢出作用。帮扶性合作能够增强中心城市同边缘城市之间的资源交换，提升中心城市旅游一体化水平对地理邻近区域的辐射效果。
目前，中国的一体化建设仍以地缘关系及地理位置作为空间标准，强调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区域协调发展。在促进效应与遮蔽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合作能够调和旅游一体化发展中经济关系网络与地理邻近关系的集聚作用，弱化一体化的“飞地”现象，使得城市可以在“附近”中重新汲取生命力（图4），调节核心—边缘结构下区域发展的集聚不经济现象[44]。
图4 旅游一体化的空间组织形态转变

Fig.4 The change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form of tourism integration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结合共生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本研究在探讨共生网络视角下旅游一体化内涵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一体化共生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实证检验了旅游合作对旅游一体化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①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一体化水平整体提升，形成了以省会及核心城市为中心的组织结构，表现出空间依赖与路径依赖特点。②旅游合作能促进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但其“阴影效应”也不容忽视。地方政府的合作行为可以激励旅游企业的跨地区交流，拓宽共生单元及共生子系统之间的能量链路半径、提升传送速度、优化交换效率，提升共生网络的节点交互灵活性与资源利用高效性。但作为一种关系型概念，合作也会不自觉地打破区域竞争格局，影响一体化共生网络平衡，抑制邻近地区的旅游一体化共生发展，产生合作的“阴影现象”。在合作促进与阴影的双重作用下，旅游一体化共生网络在解构与重构中得到优化升级，一体化在地理邻近关系下的辐射作用得到增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③上级政府的权力介入能增强合作对旅游一体化共生的促进作用。中央权力以“有形的手”介入地方经济及产业发展，有助于弱化城市之间的行政边界与制度距离，降低地方政府参与合作及一体化建设的风险及交易成本，化解旅游合作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5.2 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①建立常态化旅游合作制度，形成旅游一体化集体行动。构建区域最优协作机制，统筹设计区域旅游一体化阶段性实施方案；探索旅游合作及旅游一体化中的制度创新，持续深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市场体系互动互享。②以都市圈为支撑，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横向及纵向拆解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将一体化发展规划与都市圈发展规划有机结合，确保区域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内在一致与协调；在区域多重嵌套基础上打造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③加强中央和地方政策互动，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协调发展。通过中央和地方政策的互动互联，统筹协定区域性整体发展目标，破解合作项目及相关政策的落实阻力，实现区域及地方产业的同频共振与协调发展。

5.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在旅游一体化共生的理论分析中仅关注了地方政府、旅游及相关企业与地方居民3类主体的共生关系，共生的多元化内涵仍待丰富；接续研究可细分旅游合作类型，厘清不同合作的影响效果，完善合作与旅游一体化的路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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