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为我国世界经济地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文章梳理了世界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历程,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解决当今复杂的世界经济地理问题的重要作用。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提出了世界经济地理理论创新发展的初步认识：世界经济地理是个一体化的结构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环境变化、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变化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从全球整体、国家之间关系、国家自身发展、非国家关系以及不同尺度主体的相互作用角度来认知;世界经济地理是个历时性的演化过程,世界经济地理研究应有明确的研究单元,世界经济地理研究离不开中国。初步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经济地理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是以全球一体化理论、地域分异与地域联系理论、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基础理论,从历史视角、地区视角、国家视角和非国家视角出发,来研究不同尺度层级结构的世界经济地理问题。最后,文章以新的理论体系架构为支撑,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经济地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解决这个难题,内生能力的发挥有关键作用。农户是农区经济的基本组织单元。文章首先评述了农户在农区发展中的作用、农户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农户地理研究,接着分析了农户与企业关系、农民发展意识与企业家精神等农区现代化进程中新经济主体发展状况及相关的发展思想,提出在农区现代化过程中农户地理的新研究框架。与已有农户地理研究相比,该框架增加了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区位及空间结构,农业龙头企业与包括农户在内的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的空间关联研究等内容。相应地,农户自主发展能力也进一步扩延,并引入企业家精神。文章强调,在农户走向市场经济及与其他农区新兴主体共存情况下,农区的企业家精神需要给予特殊关注。与一般企业家精神相比,它更突出特殊文化制度背景下创新、特殊阶段和特殊产业的创新、城乡要素联系和流动引发的创新等。此外,这些经济主体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农户地理研究的特殊关注点。

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重要发展取向,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先行区与突破口,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新的内涵与时代使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县域的过渡、衔接、交汇、转换与交融等节点功能,通过优化城镇空间体系与城乡地域功能空间肌理,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机制、价值增值与显化机制,优化城乡地域整体功能的同时,促进城乡等值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任务在于优化县域城乡地域系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梯度市民化、统筹乡村振兴与县域城镇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研究要重点关注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重构与县域实践逻辑、县域城乡要素流动机制与优化配置、县域城乡产业分工格局与功能提升、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方案、面向新需求的方法创新与技术集成等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本质要求、宏伟蓝图与实现路径。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佳集中展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文章从阐述长三角、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与本质要求的体现展现切入,重点从提升产业创造财富和就业能力、“城”“市”并举推进新型城镇化、“生态理性”“经济理性”兼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角度,剖析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新要求赋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内涵,进而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议题,以期丰富人文经济地理学领域国内区域一体化研究,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实践提供依据和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与本质要求,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应积极响应。响应中国式现代化,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应该树立与遵循3个基本理念：资源节约理念、综合理念、战略思维理念;主要研究领域有：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开发等;地理学者要深刻把握基本国情,重视经济原则,讲好现代中国故事。

直播电商消费业态引领的数字新经济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研究直播电商企业在城市尺度下的空间区位特征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以直播电商的重要发源地——杭州为例,利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在分析2016、2019、2021年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区位特征的基础上,从“人—货—场”产业生态视角,构建“主体—市场—空间”分析框架,并采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揭示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①直播电商产业正快速重塑杭州主城区的数字产业空间格局,自2016年以来加速向外扩延,形成了余杭、滨江—萧山、临平—钱塘三大新城直播经济板块,呈现出“中心低—外围高”的空间演变趋势,具有特殊性。②直播电商产业生态下专业化分工格局明显：余杭板块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高品质的生活服务设施与良好的企业创新环境;临平—钱塘板块发达的专业市场与多样化的人才供给,辅之相对低廉的房价,集聚了大量小型直播电商企业;滨江—萧山板块兼具多方优势,综合实力最强。③对比经典区位论,产业基础、用人成本、交通可达性仍是影响直播电商区位选择的关键要素,但人本需求、企业孵化、人才供给等新区位要素对直播电商产业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各要素存在空间异质性。

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人口红利期接近尾声,人口收缩现象在县域尺度上日趋明显。文章以“六普”“七普”数据为支撑,通过常住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等指标构建测度指数对我国县域的人口收缩状况进行考察,分析人口收缩的空间格局,并结合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影响收缩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①2010—2020年,常住人口收缩县域占比约53%,超70%的县域出现劳动年龄人口不同程度的减少,超96%的县域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少于常住人口增长率。②从空间视角来看,东北三省、山西等是我国常住人口收缩县域集中分布的地区,保持人口增长的县域主要集中在浙江、西藏、新疆等地。天津、北京、上海、江苏等为代表的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同样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收缩问题。③影响我国县域人口收缩的因素非常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出生率、地理位置、教育水平与行政等级都显著影响了县域人口收缩。

提升空间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发力点。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不断丰富的数据源已经成为感知和理解城市空间的有力武器。城市空间治理作为空间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目前仍缺乏统一协调的框架来应对其面临的失效、失序、失衡问题。这促使数据驱动成为未来治理数字化、智慧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从而深刻推动了空间治理由经验式向科学式的逻辑嬗变。充分挖掘数据资源潜力有助于强化城市空间治理在不同单元、不同层级、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文章提出数据驱动的城市空间治理需要基于海量多源地理信息数据和城市感知数据,打造互联互通的数据管理平台与刚柔并重的指标体系;进一步,通过构建城市安全格局和功能格局明确城市空间发展基本框架,利用城市智脑平台形成空间监测、评估、模拟和决策全流程的智慧化治理框架,从而实现城市空间的高质量、协调、公平发展的最终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为新时代旅游地理研究提供了学术指引。通过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结合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走向,从理论、方法和应用层面构建了旅游地理研究新框架。强调必须发挥旅游地理学区域性、综合性、交叉性和应用性的学科特点与优势,以旅游人地关系理论为核心,综合应用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在加强旅游空间分析、旅游地演化规律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同时,重视现代性理论、融合共生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场景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在旅游地理领域的创新应用,逐步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旅游地理学理论体系。文章提出要强化“中国特色”的旅游地理研究,深入探究人口（需求）特征与流动性规律、旅游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旅游人地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国际旅游地缘格局与旅游对世界和平的促进作用与效应等科学问题,推动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创新。旅游地理学者应成为中国式旅游现代化研究的先行者和实践者,积极担当响应国家战略的政治使命、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使命、协调“两个文明”的文化使命、推动人地和谐的生态使命、服务行业发展的经济使命、推进和平发展的国际使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高德人口迁徙数据等,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莫兰指数、网络中心性分析和核心—边缘分析等方法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并从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公共服务和迁徙成本等方面研究长三角人口迁徙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不均衡,城市规模呈现东重西轻的局面,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具体表现为较大规模的城市相互邻近、较小规模城市相互邻近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城市群沿长江和京沪高铁向宁合方向拓展。②根据人口迁徙强度,将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迁徙网络划分为四级,随着网络层级下降,网络密度增加、节点城市增多。其中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和杭州等五市中心度较高,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和集聚效应。③从人口迁徙网络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区域内部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协同发展格局。④工资水平、产业结构、交通便利性和医疗服务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迁徙的主要因素,均显著促进了人口迁徙。

生态福利绩效反映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探究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产生的经济—环境效应对于协同推进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福祉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测度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双碳”目标下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环境效应及其效应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①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应,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②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效应呈现阶段性特征,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逐渐增强。2005—2012年,生态福利绩效主要表现出经济抑制效应,而在2013—2020年,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促进效应开始显现。③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环境效应呈现阶段性特征,碳减排效应表现出强化趋势。生态福利绩效对人均碳排放量产生的效应从增加向降低效应转变,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效应则进一步增强。

国家在全球“能源权力金字塔”中的地缘位势,影响该国的能源安全和战略决策。基于2001—2020年多源异构数据,借助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和定性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地缘能权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驱动路径进行了全面探析。研究发现：①2001—2020年期间,“一带一路”地区的能源权力集中在少数国家,排名前10国家拥有沿线国家约1/3的权力,整体上呈现出“两极分化严重、动荡不稳定”的统计特征。②“一带一路”国家地缘能权由俄罗斯和荷兰主次双核心,逐步演变为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三足鼎立”格局特征,各时期均显现极少数的能源大国周边散布着大规模破碎地带的空间分布规律。③不同地缘要素相互依赖和联动,构成高水平地缘能权的差异性驱动路径。识别出3条驱动路径包括“军事力量型”,“军事—稳定型”和“稳定—融洽型”。据此,文章为中国能源权力的巩固和“一带一路”能源利益共同体的建立提出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人文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需要及时面向新时期国家战略需求,思考对区域发展领域的新要求、新内涵以及重要科学问题。文章简要梳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表述及与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关系;分析对区域发展的理念、阶段、重点、区域关系、城乡关系、空间治理、开放等多维度影响;剖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丰富空间内涵,主要包括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空间治理和双循环新格局等4个方面,对标了世界主要国家区域协调水平;最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的6个重要科学议题：区域重大战略、特殊类型区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权衡协同关系,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人口经济社会的合理布局,主体功能区、可持续发展与国土空间体系,“一带一路”、双循环与开放,以及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新因素与新机制。

文章利用中国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据此考察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三权分置”政策显著提高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在高城乡融合度地区、财政强省、东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三权分置”政策通过提高农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以及城镇化共同推动了城乡融合;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农地流转相互促进,农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均能推动城镇化水平。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的城乡融合具备清晰的作用路径与完善的自我实现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新型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新时代的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顺应这些要求,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依托创新驱动构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体系;有序推进城市群高质量集聚,把城市群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区与先行区;全面推进县城高质量发展,将县城和小城镇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区;深度推进城乡高质量融合,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奋斗方向;依托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别,做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综合区划,因地制宜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正确处理好中国式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及路径依赖,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中逐步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文章构建了中国露营地点位数据集,对全国露营地的空间分布模式、均衡态势、空间密度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结合熵值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了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露营地整体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格局,且露营地的空间分布集中度较高,非均衡特征明显;②露营地分布密度分层特征显著,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四核心—带状区—点状团”为依托的集中连片分布结构;③露营地空间分布格局是自然生态环境、交通区位基础、旅游休闲水平、社会人口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五大维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各影响因子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具有动态差异性;④交通区位对露营地空间布局具有协同效应和保障效应,资源禀赋对露营地空间分布的作用表现为导向效应和杠杆效应,社会人口和经济水平对露营地空间布局的影响为重塑效应和叠加效应,疫情作用表现为催化效应。全国露营地空间分布形态存在较强的“路—景—城—人—地”的共生关系,多因子驱动使露营地呈现出“沿线、傍景、近城”的分布规律。

中国地理学,特别是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发展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立足于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走向,着眼于经济地理学面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是正确理解和建构中国经济地理学自主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前提。首先,在讨论地理学发展战略、阐释地理过程和地理格局研究重点应从模拟和预判走向调控的基础上,文章认为：我国未来国土空间体系优化调控应成为地理学前沿命题。进而重点讨论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未来发展的5个创新方向,包括综合人文地理学将成为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科中人口地理学的回归和振兴;做大做强政治、社会、文化地理学;重大生产力布局原理研究;国土空间体系优化的辅助决策方法论。中国地理学战略研究、国际代表性杂志和美国战略的主题词的比较表明：我国同美国战略的提法基本一致;美国战略研究同现实中国际发展前沿不相同;我国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且与目前现实发展的国际前沿有明显的差异性,创新地理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自主知识具有现实基础和客观需求。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任务与人文地理学发展规律在科学内涵、建设任务、发展路径和发展目标上高度契合。在科学内涵上,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科学内涵同地理学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内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建设任务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战略”与“布局”热词与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前沿和重点方向高度匹配;在发展路径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系统观念”与地理学研究和决策相结合、与地理学综合性和区域性的学科特点相契合;在发展目标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国家需求和关键问题与地理学发展的学科前沿和自主创新的目标高度统一。最后,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例讨论了经济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者的使命担当,包括认识区域协调发展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意义的重要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创新和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形成完整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体系;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优化国土空间体系的难点是如何促进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充分发展。

智慧物流是现代供应链的重要支撑,对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合作具有关键作用。文章以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域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地理探测器探究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逐年递增,但整体联动效应不足。在空间分布中,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且东中西区域空间联系强度呈现显著的梯度递减态势。②随时间推移,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的网络结构由简单稀疏向复杂化转变,空间格局表现为“东密西疏”特点。此外,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的网络效率不断下滑,地区间关联关系处于不协调发展阶段。③不同驱动因素对物流产业智慧化空间联系强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驱动因素的影响能力从大到小依次为：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教育程度、对外开放、产业结构、政府调控、交通基础和资产投入。并且,组合后交互因子的影响力实现了双因子增长。

居民点的空间重构优化助益于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有机更新,是推进传统村落活化传承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以旅游型传统村落崇木凼村为案例,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景观基因分析、遥感解译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精准识别居民点内外系统空间重构演变特征,深刻探讨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景观基因与民居建筑组成崇木凼居民点空间重构的主要内容,景观基因表现为轻微变化但相融于本土的协调特征,新旧景观和谐共生、传统风貌动态延续;民居建筑表现为整体层面上聚居形态特征明显、建筑功能由单一向复合演变,局部层面上空间有序拓展。②崇木凼村外部系统对居民点起引导和约束作用,呈现出近路性、中心性和亲水性特征,即距离道路、基础设施和水域越近居民点越密集。③在外部环境驱动和内部要素响应下,崇木凼村以“文化延续—空间有序—物质更新”三维重构路径,推动村落居民点空间要素重塑、空间格局优化和空间组织营建,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空间、物质基础,进而赋能乡村振兴实践。

海洋经济包容性与效率是高质量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二者间关系的探究对促进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TOPSIS-VIKOR模型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对我国沿海省域2008—2020年海洋经济包容性水平及其效率进行量化测度,然后应用哈肯模型探究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结果显示：①2008—2020年我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包容性水平总体呈波浪式上升的发展态势;②海洋经济包容性是主宰海洋系统演化的序参量,其与效率的相互作用具有中等偏强的协同增效应,且经历了从低级到中级再到高级阶段的系统演变;③沿海各省域间海洋经济包容性与效率的协同演化存在较大差异性,且根据其协同类型可分为集中型和分散型两大类;④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冲击,辽宁、江苏和广西三省区的协同水平明显下降且分别成为我国沿海三大区域的薄弱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动对外开放发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旗帜,以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引。在此背景下,文章首先回顾中国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进展,其次阐释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要求和新使命,而后提出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应从深化“五通”合作、拓展合作新领域、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强化企业风险防范等方面加强工作。此外,地理学者应该系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道路,开展国际发展、国别地理、世界地理、“一带一路”建设案例、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等相关研究。

文章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演化能力和政府力量4个层面构建产业链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并基于动态组合赋权—TOPSIS方法构建了产业链韧性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上市公司数据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总体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14条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水平,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以及σ收敛法分析了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空间差异以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中国各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水平、驱动因素和薄弱环节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能源、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以及金属制品产业链的韧性比较大,而纺织服装服饰、造纸及文教体育用品以及其他制造业产业链的韧性较小。②按照产业链韧性的时序变化可以将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划分为波动向好型、波动回转型和波动下滑型3种类型,多数制造业产业链在稳定中向好发展。③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东部、西部的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均有上升趋势,中部地区有下降趋势。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区域间差距有扩大趋势。为增强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缓解地区差距,文章提出了固链、强链以及推动地区间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对高质量发展、绿色物流等相关文献分析基础上,构建高质量发展下绿色物流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提出TOPSIS—云PDR多准则决策方法对2011—2020年中国省域绿色物流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并诊断关键障碍因子。结果表明：①省域绿色物流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功能、结构、运作维度下发展趋势良好,在时间上呈现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的趋势,拐点出现在高质量发展理念提出之后,沿海地区发展稳定性较强,在空间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空间发展格局及辐射式演化特征;②绿色物流发展的障碍因素在研究期内较为稳定,障碍度由大到小依次是运作维度、结构维度、功能维度,排名前五位的二级指标分别是科技投入占比、货物周转量、货物进出口总额占比、人均GDP和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同维度下区域间障碍度差异显著。根据研究结论,从“运作—结构”协同发展、加强区域经济联动、制定特色发展规划方面提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省域绿色物流水平提升建议。

中国和平崛起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变,崛起国和霸权国通过权力博弈争夺小国的支持与追随,小国则对大国双方有不同战略倾向,由此导致权力博弈与国家间关系极为复杂。文章在借鉴领土陷阱、战略三角与对冲战略等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地缘位势与双边关系互动规律探讨的分析框架,并以中美在东盟十国的地缘博弈为案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中美在文莱、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地缘位势博弈处于竞争激烈的权力博弈区,而在其他国家则处于博弈较缓和的权力介稳区。②结合中美与东盟十国双边关系定量计算结果,东盟十国对冲战略可以分为三类：菲律宾、缅甸、文莱、新加坡表现出明显的制衡;老挝、柬埔寨属于追随;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则属于对冲。③不同权力博弈烈度下小国不同的对冲战略选择导致中美在东盟的地缘位势与双边关系表现出5种互动类型,即老挝、柬埔寨为追随型,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为束缚型,新加坡和缅甸为防范型,印度尼西亚为牵制型,菲律宾和文莱为制衡型。最后,依据中美与东盟国家表现出的不同互动规律,提出了重点深耕、努力维持、尽力争取和适度防范4种分国别的经略手段。

旅游大数据的兴起为深化旅游研究与旅游应用实践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文章结合知识图谱分析与文献分析法,对中国旅游大数据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性综述。研究发现：中国旅游大数据的应用研究始于2007年,快速发展于2010年以后,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相关成果主要刊发在旅游类、地理类和资源科学类期刊。作者群体与研究机构已有一定规模,整体呈现“全局分散、局部紧密”的合作网络格局,但合作强度均较弱。研究热点具有明显多元化趋势,且其更迭速度随政策导向不断加快。研究中常用的数据类型可分为UGC数据、位置数据、事务数据等类别,研究方法以内容分析、网络分析、空间分析与统计分析法为主,研究内容总体围绕旅游者、旅游流、旅游目的地、旅游数据四个方面展开,并形成若干主题方向。未来研究应在加强学术共同体合作、注重多源数据的交互验证、推动研究方法革新、避免重复研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

地理事物非整数维的空间存在形式、非均匀的空间组合方式、非理想态的演变状态（简称“三非”现象）,是人文经济地理空间存在与发展的常态,也是社会经济系统外在复杂性的重要体现。借鉴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可较还原论、确定性理论更好地解释当前人文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这一空间复杂性。由此,文章梳理了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与人文经济地理研究相关的系统科学的发展历程,并以城乡过渡带为主分析了“三非”现象的内在机理、外在表象,探讨了当前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局部理论困境及其解决途径。其目的就是要从非线性、系统整体性的视角,解释现实空间中看似“混乱”实则有一定规律可循的空间特征、演变态势、运行机制,进而为学界提供一个更科学、更贴近实际的认知途径。

居民医保一体化作为完善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实现城乡统筹、促进消费公平、提高社会福利具有重要意义。在梳理我国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基于2006—2019年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DID、空间DID等方法探究居民医保一体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与城乡消费差距指数存在一定时空耦合特征,分别呈现由沿海到内陆逐步蔓延和由内陆到沿海逐渐缓和的趋势,在较早进行政策试点的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等区域,其城乡消费差距指数也明显更低;②居民医保一体化能够显著缓解当地城乡消费差距,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会减缓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的城乡消费差距,而加剧地理相邻城市的城乡消费差距;③居民医保一体化政策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减少预防性储蓄来缓解城乡消费差距,并且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经济聚集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具有异质性。

在城市群视域下,科学准确测度中国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双向共聚及结构特征,探索两业共聚的发展方向与治理机制,是两业融合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利用天眼查获取中国19个城市群的物流业与制造业全部企业的微观地理信息,引入图像检索领域的推土机距离（EMD）结合改进的Sinkhorn算法,运用蒙特卡洛模拟获取模拟产业集,构建不同方向的产业共聚指数,测度中国物流业与制造业31个二位数行业间的双向共聚水平,并分析其总体特征、行业特征和区域特征。研究表明：中国物流业与制造业双向共聚现象较为显著,制造业向物流业方向集聚趋势更强;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与物流产业的共聚水平明显高于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双向共聚呈现行业差异性;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两业共聚的显著性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向物流业方向。为此,应统筹空间规划,加强两业协同布局;强化适配协同,提高两业共聚的质量与效率;打破行政壁垒,构建两业共聚的城市群治理机制;深化两业共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贯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核心任务。服务国家发展需求一直是交通地理学学科发展的重要使命,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变化,中国式现代化对交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与新使命,需注重交通运输的质量效益和交通一体化的融合发展;需兼顾交通运输服务的经济高效与公平性、韧性;强调以人为本,兼顾区域交通与城乡交通协调发展。交通强国战略以建设人民满意、保障有力和世界前列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目标,对此,未来交通地理学学科发展需相应关注：面向新发展要求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基于开放视角下的跨境交通互联互通、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以人为本的城乡交通协调发展、服务新发展格局的物流与供应链地理、发展与安全统筹视角下的交通韧性、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绿色交通等研究方向,不断完善与创新学科基础理论与研究范式,为交通强国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赋能传统零售业,推动了线上—线下零售空间的互动融合,采用预售制的社区团购新零售模式迅猛发展,并进一步改变了居民的购物方式。既有对社区团购的研究多聚焦于概念内涵、运营模式、配送模式及配送中心选址等,在自提点空间分布格局方面的探讨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使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道路密度、位置兴趣点（POI）等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厘清了广州市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并辨析了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广州市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外围”模式,分布密度从城市中心区、近郊区到远郊区递降,突出表现为中心地区连绵集聚,外围远郊区组团状分布的格局,揭示出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格局与人口密度具有较高的匹配度。②便利店密度、人口密度、超市密度、综合市场密度和青中年居民占比对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快递网点密度呈显著负向影响。社区团购自提点的空间分布偏好在便利店等分布密集的地区,表明社区团购自提点对传统零售空间的分布具有路径依赖。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是海南优化资本要素配置和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11—2020年海南18个市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算结果,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空间网络,结合网络分析方法考察区域内效率的空间关联模式及其节点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测算并分解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此对效率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海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呈“簇状”分布的多线程网络结构形态,南北双向纵深分布,海口、儋州为关键节点,但整体网络密度仍较低。②各市县网络节点主要呈核心—边缘的非对称结构,主要包括核心型、中介型和边缘型三类节点,在空间上分别具备较强的控制性、中介性与被支配性。③考虑了地理与经济因素的效率关联网络能更显著地描述经济、金融资源的流动性,空间溢出效应测度结果表明,较多因素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以抑制作用为主,含金融业规模、金融集聚度在内的影响因素均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则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会深度调整,这将对空气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以200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究PM_2.5时空演变规律,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PM_2.5的影响,并对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和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PM_2.5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京津冀、中原、山东半岛等区域内城市始终是高值地区。②中国城市PM_2.5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呈现“先扩张后收缩”特征。③第二产业占比提高与城市PM_2.5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三产业占比与城市PM_2.5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④不管是制造业集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其在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市PM_2.5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且后者正向作用更大。⑤产业结构调整可以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城市PM_2.5浓度。

科学认知主体功能区定位要求与国土空间演化的内在关联与作用机制,是助力主体功能区战略传导、构建高质量国土空间支撑体系的关键。以主体功能区为空间参照,运用空间转换矩阵、Dagum空间基尼系数、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及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从“测度主体功能区内特征—对比主体功能区间差异—挖掘演化形成机制”3个方面,研究1990—2020年新疆地区“三区空间（即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近30年新疆地区城镇空间持续扩张,西北沿边地区“由牧转耕”“三山”及“两盆”边缘地区“由黄变绿”显著,主体功能区划具有显著区分效果,重点开发区内功能定位与空间演化最为吻合,但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有所错位。②全疆“三区空间”演化的主体功能区“内/间”差异显著,不同空间转换类型的差异来源分解各有区别,但主导变化方向仍以主体功能区内部差异为主。③国土开发政策、自然地理条件相较于新疆自身社会经济因素对整体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的驱动作用更显著,城镇扩张和道路交通建设对地区生态空间扩张具有正向作用,退耕还林、沙化土地治理、边境政策相较于主体功能区有更强的空间塑造动能。

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的成效在个体与空间上均具有差异,甄别全国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态势,对差异化政策的顶层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建GE矩阵模型,探究2010—2020年中国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态势、类型划分与空间分异。结果表明：①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政策并未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整体发展态势较差,在综合发展效益和创造产出规模两方面均遭受着衰退和滞后的阵痛。②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呈两极分化态势,效益与规模具有错配关系,可以划分为双优型、规模扩大型、效益衰退规模扩大型、效益提升型、相对稳定型、效益衰退型、规模萎缩型和双劣性型8种类型。③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博台线东北半壁发展较差,西南半壁普遍较好或相对稳定。

建设交通强国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支撑引领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发展经历了瓶颈制约、总体缓解、基本适应三个阶段,进入引领发展阶段;基本矛盾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交通运输发展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交通强国的基本内涵包括“自身强”和“强国家”两个维度,要求以人文—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和秩序为基本依据,顺应信息时代人类活动时空组织模式的革新,通过应用新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和业态,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交通的需求;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社会体系中的基础性、先导性、服务性和战略性作用,推动形成和谐、有序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有力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构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城乡统筹、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五维度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时序加权平均算子法及空间统计分析法,对2009—2020年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各维度分指数的变化态势不尽相同,“绿色低碳”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最大,“创新发展”的贡献最小;珠三角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持续发展能力强,粤西和粤北次之,粤东最弱;城市空间关联模式以同质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珠三角,低—低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粤东西北;经济基础、技术创新、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是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最后,从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制定差异化发展规划和优化实施路径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数字经济成为当前重要经济形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数字经济发达的杭州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和标准差椭圆方法对数字企业的发展演变及其类型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合文献资料及社会调查探索其空间集聚机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经历了稳步发展、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三个阶段,数字企业呈现出城区集聚、郊区扩散及再集聚的演变特征,形成以主城区、滨江区、余杭区三大集聚区为枢纽点的网络结构。②各类数字企业选址与空间集聚表现出产业集群导向、土地成本导向、创新生态导向和数字技术导向的不同特征,并以数字技术应用业与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最为成熟,形成创新生态圈主导的空间集聚地域格局。③地方政府、企业组织、社会公众等动力主体共同推动了数字经济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包括产业政策引导与城市空间结构调整、龙头企业引领与创新网络发育、人口郊区化集聚以及创新人才汇聚,促使杭州数字经济全面发展。

随着现代高速交通运输体系的快速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竞合关系的日趋复杂,民航运输作为最为快捷的交通运输方式,在不同区域中所承担的功能及相对优势亟待科学辨识。文章采用客运区位熵,从客运结构视角探讨中国民航客运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民航客运区位熵整体呈上升趋势,具有民航客运相对优势的地区增多并逐渐由超大城市向偏远中小城市扩散,分值结构均衡化趋向初显。②民航机场整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格局,但随着中西部地区机场数量增加,民航客运区位熵呈伴有重心自东南向西北迁移的空间分布均衡化特点。③机场与区位条件、区域发展基础对民航客运区位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旅游业、机场等级等在交互作用后的解释效果呈明显的双因子增强,高速铁路与民航客运的竞合关系逐渐显现。

文章综合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工程韧性4个维度构建资源型城市韧性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4—2020年中国114个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对四类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差异特征与影响因素予以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四类资源型城市韧性的分维度指数具有相似分布,依次大小均为社会韧性、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其中再生型城市各维度均值处于领先地位,衰退型和成长型城市相对靠后。成长、成熟、衰退、再生型城市的绝对差异均呈稳步下降趋势。②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就区域内差异来看,资源型城市的区域内差异呈现“成熟型>再生型>衰退型>成长型”特征。就区域间差异来看,成长—再生型城市之间的区域间差异最大,成长—衰退型城市之间的区域间差异最小。③市场规模、科技投入、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以及环境规制均能显著影响中国资源型城市韧性水平,且作用强度存在异质性。

文章以第1~6批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和趋势,探究其旅游发展空间格局。并将其同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进行叠加分析,加强认识其旅游发展格局。利用相关性分析方法识别各影响因素与旅游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从而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传统村落分布格局由东南部集中分布逐渐向西北部扩散;②中国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程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③人口对其旅游发展的影响力最高,燃气覆盖率、道路网密度、整体风貌性、传统建筑规模、污水处理覆盖率、人均生产总值、住宿设施密度、餐饮设施密度均为强相关性;④过去“单村保护发展”的模式逐渐向“集群系统性保护发展”的方向发展,村村联动的规模效应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